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Vol. 40文章信息
- 肖练练, 刘青青, 虞虎, 林明水
- XIAO Lianlian, LIU Qingqing, YU Hu, LIN Mingshui
- 基于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的国家公园社区调控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 Community regulation in national park based on land use conflict identification: A case study on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 生态学报. 2020, 40(20): 7277-7286
-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0, 40(20): 7277-7286
- http://dx.doi.org/10.5846/stxb202005231314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 2020-05-23
- 修订日期: 2020-10-13
2.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旅游与会展学院, 郑州 450046;
3.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4. 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福州 350117
2. School of Tourism and Exhibition,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Beijing 100101, China;
4. College of Tour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全球50%以上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地建立在乡村社区土地上[1], 社区所依托的土地上承载着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居住、社会文化属性以及为公众提供游憩服务的多重功能[2]。功能分区虽然为国家公园社区调控提供了边界参考, 但土地利用的多宜性仍导致利益相关者对国家公园空间的竞争, 从而激化人地关系矛盾, 如非法砍伐[3]、野生动物对社区的破坏[4]、社区生产受限[5]、游憩开发对社区生活秩序的扰动等[6]。因此, 统筹国家公园分区管理目标, 精准识别土地利用冲突强度及类型, 为社区分类精细化管理, 促进人地协调提供科学依据[7]。
土地利用冲突源于国家公园设立或管理对社区原有土地所有权、利用数量和方式的调整, 导致生态保护长期目标与社区生计之间的矛盾, 是国家公园社区管理中的实践难题[8-9]。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社区对土地利用及土地所有权的态度与偏好[10]、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估[11-12]、土地利用冲突治理机制与管理措施[13-14]、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识别与动态模拟[15]、社区补偿[16]等方面开展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视角不断丰富, 包括利益相关者视角[17]、行动者中心视角[18]、环境正义视角[19]、景观生态学视角[20]等；在研究方法上, 采用了参与式制图[21]、行动者网络分析法[14]、最大熵模型[22]、多目标决策分析法[11]、logistic-CA模型[15]等定量或定性方法。已有研究中较多聚焦于国家公园土地利用冲突中的生态维持与保育目标, 对社区农业生产和社会文化的需求考虑较少, 且研究内容多聚焦于冲突机制与管理措施, 少有基于功能分区及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的社区分类与管理研究。
基于此, 本文以我国东部地区人地关系较为复杂和典型的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从国家公园功能区约束和复合功能出发, 建立实现多目标共赢的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体系, 据此构建土地利用冲突识别模型(Land Use Conflict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LUCIS)识别国家公园空间内各地块的冲突类型。基于国家公园功能分区框架及土地利用冲突的叠加分析, 得出各地块的土地利用主导倾向, 据此对社区进行分类识别, 并提出相应调控措施, 为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及政策配套提供依据, 推进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
