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态学是研究世居民族对生态系统的认知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交叉学科^[1], 以民族群体及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2]。自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Conklin在对菲律宾Hanunoo农业研究中首先提出“民族生态学”概念以来^[3], 民族生态学在生物多样性保护^[4-9]、植物资源利用^[10]、传统知识^[11-13]等领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野菜利用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是植物资源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民族植物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的热点, 许多国外学者纷纷对津巴布韦^[14]、尼日利亚^[15]、巴勒斯坦^[16]、博茨瓦纳^[17]、波黑^[18]、刚果^[19]、印度^[20]、黎巴嫩^[21]、墨西哥^[22]、伊比利亚半岛^[23]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不同民族传统利用野菜的调查编目、野生食用植物的引种驯化以及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等方面的研究, 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时, 一些国家也开始着手制定本国专门保护植物资源及其传统知识的法规政策^[24]。中国因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形成了多样化的野菜利用及其有关传统知识。许多学者对蒙古族^[25]、壮族^[26]、彝族^[27]、佤族^[28]、基诺族^[29]、土家族^[30]、傣族^[31]等少数民族野生食用植物利用及其有关传统知识进行了调查、编目等基础研究。可以说,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野菜资源利用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和惠益分享等工作的开展。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研究者更多关注区域内当地民族对野菜利用的传统知识, 即多数研究是基于当地民族文化影响方面开展的定性描述, 而缺少野菜资源利用及其传统知识的定量分析。

贵州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世居少数民族之一, 在野菜食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传统知识和经验, 在苗族社群中至今仍保留着采集食用野菜传统。目前, 对于贵州苗族野菜利用及其传统知识的研究仅是零星、散落在苗族饮食文化^[32]、苗族野生植物资源利用^[33-34]、苗族传统文化^[35]等研究中, 而全面、系统调查和研究贵州苗族野菜资源相对欠缺。因此, 本研究在对贵州苗族食用野菜资源利用及其有关传统知识进行深入调查与编目基础上, 借鉴生物多样性理论和方法对苗族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进行多样性计算分析, 并采用拟合回归对苗族食用野菜种类多样性与野菜有关传统知识多样性关系进行分析。通过研究, 一方面, 以期促进贵州苗族野菜有关传统知识的挖掘整理与保护传承, 利于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 以期促进野菜利用有关传统知识研究的量化表达, 为民族传统文化定量研究提供一个探索性的研究方法。

1 研究区概况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散布在世界各地, 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亚的老挝、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 总人口数达1000多万。其中, 雷公山区是我国西南地区苗族高度聚居的主要区域, 居住总人口约40万, 苗族人口占90%以上, 素有苗族大本营之称, 是贵州苗族的中心^[36]。雷公山苗族作为典型的山地民族^{[37, 38]}, 由于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山地生态环境和植物资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渐渐形成了山地民族利用野菜资源及其传统知识的独特认知, 并在对其利用与保护中表现出来。

本文所取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域。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地处贵州省东南部, 位于东经108°05′—108°24′, 北纬26°15′—26°32′, 总面积47300 hm²。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辖13个乡(镇), 45个自然村寨, 122个村民组, 总户数为6662户, 共28369人,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6人。农业人口占区内总人口的95%, 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以上。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山地湿润气候区, 属于高中、中、低地貌, 海拔最低处为650 m, 最高处达到2178.8 m, 最高处与最低处海拔之差为1528.8 m；年平均气温14.3℃, 夏日平均气温23.5℃, 冬日平均气温3.6℃, 温暖湿润, 相对湿度85%—91%, 雨量充沛, 年降雨量1300—1600 mm^[39]。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 根据历次科学考察结果显示, 保护区内共有各类生物5084种, 其中动物2239种, 高等植物2582种, 大型菌物263种^[40]。

根据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人口分布特点, 选取26个典型苗族村寨作为田野调查点对苗族食用野菜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进行调查研究(表 1)。

2 研究方法 2.1 苗族食用野菜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多样性调查

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和关键人物访谈, 对苗族食用野菜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目。

(1) 基于贵州植物志^[41]、中国野菜资源学^[42]、野菜实用图鉴^[43]等建立野菜资源数据库, 筛选出在雷公山区有分布的野生植物, 结合地方志、食谱等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核证。

(2) 采用民族植物学研究中常用的关键人物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来获取苗族对野菜利用及传统知识。在调查过程中应用“5W+1H”提问法访谈^[44], 即What(野菜叫什么)、When(何时采)、Where(何地采)、Which(食用哪个部位)、Why(为什么这样采集、食用)及How m(怎么吃, 吃多少)。同时, 在野外调查过程中跟随信息报告人在野外认识、采集野菜并拍摄照片留存, 以获取和记录有关野菜资源的民族植物学资料。最终, 通过随机访谈、关键人物访谈、半结构访谈方法等研究方法, 共调查315人。信息报告人主要以村委会干部、德高望重的村寨老人(寨老)、苗家妇女、苗药医师为主；年龄在12—90岁之间, 主要集中在40—78岁。

