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寻求可持续发展, 中国全面建设生态文明, 建立生态文明理论体系, 推进生态文明实践。国家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构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2]。2007年批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 2016年开始, 先后在福建、江西、贵州和海南四省开展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3—5], 2021年设立第五批、100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6], 支持和规范副省级城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7]。希望通过生态文明试点、试验区和示范区建设, 形成“示范省—示范市—示范县—示范乡镇—示范村—工业示范园区”的生态示范建设体系, 通过示范和引领, 辐射我国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8]。

各地区在吸收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经验、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夏四友^[9]、耿静^[10]和向欣^[11]等研究结果表明, 浙江省、海南省和江苏省省内各市(县、乡镇)的生态文明建设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李巍等发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差异是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差异性的表现之一^[12]。沈光回顾6240项相关研究发现推进各省(市县)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必须要充分考虑期间的差异化性, 需要把区域差异化研究作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13]。赵其国等研究表明, 我国各省市县区经济发展、社会特征、文化氛围、生态环境基础等存在巨大差异^[14], 因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要统筹经济转型、科技创新、意识提升和法规完善等因素, 应对区域差异化问题。

我国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必须要考虑区域差异性, 因此, 科学量化区域差异性就成为了研究的热点之一。关于生态文明区域差异化性质的研究指出这是“有度差异”^[15—16]。通过借鉴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指标, 考虑指标权重^[17—18], 已有研究对国家、省域、特定类型城市等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评价, 评价发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在不同维度存在差异化, 例如机制政策建设和文化宣传教育等^[19]; 省级生态文明建设也表现出各维度的不同, 例如对青海省从环境-经济质量-社会进步三个维度开展的生态文明评价发现社会进步方面远超过另外两个方面^[20]; 而对黄河流域9省份2012—2018年间开展的区域尺度的生态文明评价发现, 生态、经济、社会三个维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的山东、山西和内蒙古三个省份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协调度更高^[21]; 对于特大型城市武汉, 从生态环境健康度、资源环境消耗强度、环境污染治理效果和居民生活宜居度四方面反映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来看, 只有生态环境健康度达到各指标国家预期的目标值, 而资源环境消耗、环境污染治理效果和居民生活宜居三个方面则都没有达到目标要求^[22]。已有评价使用了双基准渐进法^[23]、综合评估法^[24]、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评估方法^[25]、改进Topsis法^[26]、AHP-Fuzzy模型^[27]、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28]等已有研究探究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因素和建设路径, 提出经济、工业、能源资源和环境等是重要影响因素^[29—30], 提出了提高城市资源和环境承载力^[31]、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32]、改善绩效^[33]、增加公众参与意识^[34]等路径与实践方案。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量化了生态文明的区域差异化, 提出的差异化策略对于具体地区开展实践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已有研究表明, (1)生态文明区域差异化能够充分反映不同地区的基础资源和环境禀赋、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的差异, 各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各自的基础条件, 借鉴示范经验, 才能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 (2)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是生态文明评价的基础, 绿色发展、可持续性以及不同阶段国家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被证明是评价生态文明的可用指标; (3)我国生态文明的时间序列评价, 以及包括各省份表现出的空间差异性评价不足, 从而导致缺乏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过程以及区域差异的空间认识, 影响差异化策略的制定。

鉴于此, 本文提出构建生态文明区域差异化研究方法体系, 尝试从时空角度认识我国以及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特征和差异化特征, 以为各地区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提供支持。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本文吸纳已有研究成果, 建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五维度生态文明指数评价体系, 建立发展特征、建设能力和发展潜势区域差异化分析方法, 评估我国及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统计数据未包含港澳台)的生态文明建设时空特征和区域差异, 研究结果能够为生态文明评估提供方法补充, 为我国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数据和结果支持。

