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资源被大量消耗, 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不断被打破, 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当前人类正面临以全球生态安全、区域生态服务和人群生态健康为特征的三大生态危机, 而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必然选择^[2-3]。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持续推进, 区域发展不协调、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对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巨大挑战,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的路径^[4]。2012年党的十八大审时度势, 创新地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和全过程。在此背景下, 从绩效视角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时空跃迁特征和耦合关系, 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并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提质增效的重要前提, 也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 不同领域学者基于各种研究视角, 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①研究尺度上, 涉及洲际^[5]、国家^[6-7]、区域^[8-9]、省际^[10-11]、市域^[12-13]等多种空间尺度生态文明建设探讨。②研究方法上, 选择熵权TOPSIS^[7]、动态因子分析^[14]、BP神经网络模型^[15]、多层次综合评价^[13]和SBM模型^[16-17]等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效率进行测算；分析方法上, 结构方程模型^[18]、基尼系数^[17]、核密度估计^[17]、标准差椭圆^[17]、系统动力学^[11]和ESDA^[14]等较为常见。③研究内容上, 主要聚焦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19]、评价指标体系构建^{[13, 20]}、路径依赖与互动关系^[9]及生态文明区划^[21]等。④影响因素方面, 主要探讨产业结构^[22]、生活水平^[23]、对外开放^[24]、财政分权^[25]等因素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近年来, 学者开始采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时空格局特征, 如赵先贵等发现2013年新疆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在空间上差异较大, 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地区、克拉玛依市、哈密地区和昌吉州为生态文明建设低值区^[26]；李巍等发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较高的省域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区域聚集性^[27]；成金华等研究表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 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14]。此外, 还有学者从耦合视角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28]、科技创新^[29]、城市化^[30]、农村土地整治^[31]等的耦合关系, 如容贤标等研究发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业发展耦合度的地区间差异十分明显, 中东部地区耦合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28]；谷缙等研究得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度由低中度协调向高度协调转变, 耦合度空间格局演变与协调度空间格局演变趋势相似的结论^[29]；毕国华等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总体上处于磨合阶段, 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呈“两头窄、中间宽”的梭型态势^[30]；孙心如等研究表明：土地整治各项目与生态文明建设中保护环境的耦合关系不明显, 与和谐共生的耦合度有待提高^[31]。

总结发现：(1)现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多从建设水平或建设效率单方面展开, 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多维度性, 本文尝试综合考量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建设效率来更全面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2)时空研究能够有效表达生态文明建设的演化路径, 但目前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往往是割裂开的, 仅能从单一视角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时空演化特征。而整合时间与空间维度的时空交互方法分析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时空动态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现有研究多忽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非均衡性及空间关联性特征, 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空格局演变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领域, 以地理视角为切入点来考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具有一定现实意义。鉴于此, 本文首先采用熵权TOPSIS法和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算2005—2017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和效率, 并引入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xploratory Time-space Data Analysis, ESTDA)框架来克服仅采用数理统计或空间分析仅从时间或空间单一视角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时空格局特征的不足, 综合非参数Kernel密度估计、LISA时间路径、时空跃迁及重心耦合等方法探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时空动态及耦合关系, 旨在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1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1.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1.1 生态文明建设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2015年4月国务院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 生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与主要任务是“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可见生态文明建设应涵盖“国土空间优化、资源环境友好、社会经济和谐、制度保障健全”等方面。为此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6-7, 28-30]}的基础上, 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构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表 1)。

1.1.2 生态文明建设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内涵是以较小的生产要素投入和环境污染来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基于此, 本文参照已有研究^[17]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指标体系(表 2)。

相关指标处理说明：①资本存量：借鉴张军等的估算方法对资本存量进行测算, 其中折旧率取9.6%固定值, 计算公式见文献^[32]。②改善人居环境和提高人民的生活福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因此, 参考王耕等^[17]的研究建立社会效益指标体系(表 3), 社会效益指数通过熵权TOPSIS法测算。③污染物排放主要核算“三废”排放量, 环境污染指数也采用熵权TOPSIS法计算得到。

本文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公报》、《中国环境年鉴》及对应年份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限于数据可获得性, 西藏、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未列入研究范围。

1.2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熵权TOPSIS法和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算2005—2017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和效率；在此基础上采用非参数Kernel密度估计分析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总体动态演进特征；然后引入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框架, 综合LISA时间路径、时空跃迁对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时空协同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最后采用重心耦合模型, 综合空间重叠性和空间一致性探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耦合关系。

