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以下简称“保护科学”)已成为一个涉及社会-生态耦合系统的多学科融合、跨学科整合的典型领域^[1—2], 致力于识别社区、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不同尺度上的生物多样性威胁, 分析其对物种、人口和社区产生的潜在影响, 理解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权衡关系^[2—3]。由于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以及生态过程与管理尺度的异质性^[1], 这些问题既无法由不具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专业知识的社会科学家完全解决, 也难以由缺乏对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专业理解的生态学家来全面回答^[4]。因而, 面对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退化、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冲突加剧等全球性挑战愈加严峻的现实, 必须超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界, 开展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与实践^[5—11], 促进研究方法的深入融合与保护政策的有效制定。2021年8月, 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单位成立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咨询专家库, 为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提供专业指导、综合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撑, 具体包括：研究制定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制度, 监督自然保护地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内容的实施情况, 监督国家级自然保护地设立、晋(降)级、调整、整合和退出, 建设和管理国家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并监测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 实施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状况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 监督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强化、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整治和生态修复, 鉴定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损害并追究法律责任等, 拥有广阔的跨学科合作前景。与之不相匹配的是, 目前量性研究方法与基于社区参与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仍十分有限^[12], 将社会科学融入自然科学的尝试尚未成为保护科学研究的主流^[13—17], 原因在于保护科学跨学科合作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方法论、价值判断与假设、因果解释、学科偏见等一系列挑战与障碍^{[4, 7, 13, 17—19]}。如何克服上述现实困难, 实现保护科学跨学科知识协调生产, 便成为全面理解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之间复杂互动的关键。本文通过对国内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分类, 评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我国保护科学跨学科领域整合和发展的现状、趋势和面临的挑战, 识别出潜在的跨学科合作机会, 探索保护科学跨学科合作协调机制, 促进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有效整合。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20]对文献进行选取和清理(图 1)。在中国知网中检索“保护地”“保护区”“国家公园”等主题词, 检索范围限定在农业经济学、资源科学、地理学、生态学、管理与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中文核心期刊, 发表时间限定在2022年12月之前, 建立初始文献库(n=3894), 进一步剔除非上述期刊文献(n=77)。对于网络首发版本和正式发表版本并存的文献, 仅保留正式发表版本(n=3812)；剔除作者为空的文献(n=64)；对标题、摘要、关键词中均不含上述任一主题词的不相关文献予以剔除(n=2112), 得到1636篇文献并作为本文研究对象。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自然-人文生态系统保护, 本文从实践角度出发, 借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区委员会(IUCN-WCPA)提出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框架^[21](图 2), 从规划制定、规划执行和规划评估三个方面对上述文献进行归纳梳理。按照研究方法和所属学科进行系统分类(表 1—3), 并对文章主题进行提取整合。

