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第三极”和“中华水塔”, 对于国家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但也是可持续生计水平较低、原住民生活较为贫穷的地区, 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实现与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压力较大^[1—2]。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推进的现实需求, 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现路径, 成为青藏高原在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不断提升原住民生计水平的优选路径之一^[3]。国家赋予青藏高原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绿色发展综合试验区等发展机遇, 但是受到生态资产禀赋不清晰、价值化路径不明确等因素影响, 高原地区在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仍任重道远。

生态资产与生态资源在概念和内涵具有一致性, 是指具有稀缺性和明确产权归属的生态资源^[4—5]。但是, 关于生态资产的具体概念, 各个学者具有不同的认知和界定。资产一词源于经济学, 被定义为有价值的事物。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自然资源、生态系统等的重要性不断体现, 逐渐被纳入到资产的范畴, 被称为自然资产或生态资产^[6]。早期生态资产并没有明确的概念, 自然资源、自然资本、生态系统服务等均可以被视为与生态资产相关的概念^[7—8]。生态资产概念最早是在国内被研究者明确提出。黄兴文和陈百明认为, 生态资产是所有者对其实施生态所有权并且所有者可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生态景观实体^[9]。随后, 学者将生态要素的配置、生态资产的权属、经济的收益性等内涵纳入到生态资产的概念中^[10—11]。随着对生态资产概念认知的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学者借鉴了经济学的资产概念, 指出生态资产不仅仅限于有形的生态景观实体或自然资源直接价值, 还包含隐形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内容^[12—13]。基于此, 高吉喜和范小杉明确指出, 生态资产是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的各种服务福利的价值体现, 包括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14]。这与经济学的资产概念存在一致性, 包含具有使用价值、稀缺、有产权归属并且能带来收益的各类资源, 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15—16]。其中, 自然资源可被视为是有形资产, 而生态服务则可被认为是无形资产^[14]。因此, 对生态资产的评估不能仅仅关注生态资源或生态系统服务的单个方面, 而是需要兼顾两者进行综合评估。已有研究从生态资产实物量、生态系统服务核算以及生态资产、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量等维度提出了开展了大量研究, 并在国家、城市、区域等不同尺度开展了生态资产的评估与核算等工作^[17—19]。但是, 聚焦与整合有形和无形资产两个维度的研究仍较欠缺。

在全面评估生态资产的基础上, 推动生态资产价值化是促进生态经济发展、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经济学理论指出, 资产经过生产过程和人类劳动, 并且被人们使用和消费, 就形成了具有价值的产品^[15—16]。因此, 推动生态资产转化为生态产品, 成为促进生态资产(生态资源)价值化的现实路径之一。高吉喜等指出, 深度开发生态产品增殖是生态资产资本化的典型模式之一^[20]。李辉霞等也将生态资源的价值化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提并论^[21]。其他学者也指出, 开展生态产品的产生及其价值化研究, 需要将生态产品放进生态资产资本化过程中进行解读, 生态资产通过人类劳动形成生态产品, 生态资产通过转为生态产品体现其价值, 而生态产品通过生态市场实现其价值^[22—23]。可见,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是生态资产通过各种路径被人类消费或使用, 最终转化为经济收益或是民生福祉的过程^[14]。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完成了生态资产价值化的目标。但是, 鲜有研究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探索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

因此, 针对生态资产综合评估及其价值化潜力研究方面的不足, 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本论文以青藏高原为研究对象, 从有形的资源实物和无形的生态服务两个维度开展生态资产评估, 结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理论解析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 进而基于生态资产及其价值化潜力开展空间分区研究, 提出促进生态资产价值化的分区方案和差异化政策建议, 为完善生态资产及其价值化评估方法、指导区域推动更好开发利用生态资产提供参考和支撑。

