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是全球最大的高寒草地分布区, 也是高寒生物资源的重要基因库^[1]。高寒草地作为青藏高原主要的植被类型, 对青藏高原的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土壤形成与保护等生态系统服务的维持有着重要影响, 在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和响应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近年来,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影响的与日俱增, 高寒草地的退化日趋严重, 土地生产力也逐渐减低, 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造成严重威胁^[3]。此外, 高寒草地的退化也威胁着高寒地区的生物多样性^[4-5]。因此, 当前的退化高寒草地恢复问题给国家以及科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6-7]。

针对目前现状, 虽然已有大量的研究对高寒草地的退化恢复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恢复措施及技术^[8-10], 但在研究其退化现状和恢复措施机制等方面目前稍显薄弱。为此, 本文依据高寒草地亚类的功能分区模型以及退化演替的分区特征^[11-12], 将青藏高寒区的草地分为5个典型脆弱生态区(表 1, 图 1), 即三江源区、环青海湖及祁连山区、一江两河地区、藏北和那曲地区、川西和甘南地区。通过对以往研究文献的综合整理, 明确各脆弱生态区的草地退化现状以及主要生态问题, 探讨现有恢复措施的优劣及效应, 以期对已有的生态恢复技术和模式进行优化、融合和集成, 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以探讨和总结。

1 草地退化的表征及各典型脆弱生态区的恢复现状 1.1 高寒草地退化的表征

草地退化主要表现在2个层面:一是植被退化, 表现为植被的高度、覆盖率、产量和质量下降; 二是土壤生境退化, 表现为土壤性质及微生物特性的发展方向不利于植被的生长。本质上, 草地的退化是植被-土壤系统的协同退化^[13-15]。

从植被退化角度来看, 曹广民等^[16]认为高寒草地的植被退化大多都是由禾草—矮嵩草群落演替为嵩草群落, 然后由嵩草群落转化杂类草, 最后演变为黑土型次生裸地。赵贯锋等^[6]认为随着高寒嵩草草甸退化, 由莎草科和禾本科为主的植物演替为杂类草地。肖玉^[17]认为高寒草原退化过程中, 群落优势种从青藏苔草演变为青藏苔草和高山嵩草并存, 最后转为珠芽蓼和沙生风毛菊的杂类草地。周华坤等^[18]认为随着高寒草原退化程度加大, 植被盖度、草地产量和质量以及草地上生物多样性逐渐下降。赵玉红等^[19]认为随着草地退化程度的加剧, 群落水平的总生物量以及叶和茎的生物量明显减少。刘育红等^[20]认为高寒草甸群落中, 植物优势度在草地退化演替格局中发生变化, 莎草科、禾本科植物优势度总体随草地退化程度的加剧而降低, 杂类草、豆科植物优势度总体随退化程度的加剧而逐渐增加。综上可知, 植被退化的表征为优势种发生了明显的接替变化, 植被的生产力、多样性、高度、覆盖率和质量等也随着草地退化程度的加剧而明显下降。因此, 本文认为退化草地的植被变化会表现在植物群落的结构功能、生物生产以及质量等各个方面, 所以可以结合植被各个方面的变化, 通过建立合理的系统结构、内容构成、异质性等实现退化草地恢复的目标。

从土壤生境退化角度来看, 魏卫东等^[21]认为植被或植物群落发生变化的时候, 必然会导致其生存环境中的土壤条件发生改变, 草地退化情况以及与土壤因子的关系极其复杂。杨元武等^[22]认为不同退化梯度上土壤化学性质均发生变化, 其中速效养分随退化程度的加剧明显减少。于宝政等^[23]认为在高原冷湿环境中退化草地表层、亚表层土壤团聚体的下降幅度随草地退化加剧均趋于显著提高。李建宏等^[24]认为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 土壤中的固氮菌呈减少趋势。此外, 草地退化导致高寒草地固氮性植物减少, 从而降低土壤中有机氮含量, 减少草地氮库^[25]。易湘生^[26]认为土壤持水量总体上随草地植被退化而减少。王学霞等^[27]认为草地退化显著降低了高寒草甸和草原土壤净硝化速率和净氨化速率。温军等^[28]认为随着高寒草原退化程度的增加, 生长季土壤的呼吸速率先增加后降低, 在中度退化程度下达到最高, 而在重度退化程度下降至最低。综上, 退化的草地土壤贫瘠, 微生物群落减少, 水分条件差, 植物生长必要营养元素缺乏, 植物-土壤协同作用减弱, 从而导致土地退化加剧程度, 陷入退化的恶性循环。

