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是现今大熊猫的主要分布中心, 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 四川省野生大熊猫数量为1387只, 大熊猫栖息地面积202.7万hm², 分别占全国总数的74.4%和78.7%^[1]。野生动物保护的首要措施是保护及恢复其栖息地^[2], 自1963年以来, 省内陆续建立起46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有效保护了全省61.5%的野生大熊猫和49.5%的大熊猫栖息地^[3—4]。对现有保护区范围外的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和恢复, 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 以及国际保护组织基于社区的保护与发展项目的实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 但因保护法规对保护区外围作用有限, 大熊猫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冲突在这些地方较保护区内更为激烈^[6]。大熊猫栖息在高山深谷以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之中^[7], 且更偏好未受人类干扰的原始林^[8], 因此大熊猫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较为落后, 居民对自然资源依赖过重^[9—11]。保护区的建立给当地社区带来了直接和间接影响^[12], 改变了居民的收入、生活方式直至保护意识^[13]。随着公众参与概念的兴起和发展^[14], 人们逐渐意识到社区居民具备保护意识和参与保护事务的必要性^[15], 以及保护与社区协同发展的重要性^[16—17]。居民行为对野生动物和保护地的影响^[18—22]、居民态度认知研究^[23—24]、社区管理实践的探讨^[25—29]、保护地管理评价^[30—32]等调查研究的开展, 为保护区管理和决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大熊猫野生种群恢复缓慢、而圈养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放归是非常值得尝试的保护措施^[33], 特别是一些孤立小种群存在的地方, 如小相岭山系, 在经历严重衰减之后, 种群灭绝风险极高, 迫切需要放归等拯救工作^[34—35]。2005年至今, 两只救护大熊猫和10只圈养大熊猫被放归到栗子坪和龙溪-虹口保护区, 它们的存活和繁衍为当地小种群的存续起到了积极作用^[36]。放归不但促进了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和放归领域的科学研究^[37—40], 同时成为保护区管理的事项之一, 与社区居民产生了重要联系。

公众支持力度对放归项目的成功与否有很大关系^[41], 没有公众支持, 放归不可能最终成功^[42]。比起外来物种, 放归地居民更加支持本地已有物种的放归^[43], 而放归外来物种, 前期就要考虑如何提高公众的支持率^[44]。大熊猫是我国“国宝”, 其憨态可掬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影视作品、媒体中, 为广大人民所熟知和喜爱, 从心理上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在拟放归地华蓥山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 当地居民对大熊猫放归的支持力度很高, 且愿意提供经济支持^[45]。然而, 随着放归工程的实施, 在野化培训地和放归地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有可能造成居民支持率的降低^[46]。

作为恢复和保护大熊猫野生种群的重要手段, 大熊猫放归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然而迄今为止, 相关的公众态度和支持方面研究仍较少。本研究在圈养大熊猫主要放归地栗子坪保护区及周边共六个保护区开展了入户问卷调查, 评估当地民众的保护意识和保护态度, 以及对大熊猫放归工程的了解情况和支持力度, 以期为后续放归项目的开展和保护区与社区共管工作的推进提供参考依据和管理建议。

1 数据来源和方法 1.1 保护区情况

本研究选择了四川省内六个有野生大熊猫分布的保护区, 相关信息^[4]如表 1所示。

截至2017年6月本调查开展时, 栗子坪保护区为大熊猫放归项目的主要开展地。2009年在此异地放归了救护治愈的大熊猫“泸欣”, 2015年9月, 原四川省林业厅公布了“泸欣”已在野外产仔的消息^[47]。2012年至2016年, 栗子坪保护区内共放归了6只圈养大熊猫, 其中5只存活。开展调查阶段, “泸欣”“淘淘”“华妍”“张梦”“华姣”5只放归大熊猫仍活动在栗子坪保护区内及附近(“华姣”在保护区公益海与甘洛县交界区域), “张想”长途迁移至冶勒保护区并被红外相机拍到(冶勒保护区于2017年4月对外公布)。大相岭保护区位于栗子坪北面, 在从雅安至栗子坪的主要路线上, 正在筹划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的建设。其余三个保护区尚未开展与大熊猫放归相关的工作。据此, 将六个保护区分为三组：栗子坪列为大熊猫放归的直接发生地, 冶勒和大相岭列为大熊猫放归的相关地, 瓦屋山、老君山和嘛咪泽列为不相关地。