1.2.1 熵权TOPSIS法

熵权TOPSIS法可根据各评价指标数值来确定其效用价值进行客观赋权, 比特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更具客观性与合理性, 同时可计算出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的距离, 得到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程度, 以此来对评价对象进行评价, 具有计算简便、对样本量要求不大以及结果合理等优点^[33]。因此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对生态文明建设业绩进行测算, 计算步骤详见文献^[34]。其中采用非零变换的标准化方法^[35], 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以消除各指标的量纲差异性。

1.2.2 超效率SBM模型

SBM模型和传统数据包络模型(DEA)模型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 即对于效率都为1的决策单元, 难以进一步区分有效率单元之间的差异。超效率SBM模型综合了传统DEA和SBM两种模型的优势, 能够对处于前沿面的决策单元进一步对比区分的效率测算^[36]。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 每个决策单元由m个投入、期望产出r₁和非期望产出r₂构成, 则超效率SBM模型可表示为^[37]：

(1)

(2)

式中，ρ为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值；x为相应的投入矩阵；y^d为期望产出矩阵；y^u为非期望产出矩阵中的元素。

1.2.3 非参数Kernel密度估计

非参数Kernel密度估计是采用卷积平滑方法刻画不均衡分布的实用方法, 该方法避免了因设定的不合理导致的误差, 具有能够以连续密度曲线来反映随机变量的分布形态, 较直方图的估计结果的连续性更好等优点。表达式为^[38]：

(3)

式中, f(x)为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概率密度函数的估计；n为样本数；k为核函数；h为窗宽；为核函数, 本文选取较为常用的Guassian核函数。

1.2.4 LISA时间路径分析

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时间路径用来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局部时空动态演变特征, 主要包括相对长度、弯曲度和迁移方向, 分别用来表征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和效率的局部空间结构的动态性、空间依赖方向上的波动性和空间整合性。路径相对长度和弯曲度的计算公式分别为^[39-40]：

(4)

式中, N_i为LISA时间路径相对长度, D_i为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 n为省域单元数量；T为年度间隔；L_{i, t}为i省域在第t年的LISA坐标(y_{i, t}, y_{Li, t})；d(L_{i, t}, L_{i, t+1})为i省域从第t年到t+1年移动距离；d(L_{i, t}, L_{i, T})为i省域从第t年到末年移动距离, N_i越大, 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局部空间依赖关系和空间结构动态性更强；D_i越大, 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局部空间依赖方向和增长过程波动性越强。

各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绩效LISA转移方向可通过对比LISA散点坐标的变化获取, 可划分为4种类型^[41]：0°—90°为赢-赢型, 表示省域自身及其邻近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呈正向协同增长；90°—180°为输-赢型, 表示省域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呈负向增长, 而邻近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呈正向协同增长；180°—270°为输-输型, 表示省域自身及其邻近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呈负向协同增长；270°—360°为赢—输型, 表示省域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呈正向增长, 而邻近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呈负向协同增长。其中0°—90°和180°—270°方向, 共同表征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空间整合性。

1.2.5 重心耦合模型

采用重心模型来反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演变态势。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和效率重心的计算公式为^[42]：

(5)

式中, G_p、G_e分别为生态文明建设业绩重心和效率重心, p_i、e_i分别为第i个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和效率, q(x_i, y_i)则为第i个区域的地理坐标, n为省域数量。

采用生态文明建设业绩重心和效率重心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叠性及其变动轨迹的一致性为指标, 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考察两个重心空间耦合的态势。其中空间分布重叠性用来表征二者的空间耦合状况。重心间的距离S可用来表示空间重叠性, 距离越近表示重叠性越高, S的计算公式为^[43]：

(6)

生态文明建设业绩重心和效率重心较上一时间点产生位移的矢量交角θ可体现二者的变动一致性。变动一致性指数C可用其余弦值衡量, 根据余弦定理, C可表示为^[43]：

(7)

式中, C为生态文明建设业绩重心和效率重心变动一致性指数, 取值范围为[-1, 1], 指数越大其变动越一致, 当C=1时表明生态文明建设业绩重心和效率重心变动完全同向, 当C=-1时则表明生态文明建设业绩重心和效率重心变动完全反向；Δx_p和Δy_e分别表示生态文明建设业绩重心和效率重心较上一时间点的经度变化量和纬度变化量。