2 我国保护科学研究的二元分割 2.1 我国保护科学研究综述 2.1.1 规划制定研究评述

规划制定包括保护背景和保护规划, 其中保护背景重点在于识别保护面临的威胁, 保护规划涉及保护地法律和政策、系统规划、设计和管理计划等^[21]。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外部因素(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火灾等)和人类活动(种养殖、环境污染、虫害、旅游、采矿、狩猎、修坝、放牧等)的一系列压力和威胁^[22]。对自然保护地的上述压力与风险进行了识别, 根据其影响程度、范围和时间进行排序^[22]。针对保护地气候变化等各类压力和风险开展细致评估^[23], 分析其对种群数量^[24]、物种空间分布^[25]、生境破碎度^[25]、生境脆弱性^[26]、生境质量^[27]的影响。而生物学和生态学者则偏好探讨外来物种的分布格局及其成因^[28—29]。此外,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两方面突出的矛盾：(1)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对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和生计资本的评估表明, 面临多重生计压力的传统农户往往缺乏替代性生计选择, 具有较高的生计脆弱性^[30—32]。保护地对自然资源利用的限制直接制约了社区产业发展, 剥夺了当地居民满足基本需求和贫困地区获得发展的机会^[33], 造成自然资源保护与居民生存权、发展权的矛盾^[34], 本质上是一种“环境剥夺”^[35], 违背了环境公平^[36]。(2)人兽冲突。地理学和生态学者分别利用宏观的高分遥感数据和微观的红外相机调查和动物粪便DNA分析, 对家畜与野生动物规模和生态位进行识别预测, 并对其适宜栖息地和重叠区域进行景观分析, 指出人兽冲突的成因与生成机理在于人类或家畜与野生动物生存空间和食物资源的竞争以及人类活动扰动^[37]。经济学家则更关注社区福祉, 利用保护地档案数据以及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 对野生动物肇事的经济损失与社区补偿意愿进行评估^[38—39], 但大多忽视了对人兽冲突引致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和健康成本等隐性成本的评估^[40]。人兽冲突研究的多主体性和复杂性使其有必要将生态学与经济学共同纳入研究视野开展跨学科研究^[37]。王一晴等^[41]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跨学科分析思路, 采用logistic回归构建野生动物袭击家畜的空间风险模型, 探究了人兽冲突的时空分布格局, 从生境和猎物角度分析其原因, 对野生动物肇事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受损农户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和对补偿的满意度进行了评估, 但本质上只是两个学科的拼接组装工作, 缺乏有效的沟通融合, 没有建立人与野生动物相互作用社会生态系统的跨学科系统性分析框架及冲突治理的多方利益群体参与机制。

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应兼具空间属性、建设属性和管理属性, 不仅要明确保护地四至边界、管控分区及用途管制, 还要制定长期重点建设项目和发展任务, 明确保护地的管理目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42]。生态地理学家致力于根据量化的保护目标为保护地规划选址提供参考依据。Margules & Pressey^[43]提出的系统保护规划(SCP)方法综合了目标物种、生态系统、生态过程多尺度生物多样性特征, 并且兼顾了保护地面积、连通性、边界长度以及保护地建立的经济和社会成本^[44—45], 因而在国内保护规划研究与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 保护网络体系优化研究基于脆弱性与不可替代性, 将高保护价值的空缺设计分为保护价值优先、抢救优先和经济避让优先的保护方案, 并通过比较保护对象在现有和优化后的保护网络中所占比重对保护效率或保护贡献进行评估^[45—46]；保护优先与保护空缺识别研究将气候-地貌分类单元和目标物种分布范围分别作为生态系统和物种层次的保护对象, 设定优化目标, 将基础设施等社会因素作为度量因子创建保护代价图层, 识别保护优先和保护空缺格局^[47—48], 还有部分研究将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集成起来以提高保护覆盖率^[49]。此外,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地理学(GAP)方法通过叠加物种数量和干扰强度的分布对保护空缺即保护关键区进行识别^[50]；多准则决策分析(MCDA)方法利用生物多样性指标和人为干扰因子对保护价值和保护成本进行衡量与叠加分析^[51]。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评估则通过综合考虑成本(包括生态补偿成本、管理机构改革成本和其他成本)、存在价值(包括地质地貌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历史遗迹保存与文化传统价值)和使用价值(包括游赏价值、科研价值、人居价值)对不同保护地优化整合方案进行比较^[52]。

在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战略指导下开展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及分区管控并非单一的自然科学问题, 需要权衡多方价值观和利益链进行多目标管理, 从而实现动态平衡^[53]。地理学者普遍通过计算核密度和地理集中指数, 或利用重叠关系模型对不同类型保护地的边界和区域进行空间叠置分析, 提出相应的保护地体系优化整合对策, 包括建立多类型保护地协调性基础与过程管理(FPM)评价模型实现分类、分级、分区差异化精细管控, 综合考虑重叠情况、服务功能、保护目标、保护强度、保护级别等对不同类型保护地进行类型整合, 并根据保护对象、管理目标等进行梳理调整和归类等^[54—55]。而最近的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系统功能分区研究通过纳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系统敏感性指标^[56—60], 逐渐表现出生态学与地理学相融合的跨学科趋势。例如, 马冰然等^[61]在构建功能分区指标体系时综合考虑了景观保护(包括观赏游憩、历史文化)、生态保育(包括不可替代性、生态脆弱性)和经济发展(包括农业、游憩、居住适宜性), 比传统保护地功能分区指标体系更为全面系统地刻画了功能分区依据。