1.2 调查方法

本研究入户调查时间为2017年6—9月。调查结合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方法, 在保护区周边选择典型的镇(乡), 数据收集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对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访谈。当受访者不会普通话时, 访谈由当地村上干部陪同, 将题目翻译后念给受访者听, 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如实填写问卷。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约30分钟。问卷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保护区及保护相关的基本知识(简称为“保护知识”), 共10个问题；第二部分为对保护区工作的支持态度以及参与生态保护的意愿(简称为“保护态度”)共6个问题；第三部分是对大熊猫及大熊猫保护和放归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力度(简称为“放归支持”), 共8个问题。对以上问题, 回答为“是”的记1分, 回答为“否”以及“不知道、不清楚、无所谓”的均不计分。访问同时, 对受访者基本情况、生计策略、收入与支出等信息进行记录。共收集问卷429份, 有效问卷426份, 有效率99.3%。各保护区有效问卷分别为：栗子坪98份、冶勒52份、大相岭64份、老君山51份、嘛咪泽58份和瓦屋山103份。

1.3 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

使用Excel 2016对数据进行输入和整理, 用SPSS 21.0进行统计分析。将问卷问题和答案转化后形成二分类定性数据。针对每个问题, 使用一般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考察各保护区、各组地之间的得分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合计每份问卷总分后, 使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对各保护区和组地的分值进行差异性分析, 使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检验组别与分值有无相关性, 若存在相关性, 采用Mantel-Haenszel卡方检验判断二者间关系是否为线性相关, 并用Pearson相关系数表示相关程度和趋势。年龄和性别对得分的影响, 分别使用Spearman直线相关分析、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三因素方差分析政府宣传、媒体报道和他人转述对保护知识得分的影响, 分析三者在年龄、性别上的差异使用卡方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受访居民基本特征

总的来看, 受访保护区周边居民以男性为主(67.14%), 年龄集中在41—60岁(44.60%), 以务农为主要生计(70.42%)；受访者教育程度大部分在初中及以下(89.44%), 最多的为小学水平(47.89%)。收入和支出水平参考2017年四川省全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27元)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397元), 划分为中上和中下两组, 收入在中上水平的占61.74%, 支出在中上水平的占59.39%。各保护区受访居民的基本特征见图 1。

2.2 保护区及保护相关的基本知识

如表 2所示, 大部分居民知道当地的自然保护区, 但不同保护区之间存在差异, 嘛咪泽、冶勒和栗子坪全部或者接近全部的居民知道当地保护区, 瓦屋山最少(81.6%)。除瓦屋山(68.9%)以外, 其余保护区90%以上的居民知道当地的保护管理处或保护站。在大相岭, 认为有必要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居民比例最高(95.3%), 其次是冶勒(88.5%)和栗子坪(82.7%), 瓦屋山、老君山和嘛咪泽较低(分别是69.9%、64.7%和56.9%)；相应的, 对建立保护区的原因, 后三者仅有60%左右的居民知道, 而前三者更为清楚。对于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政策, 栗子坪、冶勒和嘛咪泽有90%以上的居民了解, 老君山稍低(88.2%), 大相岭和瓦屋山不到80%。然而, 对于保护区内禁止的活动, 各保护区居民均有较高的认知(高于94%), 其中大相岭和老君山达到100%。栗子坪和冶勒有80%以上的居民听过“生态保护”, 大相岭、嘛咪泽和老君山在76%左右, 瓦屋山的最低为67%。在栗子坪、冶勒和大相岭, 有70%以上的居民知道《野生动物保护法》, 而其余三个保护区仅占一半左右。对于当地的保护对象, 大相岭96.9%、栗子坪91.8%、冶勒86.5%、嘛咪泽81%的居民能立即说出来, 而老君山和瓦屋山不到75%。虽然对保护的概念和保护政策有较高了解, 但大部分居民并没有意识到人类活动是保护的最大威胁, 仅在冶勒、大相岭和瓦屋山, 有超过半数的居民(分别为61.5%、53.1%和52.4%)有此认识, 嘛咪泽最低(19%)。