因此, 在退化草地恢复治理过程中, 要关注对草地生产能力的恢复和提高。特别是草地的生物组分(植物、动物或微生物)和土壤的结构与功能。重点改善生物多样性, 草地群落的水平与垂直结构, 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等功能, 使恶化的草地发生良性的改变。

1.2 青藏高寒区各典型脆弱生态区草地的恢复现状

三江源区位于青藏高原的腹地青海省南部, 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区, 总面积为3.63×10⁵ km², 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50.4%, 全区平均海拔在3700—4200 m之间^[29]。全区的天然草地面积2.14×10³ hm², 可利用草地面积占全区天然草地面积的90%, 为1.933×10³ hm², 该区分布着以嵩草(Kobresia)植物为主的高寒草甸和以针茅属(Stipa), 羊茅属(Festuca)植物为主的高寒草原^[30]。20世纪70年代起, 三江源区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表现有:林草植被盖度降低, 湿地生态系统面积减少, 湖泊萎缩, 冰川后退, 水资源减少^[31-32]; 草地退化与土地沙化日趋加剧, 水源涵养功能下降, 江河径流量逐年减少, 水土保持功能减弱^[33-34]; 草原鼠害猖獗^[35]; 生物多样性减少^[36]; 生态难民逐年增加^[37]。此外, "黑土滩"是三江源区草地退化最为严重的次生裸地, 其形成和发展严重制约了整个高寒草地区域的植被群落结构和植被生产力^{[7, 38]}。高寒草地(包括高寒草原、高寒草甸、高寒荒漠草原和高寒湿地草甸)在气候变化、鼠虫害、过度放牧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明显的退化趋势, 草地退化加速。基于上述生态问题, 生态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恢复措施及技术, 如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草)及封山育林, 对大面积退化草原进行退牧还草, 对轻度退化草地和未退化草地采取禁牧和围栏封育^[39]。种树和牧草适宜相结合, 根据气候条件, 选择适生树种和优良牧草间种, 提高水土涵养蓄水能力^[40]。人工种草,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选择以多年生禾本科牧草为主, 如早熟禾、老芒麦等较耐寒的草种, 进行人工混播, 达到退化草地生态恢复重建效果^[41-42]。建立饲草料基地, 缓解饲料不足问题, 促进草场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

上述措施的实施使得三江源区的草地退化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赵健赟等^[43]利用2001年、2010年和2015年的Landsat数据的分析表明三江源区泽库县在2001—2015年之间, 植被覆盖状况有显著改善, 并向高植被覆盖方向变化。冯亚杰等^[44]通过提取三江源区玛沁县不同时期的植被覆盖度动态变化总体特征, 认为2005—2015年来植被覆盖度呈下降趋势, 植被覆盖度的面积减少近4000 hm², 覆盖度减少区面积占比为20.96%, 比重较大, 植被覆盖不稳定并呈现退化趋势。但有研究表明近15年(2001—2015)三江源区草地生态呈明显好转态势, 草地退化面积仅占三江源区总面积的5.85%。2004—2012年三江源生态工程实施以后, 该地区草地退化趋势基本得到控制, 而且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减缓趋势, 仅有极少数县发生退化和退化加剧现象^[45]。徐新良等^[46]的遥感解译结果显示, 到2012年为止, 三江源退化草地面积比2004年降低了5.78%, 其中中度退化草地的面积减少最显著, 下降了5.35%。研究表明长江源和黄河源草地退化情况比较严重, 玛多县、曲麻莱县、称多县北部和治多县东南部草地退化最为明显。而且通过对三江源地区草地退化态势的遥感解释, 2004—2012年草地退化的态势发生减缓, 局部地区草地状况得到明显好转(图 2)^[46]。

从三江源地区各流域草地退化面积统计图(图 2)可以看出, 2004—2012年黄河、长江和澜沧江三大流域退化草地在逐渐好转, 也由此可见, 长江流域发生退化最为严重。由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牵头完成的"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草地监测"研究成果显示^[47]:2004—2013年期间, 整个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的草地生态系统有所好转, 草地退化趋势已经基本得到遏制, 呈轻度恢复趋势。退化草地总面积的54%状况稳定, 30%逐渐恢复, 16%持续退化。由此可见, 各项草地生态保护政策使得三江源区生态恢复进程加快, 草地长势趋好, 植被盖度稳步增长, 三江源的退化态势得到了明显好转。