相比之下, 我国关于自然保护地立法与制度体系研究较为滞后, 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之后, 相关研究才逐渐丰富起来, 相继探讨了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内部法律之间的整体性问题^[62]、自然保护地立法与环境法体系的兼容性问题^[63]以及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逻辑、互补需求与改革路径^[64]等。另一支文献采用案例研究、主题分析和系统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65], 从机构设置、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等角度考察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构建^[66—67]。

由于保护自然科学主要解决技术性而非制度性问题, 而保护社会科学则与之相反, 因而二者往往分别在制度体制规划和空间布局规划中缺位(表 1)。

2.1.2 规划执行研究评述

规划执行包括保护投入和保护过程, 其中保护投入包括资金、人员与技术等保障机制, 保护过程涉及政府、保护地管理机构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对保护地的管理方式等^[21]。已有研究利用方差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 分析了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性^[68], 发现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和事权划分机制、资金来源分散、财政资金投入不足、企业投资和社会捐赠的补充作用有限, 我国自然保护地资金保障机制仍有待完善^[69]。然而, 保护投入不足和低效归根到底是保护地管理体制的问题, 因此, 保护社会科学应在解决保护投入问题中发挥主要作用。

社区共同管理被认为是用于调和保护与发展矛盾的管理模式, 对于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加强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70]。保护社会科学家往往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案例研究等方法探讨社区参与和社区共管的机制与成效, 发现社区主导型资源共管通过认同机制、制度安排机制、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可以有效促进社区增收和资源保护、改善社区治理并提高社区生态意识^[71—72]。另外, 社区居民对保护地的认知和态度决定了保护地能否实现其管理目标^[73]。保护社会科学家遵循“认知-态度-参与”的行为逻辑, 运用认知、态度与行为量表以及描述性统计^{[38, 70]}、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74—75]、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76]、因子分析^[77—78]、主成分分析^[79]、结构方程模型^[78]、Logistic模型^{[39, 77]}、多元Logit模型^[80—81]等方法, 探究保护与发展、生态补偿、野生动物肇事、生态旅游、生计风险的认知、态度、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由于大多数生态学者并未系统掌握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少有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规范性和深入性存在不足。

与保护设计研究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有所专的情形不同, 保护投入与保护过程研究极少涉及自然科学参与, 几乎完全被社会科学垄断(表 2)。事实上, 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可以尝试与已有的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方法相融合, 从而更为全面地评估社区参与和社区共管成效。

2.1.3 规划评估研究评述

规划评估包括保护产出和保护结果, 其中保护产出体现了保护目标、工作项目和计划的落实程度, 具体包括管理项目和行动的实施情况以及服务和产品的产出情况, 但已有文献较少直接对其开展研究；保护结果涉及保护地生物、文化资源状况及其对当地社区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等^[21]。值得一提的是, 国内保护科学界关于保护有效性(或管理成效)与管理有效性(或保护成效)之间的关系如何尚未取得理论共识。杨道德等^[82]认为保护成效评估应从生态有效性和管理有效性两个方面入手；而在宋瑞玲等^[83]、王伟和李俊生^[84]看来, 二者是相互独立、地位平等的概念。这一矛盾更加迫切地要求保护科学开展跨学科整合以有效化解认识论分歧。