2.3 对保护区工作的支持态度以及参与生态保护的意愿

保护区工作人员到村上主要工作均与保护相关, 因此居民对工作人员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保护的支持度。对于来开展工作的保护区工作人员, 大多数栗子坪和大相岭的居民持欢迎态度(93.88%和90.63%), 冶勒、嘛咪泽和老君山有60%以上的居民态度积极, 而瓦屋山半数以上的居民对此持无所谓或者消极态度。对于保护区内禁止的活动, 老君山和嘛咪泽的居民具有较高的自觉性(96.08%和91.38%), 栗子坪次之(87.76%), 冶勒和瓦屋山不到80%。愿意主动劝阻他人进入保护区活动的, 嘛咪泽居民比例最高(72.41%), 栗子坪、老君山、大相岭次之(67.35%、66.67%和57.81%), 冶勒和瓦屋山不足半数(46.15%和31.07%)。如果看见有人在保护区进行违法活动, 栗子坪83.67%的居民会制止或举报, 冶勒、老君山和大相岭分别有73.08%、72.55%、71.88%的居民愿意去劝阻, 嘛咪泽居民采取积极行为的比例为67.24%, 瓦屋山最低(43.69%)。如果有野生动物在自家田地里取食, 所有居民均不会伤害它们, 任其采食或者只是驱赶。如果是碰到受伤的野生动物, 冶勒和栗子坪有较多的居民(82.69%和79.59%)能意识到应报告林业部门或者愿意主动帮助动物, 老君山和嘛咪泽分别有72.55%和72.41%的居民愿意这样做, 大相岭和瓦屋山稍低(65.63%和65.05%)。具体问卷结果见表 3。

2.4 对大熊猫及大熊猫保护和放归的了解和支持力度

从表 4可见, 对于大熊猫是国宝这个事实, 各保护区居民均有较高的认识程度, 大相岭最高(100%), 老君山最低(88.24%)。如果在野外遇到大熊猫, 冶勒、老君山、栗子坪分别有84.62%、84.31%和82.65%居民选择主动上报林业局, 嘛咪泽居民这一比例为62.07%, 大相岭和瓦屋山居民主动性较低(54.69%和44.66%)。如果大熊猫跑到自家里, 栗子坪、冶勒、瓦屋山、大相岭居民上报的自觉性比在外面碰到大熊猫有所提高(分别为90.82%、90.38%、60.19%和68.75%), 老君山居民的反应变化不大(82.35%), 嘛咪泽有所降低(48.28%)。对于圈养大熊猫放归项目, 栗子坪和冶勒的居民比其他保护区更为了解(84.69%和80.77%), 老君山了解的居民最少, 仅占21.57%。对于圈养大熊猫放归野外, 各保护区75%以上的居民均表示赞成, 大相岭和栗子坪的赞成比例在95%以上, 冶勒稍低为86.54%。相应的, 大部分居民都愿意放归大熊猫到自己家乡。如果有放归相关的培训, 大相岭和嘛咪泽有90%以上的居民愿意学习和了解, 冶勒、栗子坪和老君山稍低, 瓦屋山最低(74.76%)。如果有放归相关的野外工作, 冶勒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更高(94.23%)。

2.5 保护区及组间比较

比较六个保护区“保护知识”得分(换算为百分制, 以下同)的分布差异(图 2第一列)。根据提琴图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判断各保护区的得分分布相似但不全相同,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42.993, df=5, P < 0.001)。大相岭、冶勒和栗子坪得分的中位数最高(90), 随后是老君山(80), 麻咪泽(75)和瓦屋山(70)。采用Bonferroni法校正显著性水平的两两比较发现, 两个国家级保护区(栗子坪与老君山)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调整后P=0.222), 栗子坪得分显著高于麻咪泽(调整后P=0.01)和瓦屋山(调整后P=0.002), 而唯一以鸟类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老君山保护区得分显著低于大相岭(调整后P=0.027)和冶勒(调整后P=0.025)。分组来看, 相关地组的平均秩次最高, 发生地组次之, 不相关组最低。Kruskal-Wallis检验显示三组有显著差异(H=42.294, df=2, P < 0.001), 成对比较(经Bonferroni校正, P < 0.0167)结果显示, 不相关地组与其他两组的差异显著。根据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r=0.27, P < 0.001), 得分与分组之间存在相关关系。Mantel-Haenszel卡方检验(χ²=26.77, P < 0.001)和Pearson相关系数(r=-0.251, P < 0.001)表明得分按发生地组、相关地组、不相关地组顺序有降低的线性趋势。