环青海湖及祁连山区属于生态脆弱带, 植被结构简单且生长周期短, 自我恢复能力差。青海湖区域的退化草地主要分布在湖周围, 重度退化草地主要为湖东沙地、鸟岛以及耕地和居民区, 中轻度草地退化面积为东岸和北岸^[48-51]。祁连山是我国六大天然牧场之一, 其高寒草地是内陆河的重要水源涵养区, 总面积为4.33×10⁶ hm², 据统计, 区域内退化草地的面积约为3.32×10⁶ hm², 占比高达76.7%。草地退化表现为覆盖率降低, 植被稳定性差且牧草的质量和产量均发生了明显的下降, 土壤生产力下降以及深层土壤旱化等^[52-53]。目前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可总结为有:环青海湖流域森林植被趋于消退状态; 高寒植被类型相对稀少; 湿生生态系统趋于退化; 环湖流域高寒草甸草场、高寒灌丛草场、山地草原草场、沼泽草场、疏林草场面积均有缩减, 荒漠面积不断扩充, 有向荒漠化发展趋势; 环湖流域优良牧草种类减少, 毒杂草大量滋生, 可食草量大幅度下降, 植被盖度降低; 环湖气候干暖化、放牧草地长期超载过牧、盲目垦荒、乱采滥伐、鼠虫危害等; 祁连山区域土壤利用率下降, 草地生态系统稳定性丧失严重^[54-55]。

有研究表明^[56], 2000—2013年间, 青海湖流域未退化草地面积为8.89×10⁵ hm², 占流域面积的29.97%。处于退化状态但没有发生变化的草地为1.20×10⁶ hm², 占流域面积的40.42%, 明显恢复的草地面积为3.26×10⁴ hm², 占1.10%。骆成凤等^[49]研究表明在2010年青海湖的未退化草地在整个流域占38%。2000年以来, 青海湖流域草地变化幅度非常小, 呈轻微恢复趋势。2014年至今, 祁连县依托祁连山退牧还草等工程项目的实施, 累计治理黑土滩1.7×10⁴ hm²。通过治理, 黑土滩草地植被盖度从10%提高到80%以上, 牧草平均高度达到50 cm以上^[57-58]。《祁连山生态变化评估报告》显示, 截止到2017年, 祁连山植被NDVI指数和覆盖度反映出2000—2017年祁连山植被状况为"整体向好、局部恶化"的态势, 祁连山区约33.6%的面积植被NDVI指数显著增加, 禁牧后草地的土壤有机质、覆盖度逐步增加^[59]。

西藏一江两河地区, 通过生态环境脆弱性驱动力分析可以看出, 1990年该地区自然因素驱动占主要地位, 到2004年人为因素的影响不断加大, 尤其是人口快速增长, 过度放牧, 过度樵采等不合理人类活动加剧了区域生态脆弱性^[60]。该区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有:土壤以钙积层为主, 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地方有草甸土和沼泽土, 受其天然环境的影响, 植物生产量低, 土壤中的有机质分解慢, 腐殖化作用弱^[61]。一江两河地区退化草地多集中在河谷地区, 该区草场退化的主要表现为草优质牧草减少, 毒草丛生, 鼠害现象严重, 土壤沙化^{[62, 63]}。一江两河地区的草地退化以沙漠化问题最为突出, 地区沙漠化土地总面积为1.86×10³ km^{2 [64]}。为防御沙漠化, 一江两河地区草地面积近10年来迅速增加, 增加了区域内植被覆盖度。在一定程度上, 使得高寒草地免于沙化威胁, 逐渐得到恢复^[65]。

藏北和那曲地区位于我国青藏高原腹地, 西藏自治区的北部, 全区的总面积为4.20×10⁴ km², 草地的面积占86%^[66]。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有:由于气候环境严酷, 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加之人为因素使那曲地区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现象, 近年来趋于严重。基于此, 戴睿等^[67]分析了那曲草地退化的时空变化特征, 发现2002—2010年期间, 那曲地区草地轻度退化, 其中2002—2005年之间是草地退化的主要阶段。王金枝等^[68]以植被覆盖度为评价指标分析了1990—2015年间那曲高寒草地退化和恢复程度, 认为1990—2015年间那曲高寒草地退化状况总体好转, 该地区退化草地面积占总面积35.83%, 恢复面积占64.17%。藏北那曲高寒草地退化的影响因素有超载放牧、鼠虫害、滥挖药材、道路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开发, 其中超载放牧和鼠虫害是导致该地区草地退化的主导因素, 这可为藏北那曲地区的草地恢复提供基础依据。