1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钱江源国家公园属于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 地处浙皖赣三省交界处；总面积为252 km2, 覆盖开化县苏庄镇、长虹乡、何田乡、齐溪镇4个乡镇大部分区域, 包括19个行政村、72个自然村(图 1)。钱江源国家公园共划分为4个功能区, 即核心保护区、生态保育区、传统利用区和游憩展示区。其中, 核心保护区面积为71.79 km2, 占国家公园总面积28.49%, 是严格进行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区域, 禁止一切生产活动, 该功能区内的社区采用区外安置的方式进行调控, 故下文中不做分析。生态保育区、传统利用区和游憩展示区三个功能区总面积为180.21 km2, 占国家公园总面积71.51%, 为本文的研究评价区。虽然国家公园功能区划分为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和范围提供了指引, 但在各功能区内, 国家公园与社区之间在游憩利用、生产生活与生态保育多重目标方面仍存在空间冲突。因此, 精准识别潜在土地利用冲突, 引导社区分类管理, 合理配置土地资源, 是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
|
| 图 1 钱江源国家公园区域概况 Fig. 1 Profile of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
(1) 三类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与总体规划, 生态保育、游憩利用和农业生产是钱江源国家公园发展的三大关键目标。因此, 本研究考虑这3个目标的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 选取评价因子。生态保育适宜性评价主要评定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生态基底条件、交通、村庄及土地权属对生态保育的压力与支持度[23-25]；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主要选取指标评价土地用于游憩利用的强度[26-29]；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反映农用地的自然潜力和耕作条件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度, 参考《农用地定级规程》及前人研究选取指标[30]。
(2) 指标归一化处理及权重确定
根据因子属性差异, 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分级赋值。对农业生产土壤有机质、土壤质地等因子参考《农用地定级规程》划分相应级别并赋值；对景观质量、游憩资源分布密度等因子采用自然断裂点法分级并赋值；对中心城镇影响、道路影响等扩散性因子分别采用指数、线性衰减模型计算单因子作用分。若评价单元受多个扩散源的影响, 则同级取最大作用分, 不同级别作用分累加。指数衰减模型、线性衰减模型公式分别为(1)、(2)：
|
(1) |
|
(2) |
式中, fi为因子i的作用分值；M为扩散源的功能分；r=d/D, 为相对距离；d为评价单元距扩散源的距离；D为扩散源的影响半径。
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因子的权重, 构建三类适宜性评价因子层次模型, 咨询6名相关领域专家, 专家采用1—9级数值判断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 构建两两比较判断矩阵。采用YAAHP软件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指标的归一化分级标准及权重见表 1。
| 目标层 Target layer |
准则层(权重) Criterion layer (weight) |
指标层(权重) Indicator level (weight) |
指标分级与级值 Indicator rating and score |
||||
| 100 | 80 | 60 | 40 | 20 | |||
| 生态保育适宜性 | 自然条件(0.86) | 坡度/°(0.34) | ＞55 | 55—35 | 35—15 | 15—5 | ＜5 |
|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suitability | 高程/m(0.03) | ＞874 | 874—704 | 704—557 | 557—413 | ＜413 | |
| 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点距离/m(0.28) | ＜1065 | 1065—1939 | 1939—3238 | 3238—4917 | ＞4917 | ||
| 生物丰度指数/%(0.20) | ＞83 | 83—61 | 61—42 | 42—29 | ＜29 | ||
| 植被覆盖度(0.11) | ＞0.84 | 0.84—0.75 | 0.75—0.65 | 0.65—0.55 | ＜0.55 | ||
| 土地利用类型(0.04) | 林地 | 草地、河流 | 园地、水库 | 耕地 | 裸地、建设用地 | ||
| 社会条件(0.14) | 与道路距离/m(0.22) | ＞1900 | 1900—1300 | 1300—850 | 850—400 | ＜400 | |
| 与村庄距离/m(0.67) | ＞2500 | 2500—1500 | 1500—1000 | 1000—500 | ＜500 | ||
| 土地权属(0.11) | 国有土地 | — | 集体土地 | — | 省外飞地 | ||
| 游憩利用适宜性 | 自然条件(0.64) | 坡度/°(0.06) | ＜5 | 5—15 | 15—35 | 35—55 | ＞55 |
| Recreation use suitability | 景观质量(0.42) | ＞3.8 | 3.8 — -0.3 | -0.3 — -4.2 | -4.2 — -9.1 | ＜-9.1 | |
| 植被覆盖度(0.13) | ＞0.84 | 0.84—0.75 | 0.75—0.65 | 0.65—0.55 | ＜0.55 | ||
