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CVM(contingent value method)法(条件价值评价法)中WTP值(willing to pay,WTP)与WTA值(willing to accept,WTA)之间关系的探索，要早于我国30a以上，在20个世纪80年代，Robert Willig^[1]、Randall和Stoll^[2]等研究者采用新古典家居理论(neo-classical household theory)的分析方法探讨了WTP与WTA的绝对值差异，在没有巨大所得效果下其差异并不显著。然而，Hanemann^[3]认为WTP与WTA的差距，不仅与所得效果有关，也来自于替代效果，若替代效果愈小则可代替公共资产的私有资产愈少，此时WTP与WTA的差距就会很大。John A. List等^[4]、John K. Horowitz 和Kenneth E. McConnell^[5]也分别对WTA/WTP的比值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不同因素影响下，其非对称性结果差异较大。另有研究者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尝试探索该问题的成因，如Tversky和Kahneman^[6]、Sugden ^[7]、Kszegi和 Rabin^[8]、Loomes等^[9]、Andrea Isoni^[10]等，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偏差，是因为人的经济行为并非那么理性，往往会受到自身的偏好如厌恶损失效应之类的影响。国内对于WTP值与WTA值问题的研究文献十分鲜见，仅有少数几个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刘亚萍等^[11]将WTP值与WTA值进行了比较，在文中引入前景理论如赋予效应、厌恶损失效应等阐述该比值差产生的可能原因。赵军等^[12]针对WTA与WTP值的差异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学历和收入差距所造成，认为给予管理学的意义则是“破坏或污染相同质量或数量的环境资源所引起的福利损失，将远大于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所引起的福利改进，而不是两者相等”。另有范晓赟等^[13]、张琦等^[14]、张九龄等^[15]、车越等^[16]、黄丽君和赵翠薇^[17]等，均通过WTP值与WTA的实证分析，对WTP与WTA的非对称性成因做了某一层面的分析。综上所述，国内外针对WTA与WTP的非对称性问题进行过探索，但至今也没有一致的结论，现仍然是国内外环境影响评估研究的热点，尤其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还非常欠缺，因此十分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鉴于此，笔者拟通过问卷调查，测算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当地居民保护当地滨海环境资源的支付意愿WTP值与可接受的赔偿意愿WTA值，并分析有可能影响WTP值与WTA值的各种因素，藉此探寻背后的形成机理，使之该方法的运用更为科学和可靠，以利于估测环境价值的理论研究接轨于国际研究的前沿，并能应用于我国的环境科学实践。

基于Hicksian 的个人福利函数原理，WTA和WTP可用该函数的补偿变量和对等变量替代，即对于同一环境物品的WTP与WTA估值应该相同。假定某一市场物品价格为P(为常量)，Q代表环境质量，则依据希克斯的补偿函数(compensating variation，CV)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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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ksian的对等变量EV(equivalent variation)则表明在保持环境品质不变的情况下，效用发生了改变时的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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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式中的结果是正数，则表明个人愿意放弃改变品质不好的环境，而接受最小的补偿货币数量，即是愿意接受的最小赔偿意愿；当结果为负值时，则表明EV等于个人愿意支付最大的货币资金来阻止环境的变化(避免效用降低)。在这种情况下，EV得到的货币量(从效用的视角)与环境的变化相对等。因此，希克斯的CV与EV的关系可以解释为WTP与WTA的关系，即：提高环境品质的状态下(△U>0)，CV>0=WTP，EV>0=WTA；反之，如要降低环境品质(△U<0)，则CV<0=WTA，EV<0=WTP。由此可见，对于同一件物品，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WTP与WTA的值应该是相等的。

因为本研究的问卷设计，是基于对同一受访者询问WTP值和WTA值，为获得更有效的比较，忽略WTP双边界投标值格式，均采用支付卡投标值进行测算。根据Hanemann等^[19]推导的Logit公式和其他研究者^{[20, 21, 22]}对其公式的应用，可知Logit模型非常适合于哑铃型应变量的回归计算，因而可以应用该模型计算是否愿意支付或是否愿意接受赔偿的概率，则回答“是-否”的概率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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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观测值来自于940位受访者对WTP和WTA赋值同时选择的回答数据，即同一受访者对WTP和WTA赋值的反应。该问卷调查设计的核心内容是根据前述Hicksian 的个人福利函数原理，在同一问卷上显示受访者对保持滨海优良环境的WTP和WTA赋值选择，其问卷主题为：询问受访者“是否为保护或恢复广西滨海生态优良环境愿意支付一定的资金”，或“是否愿意接受一定的赔偿资金，而接受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现实”。该问卷设计有四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个人社会属性，第二部分有关于受访者对当地环境状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第三部分为受访者的支付意愿(WTP)投标值(内含单边界、双边界和支付卡的投标值)以及选择0支付的原因，第四部分为接受赔偿意愿(WTA)的支付卡投标值和不接受赔偿的原因。问卷调查选择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南宁、北海、钦州和防城港4城市进行，他们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主体构成区域，其中北海、钦州、防城港均为滨海城市，并设有国际港口，南宁作为广西的省会城市，是其余3城市的统领。因此，询问这4城市当地居民为保持优良环境愿意支付的WTP值和愿意接受的WTA值，应具有代表性。问卷依据投标值的组合分为5种类型，每一类型在4个城市中平均发放，并采用随机面对面的方式询问受访者。总计发放1050份问卷，最终收回975份，剔除35份无效问卷后，得到940份有效问卷。940份有效问卷中，与本论文相关的最核心问题主要由2个部分构成：