2.2 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多样性定量分析

在词条编目的基础上, 借鉴生物多样性指数中的α多样性(Simpson指数)和β多样性(Whittaker指数)^[45]指数的计算方法和有关研究^[46], 建立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多样性指数D_S－TK和β_W－TK。

(1) 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的α多样性指数计算。物种的α多样性主要是指局域生境内部的物种多样性。在计算传统知识的多样性时, 将传统知识所在的苗族村寨视为其所在的局域生境, 将每一类与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视为物种, 则每一类别(传统知识的主要类型)下的传统知识词条数目则可视为物种数。由此, 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的α多样性指数D_S－TK:

(1)

式中, N为研究中记录的与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词条的总数, n_i为每一类别的传统知识的词条数目, s为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类别数。D_s-TK值越大, 表明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的丰富性越高, 则该区域的传统知识的多样性越高。

(2) 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的β多样性指数计算。β多样性指沿环境梯度不同生境之间物种组成的相异性。本文将区域内的不同海拔高度的苗族村寨视为野菜相关传统知识在区域内的不同生境, 借鉴Whittaker指数, 则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的β多样性指数β_W－TK:

(2)

式中, S为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词条总数, ma为各苗寨的平均词条数。β_W－TK值越高, 表明不同苗寨间的与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的异质性越高, 可表征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在空间分布的不连续性。

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分析苗族食用野菜种类多样性与野菜有关传统知识多样性的关系。

3 结果与分析 3.1 苗族食用野菜多样性特征 3.1.1 食用种类的多样性

调查结果显示, 苗族传统常用野菜总共80种, 隶属46科67属(附表 1)。其中, 种数最多的是菊科(Compositae)有10种；其次, 百合科(Liliaceae) 有6种；禾本科(Gramineae)有5种；伞形科(Umbelliferae)、唇形科(Labiatae)各有4种；蓼科(Polygonaceae)、杜鹃花科(Ericaceae)、壳斗科(Fagaceae)各有3种；菝葜科(Smilacaceae)、蕨科(Pteridiaceae)、马齿苋科(Portulacaceae)、樟科(Lauraceae)、银耳科(Tremellaceae)各有2种；其余32科都只有1种。

3.1.2 食用部位、方式的多样性

在苗族社群中, 人们根据所取食植物的部位或器官来进行分类, 通常分为根菜类、叶茎菜类、花菜类、果菜类、真菌菜类等5类(附表 1)。结果显示, 苗族食用野菜部位以嫩茎叶类最多, 占总数55%；其次是根菜类, 占总数的15%；全株类(主要是真菌类)野菜占总数的11.25%；果菜类占总数的10%；花菜类的最少, 占总数的8.75%等。另外, 苗族食用野菜的主要方式包括生食、凉拌、腌食、炒食、炖食、涮食(涮火锅)、做汤、做馅、蒸食、粥食、泡酒、作主配调料等12种方式(表 2)。分析可知, 对不同食用方式所对应的相关野菜达236种次, 远远多于当地食用全部野菜种类数, 这是由部分同种植物有着多样性的食用方式所致。

3.2 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多样性分析 3.2.1 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编目

苗族在对野菜资源认识、采集、食用过程中, 创造并积累了大量的传统知识和文化, 根据调查结果, 共编目现存的雷公山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词条52个(表 3)。其中, 与野菜采集相关的传统文化词条7个；与野菜处理相关的传统知识词条7个；与野菜饮食相关的传统文化词条16个；与野菜相关的苗医药文化词条19个；与野菜相关的传统文学艺术与谚语词条3个。

3.2.2 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多样性计算分析

(1) α多样性

根据上文可知, 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共分为5个大类, 编目词条总数为52个。通过运用公式(1)计算可知, 雷公山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的多样性指数为0.75, 说明雷公山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的多样性很高。同时, 对被调查的26个苗寨分别计算野菜相关传统知识的多样性指数D_s-TK(表 4)。其结果显示α多样性指数在0.54—0.79范围之间, 呈现出较高的多样性, 体现了雷公山苗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的丰富性, 这也与实际调查情况比较相符。

(2) β多样性

运用公式(2)计算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的多样性指数β_W－TK, 见表 5所示：

由表 5可知, 不同海拔高度的苗寨居民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的多样性指数β_W－TK在0.21—0.37之间, β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0.29。其中海拔高度在1000 m以下范围内的苗寨间食用野菜传统知识的同质性相对较高, 海拔在1300 m以上的苗寨间食用野菜传统知识的异质性较高, 这表明在雷公山苗族社群范围内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在山脚分布相对集中、而在山腰以上的区域呈现一定程度的异质化分布, 空间分布具有不连续性的特征。

3.3 食用野菜种类多样性与有关传统知识相关性分析

苗族食用野菜多样性主要表现在食用种类、食用方式和食用部位等方面, 而食用方式和食用部位的多样性最终都体现在食用种类的多样性上。因此, 本文通过对苗族食用野菜种类与野菜相关传统知识α多样性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 以此来研究食用野菜种类多样性与有关传统知识多样性关系。结果显示, 食用野菜种类与野菜有关传统知识多样性指数的Pearson相关性系数为0.844, Sig(2-tailed)=0.000。由此可见, 苗族食用野菜种类与野菜相关传统知识α多样性指数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由图 1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食用野菜种类与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α多样性指数呈现线性关系, 随着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α多样性指数的逐渐增大, 食用野菜种类也在不断增加。这说明食用野菜有关的知传统知识是保持或扩充食用野菜种类数量的主要因素。