1 生态文明区域差异化

区域差异是指区域间在统一划分标准的前提下存在的不同, 一般有地理差异、资源差异、市场差异和文化差异等多种类型^[35]。我国历来强调差异化环境管理, “十一五”阶段提出“分类指导, 突出重点, 因地制宜, 分区规划”, “十二五”提出“有差别”的同行业和地区环境政策, “十三五”提出精细化管理, “实施差异化管理, 分区分类管控, 分级分项施策”^[36], “十四五”提出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 在整体发展的基础上兼顾地方实际情况^[37]。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全面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建设, 但在建设实践中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特征。例如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福建省建设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示范基地, 重点在国土空间科学开发、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等方面做出示范与先导; 江西省重点探索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绿色产业构建、生态环保管理制度完善以及生态扶贫发展; 贵州探索建设绿色屏障、生态文明法律法规和生态文明国际交流合作机制; 海南省践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发展陆海统筹, 探索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和发展清洁能源^[3—5]。在未来我国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 希望吸收这些试验区和示范区的示范和引领经验, 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基础条件和特征, 有差异地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全面进步。

1.1 生态文明区域差异化研究框架

生态文明区域差异化表现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进展、时空特征、建设能力和发展潜势的差异。本文构建生态文明区域差异化研究的框架, 提出基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五维度生态文明指数方法, 筛选具体指标为生态文明差异化提供评价工具; 通过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时空变化差异, 揭示不同区域从生态文明建设前期、开始阶段、建设阶段、成果阶段的时间序列变化, 以及不同区域的空间差异特征, 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趋势与经济发展的关联特征, 时间序列差异通过典型年揭示不同阶段的生态文明指数变化, 空间差异是观察相同时间内不同地区的生态文明水平发展分级与等级分布情况;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差异, 揭示不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速度以及加速度的区别; 基于不同区域以往生态文明建设速度, 达到目标差距值表示距离, 利用达到预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所需要的时间来评估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潜势; 通过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统计数据未包含港澳台)的分析实践, 全面掌握我国不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进展、时空差异、建设能力差异和发展潜势差异(图 1)。

1.2 生态文明区域差异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2.1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与“五位一体”建设要求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要求从文明进步的新高度认识和解决资源环境等问题, 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等领域全方位审视和应对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方面的严峻挑战, 致力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和谐, 为增强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更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论指导。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 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欧阳志云等提出, 生态文明建设反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自然与社会中的表现^[38], 赵景柱等学者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核心, 推进环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39—41], 实现可持续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同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1]。《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从发展生态经济、加强环保建设、倡导生态社会, 建立生态文化体系和健全生态环保机制与政策等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42],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再次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43]。

在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 国家明确围绕“五位一体”全面推进。2013年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提出在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制度和生态文化五方面创建示范市县。2016年在统一规范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明确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同时综合考虑各地基础和区域差异性。2019年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提出依据生态制度、生态经济、生态生活、生态文化和生态安全及生态空间等方面推动建设。

1.2.2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评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上一年度生态文明建设进展总体情况, 引导各地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工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评价按照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实施, 主要评估各地区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公众满意程度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和动态进展, 生成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44]。

在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研究中, 已有研究提出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和协调程度4个维度省域生态文明水平评价方法^[45], 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和绿色生活5维度评价方法^[9], 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3维度评价方法^[46], 生态制度、生态经济、生态社会和生态环境4维度评价方法^[32], 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灾害预警和人为活动3维度评价^[47], 国土空间优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3维度评价^[12], 生态环境友好、社会经济和谐、体制机制完善和公众意识觉悟4维度评价方法^[41], 国土空间优化、资源环境友好、经济社会和谐和制度保障健全4维度评价方法^[48]。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办法”为各地区从绿色发展角度评价生态文明建设进展提供了基本依据, 能够充分反映各地区自身的绿色发展特征, 有利于制定各地区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 研究中采用的评价聚焦在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几个维度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方法, 能够在关注的维度反映案例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某些方面的水平, 但是显然无法全面反映国家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因此, 有研究者提出从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生态环境文明、生态文化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5方面开展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49], 也有研究者更进一步, 提出从生态资源和质量本色、生态经济发展、生态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精神文化和生态制度保障6方面评价省域生态文明^[50]。