| 游憩资源分布密度/个/km2(0.15) | ＞6.7 | 6.7—3.8 | 3.8—1.8 | 1.8—0.9 | ＜0.9 | ||
| 土地利用与游憩活动相容值(0.24) | 6 | 5 | 4 | 2, 3 | 1 | ||
| 社会条件(0.36) | 道路通达度(0.52) | fi=M(1－r) | |||||
| 中心城镇影响度(0.21) | fi=M1－r | ||||||
| 游憩设施密度/个/km2(0.27) | ＞12 | 12—8 | 8—6 | 6—3 | ＜3 | ||
| 农业生产适宜性 | 自然条件(0.61) | 坡度/°(0.26) | ＜2 | 2—5 | 5—8 | 8—15 | ＞15 |
|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uitability | 土壤PH值(0.07) | 7.9—6.0 | 6.0—5.5 | 5.5—5.0 | 5.0—4.5 | ＜4.5 | |
| 表层土壤质地(0.10) | 壤土 | 粘土 | —— | —— | —— | ||
| 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0.09) | ≥4.0 | 3.9—3.0 | 3.0—2.0 | 2.0—1.0 | ≤1.0 | ||
| 与灌溉水源地距离/m(0.31) | ＜350 | 350—730 | 730—1100 | 1100—1700 | ＞1700 | ||
| 土地利用类型(0.17) | 水田 | 园地 | 旱地 | 水库 | 林地、河流、建设 用地、裸地 |
||
| 社会条件(0.39) | 劳动密度/人/ km2(0.11) | ＞692 | 692—395 | 395—193 | 193—54 | ＜54 | |
| 人均耕地面积/km2/人(0.15) | ＞0.003 | 0.003—0.002 | 0.002—0.012 | 0.0012—0.0007 | ＜0.0007 | ||
| 道路通达度(0.49) | fi=M(1－r) | ||||||
| 中心城镇影响度(0.25) | fi=M1－r | ||||||
| 生物丰度指数计算过程参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 | |||||||
(3) 国家公园土地利用适宜性级别的划分
在上述指标层因子得分标准化后, 确定每个评价单元各因子得分, 在GIS系统中进行赋值, 通过指数加权模型计算每个评价单元的总分值, 其公式为：
|
(3) |
式中, fi为因子i的作用分值；wi为因子i的权重；n为评价因子的个数；F为评价单元的总分值, 该值越大, 说明国家公园空间利用向该目标的倾斜越大。根据研究区的特点, 采用自然断点法对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育、游憩利用和农业生产适宜性进行级别划分, 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高度适宜性、中度适宜性、低度适宜性。
1.2.2 国家公园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矩阵根据国家公园三类土地利用适宜性结果, 比较适宜值的大小, 以同一块土地用地适宜性的差异冲突来表示潜在冲突, 构建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矩阵[31]。根据该矩阵, 得到27种土地利用适宜性组合, 划分为4类一级冲突类型区和12类潜在二级土地利用冲突类型区(表 2)。
| 冲突类型区编码(一级类) Code of conflict (First class) |
冲突类型区名称(一级类) Name of conflict (First class) |
冲突类型区编码(二级类) Code of conflict (Second class) |
冲突类型区名称(二级类) Name of conflict (Second class) |
土地利用适宜性组合 Mix of land use suitability |
||
| 游憩利用 Recreation use |
生态保育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
农业生产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
||||
| P | 用地优势区 | P1 | 游憩利用优势区 | 高 | 低/中 | 低/中 |
| 中 | 低 | 低 | ||||
| P2 | 生态保育优势区 | 低/中 | 高 | 低/中 | ||
| 低 | 中 | 低 | ||||
| P3 | 农业生产优势区 | 低/中 | 低/中 | 高 | ||
| H | 冲突激烈区 | H1 | 游憩利用与农业生产 | 高 | 低/中 | 高 |
| H2 | 游憩利用与生态保育 | 高 | 高 | 低/中 | ||
| H3 | 生态保育与农业生产 | 低/中 | 高 | 高 | ||
| H4 | 三类激烈冲突 | 高 | 高 | 高 | ||
| M | 冲突一般区 | M1 | 游憩利用与生态保育 | 中 | 中 | 低 |
| M2 | 游憩利用与农业生产 | 中 | 低 | 中 | ||
| M3 | 生态保育与农业生产 | 低 | 中 | 中 | ||
| M4 | 三类一般冲突 | 中 | 中 | 中 | ||
| L | 冲突微弱区 | L1 | 冲突微弱区 | 低 | 低 | 低/中 |
| P:用地优势区priority land use area；H：冲突激烈区high conflict area；M：冲突一般区medium conflict area；L：冲突微弱区low conflict area | ||||||