“保护态度与意愿”方面, 提琴图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同样提示各保护区的得分分布不全相同,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60.561, df=5, P < 0.001)(图 2第二列)。Bonferroni法校正显著性水平的两两比较发现, 瓦屋山的分数中位数(66.67)显著低于其他五个保护区(调整后P < 0.037)。其余五个保护区的中位数相同, 均为83.34, 其中只有栗子坪与大相岭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调整后P=0.006)。从分数的平均秩次上看, 两个国家级保护区栗子坪、老君山的平均秩次(269.02和233.57)高于其他省级保护区。分组来看, 发生地组平均秩次最高, 相关地组次之, 不相关组最低。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显示三组得分有显著性差异(H=30.008, df=2, P < 0.001)。成对比较分析(经Bonferroni校正, P < 0.0167)显示, 发生地组与另外两组差异显著。根据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r=0.279, P < 0.001), 得分与分组之间存在相关关系。Mantel-Haenszel卡方检验(χ²=29.475, P < 0.001)和Pearson相关系数(r=-0.263, P < 0.001)表明得分按发生地组、相关地组、不相关地组顺序有降低的线性趋势。

在对大熊猫放归项目的了解和支持方面, 各保护区的得分分布有极显著差异(Kruskal-Wallis H Test, H=91.386, df=5, P < 0.001)(图 2第三列)。栗子坪和冶勒的中位数(同为100)最高, 随后是大相岭和老君山(同为87.5), 嘛咪泽和瓦屋山(同为75)最低。两两比较发现栗子坪得分显著高于除冶勒以外的其他四个保护区(调整后P < 0.002), 老君山得分显著低于栗子坪和冶勒(P < 0.001), 与余下的保护区无显著性差异。分组比较显示3组得分有极显著差异(Kruskal-Wallis H Test, H=80.291, df=2, P < 0.001), 发生地组平均秩次最高, 相关地组居中, 不相关组最低。成对比较(经Bonferroni校正, P < 0.0167)显示两两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尤其是发生地组与其他两组的差异更大。Mantel-Haenszel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得分按发生地组、相关地组、不相关组顺序有降低的线性趋势(χ²=60.646, P < 0.001)。Pearson相关结果显示r=-0.378, P < 0.001。

2.6 信息来源对居民保护知识和保护态度的影响分析

调查得知, 当地政府和保护机构工作人员的宣传等工作, 是社区居民获取保护相关知识最主要的渠道(栗子坪、冶勒、大相岭、嘛咪泽、老君山和瓦屋山分别有73.47%、65.38%、62.50%、62.07%、50.98%、34.95%的居民选择了这项)；其次, 栗子坪、冶勒、大相岭和瓦屋山居民认为媒体报道也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分别为32.65%、25.00%、56.25%、33.01%), 而嘛咪泽(17.24%)和老君山(29.41%)部分居民则认为另一重要渠道是其他人的转述。

采用三因素方差分析政府宣传、媒体报道和他人转述对保护知识得分的影响, 发现并不存在三因素或两因素交互作用。但政府宣传(F=24.64, P < 0.001)和媒体报道(F=17.21, P < 0.001)对于分数的提高呈现显著水平, 有与没有的均分差值分别为11.6分和9.1分。此外, 居民对工作人员的态度与选择政府宣传作为知识获得渠道的人数比有很高的正相关关系(r=0.883, P=0.02)。由此推测, 管理部门和媒体在提高居民保护知识方面发挥了作用,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熊猫放归发生组和相关组比不相关组有更多的媒体关注。

2.7 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的影响分析

老年组(61岁及以上)从政府、媒体获得知识的比例为73.3%, 低于中年组(82.3%)和青年组(86.8%), 卡方检验显示三组间有显著性差异(χ²=6.17, P=0.046), 成对比较发现老年组与青年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Spearman直线相关分析显示, 在保护意愿的得分上, 年龄与得分有负相关关系(r=-0.148, P=0.002)。在保护知识和对放归项目支持上, 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显示老年组的得分((72.5±24.2)/(72.1±23.9))显著低于中年组((80.3±18.5)/(82.0±19.2)), 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9.586/11.513, df=2, P=0.008/0.003)。

