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干扰导致生态系统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使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威胁。为了避免自食恶果的风险，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应运而生。保护区并非孤立存在，它与周边社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实施保护自然的过程中给当地社区发展带去了各种不便。社区居民依靠自然资源维持生计，世代在此居住，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相对较晚，因此保护区和社区之间矛盾出现后，理应优先考虑社区居民的利益。只有在解决社区居民生计的情况下，才能要求他们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如何使社区居民生计可持续性得到提升，从而促进他们对自然保护区的理解并加大对保护的参与力度，这是较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生态旅游既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管理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种手段^[1]。与传统的大众旅游相比，生态旅游的核心内涵是通过对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使当地社区得到发展，因此更具生态、经济和社会意义。一方面，生态旅游的基本要求是在享受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减少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2]，并为保护区内自然资源的保护提供资金^[3]；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鼓励当地社区参与自然保护的生计策略，生态旅游为增加大量受雇的机会^{[4, 5]}以及建立餐馆、旅馆、土特产商店等小型企业提供了可能^[6]，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社区居民带来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利益^{[7, 8, 9]}，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通过表 1的对比可知，生态旅游和可持续生计在关注的效益和核心利益者、参与主体、引导主体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一致性。可持续生计框架表明：可以设计一些生计策略，通过利用投入的生计资本，产生相应的生计结果。生态旅游作为实现可持续生计这一目标的有效策略之一，对社区居民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如何？如何解释生态旅游发展在实现上述目标中的作用？可持续生计框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探索思路。本研究试图以生态旅游为策略，通过选取“生计资本”和“生计结果”的各项指标，为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依据。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顾问小组最早正式提出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10]。1992 年Chambers和Conway根据该概念提出了可持续生计的定义“生计包含谋生所需的能力、资产(包括有形的储备物和资源，无形的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当它能够应付压力和冲击并能从中恢复，能够保持或加强造福自身和子孙后代的能力和资产，同时不对自然资源基础造成损害时，它就是可持续的^[11]。无论在本地范围还是在全球范围，长期还是短期，它都为其他生计贡献净效益。”

在可持续生计定义的基础上，众多学者和机构开始了对贫困和欠发达乡村地区的可持续生计方法的探究。为提高对可持续生计方法的理解，许多政府部门、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例如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和美国援外合作署(CARE)，都在农村发展的实践中开发了各自的框架。其中1999年DFID建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图 1)是最具代表性的。该框架从系统的角度揭示了“生计”概念的本质，也指出了根除贫困的潜在机会，以及如何利用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去追求期望的生计结果^[12]，是对农户生计、特别是围绕贫困问题的复杂因素进行梳理、分析的一种方法。它链接了家庭资产、生计活动、生计结果、影响生计渠道的因素等众多社会经济成分，被认为是分析生计的合适工具^{[13, 14, 15]}。

图 1 可持续生计框架示意图 引自DFID《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1999 Fig. 1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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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模型和层次分析思想，将生计结果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3个层次。其中目标层即“以生态旅游为策略的生计结果”；准则层即“收入增加、福利提升、脆弱性降低、食物安全性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更加可持续”；指标层则由本研究自行设计，首先对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著作等进行检索，选择了出现频率较高的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比对和筛选，确定最初的各项指标，之后运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请生态旅游以及生计方面的学者和研究生作为专家对指标进行调整和重组，最终确定了指标层的24个指标(表 4)。

在以上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继续由16位专家就各项指标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并打分。本文采用常见的1—9及其倒数的标度方法(表 2)。 汇总各位专家评价结果，得到6个判断矩阵。使用MATLAB7.1 软件求解所有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接着将特征向量作归一化处理，可得到构造矩阵中各指标或子系统的权重系数。之后进行一致性检验，引入衡量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的指标CI，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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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阶数大于2时，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CI与同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表 3)之比为随机一致性比率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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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CR<0.10时，认为判断矩阵结果具有可以接受的一致性。

矩阵A

λmaxA=5.2067 CR_maxA=0.0461<0.10

矩阵B1

λ_maxB1=5.1361 CR_maxB1=0.0304<0.10

矩阵B2

λ_maxB2=8.2690 CR_maxB2=0.0273<0.10

矩阵B3

λ_maxB3=4.1211 CR_maxB3=0.0449<0.10

矩阵B4

λ_maxB4=3.0385 CR_maxB4=0.0332<0.10

矩阵B5

λ_maxB5=4.1170 CR_maxB5=0.0433<0.10

汇总各矩阵计算结果，得到指标体系的权重总序(表 4)。

根据指标总排序一致性检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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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旅游为策略的生计结果评价指标体系权重总排序一致性检验如下：

CR= (0.3073×0.0304+0.1397×0.0273+0.0513×0.0449+0.1944×0.0332+0.3073×0.0557)÷(0.3073×1.12+0.1397×1.41+0.0513 ×0.90+0.1944×0.58+0.3073×1.12)=0.0374<0.10