1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青藏高原位于我国西南部, 是我国面积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 东西长约2945km，南北宽约1532km，总面积约257km²，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26.8%^[24]。按照所涉及县级行政单元的统计数据, 2020年末, 青藏高原原住民总量约为2603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1.84%；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16万亿元, 占全国生产总值的1.1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4.47万元, 仅是全国平均值的62.08%。青藏高原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特殊, 集聚了全世界大部分海拔7000m以上的极高山, 产生了全国22.71%的水资源量, 孕育了丰富而特殊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存在高原生态系统整体产生的多样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图 1)。草地和苔原、裸地等是高原的主导用地类型, 拥有林地和灌木地、草地和苔原、耕地、湿地和水体、裸地、冰川和永久积雪等各类生态系统和生态资产^[25]。然而, 受到海拔较高、全球升温、人类活动加剧等因素的影响, 高原面临着冰川消融、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受损等多种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资产现状及其变化尚不明晰。同时, 经济社会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使其面临生态系统重要性和脆弱性并存、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冲突的问题。如何协调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促进高原绿色可持续发展, 成为摆在研究者和决策者面前的共同话题。在此背景下, 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为指导、以高原特殊生态系统和生态资产为依托、科学合理地促进生态资产开发和价值转化, 对于促进高原生态保护和恢复、实现绿色发展、提升原住民生计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方法

针对青藏高原生态重要性突出、发展滞后性显著的特征, 以生态经济发展作为推动高原地区协调人地关系、提高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手段, 兼顾生态资产禀赋及其价值化潜力分析生态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区域差异, 一方面, 参考经济学的资产概念, 从有形资产(生态资源实物)和无形资产(生态系统服务)两个维度综合评价生态资产禀赋特征；另一方面, 借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 分析生态资产的价值化潜力(图 2)。进而通过生态资产禀赋和价值化潜力的空间分区, 提出不同类型区域生态资产开发利用的差别化建议。

1.2.1 生态资产评估

如前所述, 本研究采用高吉喜和范小杉的分类体系^[14], 认为生态资产包括一切能为人类提供服务和福利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包括有形的、实物形态的生态资源和无形的、非实物形态的生态系统服务。其中, 前者界定为资源实物类资产, 即生态系统本身作为资源所形成的资产, 以生态系统的形式存在, 在空间上则表现为各类用地形态, 包括林地、草地、耕地、湿地、水体等。第二类界定为生态服务类资产, 包括供给服务、调节和支撑服务、文化服务等。各类资产的分类评价及集成计算方法如表 1所示。

(1) 资源实物类资产

资源型资产与生态系统类型或者土地利用类型息息相关, 从土地利用类型看, 建设用地所承担的生态功能较少、可称为生态资产的量不大, 而且青藏高原建设空间数量不多, 因此忽略不计。从县域尺度, 这些用地类型的数量和质量均影响生态资产规模。结合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与结构, 选取面积和初级生产力作为林地和灌木林、耕地、草地和苔原的评价指标, 从湿地与水体的面积和水资源量两个维度衡量湿地与水体的生态资产等级, 裸地、冰川和永久积雪则选择面积作为衡量指标。鉴于各类用地转化为生态资产后, 其结果均在0—1之间，然后基于各类用地面积占比对资产指数加权求和，得到各个县的资源实物类资产综合指数。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GlobeLand30数据库, 初级生产力数据来源于中国资源环境数据中心, 水资源数据根据全国及相关省、区主体功能区数据进行整理。

(2) 生态服务类资产

参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等相关研究^[26—28]和浙江省(DB33/T 2274—2020)、贵州省(DB52/T 1608—2021)、南京市(DB 3201/T 1041—2021)等已经颁布的有关标准, 采用物质服务指数、调节和支撑服务指数、文化服务指数三个指数对生态服务类资产进行测度。其中, 物质服务指数主要测度生态系统所生产的各类物质产品及其价值, 调节和支撑服务指数主要测度指生态系统提供的水、土、气、生等方面的调节和支撑功能。文化服务指数主要测度生态系统提供文化和欣赏价值。调节与支撑服务的相关参数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印发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进行核算，其余功能的数据来源于各地的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