2 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时空动态分析 2.1 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总体动态演进特征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呈偏态分布的总体趋势基本不变(图 1)。具体来看, 2005年、2011年和2017年3个时间截面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呈明显的“单峰”分布, 波峰对应的业绩值分别为0.19、0.22和0.21。峰值呈先下降后上升态势, 2011年密度分布较2005年整体向右移动；2017年密度分布较2011年向左移动, 且移动幅度较小。表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差距呈先缩小后小幅度扩大趋势, 且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 处于低业绩区的省域数量较多。从核密度曲线尾部变化来看, 高水平地区的差异也在缩小, 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分布区间呈现集聚态势。而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整体上呈现出从左至右形成由高到低的“双峰”演变分布特征, 表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 即各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高值区与低值区分异明显, 具有显著的两级分化特征。从位置上看, 3个时间截面的密度曲线呈现先右移后左移趋势,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有逐渐改善后下滑的特征。从峰度看, 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分别在0.42—0.46和1.05—1.11两个区间出现核密度估计第一、二波峰最高峰, 说明研究期内处于低效和高效区的省域效率值变化不大。

2.2 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时空协同变化

从生态文明建设业绩的LISA时间路径相对长度看(图 2), 小于均值的省域数为21个, 占比高达70%, 表明生态文明建设业绩的整体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稳定性。相对长度最大的省域分布在内蒙古、山西、宁夏、甘肃和江苏, 表明这些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业绩的局部空间结构的动态性较强, 而广西和四川的相对长度最短, 具有最稳定的局部空间结构。原因在于甘-宁-蒙-晋属能源开发区, 以资源消耗、环境损害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并未得到有效转变, 而生态文明建设业绩较高且经济发达的江苏省,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长足进展, 导致这些省域局部生态文明建设业绩空间格局呈现较强的波动性；四川和广西自2005年以来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生态旅游, 政府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支持生态文明建设, 其生态文明建设业绩稳步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业绩的整体空间格局稳定性较强。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时间路径相对移动长度小于均值的省域数为20个, 占比为66.67%, 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局部空间结构较稳定。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和重庆的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相对移动长度大于2, 表明这4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呈现更加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相对移动长度最短为河南、广西、山东、河北和新疆, 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相对移动长度均不足0.5, 表明这5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局部空间结构较稳定。

生态文明建设业绩时间路径的平均弯曲度(11.468)小于效率的平均弯曲度(12.698), 表明生态文明建设业绩的局部空间格局在依赖方向上的稳定性较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强。在空间分布上, 生态文明建设业绩时间路径弯曲度呈现从中部向北部和南部递减的趋势。甘肃(68.019)弯曲度最大, 其次是上海(32.341)、江西(25.916)、四川(18.032), 反映这些省市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在空间依赖方向上的波动性最强，空间变迁过程最不稳定。贵州(2.531)、福建(2.565)、辽宁(3.285)和北京(3.919)等省市弯曲度最小, 空间依赖方向上的稳定性最大；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时间路径弯曲度最大省域主要有浙江(37.757)、北京(37.711)、天津(32.578)和内蒙古(32.347)。表明该4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强波动性特征。弯曲度较小的省域包括山西(2.388)、江苏(2.703)和河南(4.815)等, 这些省域空间依赖方向上的稳定性最大。

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协同增长的省域共有15个, 占所有省域数量的50%, 表明生态文明建设业绩格局呈现空间协同与竞争并存的特征。其中, 正向协同增长的省域有8个, 主要分布于甘肃、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和重庆, 呈现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协同高速增长的特征。负向协同增长的省域有7个, 主要集中在吉林、辽宁、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和海南, 呈现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协同低速增长的特征。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协同增长的省域只有13个, 占所有省域的43.33%, 表明空间竞争主导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局部空间格局演变。其中, 正向协同增长的省域有8个, 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和浙江, 这些省域呈现出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协同高增长特征。负向协同增长的省域有5个, 主要集中在辽宁、河北、天津、福建和广东, 呈现出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协同低增长特征。