Mann-Whitney U检验表明女性在保护知识(Z=4.521, P < 0.001)、保护意愿(Z=2.968, P=0.003)和对放归项目的支持(Z=3.928, P < 0.001)的得分上均显著低于男性, 原因可能是从政府、媒体获得知识的女性人数比例为75%, 显著小于男性的84.97%(χ²=6.24, P=0.012)。

Scheirer-Ray-Hare检验显示受教育程度和组别在对保护知识、态度和放归支持的影响上不存在交互作用, F(6, 406)=1.631/0.806/1.403, P=0.137/0.566/0.212。主效应分析提示, 受教育程度在保护态度上不存在主效应, F(3, 406)=1.705, P=0.165。在保护知识上的主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 F(3, 406)=6.439, P < 0.001。成对比较分析显示, “文盲”学历的知识得分比“初中”和“初中以上”学历的低10.2和14.3分, P < 0.001。对大熊猫放归支持的影响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 F(3, 406)=2.654, P=0.048。“文盲”学历的得分比“初中以上”学历的低11.9分, P=0.035。

2.8 放归项目对居民支持态度的影响分析

所有知道项目的居民中, 支持放归和当地放归的比例很高, 除老君山(72.7%)外, 其余保护区的比例都在90%以上, 三组地间亦无显著性差异(Fisher′s Exact Test, χ²=5.428/5.349, P=0.058/0.065)。横断面卡方检验显示, 知道项目的居民相较不知道项目的, 更加支持放归(χ²=18.511, P < 0.001)和在当地放归(χ²=6.687, P=0.01)；Spearman直线相关分析也表明, 保护区中知道项目的人口比例与放归支持率以及当地放归支持率(r=0.593, P < 0.001)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让人乐观的是, 即使是不知道项目的居民, 对放归大熊猫持赞同态度的比例也达到78.7%(n=207), 其中嘛咪泽最低为65.7%(n=35), 大相岭最高为100%(n=36), 并且愿意在自己家乡放归, 也愿意参与相关的培训和工作。

另外在支持放归的居民中, 支持放归本地的比例很高, 达到96.7%(n=356)；而未明确表示赞同放归的居民中, 却有30.5%(n=18)的人选择支持在本地开展放归。进一步分析发现, 后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放归发生地(n=3, 75%)和相关地(n=4, 50%), 不相关地仅为23.4%(n=11), 呈线性降低的趋势(Linear by Linear Test, χ²=6.17, P=0.013)。

3 讨论 3.1 瓦屋山调查结果与样本特征有关

6个保护区中瓦屋山整体得分最低, 原因可能是受采访人员多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且女性占比较高。相较年轻人和男性, 年长者和女性获取信息知识的途径有限, 同时在保护管理工作的参与度上也更低。瓦屋山老年组人数及其占比(n=43, 41.4%)、女性人数及其占比(n=42, 40.8%)均为6个保护区中最高, 而老年组中的女性人数(n=12)占比为30.2%, 高于除老君山以外的所有保护区。

同样是针对瓦屋山周边社区居民保护意识, 2015年的调查^[48]结果显示, 居民对保护区禁忌较为清楚(90.4%), 与本研究结果类似；但有87.7%的居民肯定了“应该建立保护区”的说法, 高于本研究的69.9%。该研究与本项研究的样本数量近似(分别为114份和103份)、平均年龄近似(分别为52.8岁和54.2岁), 而男性占比分别为80.7%和59.2%, 因此, 样本的性别因素可能是结果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3.2 对保护必要性的理解不足可能影响保护积极性