本文所涉及的土地利用数据来自浙江省2015年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道路网、DEM高程和2015年植被覆盖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土壤数据来自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游憩资源、社区发展数据来源于开化县城乡社会统计资料、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及钱江源国家公园规划课题调研数据资料。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GIS)将上述数据进行空间分析, 并处理成30m×30m的栅格单元, 构建钱江源国家公园土地利用冲突分析基础数据库。
2 结果分析 2.1 三类土地利用适宜性分析通过对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的计算, 得到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育、游憩利用和农业生产用地适宜性强度分布图(图 2)。
|
| 图 2 三类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 Fig. 2 Results of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three types of land use |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育适宜性呈中部高, 南北两侧低的空间特征。其中高度适宜区主要集中在国家公园中部库坑村、真子坑村、横中村与霞川村交界处, 以及北部核心保护区周边的田畈村和里秧田村。其中中度适宜性面积最大, 占比41%, 高度适宜性面积次之, 占比36%, 低度适宜性面积最小, 占比23%。
游憩利用适宜性呈中部、北部高, 南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高值区域主要集中部的霞川和库坑村, 这一区域在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之前有一定游憩活动开展；北部也有几块面积较大的斑块, 如钱江源大峡谷、齐溪水库, 以及南部古田山入口处。游憩利用中度适宜性面积最大, 占比43%；高度适宜性次之, 占比36%；低度适宜性面积最小, 占比21%。这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具备一定游憩利用优势。
农业生产利用适宜性呈中部、北部高, 南部低的空间特征, 且高值区域的斑块分布零散。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库坑、霞川、真子坑、左西村及上村等。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南部古田、唐头、西溪和余村。农业生产中度适宜面积最大, 占比49%；低度适宜区面积次之, 占比27%；高度适宜区面积最小。钱江源国家公园土地利用以林地为主, 可利用耕地不足, 生计转型成为社区管理的一大挑战。
2.2 钱江源国家公园土地利用冲突识别分析基于三类用地适宜性分级结果, 构建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矩阵, 划分钱江源国家公园土地利用冲突的类型(图 3和表 3)。
|
| 图 3 钱江源国家公园土地利用冲突类型区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conflict zones in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
| 类型区 Type |
面积/km2 Area |
占研究区比例/% Of study area |
| H1 | 21.35 | 11.85 |
| H2 | 4.36 | 2.42 |
| H3 | 14.50 | 8.05 |
| H4 | 4.90 | 2.72 |
| 合计Total | 45.11 | 25.03 |
| M1 | 6.74 | 3.74 |
| M2 | 5.91 | 3.28 |
| M3 | 7.96 | 4.42 |
| M4 | 19.41 | 10.77 |
| 合计Total | 40.02 | 22.21 |
| P1 | 23.15 | 12.85 |
| P2 | 45.92 | 25.48 |
| P3 | 21.41 | 11.88 |
| 合计Total | 90.49 | 50.21 |
| L1 | 4.42 | 2.45 |
国家公园有47.24%的土地存在利用冲突的风险, 包括冲突一般区和冲突激烈区, 各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2.21%和25.03%。冲突一般区内各类土地利用短期内产生剧烈矛盾的概率较低, 包括游憩利用与生态保育冲突(M1)、游憩利用与农业生产冲突(M2)、生态保育与农业生产冲突(M3)以及三类利用交互冲突(M4)。此外, 存在小面积冲突微弱区(L1), 占研究区2.45%。
M1主要分布于南部古田山核心区外缘的古田村, 这一地区是重点植物保护地, 游憩利用存在干扰生态环境的风险；M2主要分布在龙坑村和左西村, 具备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 存在游憩开发占用耕地的风险；M3主要分布在田贩村东部和左西村靠近国家公园入口处, 这一区域耕作条件优良, 生态保育与农业生产存在潜在矛盾；M4主要零散分布于国家公园中、北部, 社区生存需求使农户将部分土地开发成农业用地, 同时, 游憩利用强度的增大一定程度上侵占生态用地, 三类用地间存在一定的冲突风险。