总的来看, 景观生态学家主要从生境、环境、景观三个方面入手评估保护有效性。(1)生境。已有研究利用适宜生境质心转移^[85]刻画生态用地格局变化^[86]和土地利用动态^[87], 利用InVEST模型^[88—89]、最大熵(MaxEnt)模型^[85]、层次分析法^[87]、生态系统质量指数^[90]等方法评估生境质量, 或基于红外相机和样线法收集的保护物种实体、粪便和痕迹等微观点位数据与宏观的光学遥感、雷达遥感数据及地形辅助数据, 利用最大熵(MaxEnt)模型^[91—92]评估生境适宜性, 以反映保护成效。(2)环境。已有研究普遍借助RS/GIS技术评估自然保护地的碳储量、碳密度、固碳率和固碳速率动态^[93—94], 或基于植被覆盖度(FVC)^[95—96]、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97—98]、植被指数(NDVI)^[99—100]等指标进行保护成效评估。最近的生态承载力研究通过将保护地功能空间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对应, 将生态承载力划分为资源空间承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活动承载力、社会心理承载力和游憩承载力, 构建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框架模型^[101—102]以及纳入生态系统关键功能、土地生产力、载畜规模、人口承载和监测预警五个模块的绿色承载力评价体系^[103], 超越了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传统生态承载力评价研究^[104—105], 从而呈现出多学科领域交叉的趋势^[106]。(3)景观。风景园林学者往往根据土地利用类型^[107]或景观类型和景观面积的动态变化以及景观转类指数、保护性景观质量指数、人工景观干扰指数、景观保护成效综合指数综合评估保护成效^[108]。也有研究综合运用上述各类指标^[109], 或构建涵盖生态系统宏观结构、生态系统质量、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的生态系统综合评估指标体系^[110]进行评估。杨道德等^[82]从代表性、适宜性、稀有性、多样性、完整性五个维度构建生态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 同时从管理对象、管理行动、管理保障和管理效果四个维度构建管理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 进而评估保护成效。

生态学家则从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的角度识别保护成效和保护空缺。(1)生物多样性。大量研究基于红外相机监测技术对自然保护地的物种多样性(包括物种组成、丰富度、相对多度、空间分布和凭证标本等)进行本底调查^[111—112]；种群多样性研究应用扩散系数、负二次指数、Cassie指数、丛生指数、平均拥挤度、聚块性指数和格林指数等聚集度指标分析种群空间分布格局^[113], 或采用种群径级结构分析种群年龄结构、编制种群静态生命表, 绘制存活曲线、死亡率和消失率曲线, 并采用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分析种群数量动态^[114—115]；Margalef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Simpson优势度指数等^[116—117]用于衡量群落多样性, 以反映保护成效。(2)生物量。已有研究基于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增强型植被指数(EVI)数据和野外实测样方, 地统计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半方差函数分析)^[118—119]、回归分析^[120—121]、乘幂模型^[122]、人工神经网络模型(BP网络模型和RBF网络模型)^[120]、遥感估算最优模型^[123—124]等方法和模型, 对土地、草原、森林、湿地保护区的生物量进行估算、分析其空间结构和空间格局, 从而评估保护成效。

经济学家从宏观成本效益计量和微观社区福祉两个角度评价保护结果。(1)保护成本效益计量。王昌海等学者率先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效益计量指标体系, 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和机会成本法对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产生的效益(包括经济、社会、生态和综合效益)和保护成本(包括直接、间接和机会保护成本)进行经济计量分析, 随后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的Mitchell分类方法对自然保护区群的成本承担者及效益分享者进行识别^[125], 并对综合效益与三类成本之间进行曲线拟合以预测综合效益^[126]。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研究普遍通过构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指标体系, 综合运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替代成本法、机会成本法、恢复成本法、成本参数法、造林成本法、制氧成本法、碳税法、防治费用法和旅行费用法、条件价值评估法(CVM)^[127]、Costanza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公式^[128]、专家打分法^[129]等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对生态系统的产品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等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估^[130—131]。(2)收入、贫困、生计与福祉。发展经济学者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方面刻画保护地周边农户的生计资本及其空间特征^{[34, 132]}, 计量保护政策和自然保护地对农户收入^[133—134]、多维贫困^[135—136]和非农就业^[137]的影响；也有研究另辟蹊径, 利用层次评价法和模糊评价法构建农户多维福祉指标体系, 比较其参与生态保护前后的福祉变化^[138], 分析生态系统供应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对其福祉的贡献^[139]。