(1)WTP投标值

在5组双边界投标值的基础上设计了后续的可选投标值，即是在肯定回答愿意支付的前提下，若双边界所设定的投标值不愿意选择，则提示受访者可在后续的投标值中进行选择。因此，最大支付意愿投标值(含双边界值)构成为：1；3；5；8；10；12；14；15；18；20；22；25；28；30；35；40；45；50；55；60；70；75；80；90；100；125；150；200；25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1000元以上。

(2)WTA投标值

在愿意接受赔偿的前提下，愿意接受的最小赔偿意愿投标值构成：1；5；10；15；20；25；30；35；40；50；60；70；80；9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1500；2000；3000；4000；5000；6000；6000元以上。

若要测算WTP值和WTA值，一个重要环节需对变量进行定义，依此计算相关变量参数。因变量较多，在表 1中仅列示部分相关变量。

应用Logit模型(3)可计算得到其E(WTP或WTA)的参数值，藉此分别计算出WTP和WTA的期望值。这样，通过采用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回归计算，得到如表 2中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的变量参数值和回归模型检验值。表 2显示，是否愿意支付与是否愿意接受赔偿的相关变量有所不同。

由表 2可知：

(1) 是否愿意支付与投标值、年龄、所受教育以及居住地南宁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其中，与投标值的大小呈显著正相关，即支付意愿越强烈的受访者选择的投标值就越大；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其愿意支付的人次减少；与所受教育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受教育程度低的受访者人次高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受访者(或许与样本中低学历的人次较多有关)；与居住地南宁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居住在南宁愿意支付的受访者人次要低于居住在北海、防城港和钦州3城市的受访者，这可能是由于南宁与滨海区域存在一定距离，受访者对滨海环境被破坏的危害感受没有那么直接，因而致使其支付意愿减弱。

(2) 是否愿意接受赔偿与赔偿投标值、职业、职称、个人经济收入、经济收入满意度以及是否愿意支付呈显著相关关系。其中，是否愿意接受赔偿与赔偿值的大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愿意接受赔偿的受访者选择的投标值相对较高；与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接受赔偿意愿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公务员、事业单位受访者愿意接受赔偿的人次要低于其他人员；与高职称人员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这类人员愿意接受赔偿的人次要高于其他职称类受访者；与经济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经济收入高的受访者，其愿意接受赔偿的人次相对较多；与经济收入的满意度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满意度越高的受访者，所接受赔偿意愿人数越多；与是否愿意支付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意愿支付的受访者，愿意接受赔偿的人数也相应较多，这表明支付意愿或赔偿意愿与受访者的环保意识极其相关，即是环境保护意识高的受访者，其环境行为和保护自己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意识也相对较高。

根据表 2可知，是否愿意支付和是否愿意接受赔偿的函数关系式中，其R²检验值和-R对数似然函数值表明回归模型的变量参数具有统计意义，拟合优度较高，可依此分别计算WTP和WTA的期望值。这样，将表 2中的参数值分别代入(4)式，则可得到：

上述结果表明，同一受访者对于同一物品的估值有很大差距，当假定受访者去购买该优质环境物品时，其WTP期望值为450.17元 a^-1 户^-1，当假定受访者失去该优质环境物品要求赔偿时，其WTA期望值为5772.71元 a^-1 户^-1。也就是说，WTA期望值是WTP期望值的12.8倍。如果以简单平均值来计算，则其WTP值和WTA值都相应降低，但比值更高，WTA/WTP=1485.43/88.7=16.75(倍)。这说明采用Logit模型进行测算，其测算结果的可靠性要高于简单平均值的测算结果，原因在于应用Logit模型时，考虑了受访者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计算结果的可信度提高。