1.2.2 生态资产价值化分析

生态资产价值化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一致的内涵, 是指生态资产开发为生态产品或生态商品的过程。因此, 本文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衡量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参考经济学的产品价值转化相关理论, 结合区域发展潜力、产业发展潜力、旅游发展潜力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29—32], 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区位交通条件、服务设施水平、资源禀赋、环境适宜性等方面选择指标, 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的评估和分区(表 2)。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既有较强的消费能力, 也有高质量产品供给方面的优势。设施完整度反映的是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旅游相关设施的供给能力, 供给能力较高的地区, 游客的舒适度更高, 也更容易吸引到游客, 进而提升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潜力。交通优势度表示所在地区交通可达性条件的优劣, 交通便捷性高的地方, 可达性更高, 也更有助于当地生态产品的生产和消费, 具有更高的价值转化潜力。人口集聚水平表示所在地区现状人口的规模和集聚水平, 反映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特殊性是指所在地各类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独特性, 一般认为, 特殊性较强的地方对于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从而使得更多游客集聚、并产生更大消费。青藏高原是特殊地区, 海拔越高, 高原缺氧等问题越严重, 同时也容易带来交通、食宿等附带问题。因此, 海拔越高, 环境舒适度越低。人口、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各类设施的数据来自于相关省、区统计年鉴以及统计公报、经济社会发展报告等, 海拔和地形数据根据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进行整理, 交通便捷性数据根据全国及相关省、区主体功能区数据进行整理。

1.2.3 空间格局分析

(1) 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指数

为进一步揭示所得指数空间依赖、空间关联或空间自相关特征, 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度量每个指标的空间依赖、空间关联或空间自相关特征^[33—34]。空间自相关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1)

式中, I_i为Moran指数, 常被用于度量区域i与其周边地区之间的空间差异程度及其显著性。I_i的取值范围为[-1, 1], 小于0表示负相关, 值越小, 负相关性越高；等于0表示不相关；大于0表示正相关, 值越大, 正相关性越高；x_i和x_j分别是位置i和j处的观测值(本文指各单元相应指标的数值)；x为观测值x_i在所有位置处的平均值；w_ij为空间权重矩阵(n×n)；n为研究单元数量。

进一步借助ArcGIS的空间自相关(Moran′s I)模块, 得到相应指标的Moran指数；进而通过聚类和异常值分析(Anselin Local Moran′s I)模块, 得到Moran指数显著性水平图, 区分高-高、高-低、低-高和低-低四类集聚区。

对于上述提到的各个分类指标, 均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 得到其Moran指数和LISA聚类图, 反映各自的空间分布格局。对于资源实物资产指数、生态服务资产指数、生态资产综合指数以及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指数, 采用同样的方法揭示空间聚类格局。

(2) 冷热点分析

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采用冷热点分析说明相似集聚区的空间分布, 以更好说明相关指数的空间分布是否集聚、以及在哪些空间集聚等。以ArcGIS为分析工具, 采用Gets-Ord G_i^*统计识别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空间聚类^[35—36]。计算公式为：

(2)

式中, X_j是要素j的属性值, W_ij是要素i和j之间的空间权重, n为要素总数, 且：

(3)

根据分析运算结果, 若P值具有显著性, z得分为正且值越高, 表明高值空间集聚(热点)就越紧密；若z得分为负且越低, 则表明低值空间集聚(冷点)就越紧密；若z得分接近于零, 则表示空间聚类特征不明显。

(3) 基于生态资产和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潜力的空间分区

生态资产及其价值化潜力在空间上并非一致的关系, 生态资产较多的地区, 其价值化潜力不一定很高。将生态资产及其价值化潜力分别进行分级, 按照几何间隔法分别分为高、低两级, 然后进行比较, 得到四种分区结果, 分别为高资产-高潜力区、高资产-低潜力区、低资产-高潜力区和低资产-低潜力区。分级所采用的几何间隔法, 常用于处理连续数据, 是相等间隔、自然间断点分级法(Jenks)和分位数间的折衷方法, 可以在突出显示中间值变化和极值变化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对于显示非正态分布的数据或当数据的分布极其倾斜时非常有用。