2.3 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时空跃迁分析

进一步采用Rey提出的转移概率矩阵和时空跃迁来描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局部空间关联类型的转移特征和演化过程。Rey将时空跃迁划分为Type₀, Type₁, Type₂和Type₃四种类型^[44]。从表 4看, 2005—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发生时空跃迁的有山西、山东、河南、江西、福建、辽宁和重庆7个省域, 时空迁移类型主要有8种：HH→LH、HH→HL、LH→HH、LH→LL、LL→LH、LL→HL、HL→HH、和HL→LL, 其迁移概率分别为0.012、0.012、0.037、0.037、0.005、0.024、0.023和0.114, 生态文明建设业绩Type₀的跃迁数量为344, 占比95.6%, Type₁的跃迁有12次, 所占比例为3.3%, Type₂的跃迁有4次, 所占比例为1.1%。没有出现Type₃的跃迁, 表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分布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时空跃迁矩阵显示, 2005—2017年发生迁移的省域有黑龙江、山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吉林、辽宁、陕西、内蒙古、重庆、上海、北京和四川14个, 占所有省域数量的46.67%, 同时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时空迁移Type₀的数量为296, 占比为82.2%, Type₁的跃迁有28次, 所占比例为7.8%, Type₂的跃迁有34次, 所占比例为9.4%, Type₃的跃迁数量为2, 占比为0.6%。表明与生态文明建设业绩相比, 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局部空间结构波动较强, 类型切换较为频繁。

3 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耦合关系 3.1 重心轨迹变化

计算2005—2017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和效率的重心、移动方向和距离(表 5)。总体来说, 2005—2017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和效率的重心均位于中国几何中心(103.50°E, 36°N)的东南方向, 表明中国东南部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从重心的分布看, 研究期内生态文明建设业绩重心坐标介于113.549°—114.062°E, 33.354°— 33.534°N之间, 整体上重心坐标变化不强烈, 均位于河南省境内, 从驻马店逐渐迁移至漯河。从重心移动距离和方向看, 2005—2017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重心总体上呈向西北方向偏移的态势, 由2005年的(114.062°E, 33.354°N)迁移至2017年的(113.739°E, 33.419°N), 向西和向北分别偏移了0.323°和0.065°, 整体向西北移动了36.608 km, 年均转移速度为2.816 km/a。各年份间生态文明建设业绩重心转移的最大距离出现在2015—2016年, 转移距离为43.433 km；重心最小的年际移动距离出现在2009—2010年, 转移距离为2.381 km。生态文明建设效率重心坐标介于112.441°—113.384°E, 33.371°— 34.149°N之间, 变化幅度较大, 在许昌、平顶山、洛阳和南阳4市均有分布, 总体上向西南方向偏移, 由2005年的(113.384°E, 34.149°N)迁移至2017年的(113.308°E, 33.947°N), 向西和向南分别偏移了0.076°和0.202°, 整体向西南移动了23.98 km, 年均转移速度为1.845 km/a。各年份间生态文明建设效率重心转移的最大距离出现在2005—2006年, 转移距离为91.248 km；重心转移的最小距离出现在2012—2013年, 转移距离为5.973 km。

总体看, 多数年份的生态文明建设效率重心在东北-西南方向来回迁移, 说明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在东北和西南方向波动较大。原因在于随着近年来东南沿海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 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增速放缓, 同时受政策导向的影响, 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生产力空间布局逐渐优化、产业分工体系逐渐完善, 此外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实施, 也促使西部与北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向好发展, 导致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和效率的重心向西移动。

3.2 总体耦合态势分析

表 6显示, 生态文明建设业绩重心和生态文明建设效率重心距离日渐缩短, 空间耦合性特征明显且逐渐增强。在空间重叠性方面, 生态文明建设业绩重心和效率重心的空间距离呈现波动递减态势, 由最远的161.998 km(2006年)缩减到2017年的75.777 km, 距离缩短了86.221 km, 表明两者的空间重叠性明显提高；从空间一致性来看, 除2007、2010和2015年外, 两者的空间一致性在其他年份都大于0, 说明两者重心轨迹的运动方向较为一致, 总体上都在向西运动, 其中在2012年二者重心均向西南方向移动, 空间一致性达到1.000。反映了我国多数省域在追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同时, 也注重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投入与要素的合理配置与利用, 共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和效率的同步提升。

3.3 局部空间耦合分析

重心轨迹移动仅能反映生态文明建设业绩与效率的总体耦合态势, 而无法反映各省域的空间耦合特征。为此将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划分为高绩高效、高绩低效、低绩高效和低绩低效4种类型(图 3)。