川西和甘南地区,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部山谷, 草地类型为山脉草甸。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是:在草地退化过程中, 由于杂类草和毒害植物的侵入, 造成了天然草地退化, 导致地表裸露。加上当地气候条件的影响, 土壤退化严重, 土壤中的养分和有机质含量持续下降, 土质恶化。近几年,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 草地退化态势加重, 植被的产量和质量持续下降, 有毒有害牧草比重增加^[69]。目前全区80%的草地都发生了退化现象。由于人类的过度放牧引起草地植被严重退化, 导致草地生态失衡, 发生严重的鼠害现象。甘南州的草地覆盖率从85%以上逐渐降低为不足45%, 许多植物物种也濒临灭绝^[70]。综上, 甘南州草地退化的现状主要有草地的生产能力下降; 植被覆盖率降低, 毒草发展为优势种; 草地鼠虫害日益加剧, 面积减少; 沼泽化草甸的面积萎缩, 部分地区出现黑土滩。

在退化草地恢复方面, 马玉秀等^[71]研究表明川西高原在2000—2008年期间, 草地总体上处于恢复状态, 草地发生退化的面积仅占8%左右, 且显著退化与极显著退化面积仅仅占0.10%, 退化区域相对集中。2017年在色达县的川西高原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项目打造了川西高原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示范样板, 将辐射带动周边典型高原县生态治理。类似措施的实施, 将在今后的恢复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退化草地生态恢复的措施与效应

退化草地生态恢复的目标集中于两种功能, 即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 恢复目标的类别主要以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植被覆盖度和密度(Vegetation coverage and density)、土壤碳库(Soil carbon pool)为主, 其余的恢复目标包括生产力(Productivity)、昆虫群落(Insect community)、植物群落结构(Plant community structure)、草地载畜量(Grassland carrying capacity)、目标物种(Target species)等。但在不同的案例研究中又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进行较详细的区分^[72]。在实际案例中, 一般都是多个目标的恢复, 很少有单一的恢复目标。在很多的研究过程中, 恢复目标的选择和确定主要受到研究对象的生物学特点以及研究人员的专业领域的影响。但其中植被覆盖率是稳定不变的恢复目标, 几乎在所有相关领域的研究案例中都有涉及^[73]。

2.1 退化草地生态恢复的措施和机制

在三江源区, 退化草地生态恢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寒草地分类及其相应的退化成因、生态恢复技术以及生态农牧业发展模式, 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和理论技术^[74]。根据该区的主要生态问题, 研发了高寒草地"分区-分类-分级-分段"的恢复治理技术和管理模式, 如人工种草、人工改良、半人工草地建设、人工草地复壮技术、人工草地分类建植技术、刈用型人工草地建植技术、放牧型人工草地建植技术、高寒地区燕麦和箭筈豌豆混播技术、黑土坡治理技术等。基于分区, 研究轻、中度退化草甸近自然恢复技术, 用人工干预引导黑土滩、群落分类和生态恢复技术体系构建, 开展区域性示范。基于分类, 应用相关技术制定不同程度的退化草地分类标准^[75], 基于分级, 依据植被的覆盖度、生物量以及土壤有机质等指标, 以天然草地为对照, 将退化草地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及极度4个等级, 对高寒草地的退化等级进行划分, 针对不同的等级, 对退化草地的恢复进行分类治理^[76]。

在环青海湖及祁连山区, 针对其主要的生态问题, 主要治理措施集中在退耕还草、轮牧、灌草结合、围栏封育^[77]。其中, 围栏封育是我国退化草地最常用的恢复措施, 其措施是把目标草地围起来, 封闭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限制对草地进行任何开发利用, 给牧草提供休养生息的机会, 让草地进行自然恢复, 能够自身积累足够的营养物质, 逐渐恢复草地的生产力, 促进草地的自然更新。围栏封育可以有效控制土壤营养成分的流失, 改善草场土壤生态系统, 有利于草地恢复, 推进草地生态系统的管理和建设^[78]。王启基等^[79]在三江源区根据天然草地退化程度的差异, 采用不同的调控措施, 使得植被物种构成、地上生物量等特征值及其植被盖度发生明显变化。总结认为在退化较严重的草地采用补播+施肥, 轻度退化天然草地采用封育+施肥措施。