2 结果分析 2.1 生态资产 2.1.1 资源实物类资产

林地和灌木地、草地和苔原、耕地、湿地和水体、裸地、冰川和永久积雪等各类资源实物类资产均呈现明显的集聚分布格局(表 3)。其中, 草地和苔原、耕地的空间集聚度更高, 但是不同指标的高值区和低值区在空间分布特征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差异。林地和灌木地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川西藏东和藏南的平原-山地过渡地带, 而羌塘、青南高寒草甸草原及昆仑北翼、柴达木山地等沙地边缘地带的指数较低。耕地与林地和灌木地呈现大同小异的分布特征, 羌塘、青南高寒草甸草原的耕地指数较低, 川西藏东和藏南有较高的耕地资产指数。草地和苔原则与林地和灌木地呈现截然不同的分布特征, 其指数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羌塘、青南、果洛那曲等草甸、草原地带, 而川西藏东、藏南和北部山地荒漠等边缘地带的草地和苔原指数较低。作为主导用地类型之一, 裸地资产指数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西部阿里山地荒漠半荒漠和北部昆仑北翼山地荒漠、昆仑高寒荒漠等地区, 川西藏东、藏南的裸地分布相对较少、其资产指数明显较低。冰川和永久积雪资产指数在北部昆仑山和南部喜马拉雅山的高山地区分布着较多的高值区。可见, 各类用地的资产指数受到青藏高原地形地貌、气候气象等因素的影响, 海拔较高地区的草地和苔原、裸地指数相对较高, 而平原-山地过渡地带则是林地和灌木地、耕地指数较高的区域。冰川和永久积雪指数以海拔更高地区和极高山分布地区较高, 而湿地和水体呈现相对均衡的分布特征。

综合上述指标得到的资源实物类生态资产指数范围为0.001039到0.565914, 其Moran指数、Z值、P值分别为0.275713、13.378988和0.000000, 同样表明该指数的空间集聚度较高。从图 3可以看出, 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空间较大、地域广阔的高原中部羌塘、青南和果洛那曲地区, 与这些地区土地资源较丰富、各类用地类型均有较大面积的分布有关。与之相反, 受到空间局促、面积较小等因素影响, 川西藏东地区的资源实物类生态资产指数则较低。

2.1.2 生态服务类资产

物质服务指数、调节和支撑服务指数、文化服务指数均呈现明显的集聚式分布格局(表 4)。其中, 物质服务指数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部边缘的川西藏东地区, 这里水土光热的组合条件更好, 农、林、牧的综合生产能力更强；北部昆仑山北麓地带受到冰川融雪和绿洲分布的影响, 也具有一定的物质服务能力；相反, 羌塘、青南、果洛那曲、阿里山地等地区由于海拔较高、温度较低、降雨较少, 虽然在牧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农业和林业生产效率和能力均较低。从调节和支撑服务指数看, 鉴于该类服务涉及的类型较多, 不同类型用地在服务供给方面具有优势, 因此高值区的分布较为分散, 在地域面积广阔的中部地区、用地质量较高的南部和东部边缘地带, 均有指数较高的地区存在。文化服务指数受到文化旅游资源、游客数量和消费能力等因素影响, 高值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川西藏东的山地-高原过渡地带的地区, 这里自然景观更为多样、文旅资源更为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能力更强；此外的大部分地区受到自然条件、海拔高度、文旅资源等因素的限制, 低值区数量较多、分布较广。

综合上述指标得到的生态服务类资产指数范围为0.005579到0.514316, 其Moran指数、Z值、P值分别为0.424693、20.479573和0.000000, 同样表明该指数的空间集聚度处在很高的水平。从图 4可以看出, 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较好、生态系统质量较高、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川西藏东地区。与之相反, 受到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等因素影响, 阿里山地、喜马拉雅山北麓等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高, 生态服务类资产的指数较低。

2.1.3 生态资产

基于资源实物类资产和生态服务类资产指数, 计算得到生态资产综合指数, 范围在0.006117到0.344291之间, 其Moran指数、Z值、P值分别为0.263153、12.657966和0.000000, 表明生态资产指数的空间集聚特征极其明显、集聚度处在较高水平。高-高集聚区和热点区主要分布在空间范围较大、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羌塘、青南和川西藏东地区。与之相反, 受到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等因素影响, 藏南、阿里等山地地区生态资产指数较低, 是低-低集聚区和冷点区集中分布的区域(图 5)。