冲突激烈区(H区)是开展各类活动的范围边界高度重叠的地方, 未来形成实际冲突的可能性较大, 主要表现为游憩利用与农业生产冲突区(H1)、游憩利用与生态保育冲突区(H2)、生态保育与农业生产冲突区(H3)和三类激烈冲突区(H4)。其中H1面积最大, 是土地利用管理中的重点, 分布在齐溪水库沿岸以及中部碧家河两侧, 这些区域交通便利, 基础设施良好, 是未来国家公园游憩活动开展的重点区域, 同时该地区人口密集, 有较大农业生产需求。H2主要分布在位于唐头村的国家公园入口处、霞川村东部, 是重要的生态保育区, 但由于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极易转换为游憩利用用地。H3主要分布在北部核心保护区之间的廊道区域, 属于农业生产优势区域, 也是一些野生动植物的关键保护地区, 因此两类用地冲突较强。H4主要分布在北部核心保护区边缘的大峡谷廊道、中部人口密集的库坑村、真子坑村等地。
用地优势区和冲突微弱区用地冲突较小, 适于根据各土地利用高度适宜类型进行主导开发。用地优势区(P区)的总面积为90.49km2, 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0.21%, 即不存在用地冲突或冲突不明显, 这类区域可充分发挥其土地主导功能, 最大程度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其中, 生态保育优势地区(P2)的面积最大, 集中连片分布于国家公园南部核心保护区边缘过渡带、以及库坑、龙坑与田畈村交界区域；其次为游憩利用优势区(P1), 集聚分布在国家公园中部的霞川-库坑村交界斑块、国家公园南部入口的塘头-古田村交界斑块、以及北部齐溪村的钱江源头斑块等；农业生产用地优势区(P3)面积较小, 占P区的23.66%。
2.3 基于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的社区类型识别与差异化调控措施功能分区界定了国家公园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大致范围, 而土地利用潜在冲突识别则为土地利用倾向和转换提供了依据。国家公园社区类型的识别与调控应统筹考虑功能分区与土地利用的冲突状况。本文基于钱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对各功能分区中的管理指引, 遵循生态保育优先、保护农田、适度利用的原则, 叠加功能分区和土地利用冲突斑块, 根据国家公园功能分区对土地利用强度的要求以及土地利用冲突转换的可能性, 将社区划分为区外安置型、优先治理型、控制发展型、特色农业型、和游憩发展型5类社区, 各类社区的划分依据和范围见表 4和图 4。
| 调控类型 Regulation category |
所属功能分区 Function zonings belonged to |
主要社区 Main communities |
| 区外安置型 Relocated community |
核心保护区 | 龙潭口、大鲍山 |
| 优先治理型 Prioritized governance community |
生态保育区+用地优势区(P2) 生态保育区+冲突一般区(M4)/冲突激烈区(H2、H3、H4) |
黄坞、龙上、石灰山、枫岭头、后山湾、里秧田、 |
| 控制发展型 Control developmental community |
生态保育区+用地优势区(P1、P3) 生态保育区+冲突一般区(M1、M2、M3) 生态保育区+冲突激烈区(H1)/冲突微弱区 传统利用区/游憩展示区+用地优势区(P2) 传统利用区/游憩展示区+冲突激烈区(H2、H3、H4) |
横中、溪西、杨家、宋坑、汪畈、罗家、余村、东山 |
| 特色农业型 Featured agriculture community |
传统利用区/游憩利用区+用地优势区(P3) 传统利用区+冲突一般区/冲突微弱区/冲突激烈区(H1) |
左溪、芳庄、霞坞、西坑、高坑、仁宗坑、上村 |
| 游憩发展型 Recreation developmental community |
游憩展示区/传统利用区+用地优势区(P1) 游憩展示区+冲突一般区/冲突微弱区/冲突激烈区(H1) |
台回山、西山、高田坑、溪沿、西坑口、马头坞 |
|
| 图 4 钱江源国家公园社区调控类型 Fig. 4 Classification of community regulation in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
(1) 区外安置型社区。这类社区位于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 涉及2个社区, 包括龙潭口、大鲍山。核心保护区的用地用于严格的生态保护, 无法开展任何农业生产和游憩活动, 因此采取区外安置的调控方式, 腾退社区占用生态空间, 对迁出地块进行生态修复；加大生态补偿力度, 有序引导社区和产业迁出。
(2) 优先治理型社区。这类社区主要分布在生态保育区范围内, 紧邻核心保护区, 自然生态系统整体维持状态较好, 农业生产或游憩利用与生态保育用地冲突明显, 存在对生态用地挤压的风险。包含10个社区, 占社区总数的13.89%, 包括中山村、枫岭头、里秧田等。此类社区应通过地役权确定、土地置换等方式, 适度集聚村落, 防止村落建设及生产向核心保护区扩张；并通过土地整治, 将分散、闲置的集体用地进行生态涵养。引导农户以符合国家公园管理要求的方式经营土地, 制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严禁在区域内进行各类高强度生产活动, 鼓励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对土地的精细化和集约化利用。
(3) 控制发展型社区。这类社区主要分布在生态保育区内的社区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和游憩利用潜力的地块, 以及游憩利用区和传统利用区内存在与生态保育用地冲突的地块, 包含28个社区, 占社区总数的38.89%, 如横中、溪西、杨家、宋坑等。这类社区用地潜在冲突面积大, 易导致对土地的无序开发, 需严格控制社区用地规模和强度。因此, 未来应加强对国家公园土地综合整治, 提高农田质量, 严守耕地红线, 防止潜在激烈冲突转为现实；结合空心村治理、易地扶贫和生态补偿等手段, 向游憩发展型和特色农业型村落逐步安置, 促进社区的适度集聚；加快产业融合, 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发展, 提高单位土地收益；加强对农业生产区域生物多样性监测, 严控农业生产和生活污染。