保护目标完成度研究同样展现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割裂, 尤其是保护有效性仅仅停留在生态学意义的评估上, 而少有研究进一步考察其对社区福祉产生的影响, 从而使景观生态学和地理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表 3)。

2.2 各自为政还是相得益彰：保护科学研究的跨学科选择

从理论基础来看, 国内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缺乏理论共识, 某些基本概念在不同学科中得到了不同的解读, 极易引起误解和混乱, 不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整合。在缺乏理论共识的前提下, 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独立开展跨学科研究难免捉襟见肘, 面临“橘生淮北为枳”的困境, 制造出诸多阻碍跨学科理解的壁垒。Martin指出, 自然科学家在进行环境社会研究时通常面临文献失察、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经验不足、缺乏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的培训、结果报告不全面四个问题^[140]。因此, 保护社会科学家介入的严重不足, 以及保护自然科学家在从事保护社会科学研究时的非专业性, 不利于保护科学的全面发展、保护工作的全面展开。

从研究内容来看, 国内保护科学研究大体呈现出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独立、缺乏融合协作的割裂局面, 本质上体现了保护科学研究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割裂。尽管保护科学界目前在诸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等保护结果方面已做了一些有益的跨学科尝试, 但尚未建立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系统的跨学科合作框架, 也未建立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内部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分析框架。如何缓解保护地与社区之间的矛盾冲突, 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成为保护科学不得不回答的现实问题。保护自然科学家大多从理想主义出发, 强调以生态保护为核心, 客观上有利于设立一个高标准的理想保护地体系, 但由于缺乏保护社会科学的嵌入最终导致保护地管理目标在现实的制度规制下难以实现：例如, 部分保护地内存在长期生产生活于此并且高度依赖自然资源使用的原住民, 而我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核心区内禁止人类活动, 若严格按照理想标准执行, 往往导致保护地管理机构与当地社区之间产生严重冲突；同时保护地处于条块分割的治理体系中, 跨部门协调与地方保护主义问题长期存在^{[36, 141]}。而保护社会科学强调“以人为本”, 关注人类社会的福祉, 但在此过程中由于缺乏保护自然科学的支撑, 容易落入主观主义的陷阱, 例如有学者指出, 支付意愿和条件价值评估等实证主义方法无法充分理解人类—环境行动^[142]以及“人类推理和选择的主观本质”^[19]。因此, 保护自然科学家和保护社会科学家之间合作沟通不足必然导致保护科学领域研究的破碎化。例如, 生态、环境与资源科学者试图从生态或资源承载力的角度解决保护与发展失衡的问题^{[105, 143—145]}；政治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研究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与适应性以及“以人为本”的自然保护理念, 在“堡垒式”保护向社区保护转变的过程中寻求景观和局地尺度的“保护兼容”^[146]；发展经济学者则认为, 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加强农户就业技能培训、促进社区参与保护管理等方式推动社区生计的非农转型, 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可以有效降低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协调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31, 147—148]}。尽管上述关于保护地管理的见解均表现出鲜明的学科特色, 但不相协调, 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兼容性, 分散了保护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 阻碍了我国保护科学有效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跨学科框架尝试是李树茁等^[33]提出的多层次、多尺度、多元治理主体的保护、发展与福祉问题研究框架, 强调学术研究揭示政策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推动成果转化和政策创新的中介作用, 本质上是基于“政策分析—学术研究—治理干预”过程和公共政策创新之轮构建的, 而并未体现出不同学科是如何跨越学科边界进行融合互动、参与跨学科知识生产的。