依据Logit模型测算的结果可知，WTA是WTP期望值的12.8倍，显示了同位受访者对同一环境物品存在极其不对称的估价结果。根据先行研究成果，一般认为这种不对称大约在2—10倍左右^{[5, 23, 24]}。笔者在先行研究中，是将WTP和WTA分别设置问卷，即调查获得的WTP值和WTA值不是来自于同一受访者，测算所得WTP值和WTA值的比值在1.93—1.26倍之间。在本研究中，为进一步探究受访者对同一环境物品估价的反应，将WTP和WTA投标值设置在同一问卷中，针对同一环境物品询问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和赔偿意愿，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观察对同一环境物品价值的反应，依此更客观地探索WTA/WTP比值差异形成的机理。

通过分析受访者支付意愿与赔偿意愿的交叉特征以及不愿意支付和不接受赔偿原因的统计特征(表 3)，可用前景理论阐释影响受访者WTP值和WTA值差异形成的原因。根据行为经济学原理中的前景理论以及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原理，借助表 3的统计数据，可认为引起受访者WTP与WTA估值差异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厌恶损失效应因素

由表 3可知，WTP和WTA=0的受访者有202人，占总抽样人数的21.5%；WTP和WTA≠0的受访者为276位，占总抽样人数的29.4%，这一部分人的WTA平均值与WTP平均值之比=2131.86/169.94=12.54(倍)，显然与前面Logit模型测算的比值(12.8)基本一致，可以说这一受访者群体代表了对同一环境物品估值的差异性特征，也从一侧面论证了前述Logit模型测算的可靠性；WTP≠0而WTA=0的受访者有195人，占20.7%，其WTP平均值为187.04元 a^-1 户^-1；WTP=0而WTA≠0的受访者有267人，占总抽样人数的28.7%，其WTA平均值为2772.75元 a^-1 户^-1；那么这两组人群的WTA/WTP=14.82(倍)，其比值高于WTA与WTP值≠0的受访者人群。该结果表明，WTP和WTA≠0的同一受访者相对于WTP和WTA≠0的非同一受访者，对环境物品的估值相对更具有理性。但无论如何，WTA与WTP的非对称结果，表明了人们对于优良环境失去存在明显的厌恶损失效应。实际上，是否愿意支付与是否愿意接受赔偿的人数也表现出非对称性，愿意接受赔偿的人数为532对应于愿意支付的人数471人次，受访者选择支付意愿最大投标值500 元的人次为30人，而选择赔偿意愿最大投标值6000 元及以上的人为143人次，约占接受赔偿意愿人次的37%。这表明相当部分受访者对于失去的环境物品有着厌恶损失心理效应，在不愿意支付的情况下却要求赔偿，而且许多要求赔偿的人选择了最高值，因而最终测算得到的WTA值远高于WTP值是显而易见的。

(2)框架效应特征因素

本研究中的WTA值远高于WTP值，框架效应的影响也较为明显。WTP值在顺序上先以二分式投标值出现，提示受访者若不愿意选择二分式投标值时，可在后续的支付卡投标值中选择。二分式的最大投标值为500 元，支付卡投标值最大为1000 元及以上，虽有受访者选择了二分式以外的投标值，但未发现有高于500 元的投标值，却有低于500 元的投标值，表明受访者进行了较为理性的选择。而在赔偿意愿投标值的设计中，仅设计了支付卡投标值，其最大投标值为6000 元及以上，与1000 元也仅仅是6倍之差，但测算结果却为12.8倍。由此可见，二分式问卷具有控制投标值趋于无限大的情形，使受访者更趋于理性选择；而支付卡格式在厌恶损失效应的作用下，则更容易诱导受访者选择较高投标值，从而产生明显的框架效应。

(3)搭便车和规避风险行为因素

表 3还显示：一方面，在不愿意支付的原因中，265人认为自己无经济能力支付保护环境的费用，占不愿意支付人数的56.50%，但还有201人选择了应由国家出资，占不愿意支付人数的42.86%，选择其余选项的人数相对较少。这表明部分不愿意支付者存在较明显的“搭便车”行为特征，原因在于环境物品属于公共物品，由于投资较大，许多人希望他人或者由国家投资维护优良的环境，而自己则不需付出却可从中享受该优良环境维持所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在不接受赔偿的原因当中，210位受访者，占不愿意接受赔偿人数的51.5%，认为赔偿难以操作，因而选择不接受赔偿。究其原因，受访者或者对于政府及企业的赔偿行为不信任，或者认为环境物品的价值难以确定，因而对于预期不确定的风险采取规避行为，也可称之为模糊不确定性效应(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笔者在问卷调查中有意设计5个情景因素，拟分析对受访者支付意愿和赔偿意愿行为决策的影响程度，所谓情景因素是指受访者被询问时受外界环境和自身情绪、认知、态度、个性等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中的5个因素：受访者对所居住环境的满意度、环境政策满意度、经济收入满意度、环境变化认知程度，均采用里克特5分量表进行评分，其具体含义如表 1所示。虽在构建Logit测算模型时，试图找到这些情境因素与支付意愿或赔偿意愿的相关关系，但自变量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影响的缘故，模型计算的结果显示其相关性并不明显，仅有经济收入满意度进入了WTA期望值的计算模型中。因此，为了更深入地分析这些情景因素究竟是否有影响，将每一因素评分值对应的WTP值和WTA值，分别采用算术平均值进行测算，相关计算结果如表 4所示。