在西藏一江两河地区, 针对其主要的生态问题, 主要治理分为两类, 一是退化草地综合治理技术集成。即山地轻度退化草地采用减轻牧压自然恢复为主, 河谷轻度退化草地采用围栏封育和冬季放牧等方式进行自然恢复; 中度退化草地采用划破草皮和免耕补播两种技术; 重度退化建植人工草地, 分多年生和一年生两种类型或者混合配置, 有灌溉条件的种植一年生饲草, 无灌溉条件的雨季种植多年生混播牧草。二是草地畜牧业高效发展技术集成。即季节性轮牧主要是夏季在山地草地放牧, 冬季休牧; 河谷不同放牧草场之间进行短期轮牧; 针对绵羊养殖, 开发了半放牧半舍饲和夏放牧冬舍饲技术。

在藏北和那曲地区, 针对其主要的生态问题, 主要治理的治理措施有围栏封育、补播、施肥、人工草地建植、灌溉等^[80-82]。其中施肥效果最佳, 王伟等^[80]在研究了不同氮肥及施氮水平对高寒草地生物量以及土壤养分的影响, 研究表明施硫酸铵后该区高寒草甸明显增产, 其次是尿素, 硝酸钙效果最差, 施肥量的最佳标准为200 kg/hm²。有研究表明, 氮的沉积通过改变生物物种组成来增加草地的地上生物量^[83]。氮肥可以通过不同的机制大幅度改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高氮输入会降低高寒草甸的稳定性, 对高寒草地植被群落的稳定性会产生长期影响^[84]。因此, 适宜的施肥量有助于退化草地的恢复。

在川西和甘南地区, 针对其主要的生态问题, 主要治理的治理措施主要有乔灌草恢复模式、防沙固沙恢复模式、围栏封育、人工草地建植等。有研究表明^[71]补播措施使得当年退化草地物种丰富度增加, 明显提高了植被的覆盖率和地上生物量, 且禾草类为优势种。同时, 在川西北地区, 近10年期间来该地区因地制宜对退化草地实施了生物网格治沙技术, 机械网格治沙技术, 沙化草地物种补播的草种选择技术等防沙固沙技术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综合来看, 以上这些是采取的一些人工技术措施来提高草地的生产力, 实现退化草地恢复的目标。但每种恢复措施都存在着缺点:围栏封育的恢复措施耗时长; 草地补播和施肥等措施会对草地和土壤生态系统产生较大的干扰性; 植被更新中不同草地退化等级、退化阶段以及土壤性质等因素都会对植被的选择提出要求, 工作量大, 耗时长。因此, 基于草地退化等级的差异, 可以采用分级的模式利用以上技术进行草地恢复。对于轻度退化草地, 可以采用围栏封育的方式进行生态恢复, 去除外界环境干扰, 让其自然恢复; 对于中度退化草地, 可以采用人工补播施肥, 清除毒草以及灭除鼠害等方式来治理; 对于恢复困难大的极重度退化土地, 比如"黑土滩", 采用人工改建成人工草地, 利用植被更新等措施治理。此外, 草地恢复治理后的管理和合理利用非常重要, 武高林等^[85]研究表明建立高效集约化的畜牧业生产模式对青藏高原高寒区草地畜牧业生产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围绕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发展所开展的一系列恢复措施, 内在都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对草地生态恢复技术及其集成模式具有启示作用。针对高寒草地退化等级的不同, 研发出适宜的综合治理模式。同时, 这些措施已经在三江源取得显著的效果和收益, 为三江源退化草地的恢复与综合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76]。在高寒草地生态监测技术研发方面, 主要有遥感监测和样地评估技术、土地养分遥感评价与监测技术、高寒天然草地分类与动态监测支撑信息系统以及人工草地建植与管理信息系统^[86-87]。