为支持本研究量化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进展、时空特征、建设能力和发展潜势差异的目标, 充分考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对各地绿色发展指数(提出“绿色发展指数”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两套指标, 相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的基础考核, “绿色发展指数”更为全面)的评估, 以及已有研究对各维度评价的探索, 本研究提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五维度”评价, 充分借鉴绿色发展指数指标的生态文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1.2.3 生态文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共计选取五维度38个指标, 其中社会维度8个指标, 经济维度10个指标, 生态维度10个指标, 政治维度4个指标, 文化维度6个指标。

(1) 社会维度指标。十四五规划提出,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分配结构明显改善,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 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 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51]。《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从基本公共服务、卫生健康保障和乡村基础建设对社会维度进行考核, 选用建成区绿色覆盖率、每万人口公共交通客运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和污水集中处理率、农村自来水和卫生厕所普及率等指标。周宏春等构建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时, 主要聚焦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保障和就业三个方面, 选用城市用水和燃气普及率、饮用水中有害化学物含量、失业率等指标^[52]。李巍等对31个省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时, 选择基本公共服务、卫生健康保障和人口密集程度三个方面, 选择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率、人口密度等指标评价社会维度^[12]。白杨等开展国家尺度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从基本公共服务、家庭富足程度和基础建设水平三个方面, 选择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恩格尔系数和城市生命线完好率等指标^[41]。综合十四五规划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以及以往研究经验, 社会维度本文选择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卫生健康保障3个方面的城市燃气普及率、污水集中处理率、建成区绿色覆盖率等8个指标。

(2) 经济维度指标。十四五规划提出, 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增长潜力充分发挥, 国内市场更加强大, 经济结构更加优化, 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农业基础更加稳固, 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51]。《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办法》从居民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发展、能源消费水平、环境治理投资5方面对经济维度进行考核, 选择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能源消费总量、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等指标。李艳芳等评价副省级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从居民消费水平、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消费水平三方面, 选择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单位GDP能耗等指标^[53]。白杨等在构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 从能源消费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两方面, 选择单位GDP水耗、工业用地产出率等指标^[41]。夏四友等在分析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空间特征时从能源消费水平、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发展三方面选择能源消费总量、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绿色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指标^[9]。综合十四五规划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以及已有研究经验, 本文选取居民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水平和环境治理投资4方面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等10个指标。

(3) 政治维度指标。十四五规划提出,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 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 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 政府作用更好发挥, 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 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 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 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迈出重大步伐^[51]。《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办法》未涉及该维度。张国兴等评价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政治维度考虑政府环境维护支出, 选择防洪投入占比、环保支出占比等指标。李艳芳等评价副省级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政治维度从政府资源管理、政府治理效力方面选择绿色采购占比、生态绩效评估等指标^[53]。熊曦等评价先行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从环境维护支出方面选择环保维护与保护资金支出等指标^[32]。综合十四五规划目标以及已有研究经验, 本文选择政府资源管理和环境维护支出2方面的资源税、地方财政环保支出占比等4个指标。

(4) 文化维度指标。十四五规划提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51]。《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办法》未涉及该维度。《国家生态文明试点示范区指标》在该维度从文化教育课程建设、文化教育支出、文化教育基础建设3方面, 选择生态环境教育课时比例、环保公益活动支出占比、生态文明知识普及率等指标。熊曦等评价先行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从文化教育基础方面选择生态文明知识普及率指标^[32]。王会等评价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时, 从公民文化教育程度、文化教育基础建设和文明意识水平3方面选择受教育率、生态环境知识普及率、环保组织和志愿者注册人数占比等指标^[54]。夏四友等评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时, 从文化教育支出方面选择教育经费占比作为评价指标^[33]。综合十四五规划目标以及已有指标选择经验, 本文选择公民文化教育程度、文化教育基础建设和文化教育支出3方面的受教育率、高等教育院校绿化用地面积占比、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比例等6个指标。