由表 4可知，反映惩罚性心理特征即惩罚效应的情境因素主要表现在情境因素4和情境因素5，另3个情境因素的影响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1)情境因素4——环境政策的满意度

8 0%的受访者对于环境政策的满意度是处于基本满意或以下，其WTP平均值呈现为随满意度的增加而增加，应属于正常的心理反应。但WTA值呈现为满意度低和满意度高的被访者，其赔偿值高，满意度处于中间的受访者，其WTA值相对较低。该结果表明，或许是对政策极度不满意的受访者有着一种极端情绪积压在心里，因此表现为不愿支付或少支付，同时要求高赔偿，以此表达自己对环境政策的不满和对环境破坏者的惩罚。对于环境政策满意度较高的人群之所以也选择了远高于支付意愿值的赔偿值，有可能认为对于环境破坏者需要加大力度惩罚，需要他们付出高额的惩罚性赔偿金，这样才能使得他们不敢再次破坏环境。因而可说该因素表现出受访者强烈的“惩罚效应”行为。

(2)情境因素5——经济收入的满意度

7 3%以上的受访者均回答为不满意或不太满意，21.7%的受访者回答为基本满意，仅4.9%的受访者回答比较满意和满意。可见，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经济收入是不满意的。满意度最低人群的WTA/WTP比值在所有评分值组群中为最高，达到了32.5倍，比Logit模型测算得到的WTA/WTP比值12.8倍还高出约20倍，其惩罚性心理特征极其明显，而比值最低的是基本满意(3分)群组，仅为8.21倍，前者约为后者的4倍。这充分表明对经济收入的不满意，尤其容易引起人的非理性行为，这一非理性行为可视为强烈的“惩罚效应”心理特征。

(3)另3个情境因素虽然不能明显地表现出非理性行为特征，但也表现出了某些重要的信息

从1分→5分，情景因素1的WTA/WTP比值呈现为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状态，有可能受访者对于环境破坏的认知不是十分清晰，尤其这种破坏不是受访者的切身感受(如南宁市受访者相对于北海、钦州、防城港滨海城市受访者的切身感受要弱很多)，因而难以做出对其价值的准确判断；其中，情境因素2和3的明显规律表现为：WTP平均值基本是随着评分值的增加而增加，WTA平均值是随着评分值的增加而降低，而WTA/WTP的比值也随之降低。该结果表明，随着满意度或优良环境认可程度的增加，受访者的态度、情绪也更趋于理性，故做出WTP和WTA的行为决策时，受个人情绪的干扰会随之减少，理性思维相对增加。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其一，通过采用logit测算模型推算得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四滨海城市当地居民，5年内保护优良环境的支付意愿WTP期望值为450.17元 a^-1 户^-1，接受赔偿意愿的WTA期望值为5772.71元 a^-1 户^-1，其WTA/WTP比值为12.8倍，非对称性特征十分明显，但基本符合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结果。纵观国内外在该领域的先行研究成果，该非对称性结果的出现，虽运用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阐释其中的奥秘，但可应用行为经济学理论加以诠释。同时，从其WTP与WTA的赋值测算结果可知，大多数居民对其优良环境的保持，持有很强的赞成态度，并至少有半数人愿意支付资金用于环境保护。其二，基于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原理，通过对受访者支付意愿与赔偿意愿的交叉特征以及不愿意支付和不接受赔偿原因的统计分析，发现本研究中的受访者存在明显的厌恶损失效应、框架效应、搭便车和风险规避行为。其三，基于受访者支付意愿和接受赔偿意愿受情境因素干扰的统计分析，可知5个情境因素中，环境政策满意度和经济收入满意度表现出了明显的惩罚效应，尤其是经济收入满意度这一情境因素影响最大。另外，对环境破坏的认知程度、居住环境满意度、相比2008年以前环境变化的认知度这3个情境因素，未表现出有规律性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之，笔者认为环境价值测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由于是针对一个假想市场中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进行估价，没有真实的实际市场作为其参照物，其人的非理性行为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笔者认为可继续探索的问题：一是对于观测值的设定需要采用更为先进的诱导技术，可在双边界问卷格式的基础上再增加支付卡投标值的设定，增加受访者对投标值选择的理性行为; 二是应采用科学的方法促使全民达成保护优良环境的基本共识，最大限度地降低民众非理性行为的出现频率，使资源价值评价更为科学，从而为制定环境保护国策提供更为客观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