4 讨论 4.1 野菜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一些研究表明, 土著民族对资源的利用体现了当地居民对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深刻认知, 是经过人们长期认识、实践的结果^[47]。雷公山苗族长期生活在山地林区, 山间可种植食用蔬菜的土地稀缺, 故采食野生食用植物成为一种生存需要, 而雷公山区丰富的植物资源正好为苗族提供了良好的采食条件, 扩大了其生态位。在采食野菜时, 雷公山苗族遵循植物生长规律, 主要采集野菜的地上部分, 不破土, 以茎叶、花、果实为主, 这与蒙古族、壮族^{[25, 26]}等民族一致, 采集很少用到工具。苗族这种传统的野菜采集知识, 从科学角度看, 这都有利于留存野菜部位的更新、生长, 不容易干枯和腐败, 不会破坏野菜周围的土壤、微生物环境等, 没有对野菜的生长环境和山林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再次, 雷公山苗族在野菜最适生长季节采食, 可采食的野菜种类也较多, 且食用部位和食用方法多样, 这些都是苗族长期适应自然环境和生存发展的结果。

4.2 野菜资源多样性与传统知识多样性的关系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 动植物及其生态系统早已融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 是形成和发展人类文化的重要物质基础”^[48]。民族传统文化和生物多样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二者是协同进化的关系^[49]。雷公山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造就了当地苗族对野菜资源食用的多样化,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样性的苗族野菜传统知识(文化)。同时, 苗族野菜传统知识又对雷公山植物多样性的组成、结构与功能产生深刻的影响。苗族在利用野菜资源过程中, 村寨(社群)所特有的“万物有灵”、“药食同源”等传统知识(文化)对野菜资源的采集、利用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药食同源”文化是苗族对雷公山区潮湿的气候环境和丰富的植物多样性的一种适应体现, 这不仅保持与稳定了苗族食用野菜资源的多样性, 也有助于当地植物资源多样性保护；苗族的“食酸食辣”文化造就了其好制腌、腊食品的习惯, 影响着民众对野菜的利用方式；“节庆饮食文化”中对野菜资源的炒、炖、蒸、粥、调料等充分利用, 也使当地民众在平时按更加注重对野菜的保护, 以备“重要场合”之用。可以看出, 在相同的自然生态背景下, 苗族传统知识(文化)的多样性对食用野菜种类多样性的保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在本文的研究结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传统民族文化保护了植物多样性, 多样性的植物资源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 又传递着民族传统文化^[50]。可以说, 野菜的食用价值与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 这亦是苗族野菜及其传统文化得以保存与不断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所在, 也是其价值所在。然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渗透, 苗族社群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传统文化受到冲击, 传统生活方式正逐步被现代的、主流生活和消费方式所取代, 从而使苗族世代所依赖的资源正在迅速消失。在调查中发现, 苗族村寨野菜传统知识很大一部分仅掌握在老人手中, 例如对野菜的识别、利用等, 一旦这些前辈故去或遗忘, 这些传统文化也就会随之消失。因此, 大力发掘、整理苗族野菜文化内涵, 对苗族所拥有的相关传统知识进行拯救, 已显得非常紧迫了。这不仅是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是山地林区民族如何应对经济社会转型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现实挑战。

4.3 野菜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人类的生存源于对食物的寻觅, 从古至今无不如此。野菜资源作为人类填充“饥饿”的重要食物来源, 在人类发展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野菜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延年益寿、保健养生等功效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同^[51-52]。目前, 野菜作为人类“食物库”的重要资源和“生物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促使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开始采取措施加强保护, 以期达到植物基因的留存及其持续利用^[53]。但是, 很多措施都是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进行就地保护, 而在保护工作中往往忽略就地保护少数民族社区及传统文化对野菜资源保护的重要作用。然而, 实际情况是苗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 不仅保持和利用了野菜资源, 更是保护了其蕴含的传统知识和文化习俗。因此, “现代保护区的管理模式应把周边民族社区的居民作为保护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将土著民族对资源的传统知识与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和发展结合起来, 不仅可以解决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冲突问题, 而且也达到了保护和发展的目的, 有利于进一步探讨良性的、生态和社会可持续的、与文化相适应的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模式”^[47]。

5 结论

本研究是对贵州雷公山苗族食用野菜多样性的初步探讨, 研究结果表明：苗族食用野菜多样性不仅呈现在食用种类、部位、方式等3个客观方面, 还隐现在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的采集、处理、饮食、医药、文学谚语等5个民族文化方面, 这体现了苗族食用野菜多样性是当地生态环境与苗族传统知识(文化)相互融合适应的结果；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文化)在雷公山区表现出多样和空间分布不连续的特征, 且相关传统知识多样性对食用野菜种类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这说明在相同的自然生态背景下, 民族传统知识(文化)的多样性是影响人们对生物资源利用多样性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