2.2 退化草地生态恢复的效应

通过对各生态脆弱区因地制宜的实施恢复措施、技术、模式, 退化草地恢复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最早实施的围栏封育措施, 取得了很好的恢复效果, 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有研究表明经过短期围栏封育, 不同草地类型群落特征均有明显变化, 主要表现为草层高度增加、植被总覆盖度提升、地上生物量增加、优良牧草(禾本科、莎草科)的比例增加, 但围栏封育多年后又会下降^[88]。休牧利用能够保持山地草甸草原的可持续利用, 可使草原表现正向性演替^[89-90]。面对天然草地退化的压力, 及人民生活质量持续稳定提高对畜牧业的需求, 建立高效人工草地模式是畜牧业资源高效利用的必然选择, 也是推动我国畜牧业持续、稳定、高效发展的必然选择^[91]。在青藏高原"黑土型"退化草地上建植多年生草地, 不仅能使土壤资源有效性和微生物菌群得以恢复, 同时也能促进土壤-植物间的相互调节作用, 有利于人工草地群落稳定性的提高^[92]。

此外发现, 放牧对于退化草地的恢复具有两面性。过度放牧会降低植物种的多样性^[93], 但适度的放牧会对气温升高导致的高寒草地生物多样性降低发挥重要的缓冲作用。而且适度放牧可降低草场群落中优势种的竞争作用, 给其他植物的发展创造了潜在机会, 促进草地植物群落多样性的维系和发展^[94]。就恢复草地生产力来讲, 有研究表明^[95]三种措施的组合使用能提高土地生产力、地上生物量以及生物多样性。围栏封育、施肥改良, 划破草皮使可食牧草的产量分别增加了60.5%—158.3%、45.9%—191.1%、32.7%—113.9%。实施禁牧+施肥+防除的退化草地恢复措施后, 地上生物量显著大于禁牧的优良牧草的地上生物量, 且秋季刈割措施能显著降低狼毒的密度, 增加其他牧草产量^[96]。

在退化高寒草地施用氮肥也是一种有效的恢复措施。氮素输入可以显著提高根茎禾草、丛生禾草、豆科植物、苔草类植物的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 增加牧草品质^[97], 但是会降低其物种多样性, 改变植被群落的生存环境, 从而会改变植被特征^[98]。对物种多样性来讲, 灌溉措施有利于提高群落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 促进退化草地的恢复^[99]。青藏高寒区目前所实施的一种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 既有利于保护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生态系统, 又有利于促进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高寒区传统畜牧业的转型发展。这种新型畜牧业发展模式的建立为草场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为退化草场恢复提供了保障, 同时可以促进草地畜牧业经济的发展。

3 展望

(1) 高寒草地的退化演替过程与自身脆弱的生态环境、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在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变化、退化防控与恢复治理方面, 通过对高寒草地退化的驱动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以及高寒草地退化程度的定量化、可视化表征, 为其综合治理及治理体系评价提供了技术和理论支撑。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以及定量模拟、精准化方面仍需进行更加系统地研究, 以达到准确揭示不同区域、不同草地类型高寒草地退化演替的生态过程和机制, 对草地退化的驱动因素实现精准控制, 并且为高寒区退化草地的恢复提供更加成熟的技术集成及模式。

(2) 在退化高寒草地生态恢复的综合研究过程中, 青藏高寒区主要以"黑土滩"退化草地的恢复为研究对象, 主要集中于对高寒草地恢复技术和机制的研究, 所以还应该对各类退化草地的恢复技术及其产生的效应进行长期监测研究和区域发展性评价, 同时需要加强对高寒荒漠和高寒湿地等区域退化植被恢复的技术研究。

(3) 过度放牧是导致青藏高寒区草地退化的主要人为因素之一, 保护高寒草地与促进该区畜牧业经济发展是一对长期的矛盾, 所以要在保护青藏高寒区生态系统、遏制草地退化现象以及进行退化草地恢复的前提下发展畜牧业经济, 在对已有相关技术研究的基础上, 加大草地畜牧业复合功能的研究, 促进牧区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此外, 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体系以及恢复技术、草地的合理利用和集约化畜牧业生产模式的研究也刻不容缓。

(4) 对于青藏高寒区退化草地的恢复而言, 当前的恢复措施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 即使是多种恢复措施、技术的综合治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随着技术的进步, 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引入微观层面的恢复技术, 例如微生物恢复技术, 可以通过对退化草地微生物的研究, 引入有利于草地恢复的微生物进入地下生态系统, 与现有宏观措施一起发挥作用, 从而加快草地恢复, 优化草地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