(5) 生态维度指标。十四五规划提出,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 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51]。《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办法》从国土空间布局、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资源节约利用、主要污染物排放、人居环境质量、生态安全6方面, 选取森林覆盖率、公共机构人均能耗降低率、农田耕地水有效利用系数、氨氮排放总量减少、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天数占比、年度环境紧急情况次数等指标。李巍等对省域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从国土空间布局、资源集约利用、主要污染物排放、人居环境质量、农业绿色生产5方面, 选取森林覆盖率、可再生能源配额、废水氨氮排放量、自然保护区占辖区比重、农药和化肥使用强度等指标^[12]。李艳芳等评价副省级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从国土空间布局、人居环境质量、资源利用效率3方面, 选择人均淡水资源量、空气质量指数为优良的天数占比、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等指标^[53]。夏四友等分析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空间特征时, 从国土空间布局、资源节约利用、主要污染物排放、人居环境质量4方面, 选取森林覆盖率、可再生能源生产量、氨氮排放总量减少、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等指标评价^[9]。综合十四五规划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办法》以及以往研究, 本文选择国土空间布局、绿色生活方式、人居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4方面的人均用水量、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天数占比、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年度环境紧急情况等10个指标。

指标目标值主要来源于各地区发展设置的具体目标(表 1)。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说明

根据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历程, 2008年开始生态文明试点, 2010年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2015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2017年创建示范区, 2019年建设示范区市县, 也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年, 因此, 选取2005、2010、2015、2019作为典型年, 分别反映生态文明建设前期、开始阶段、建设阶段、成果阶段的情况。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等统计数据以及国家相关政府网站。

2.2 计算方法

采用数据目标值比值方法对具体指标层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为反映各维度各指标的实际影响, 假设所有指标的权重相同。综合五维度评价值得到生态文明指数, 分析我国31个省份生态文明建设的时空差异、建设能力差异和发展潜势差异, 以反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差异化程度。

2.2.1 数据标准化

采用目标值比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1)

式中, Y_ij和y_ij为i个省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和原值, GV(y_ij)为第i个省第j个指标的目标值。

2.2.2 生态文明指数

(1) 生态文明指数

反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2)

其中, 式中, X_i为i省的生态文明指数, x_iS、x_iE、x_iP、x_iC、x_iECO分别为该省的社会维度、经济维度、政治维度、文化维度和生态维度指数值。

各维度指数由各维度指标计算获得, 具体公式如下：

(3)

其中, x_i为i省的某个维度指数值, Y_in为该维度第n个的指标的标准化值。

(2) 生态文明发展速度与加速度

不同省份生态文明建设的快慢存在差异, 本文提出生态文明发展速度的概念以反映这种差异。具体公式如下：

(4)

式中, V_i为i省的生态文明发展速度, X_ib为该省后一个典型年的生态文明指数, X_ia为该省前一个典型年的生态文明指数。

进一步提出发展加速度概念, 反映各省份每个阶段相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前的原始阶段的变化能力, 具体公式如下：

(5)

式中, ΔV_i为i省的生态文明发展加速度, X_ib为i省后面阶段典型年的生态文明指数, X_i2005为该省2005年的生态文明指数。

(3) 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潜势

提出潜势概念, 反映各省份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未来预期, 通过假设生态文明指数中各指标的目标代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假设持续当前建设速度下的达标时间来估计。

(6)

式中, t_f为预测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时间, L_i2019为2019年i省生态文明建设差距值, 该值基于选取的生态文明指数中各指标的省预设目标值(见表 1), v_i2019为2019年i省生态文明建设速度。

(4) 生态文明建设评级

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评级, 反映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对排名变化。各省份按照生态文明指数排名, 划分3个等级, 其中领先(Ⅰ级)为排名1—10位省份, 一般(Ⅱ级)为排名11—26位省份, 落后(Ⅲ级)为排名27—31为省份。