(4) 特色农业型社区。这类社区主要分布在游憩利用区和传统利用区中农业生产优势用地, 以及传统利用区中农业用地与游憩用地存在一般或微弱冲突的地区, 包含21个社区, 占社区总数的29.17%。这类社区人口较密集, 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油茶、清水鱼养殖等传统农业生产初具规模, 是国家公园未来生态产业的重点利用地区。应遵循“一村一品”原则对农业生产空间进行调整, 围绕传统特色产业, 实现田块的集中分块化、特色化种植, 塑造农田景观, 激发传统产业活力。合理规划产业发展规模与层次, 并借助国家公园品牌, 发展以生态旅游为代表的新型产业, 促进不同层次产业互动与融合。加强农业科技投入, 提高农田质量, 并依托钱江源国家公园品牌, 推动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发展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业, 延伸产业链条, 实现传统农业种植向生态化、效益化转型。
(5) 游憩发展型社区。这类社区主要分布在游憩利用区和传统利用区中游憩利用优势用地, 以及游憩利用区中农业用地与游憩用地存在一般或微弱冲突的地区, 包含11个社区, 占社区总数的15.27%。这类社区所在地块游憩资源丰富, 游憩设施较完善, 其他用地转换为游憩利用的可行性较强, 适合依托国家公园品牌大力发展提供游憩服务。在尊重社区原有格局的前提下, 应加强景观风貌的保护与改造, 充分挖掘以农耕和田园特色的传统村庄文化, 打造国家公园特色社区吸引力；完善配套设施, 优化并增加游憩服务功能吸引游客。打破传统产业界限, 促进水稻、茶叶、中药材等农业生产要素与自然景观、传统村庄文化要素融合, 发展集生态农业体验、游憩观光、文化品味于一体的生态旅游业融合体系。做好游憩容量规划与监测, 加强访客管理, 降低游憩开发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我国保护地内存在大量社区, 人地关系矛盾由来已久, 协调保护地与社区关系是构建高效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关键之一。《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指出, 应对保护地内城镇、村镇进行相应调控, 分类有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土地是社区分类调控的物质基础和载体, 虽然功能分区为国家公园划定了生产、生活、生态的大致空间, 但由于土地利用的多宜性, 土地冲突仍然普遍存在。因此, 识别土地利用优势类型及潜在冲突为社区分类调控提供依据。
钱江源国家公园地处我国东部生态脆弱和人口密集区, 本文基于国家公园功能分区, 构建多重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体系, 识别土地利用潜在冲突。在优先保障国家公园生态保育的基础上, 分类指引社区空间布局和调控方向, 因地制宜采取相应调控措施, 便于国家公园进行土地分类治理, 对社区进行精细化管理[32]。社区分类调控应不仅要研究用地优势及潜在利用冲突, 同时需结合产业发展指引、社区布局优化、土地制度等措施的配套。研究可为国家公园实行差别化管控、协调社区关系提供参考。但是, 国家公园社区空间调控不仅包括国家公园界限范围内的社区, 也应包括毗邻周边社区的衔接与互动, 本研究受数据限制, 仅探讨国家公园界限内社区发展, 未来可进一步探讨界限内外部社区的调控与协同。
3.2 结论本文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构建多重土地利用适宜性的冲突识别模型, 结合国家公园功能分区与土地利用冲突分析结果叠加, 划分社区类型, 并提出分类调控措施, 结果表明：①三类土地利用适宜性中, 生态保育适宜性呈中部高, 南北两侧低的空间特征；游憩利用适宜性呈中部、北部高, 南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农业生产利用适宜性呈中部、北部高, 南部低的空间特征, 且高值区的斑块分布零散；②钱江源国家公园土地利用中用地优势区面积较大, 有47.24%的土地存在潜在利用冲突, 若不及时协调与管理, 将导致国家公园与社区的实际冲突；③基于国家公园的功能分区、土地利用冲突状况的叠加分析, 将钱江源国家公园的社区分为区外安置型、控制发展型、优先治理型、游憩发展型、特色农业型社区, 各类社区采取差别化管理措施, 以降低土地利用冲突, 实现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管理目标。
除了国家公园外, 我国保护地体系还涉及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多种类型, 不同保护地在保护强度和功能定位上的差异必然要求社区调控和产业发展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因此, 统筹考虑保护地功能分区、土地利用与社区管理的关系, 降低或化解不同土地利用的冲突, 实现生产、生活、生态整体功能的提升是未来亟需深入研究的主题。
| [1] |
MacKay F. Addressing Past Wrong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Protected Areas: the Right to Restitution of Lands and Resources. Moreton-in-Marsh, UK: Forest Peoples Programme, 2002.