因此, 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元分割构成了我国保护科学研究的基本事实。只有将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结合起来, 甚至让保护社会科学成为保护科学理论与实践中的主流^[149], 才能有效兼顾生态保护和发展, 实现保护和发展的平衡。

3 保护科学跨学科整合的机制与路径 3.1 保护科学跨学科整合的广阔前景

Massarella等^[150]总结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型的三个方向：一是“自然主义”范式^[151], 强调生态保护与人类发展相互独立, 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增加严格保护区, 本质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二分法, 具有过度保护的倾向；二是体现了“人类世”和“新自然保护主义”思想的“主宰”范式^[151], 主张超越纯粹的自然主义观念, 回归到人类与自然以动态形态共存的“后野蛮(post-wild)”世界中来^[152—153], 更加关注人类作为自然的受益者和管理者, 因而保护目标与发展目标相互交织^[154]；三是追求正义的转型, 即转型与追求环境正义相结合^[155], 旨在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156]。国内目前的保护科学研究实际上仍属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研究而非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研究^[157], 根源就在于保护自然科学家大多基于纯粹的“自然主义”范式研究生态系统的变迁规律, 而保护社会科学家则走向另一端——着眼于人类福祉以寻求更好保护。然而, 人类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某项生态系统服务可以同时影响人类多维福祉, 而单一维度的人类福祉又来源于多项生态系统服务^[158]。单纯依靠保护自然科学难免使保护囿于侵蚀社区生计和福祉的传统实践^[156], 难以从根本上化解保护与发展的内在矛盾。因而, 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必要在研究方法、数据和理论模型等方面进行深刻整合。Polasky & Segerson指出, 生态学和经济学在主题焦点、组织系统、代理人及其互动、典型行为假设、动力和规范框架等方面拥有天然相似的学科话语体系, 这极大地降低了生态学和经济学沟通整合的成本^[159], 使其具备跨学科整合的独特优势。因此, 保护科学进行跨学科合作拥有巨大潜力^[160]。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由社会、政治、经济和制度等一系列因素共同驱动^[160—161], 并且生物多样性保护已从聚焦的自然科学向更为综合的“元学科(meta-discipline)”转变^{[142, 162]}, 因而保护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跨学科努力得到了众多国外学者的支持^{[5—11, 161]}。Apostolopoulou等指出, 国外新自由主义保护研究以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为基础, 通过借鉴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实现跨学科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跨学科领域是政治生态学、发展研究和社会环境科学^[12]。以自然保护地制度变迁的政治生态学研究为例, 相关理论视角较为丰富^[65], 综合运用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尤其是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163—166]、诺斯制度变迁理论^[167]、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164]对自然保护地进行历史-制度分析；此外, 政府职能理论^[168—169]、福柯治理术理论^[170]、善治理论^[171]和韦伯层级官僚制理论^[172]等也广泛应用于自然保护地治理权力划分研究。与之相仿, 何思源等结合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环境权利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意义认知理论, 利用话语分析探究了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制度如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塑造社区资源禀赋和环境权利从而影响生态系统, 并构建了促进保护地社区资源利用与保护目标协调的社会情境分析工具, 有助于推动政策目标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区福利双赢^[173]。治理、管理、权力理论中丰富的理论视角为保护科学内部跨学科整合提供了巨大空间。

保护科学跨学科合作不仅有利于消除概念的误解隔阂, 赋予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同一话语体系内沟通交流的机会, 而且提供了生态系统的监测基础^[161], 从而激发创新的见解和保护方案^[174]。保护社会科学不仅可以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175—177], 批判性地探讨人类和环境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发展和实施保护方案的权力结构, 而且可以支持和催化人类对环境变化做出“变革性反应”^{[150, 178]}。批判社会科学家强调, 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批判性观点之间的深入融合将推动保护科学转型多元化和政治化进程, 并为根本转型奠定基础^{[150, 179—180]}。