2.3 评价结果 2.3.1 典型年时间序列变化

如图 2所示, 2005、2010、2015和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统计数据未包含港澳台)的生态文明指数表明, 从2005年到2019年, 所有省份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了明显进步, 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和过程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生态文明指数整体水平持续增长, 各省份整体平均值增加了64.2%, 但是增长速度呈现先快后慢的特点。2005年, 各省份生态文明指数从6.41到22.04不等, 平均值为16.25;2010年, 各省生态文明指数从9.04到27.29不等, 平均值为19.71, 较2005年增加了21.3%;2015年, 各省生态文明指数从11.40到36.18不等, 平均值为24.25, 较2010年增加了23%;2019年, 各省生态文明指数从15.09到39.27不等, 平均值为26.68, 较2015年增长了10%。2015年到2019年生态文明指数平均增速远小于前两个阶段, 呈现放缓特征。从2005年到2019年, 各年间排名靠前的省份与排名落后省份的差距较为明显, 且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差距持续增加。河北、上海、山东、四川、广东、陕西等省份生态文明指数持续提升, 为生态文明指数较好的省份, 而内蒙古、吉林、海南、西藏、宁夏等省份生态文明指数则有待提高。在建设过程中, 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贵州、宁夏等省份出现了个别典型年相对于前一个典型年生态文明指数下降的情况。

2.3.2 空间差异分析

由图 3可知, 我国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进程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2005、2010、2015、2019年各区域生态文明指数表明, 生态文明建设前期、初期、建设阶段以及经过建设后的当前阶段, 都呈现出东部地区好于西部地区、南部地区好于北部地区的特征。经过生态文明建设, 各区域均呈现改善的特征。2005年我国大部分地区指数较低, 生态文明总体水平偏低(15—19分), 东部地区生态文明指数高于其它各地, 其中仅有上海市生态文明指数达到23.77分; 2010年生态文明指数达到21分以上的省份显著增加, 东部大部分省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21分, 而西部大部分省份生态文明指数仍然在17分以下; 2015年各省生态文明指数绿色面积逐渐扩大的同时, 颜色逐渐变深, 橙色和黄色区域仅集中在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 东部各省的生态文明指数保持领先; 截止2019年, 生态文明指数高的省份逐渐增加, 31个省份的生态文明指数均有所提升, 约80%省份的生态文明指数在24分及以上, 但西藏、宁夏等省份仍然为生态文明指数较低水平(16分以下), 新疆生态文明指数为19.59(图 3)。

各省生态文明指数的高低按照颜色区分, 颜色越红代表该省生态文明指数越低, 绿色越深代表生态文明指数越高, 灰色代表无。图中①代表生态文明指数始终增长省份; ②代表生态文明指数先增长后下降省份; ③代表生态文明指数先下降后增长省份。

按照中国地理区划将31个省份划分为华北地区(京、津、冀、晋、内蒙古)、东北地区(辽、吉、黑)、华东地区(沪、苏、浙、赣、闽、皖、鲁)、中南地区(豫、鄂、湘、粤、桂、琼)、西南地区(渝、川、黔、滇、藏)、西北地区(陕、甘、青、宁、新)六个地区, 观察各典型年六个地区各省份生态文明指数等级变化。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省份近一半及以上达到领先(Ⅰ级)水平, 整体生态文明等级领先于其他地区; 华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大部分省份在一般(Ⅱ级)及以上等级; 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省份基本处于一般(Ⅱ级)和落后(Ⅲ级)水平, 2005年分别只有1个省份曾经达到领先(Ⅰ级)水平, 落后较大。从时间序列变化看, 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领先(Ⅰ级)省份数量从2005年的2个分别增加到2010年的4个和3个, 2015年和2019年保持稳定, 华北地区由2005年4个领先(Ⅰ级)省份数量减少到2019年2个。一般(Ⅱ级)省份稳定且平均分布在6个地区, 2019年落后(Ⅲ级)省份大部分集中在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表 2)。