从各类型省域占比的变化来看, 各耦合类型省域所占比例差异较小, 3个时间点低绩低效型省域数量保持不变, 均为15个, 数量最多, 其次是高绩高效型, 高绩低效型省域数量最少。2005年高绩高效型省域有8个, 占比为26.7%, 其次是低绩高效型省域5个, 占比16.7%, 高绩低效型省域2个, 占到6.7%；2011年高绩高效型上升至10个, 占比为33.3%, 而低绩高效型和高绩低效型省域分别下降至4个和1个；2017年各耦合类型省域数量和2005年保持一致。可以看出, 整体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

从空间格局来看, 东部沿海省域多属于高绩高效型, 低绩高效型分布格局主要分布在北部边境和东北地区, 而低绩低效型主要分布在广大中西部地区。高绩高效型分布范围呈现先扩张后收缩态势, 2005年主要集中在辽宁、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浙江、广东和海南。这些地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 人们对美好生活水平的向往迫切需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 且该地区经济社会发达, 以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完善的制度等为支撑的低碳绿色环保产业迅速发展, 绿色发展水平较高。2011年重庆和江苏分别从低绩低效型和高绩低效型转化为高绩高效型。2017年重庆和辽宁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呈现下降态势, 分别演化为低绩低效和低绩高效型；高绩低效型空间分布范围最小, 福建保持稳定的高绩低效型, 2017年山西因生态文明建设业绩提高导致高绩低效型省域向山西扩散；低绩高效型省域分布格局较为稳定, 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北部边境和东北地区, 其中青海、内蒙古和宁夏为稳定的低绩高效型, 山西和吉林由2005年的低绩高效型演化为2011年的低绩低效型, 黑龙江由2005年的低绩低效型演化为2011年和2017年低绩高效型。低绩低效型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广大中西部省域, 其中新疆、甘肃、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江西、湖北、安徽、陕西、河南和河北为稳定的低绩低效型。这些多位于中西部地区, 经济社会较东部沿海落后,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国土空间、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制度保障的协调欠佳, 绿色发展水平较低, 同时生态文明建设投入产出结构有待优化, 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相对较低。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熵权TOPSIS法、超效率SBM模型、非参数Kernel密度估计、ESTDA框架和重心耦合模型等方法, 探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时空动态及耦合关系, 主要结论如下：

(1)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和效率的整体空间非均衡性存在明显差异, 二者均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 且处于低业绩和低效率区的省域数量较多。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呈明显的“单峰”演变分布特征, 而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则呈明显的“双峰”分布。

(2)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和效率的局部时空格局动态变迁路径差异显著。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局部空间结构和空间依赖方向上稳定性较强, 其空间格局演变呈协同增长与空间竞争并存的局面；而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局部空间结构和在空间依赖方向上的波动性均较强, 局部空间格局演变形成竞争主导型局面。

(3)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与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空间转移特性的差异导致了二者的局部空间结构演变的分异, 建设业绩的局部空间结构表现出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 而建设效率的局部空间结构稳定性较差, 各类型间的转移较生态文明建设业绩活跃。

(4)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和效率的重心均位于中国几何中心的东南方向, 建设业绩重心呈现向西北方向偏移的态势, 而建设效率重心呈现先东北偏移、后西南偏移的趋势；两者重心的空间重叠性明显提高, 空间耦合性特征明显。

(5) 高绩高效型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和海南等东部沿海地区, 高绩低效型包括福建和山西, 低绩高效型主要集中在青海、内蒙古、宁夏和黑龙江等省域, 其他中西部省域多为低绩低效型。

4.2 建议

(1) 绩效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时空跃迁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时空演变过程。本文发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业绩的局部空间结构的空间依赖特征明显, 在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政策时应将其空间依赖特性纳入考虑范畴, 构建无障碍区域协调机制,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在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增长；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局部空间结构变迁的稳定性较弱, 应立足于各省域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发展优势, 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模式, 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投入产出效率。

(2) 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空间耦合关系研究是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提质增效的有效方式。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空间差异较大, 广大中西部地区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业绩和效率都较低, 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耦合协调发展, 一方面要考虑国土空间优化、资源环境友好、社会经济和谐、制度保障健全的协调发展, 同时也要注重优化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结构,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 促使生态文明建设提质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