3.2 保护科学如何开展跨学科合作：机制与路径

协调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起保护自然科学中的监测指标(包括物理化学指标、土地覆盖/利用数据、物种信息等)与保护社会科学中的指标(如农户收入、生计等社会经济、人口统计学指标等)之间的联系^[181], 实现生态系统领域数据向人类福祉领域数据的转换^[158], 构建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沟通的桥梁。本文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 将自然保护地与社区组成的相互耦合的社会-生态系统(SES)作为核心, 将政府、自然保护地及其管理机构、社区等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纳入治理与管理层, 将保护科学各学科分配到学科层与其一一对应, 并识别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与跨学科整合的可能机会, 构建了基于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的保护科学跨学科整合框架(图 3), 旨在为保护科学开展跨学科合作提供理论指导, 采取更为综合的保护目标和保护手段。该框架考虑到了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非线性、多样性、多稳态、循环性的特点, 同时涵盖了Bennett等所提到的保护社会科学关注的三个焦点：社会现象(治理、政治与权力、政策与立法、人口、社会经济等)、社会过程(政府决策、管理机构与社区共同管理、宣传教育、社区发展等)与个体属性(价值观与信念、知识、感知与偏好、行为等)^[182]。

一方面, 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等保护有效性评估研究需要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风景园林学、野生动植物保护学、生态哲学、环境人文学等学科的深度融合, 通过向政府和管理机构反馈保护成效, 为保护政策制定者提供生态系统层面的政策依据, 推动自然保护地制度变迁与管理体制改革。在技术层面, 基因组学技术可以实现物种快速鉴定、保护地生物本底信息建立和物种多样性变化监测；3S技术的广泛运用为保护科学跨学科整合提供了便利, 其中, 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通过评估保护地内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动态进而评估人类活动或气候变化等对生境的影响, 全球定位系统(GPS)可以获取迁徙物种的栖息地利用信息, 识别保护热点和保护空缺^[83]。另一方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社会学以及社区发展、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环境心理学等学科可以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尺度全面刻画保护成本与效益, 为保护政策制定者提供社区福祉层面的政策依据, 从而实现自然保护地的自组织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提高生态系统的韧性；公共管理学、管理哲学等学科在社区共管过程中的渗透有利于探索适应性的社会权力分配与行为决策机制^[183], 实现有效治理和管理。

4 结论

国内保护科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独立、二元分割的局面。尽管部分学者已经做了一些跨学科的有益尝试, 但研究内容的整体性、系统性、兼容性、深入性仍显不足, 研究方法也稍欠规范。依靠单一的保护自然科学或保护社会科学难以从根本上化解保护与发展的内在矛盾, 容易使保护科学落入理想主义与主观主义的陷阱：保护自然科学家在从事保护社会科学研究时对现实制度框架的忽略, 往往使其提出的保护政策和行动偏向理想主义, 阻碍保护科学跨学科知识生产；保护社会科学家由于缺少保护自然科学模型和工具的支撑, 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数据的利用有限, 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 不利于保护科学知识进步。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保护科学研究上的分歧以及缺乏有效整合使其难以为保护政策制定提供综合系统的决策参考, 阻碍保护科学有效服务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保护与发展的权衡本质上体现了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 协调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需要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数据和理论模型等方面的深刻整合。为此, 本文基于自然保护地治理与管理过程, 构建了多主体、多视角、多尺度的保护科学跨学科整合框架, 强调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渗透以及内部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有助于促进保护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沟通以及保护科学共同话语的形成,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现自然保护地的自组织自适应管理以及社会与生态的耦合协调发展。当然, 未来保护科学全景的描绘有赖于保护自然科学家和保护社会科学家孜孜不倦的跨学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