从各级别省份分布的各时段特征变化来看, 2005年领先省份集中在华北地区(4个)、华东地区(2个)和中南地区(2个), 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各有1个领先省份, 落后(Ⅲ级)省份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2个)和西北地区(2个), 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各1个落后省份; 2010年, 华东地区进步明显, 领先省份数量增加到4个, 中南地区领先省份数量增加到3个, 而华北地区领先省份数量减少到2个, 显著退步, 西北地区的青海直接从领先(Ⅰ级)等级退步到落后(Ⅲ级)等级; 2015年, 西南地区领先省份数量增加1个, 华北地区领先省份数量再次减少1个, 其他地区保持稳定; 2019年, 华北地区消除落后等级省份, 分别新增领先和一般等级省份数量1个, 有明显进步, 中南地区和华东地区保持稳定, 西北地区新增一般省份数量1个, 有小幅进步, 而西南地区减少领先省份数量1个, 东北地区一般省份数量减少2个, 存在退步(图 4)。

2.3.3 与经济发展关联分析

“十四五”规划提出实现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其中经济发展是重要组成部分, 已有研究指出经济影响人与自然协调度,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产生重要影响^[55—56]。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研究表明, 生态文明水平的提升与各系统间协调密切相关,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协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向好^[57]。然而也存在生态良好地区GDP落后而污染相对严重区域GDP排名反而靠前的现象^[58]。本文用人均地区GDP作为反映各省份经济特征的指标, 分析各典型年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从图 5可以看出, 整体上, 各典型年31个省份的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指数都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各省份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 生态文明指数同步提高。但是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文明指数在各阶段逐步共同提高的同时, 整体呈现出显著的由紧凑向宽松分布变化的特点(紫色到红色到橙色再到蓝色分布的变化), 说明随着典型年的变化, 各省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指数之间关联的差距在加大。图 5中的回归曲线也表明, 从2005年, 到2010年, 到2015年, 再到2019年, 经济发展对生态文明指数的贡献程度在依次下降(倾斜逐渐平缓)。

2.3.4 发展速度与加速度差异分析

如图 6所示, 总体上, 我国各区域生态文明发展速度不断提升, 2019年最高, 2015年次之, 2010年最低。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到, 由2015年到2019年的速度提升, 已经远远赶不上2010年到2015年的速度提升, 甚至2019年很多省份的速度都接近于或者小于2015年, 例如天津、山西、辽宁、吉林、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等省份。此外, 也有少部分省份的发展速度出现负增长, 后又转为正向增长的情况, 例如青海、宁夏和新疆, 而内蒙古则在2015年出现了速度的大幅下降。

从图 7可以看出, 相对于2005年, 大部分省份的生态文明发展加速度2010年与2015年相当, 都增长最快, 而2019年下降非常明显, 可见, 生态文明建设初期和快速发展阶段, 各省份提速最快, 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这种加速发展趋势会放缓, 各省份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愈加困难。而内蒙古在2015年生态文明发展加速度急剧下降, 到2019年又急速提升, 天津、江苏、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省份2019年加速度急剧下降的现象, 以及河北、辽宁、西藏、青海、新疆等省份2015年加速度急剧上升的现象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值得深入探讨。

2.3.5 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潜势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是中国各区域实现持续发展的过程, 因此, 从宏观目标来说,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需要相当长时间实现。本文为了分析不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实现的潜力, 假设以选取的生态文明指数中的具体指标的目标值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通过分析各区域达到该假定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时间, 来分析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潜势。此外, 假设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速度为2019年的生态文明建设速度, 显然通过前边的分析可知, 各省份的生态文明建设速度是动态变化的, 但是为了简化分析, 本文假定各省份的未来到达标阶段生态文明建设速度维持2019年的速度不变。

如图 8所示, 我国约70%的省份距离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仍然存在差距, 其中, 西藏、宁夏、海南、新疆和吉林等省份距离目标所需时间最长, 而大部分省份距离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不足一年, 约30%的省份已经达到现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如上海、江苏、浙江等。