调查发现, 六个保护区社区居民有着较好的保护意愿, 但一些社区居民还没有完全做好“生态保护的参与者”的角色转变。一些态度研究发现, 认知影响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态度^[49], 而态度与保护意愿正相关^[50], 积极的态度能够促进居民参与保护^[51], 有时甚至比社会经济状况更为重要^[52]。访谈中一些人表达出“不了解什么是保护, 只是按要求去做”的想法, 说明部分居民仅仅是记住了“禁止乱砍乱伐”“禁止捕猎”等法规条款, 但对于这些人类活动对自然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对保护的必要性不甚理解, 这将间接影响到保护积极性^[53], 甚至可能产生私自进山放牧、偷设猎夹猎套等行为。

宣传缺失与政策被动接受是很多受访者产生中立或消极态度的原因^[54], 相较不相关组, 放归发生和相关的保护区情况稍好, 原因可能是放归活动提供了宣传教育的良好契机, 增加了居民被动了解相关知识的机会, 增进了主动学习的意愿。

3.3 大熊猫放归对提高居民支持力度和保护意愿有积极作用

从生态保护的角度看, 放归项目增加了当地居民了解大熊猫和生态保护知识的机会, 进而对他们的认知和观念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从发展的角度看, 居民普遍能意识到放归会给自身的生活带来改变, 但在衡量利弊时, 类似对于生态旅游的考虑^[55], 经济效益尤其收入等切身利益, 是影响居民与参与保护活动的重要因素。不相关地居民更多考虑当下的生计, 而发生地和相关地的居民因为经历过或者是了解得多, 更容易理解放归项目的长远效益。比如, 相比于因严格限制而减少的挖药采笋等收入, 生态旅游所带来的诸如农家乐的收入则更为可观。

此外, 即使是还未实施的放归, 也可能对保护区产生影响。因为, 当放归动物与居民之间的距离感更近的时候, 居民的保护态度就变得越强烈^{[43, 56]}。如在大相岭保护区尚处于修建大熊猫放归适应圈的阶段时, 仅仅是“可能放归大熊猫”这样的信息也提高了当地人对放归的期待。对“是否赞成在您的家乡进行大熊猫野化放归”这个问题, 大相岭的受访居民表示了百分百的肯定, 甚至高于栗子坪和冶勒。这与李程等^[46]在华蓥山的调查结果相符。不过需要注意, 放归前居民的积极支持态度很可能会在放归之后发生变化^[57]。

4 结论和建议

由于地理隔离和栖息地干扰等原因, 野生大熊猫种群被隔离为33个局域种群, 其中小于30只的种群有22个^[1]。这22个局域小种群面临较高的灭绝风险, 现已开展大熊猫放归项目的栗子坪和龙溪-虹口保护区即位列其中。自2017年6月至今, 又有4只圈养大熊猫被放归到这两个保护区以补充野外小种群。放归将逐渐成为大熊猫保护区以及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管理内容^{[1, 58]}。可以预见, 如果以现在每年放归1—2只的速度, 要通过复壮来增加种群数量达到可自我维持的程度^[59]、帮助局域小种群摆脱灭绝风险, 放归工作必须长期开展。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大熊猫相关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对大熊猫放归工程普遍持支持的态度, 大熊猫放归工程的开展和宣传, 对提升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保护认知、增进保护意愿有显著影响。据此, 针对大熊猫保护区在放归管理和社区管理方面的需求, 提出以下建议：

(1) 借助大熊猫放归带动保护宣传工作和社区建设

将保护宣传和社区建设与大熊猫放归项目结合, 一是适合长期的潜移默化, 二是便于管理经验的复制和普及应用。利用大熊猫放归的热点效应, 将大熊猫放归作为一个契机, 有助于加强保护区内外尤其是外围的保护宣传力度和公众教育。放归项目通过提供相关技能培训和工作岗位, 促进保护区周边居民向参与人、局内人角色的转变, 通过吸引公众和媒体的关注, 促进社区基础建设, 进一步增强居民的参与程度和认同感, 从而缓解大熊猫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冲突。

(2) 抓住时机早作放归和保护相关宣传教育工作

在放归信息公布但尚未实施阶段, 拟放归地的居民对于放归的支持度非常高。相应的, 接受新知识和新生活方式的程度也较高, 因此, 在这个阶段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能为后续管理打下良好基础。建议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矫正刻板印象, 建立对生态保护的正确认知；二是提前告知放归可能会给保护区和社区管理带来的改变, 从而帮助居民积极适应社区和自身角色的转变；三是科普教育与普法宣传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