2.2 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

从各指标的评价结果看, 经济发展水平、设施完整度、交通优势度、人口集聚水平、资源特殊性、环境舒适度等各指标均呈现明显的集聚式分布格局(表 5)。其中, 交通优势度、资源特殊性、环境舒适度的空间集聚度最高。但是, 不同指标的高值区和低值区在空间分布特征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和设施完整度呈现类似的分布格局, 川西藏东、青东祁连等地区的指数较高, 城区和地级市政府驻地所在县也有较高水平, 此外大部分地区的指数较低。交通优势度以川西藏东、青东祁连等和拉萨周边地区的指数较高, 阿里山地、羌塘等地区较为偏僻, 交通可达性受到明显的限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 人口分布格局略有不同, 高值区的分布较为分散, 川西藏东、青东祁连等具有较高的高值区, 同样城区和地级市政府驻地的人口集聚水平较高。这是因为人口集聚水平受到人口规模和城镇化率的影响, 虽然有些高原县的人口规模不高, 但是其人口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 城镇化率高带来较高的人口集聚水平。作为景观资源极为特殊的世界第三极, 资源特殊性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南北两麓地区, 这里具有与平原地区和一般高原地区完全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与之相反, 高海拔地区空气较为稀薄, 人居舒适性较低, 导致旅游的舒适度也较低, 进而影响到旅游资源开发和生态经济发展。

基于上述指标综合得到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指数, 范围在0.145808到0.928584之间, 其Moran指数、Z值、P值分别为0.387529、18.992795和0.000000, 表明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指数的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集聚度处在较高水平。从图 6可以看出, 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区位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川西藏东、青东祁连地区, 这里发展基础、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等都比较好, 文化旅游、特色产品等生态经济发展需求和潜力较高, 是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的高-高值集聚区和热点区。与之相反, 阿里山地和中部羌塘、果洛那曲地区人口和经济集聚度不高、交通和公共设施条件有限、且受到高海拔因素的影响, 价值转潜力指数较低, 是低-低集聚区和冷点区集中分布的区域。

2.3 基于生态资产及其价值化潜力的空间分区

按照生态资产及其价值化潜力的高低组合进行分区, 得到高资产-高潜力、高资产-低潜力、低资产-高潜力、低资产-低潜力四种分区类型(图 7)。

高资产-高潜力区。共39个县级单元, 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东南边缘的川西藏东、青东祁连地区, 在青南等高原地区的地级市政府驻地有零星分布。该类型区的主要体现为生态资源较为丰富、产品类型较为多样, 同时受到发展基础较好、交通条件较优等因素的影响, 生态资产开发和价值转化的潜力较大。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以进一步巩固生态资源优势；加大生态经济和生态产品开发力度, 促进生态资产扩容；同时, 要加强与市场消费端的对接, 进一步对接和满足市场需求、提高生态产品销售能力, 以保证优质生态资产转化为更多生态产品、实现更大市场化价值。

高资产-低潜力区。共60个县级单元, 主要分布在羌塘、青南、阿里山地和北部昆仑山地区。这一类型区的生态环境资源虽然具有一定优势, 生态资产规模和层次较高, 但是受到发展基础、交通条件、高海拔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尚未实现生态资产向生态产品的转化, 在价值上的潜力不高。未来应在巩固生态资产优势的基础上, 重点突破制约生态产品开发和生态经济发展的瓶颈, 在提升交通可达性、完善服务设施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以增强产品开发能力和旅游吸引能力, 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发展优势。

低资产-高潜力区。共53个县级单元, 主要分布在青东祁连、果洛那曲的东部边缘地带。该类型区虽然生态资产指数较低, 但是在价值转化上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 体现了资产规模与价值转化能力的不匹配、不对应。未来应该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进一步提高生态资源价值, 推进生态产品多样化、优质化, 扩大生态资产规模, 以更好地与市场需求对接、支撑较高价值转化潜力的实现, 实现生态资产与价值转化水平的均衡, 促进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低资产-低潜力区。共55个县级单元, 主要分布在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南北两麓和西部的阿里山地等地区。该类型区在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上均没有明显的优势, 其价值转化也受到发展基础、交通条件和当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实现。未来应以建设生态安全屏障为目标, 重点开展生态建设和资源保护, 稳步推进生态资产的扩容提质。在此基础上, 适当规模、因地制宜地推进生态产品开发, 推动生态文化旅游稳妥发展, 以逐步提升生态资产的价值转化潜力。