3 讨论 3.1 区域发展时空变化差异

我国31个省份典型年的生态文明指数时间序列变化分析表明,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省份生态文明指数均有提升,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在稳定保持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有已有研究在评价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时得到同样的结论, 说明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步是稳定且持续的, 同时已有研究在分析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时发现进步源于环保政策、绿色发展和绿色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重视和改变^{[45, 57, 59]}。同时, 各省份间生态文明指数存在明显差异, 并且随着典型年的时间序列变化, 这种差距在持续增大。已有研究指出, 我国生态文明水平在区域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且差异随着时间增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各区域发展基础的差异, 另一方面是各区域生态管理能力和治理修复能力的不同^[60—61]。各省份生态文明指数尽管大体保持增长, 但是增长幅度在逐渐缩小, 甚至出现小幅负增长, 这说明, 随着进程的逐步深入, 生态文明建设会表现出先易后难的趋势, 这一规律对我国制定分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策略具有指导意义, 特别是当生态文明建设初期效果明显的情况下, 必须要科学研究后续挑战和发展潜势, 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和足够的科技、金融和制度支持。

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分析表明, 我国东部地区的生态文明水平高于西部地区, 南部地区高于北部地区。已有研究提出, 我国生态文明水平相对较高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 而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原因在于, 东部经济、技术和政策的优势支撑此类省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领先^[60]。也有已有研究指出区域间的能源问题和资源环境问题差异造成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化表现, 并影响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协调性, 最终导致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差异化^[61—62]。

基于人均GDP的经济指数与生态文明指数的关联分析结果支持这一结论, 各典型年的经济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特征。各省份在人均GDP和生态文明指数关联性呈现出从聚集到离散的特征, 表明随着经济发展, 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效果并不相同。这一现象对我国各省份以及整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价值, 一方面, 必须要制定差异化的生态文明建设路线图和实施方案, 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生态文明建设要更加重视社会、文化等其他维度的促进作用, 强调多方面协调^[45]。

为了进一步了解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联系, 本文观察各省份经济排名与生态文明指数排名在各典型年间的变化。如图 9所示, 在2005—2010年、2010—2015年、2015—2019年三个变化时间段, 各省份经济指数排名与生态文明指数排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2005—2010年生态文明建设起步阶段, 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互相促进作用开始显现, 尽管江西、山东、贵州、北京等9个省份的人均GDP排名与生态文明指数排名之间没有表现出关联性, 黑龙江、河北、辽宁等省份经济排名与生态文明指数排名还表现出了负相关性, 但是仍然有广西、四川、河南、重庆等8个省份经济排名和生态文明指数排名同时出现了正向提升的现象; 在2010—2015年, 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互相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 经济排名和生态文明指数排名同时出现正向提升的省份甚至达到了10个; 而到了2015—2019年, 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同向促进作用明显减弱, 经济排名和生态文明指数排名同时出现正向提升的省份数量急速减少到5个, 经济排名没有变化而人均地区GDP排名变化的省份达到了7个。

各省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相互作用的阶段性变化趋势对制定各省份生态文明五维度建设重点具有指导意义, 例如同处东北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初始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以及当前相对稳定阶段, 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人均GDP和生态文明指数排名同时出现不断降低的现象, 而辽宁则虽然在2005—2010年和2015—2019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初期和相对稳定阶段同样出现人均GDP和生态文明指数排名同时降低, 但是在2010—2015年生态文明建设快速发展阶段, 人均GDP排名在下降而生态文明指数排名依然实现了上升, 这背后的因素和作用机制研究, 对于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猜测其原因, 可能是在绿色经济落实初期,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脱节问题明显, 随后增加环保投入和完善环保监督等多项举措共同推进下, 绿色经济逐渐纠正经济与生态环保不协调的关系^[63—64]。此外, 对于能够在不同生态文明建设阶段持续取得人均GDP排名和生态文明指数排名都上升的四川、安徽、云南等省份, 探究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生态等多个维度的同时进步的作用机制, 对于各省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同时推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3.2 建设能力与发展潜势 3.2.1 建设能力差异