|
| [2] |
Van Riper C J, Kyle G T, Sherrouse B C, Bagstad K J, Sutton S G. Toward an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of perceived biodiversity value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a national park.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7, 72: 278-287. DOI:10.1016/j.ecolind.2016.07.029 |
| [3] |
Kelboro G, Stellmacher T. Protected areas as contested spaces:Nech Sar National Park, Ethiopia, between 'local people', the state, and NGO engagement.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2015, 16: 63-75. DOI:10.1016/j.envdev.2015.06.005 |
| [4] |
Mukeka J M, Ogutu J O, Kanga E, Røskaft E. Human-wildlife conflicts and their correlates in Narok County, Kenya.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019, 18: e00620. DOI:10.1016/j.gecco.2019.e00620 |
| [5] |
高燕, 邓毅, 张浩, 王建英, 梁滨. 境外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冲突:表现、溯源及启示. 旅游学刊, 2017, 32(1): 111-122. |
| [6] |
Randle E J, Hoye R. Stakeholder perception of regulating commercial tourism in Victorian National Parks, Australia.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4: 138-149. DOI:10.1016/j.tourman.2015.11.002 |
| [7] |
Morales-Molino C, Colombaroli D, Valbuena-Carabaña M, Tinner W, Salomón R L, Carrión J S, Gil L. Land-use history as a major driver for long-term forest dynamics in the Sierra de Guadarrama National Park (central Spain) during the last millennia:implications for forest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2017, 152: 64-75. DOI:10.1016/j.gloplacha.2017.02.012 |
| [8] |
Lamichhane B R, Persoon G A, Leirs H, Musters C J M, Subedi N, Gairhe K P, Pokheral C P, Poudel S, Mishra R, Dhakal M, Smith J L D, De Iongh H H. Are conflict-causing tigers different? Another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human-tiger conflict in Chitwan National Park, Nepal.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017, 11: 177-187. DOI:10.1016/j.gecco.2017.06.003 |
| [9] |
Soliku O, Schraml U. Making sense of protected area conflicts and management approaches:a review of causes, contexts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strategie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18, 222: 136-145. DOI:10.1016/j.biocon.2018.04.011 |
| [10] |
Estifanos T K, Polyakov M, Pandit R, Hailu A, Burton M. Managing conflicts between local land use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thiopian wolf:residents' preferences for conservation program design features. Ecological Economics, 2020, 169: 106511. DOI:10.1016/j.ecolecon.2019.106511 |
| [11] |
Ristić V, Maksin M, Nenković-Riznić M, Basarić J. Land-use evaluation for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in a protected area:a case of Sara mountain national park.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8, 206: 430-445. DOI:10.1016/j.jenvman.2017.09.080 |
| [12] |
Rao Y H, Zhang J J, Wang K, Wu X. How to prioritize protected areas:a novel perspective using multidimensional land use characteristics. Land Use Policy, 2019, 83: 1-12. DOI:10.1016/j.landusepol.2019.01.023 |
| [13] |
Matseketsa G, Muboko N, Gandiwa E, Kombora D M, Chibememe G. An assessment of human-wildlife conflicts in local communities bordering the western part of Save Valley Conservancy, Zimbabwe.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019, 20: e00737. DOI:10.1016/j.gecco.2019.e00737 |
| [14] |
王爱民, 马学广, 闫小培.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土地利用冲突及其治理机制研究——以广州市海珠区果林保护区为例. 地理科学, 2010, 30(1): 80-85. |
| [15] |