3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青藏高原为对象, 从资源实物类和生态服务类两个方面评估生态资产, 核算生态资产综合指数, 融合供给-需求理论构建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进而基于生态资产及其价值化潜力识别不同类型分区, 提出促进各类区域生态资产开发利用的科学建议。主要结论和亮点如下：

(1) 针对生态资产分类不统一、核算方法多样的现状, 研究考虑了有形的、实物形态的生态资源和无形的、非实物形态的生态服务两大类生态资产, 分别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 以揭示空间差异为目标, 开展了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 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集聚度处在较高水平。高-高值区和热点区主要分布在空间范围较大、生态系统质量较高、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中部羌塘和和东南部川西藏东等地区。南部的山地灌丛及周边地区受到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等因素影响, 生态资产指数较低, 是低-低值区和冷点区集中分布的区域。

(2) 生态资产只有转化为生态产品才能实现其价值。论文在以往研究偏重从资源本身和服务功能价值开展生态资产价值化评估的基础上, 基于产品供需及其价值实现的视角, 选取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人口集聚、资源禀赋等相关指标, 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可能性衡量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结果表明, 青藏高原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各项指标的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 其中交通优势度、资源特殊性、环境舒适度的空间集聚度最高, 不同指标的高值区和低值区在空间分布特征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差异。川西藏东、青东祁连等东部、东南部边缘地带和地级市政府驻地发展基础、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等都比较好, 文化旅游、特色产品等生态经济发展需求和潜力较高, 是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的高-高值集聚区和热点区。西部阿里山地和中部羌塘、果洛那曲等地区人口和经济集聚度不高、交通和公共设施条件有限、且受到高海拔因素的影响, 价值转化潜力指数较低, 是低-低值区和冷点区集中分布的区域。

(3) 开发生态产品、发展生态经济、提高原住民福祉, 需要兼顾生态资产的禀赋特征及其价值化潜力。研究基于生态资产及其价值化潜力的高低组合进行分区, 得到高资产-高潜力、高资产-低潜力、低资产-高潜力、低资产-低潜力四种分区类型, 并提出了各类型区开展生态资产开发和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差异化建议。高资产-高潜力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加大生态经济和生态产品开发力度, 加强与市场消费端的对接。高资产-低潜力区应在巩固生态资产优势的基础上, 重点突破制约生态产品开发和生态经济发展的瓶颈, 聚焦提升交通可达性、完善服务设施等。低资产-高潜力区应该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推进生态产品多样化、优质化, 扩大生态资产规模。低资产-低潜力区应以建设生态安全屏障为目标, 重点开展生态建设和资源保护, 稳步推进生态资产的扩容提质, 因地制宜地推进生态产品开发, 推动生态文化旅游稳妥发展。

总而言之,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和敏感, 需要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力度, 以保障生态环境质量的切实提升。同时, 脆弱敏感的生态环境也给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原住民可持续生计带来了很大的障碍。鉴于此, 因地制宜开发生态资产、生产生态产品成为协调保护与发展矛盾的现实路径。生态资产的价值化需要有市场消费作为支撑, 更大的消费规模可以带来生态产品的规模增长和价值提升。受到交通可达性低、公共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影响, 青藏高原特色的生态资产尚未实现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研究也揭示了这一点, 指出交通条件提升、公共设施完善等对于推动生态资产开发和生态产品消费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同时, 考虑到生态资产状况和价值化潜力的空间差异, 明确了差异化的路径和措施, 也有助于青藏高原各地进一步巩固已有优势、补齐不足和短板, 更好促进生产和消费高效对接, 推动生态资产的扩容提质生产和价值转化。

促进生态资产价值转化是当前的政策热点, 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但是理论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 应用实践也局限于特定地域、典型案例的探索上。本研究提出评估生态资产状况、分析生态资产价值化潜力、促进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合理匹配的思路, 为科学推进生态资产开发利用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提供了参考和支撑。但是, 鉴于相关研究涉及的理论知识较多、路径差异较大、评价指标多样, 未来仍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空间, 需要更好地结合区域生态资源禀赋, 完善生态资产评估及价值化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 科学分析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需求潜力, 为畅通生态资产价值化通道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