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速度和发展加速度对各省份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分析表明, 我国各省份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部分省份持续提高生态能力水平的能力会呈现下降的趋势。已有研究发现, 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状态之所以难以长期维持, 主要原因是过度依赖某一个维度的能力提升或者短期改变, 而新挑战的出现和爆发也会导致生态文明建设难度的加大, 因此, 单一维度的改善能够取得短期效益, 但从长久来看, 必须要从各个维度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65]。

通过观察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速度与加速度的变化, 大致可以将当前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分为四类, 第一类发展速度快且发展效率高的省份, 如北京、河北等, 第二类发展速度慢且发展效率低的省份, 如福建、海南和陕西等, 第三类发展速度快但发展效率低的省份, 如广西、湖南和西藏等, 第四类发展速度慢但发展效率高的省份, 如内蒙古、上海、河南和宁夏等。在我国各省份经历2010—2015年的快速和相对高效发展的阶段, 在2015—2019年发展效率大幅下降, 说明各类省份需要根据各自的特征, 或者稳定和巩固当前建设质量, 或者强调弥补建设短板, 或者关注发展效率质量的提升, 分类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策略。

3.2.2 发展潜势差异

假设以选取的生态文明指数中的具体指标的目标值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分析不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实现的潜力, 显然, 得到的结果严重低估了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时间, 同时, 也更凸显出及时更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对于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尽管国家和相关省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目标, 但是, 生态文明建设各维度的目标以及各目标下的具体指标值的确定, 对于各区域结合各自潜力, 确定生态文明建设路线, 明确重点领域和支撑方案, 十分关键。

尽管通过假设分析得到的目标值偏低, 但是分析结果也揭示出我国大部分省份距离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仍然存在差距, 而且, 西藏、宁夏、海南、新疆和吉林等省份生态文明建设尚需付诸极大努力。对于发展潜势较弱的省份, 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省份生态文明建设先天基础条件薄弱, 如黑龙江和西藏等省份的生态和社会相关指标得分偏低; 另一方面是后天发展能力和动力不足, 如宁夏和海南等省份生态文化和政治发展相关指标得分偏低。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区域差异化研究, 揭示不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时空变化差异、建设能力差异和发展潜势差异, 初步探究造成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 能够为制定适合不同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策略、分类分级全面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 在我国生态文明实践从示范阶段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针对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差异化问题, 建立五维度生态文明区域差异化评价工具、构建区域发展时空变化差异、建设能力差异、发展潜势差异分析方法体系, 并以我国31个省份(统计数据未包含港澳台)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 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差异化研究的一次尝试, 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我国不同省份的生态文明建设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研究中, 尽管尝试从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致的角度, 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五维度构建生态文明区域差异化评价指标体系, 但是, 显然分析结果受到指标体系的影响很大。借鉴和选取于国家现用评价指标, 受限于数据可获得性而没有选取某些表达强而关联大的指标, 如政治维度“各省份政府绿色采购落实度”和文化维度“各省份生态文明教育普及程度”等, 都导致了指标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问题。此外, 未对各指标赋权也导致了对各指标影响差异的考虑不足。因此, 建议未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研究, 特别是既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又能反映区域特色的差异化指标的研究。

为了探究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 本文尝试从经济关联性单个视角进行了初步探索, 发现了部分规律, 对于指导不同省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是显然, 生态文明建设这样一个全局性工作还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科技、资源禀赋等多个方面的影响, 如果能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特征深入挖掘各自的影响因素, 那么将对制定适合区域的专属策略、实施分类分级推动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能力与发展潜势反映了各区域实现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能力和潜力, 未来应该深入到各区域物质、能量代谢规律和环境生态系统的层次去认识区域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关系, 分析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 加强各区域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