Ma B R, Xie Y X, Zhang T Z, Zeng W H, Hu G Z. Identification of conflict between wildlife living spaces and human activity spaces and adjustments in/around protected areas under climate change:a case study in the Three-River Source Reg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0, 262: 110322. DOI:10.1016/j.jenvman.2020.110322 |
| [16] |
Karanth K K, Gupta S, Vanamamalai A. Compensation payments, procedures and policies towards human-wildlife conflict management:Insights from India.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18, 227: 383-389. DOI:10.1016/j.biocon.2018.07.006 |
| [17] |
Wondirad A, Ewnetu B.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s a tool to foster sustainable land and resource use practices in a national park milieu. Land Use Policy, 2019, 88: 104155. DOI:10.1016/j.landusepol.2019.104155 |
| [18] |
Yusran Y, Sahide M A K, Supratman S, Sabar A, Krott M. The empirical visibility of land use conflicts:From latent to manifest conflict through law enforcement in a national park in Indonesia. Land Use Policy, 2017, 62: 302-315. DOI:10.1016/j.landusepol.2016.12.033 |
| [19] |
Busscher N, Parra C, Vanclay F. Land grabbing within a protected area:the experience of local communities with conservation and forestry activities in Los Esteros del Iberá, Argentina. Land Use Policy, 2018, 78: 572-582. DOI:10.1016/j.landusepol.2018.07.024 |
| [20] |
Buchholtz E K, Stronza A, Songhurst A, McCulloch G, Fitzgerald L A. Using landscape connectivity to predict human-wildlife conflict.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20, 248: 108677. DOI:10.1016/j.biocon.2020.108677 |
| [21] |
Karimi A, Brown G. Assessing multiple approaches for modelling land-use conflict potential from participatory mapping data. Land Use Policy, 2017, 67: 253-267. DOI:10.1016/j.landusepol.2017.06.004 |
| [22] |
Hill N J, Tobin A J, Reside A E, Pepperell J G, Bridge T C L. Dynamic habitat suitability modelling reveals rapid poleward distribution shift in a mobile apex predator.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16, 22(3): 1086-1096. DOI:10.1111/gcb.13129 |
| [23] |
向芸芸, 杨辉, 陈培雄, 周鑫, 陈全震, 曾江宁. 基于生态适宜性评价的海洋生态系统管理——以温州市洞头区为例. 应用海洋学学报, 2018, 37(4): 551-559. |
| [24] |
迪力沙提·亚库甫, 严金明, 李强. 基于生态导向与自然条件约束的青海省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研究.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9, 35(3): 94-98. |
| [25] |
王梦君, 唐芳林, 张天星. 国家公园功能分区区划指标体系初探. 林业建设, 2017(6): 8-13. |
| [26] |
Gordon A, Simondson D, White M, Moilanen A, Bekessy S A. Integrating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landuse planning in urban landscape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9, 91(4): 183-194. DOI:10.1016/j.landurbplan.2008.12.011 |
| [27] |
王忠君.基于园林生态效益的圆明园公园游憩机会谱构建研究[D].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3.
|
| [28] |
Nahuelhual L, Vergara X, Kusch A, Campos G, Droguett D. Mapping ecosystem services for marine spatial planning:recreation opportunities in Sub-Antarctic Chile. Marine Policy, 2017, 81: 211-218. DOI:10.1016/j.marpol.2017.03.038 |
| [29] |
肖练练, 钟林生, 虞虎, 周睿. 功能约束条件下的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研究. 生态学报, 2019, 39(4): 1375-1384. |
| [30] |
刘巧芹, 赵华甫, 吴克宁, 于潇, 张清军. 基于用地竞争力的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研究——以北京大兴区为例. 资源科学, 2014, 36(8): 1579-1589. |
| [31] |
Carr M H, Zwick P. Using GIS suitability analysis to identify potential future land use conflicts in North Central Florida. Journal of Conservation Planning, 2005, 1: 58-73. |
| [32] |
李云, 孙鸿雁, 蔡芳, 唐芳林. 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分类调控探讨. 林业建设, 2019(4): 3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