因此总排序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以往对生计资本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16, 17, 18, 19, 20]}，同时结合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实际情况和特点，设计了生态旅游发展所需生计资本的评价指标、指标量化数值和指标设定公式。目的在于评估农户对可用于参与生态旅游的各项资本的占有度。

居民开展生态旅游相关生计活动所需的自然资本即为景区的自然资源。因此本文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中野生生物类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共设定物种珍稀濒危性、种群结构、生境自然性、面积适宜性、景区吸引度^[21]5个指标，分别给予0.25 ∶ 0.25 ∶ 0.20 ∶ 0.15 ∶ 0.15的权重。表 5为各指标的赋值说明。

人力资本是五大资本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资本，它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农户使用其他类型资本的能力和范围。本研究设定家庭成员劳动能力(表 6)、家庭成年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表 7)和家庭成年劳动力旅游技能的掌握程度(表 8)3个指标来测量生态旅游的人力资本，权重分别为0.30 ∶ 0.20 ∶ 0.50。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为：首先对每一位家庭成员该指标进行赋值，然后将所有家庭成员的该指标得分求和，最后按公式4进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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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考察人际网络的结构和在这个结构中的活动，主要通过以下4个指标来衡量：家庭成员中有无村委会成员或农民代表、社区组织在帮助农户参与旅游中所起的作用、农户对社区内其他家庭的信任程度、农户对游客的欢迎程度。权重分别设定为0.10 ∶ 0.50 ∶ 0.20 ∶ 0.20，各项指标赋值见表 9。

物质资本包括公共和私人两个部分，用家庭可用于从事旅游相关生产或经营的房屋面积、家庭可用于从事旅游相关生产或经营的房屋质量、家庭可用于从事旅游业的固定资产占有度3个指标进行评估。每个指标分别赋予0.40 ∶ 0.40 ∶ 0.20的权重，赋值情况见表 10。

本研究从农户可用于支配的现金与储蓄、正规及非正规信贷渠道以及无偿现金援助3个方面设定金融资本的4项指标，各项指标内容及赋值见表 11，权重比例设定为0.40 ∶ 0.30 ∶ 0.20 ∶ 0.10。

白洋淀地处北纬38°43′—39°02′，东经115°38′—116°07′之间，是华北现存最大的半封闭式淡水湖泊，其85%的水域处于安新县境内。全县设9镇3乡，共12个乡镇，207个行政村，人口41万。该地属温带季风气候区，大陆性气候特点显著，年均降水量534.9mm，年均气温7.3—12.8℃。白洋淀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持具有全球意义，主要体现为它是珍稀和濒危水禽在东亚——澳洲鸟类迁徙途径沿线的季节停留地。但多年以来大规模污染和湖区生态功能的退化导致了迁徙鸟类种群的急剧减少，其中三分之一的污染源来自湖区内及与其相连的水村。当地居民为维持生计，行为往往有悖于资源和环境保护，使保护区遭受着巨大压力。

2002年，白洋淀成立省级自然保护区。除了54km²以芦苇管理占主导地位的湖泊盆地外，其余的312km²全部划为自然保护区，其中核心保护区为97.4km²，不允许任何活动，全部用于保护；缓冲走廊62.4 km²，连接4个核心区，用于科研及居民水上交通；多功能区域152.2 km²，包括大部分富饶的芦苇床和39个纯水村，旅游景区即位于此区。白洋淀旅游业虽已历经近30年的发展，但在支持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和提高当地居民生计可持续性两个方面均未做出足够贡献。因此，加快大众旅游向生态旅游转型的进程，探索如何将生态旅游作为一项提高白洋淀当地居民生计可持续性的有效策略，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王家寨是安新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安新镇下辖的行政村，西距县城约2.5km(图 2)。2002年7月村委会按照县委规划方案在村东一个无人小岛上建设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康体娱乐为一体的水乡民俗村，占地面积2.5hm²，水域面积22.5hm²。运营至今，开发了芦荡迷宫、观荷赏鱼、看戏听曲、淀中捕鱼、品渔家饭、放荷灯、参与芦苇工艺等一系列具有水乡特色的旅游项目。2006年王家寨水乡民俗村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本研究以农村社会最小的生计单位——农户作为对象，于2011年8月—2012年2月，从王家寨社区随机抽取175户为对象，进行上门拜访并开展问卷调查。按其生计来源中是否有生态旅游分成两组，对家庭生计来源中有生态旅游的农户(72户)，进行针对生计结果评价的调查，得到62份有效问卷；对家庭生计来源中没有生态旅游的农户(103户)，进行针对生计资本评价的调查，得到81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总份数为143份，有效率为81.7%。

图 2 王家寨社区位置图 Fig. 2 Location of Wangjiazhai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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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研究，从以上两组有效问卷中各随机抽取60份以使样本量一致，并分别命名为α组和β组。由于农户文化程度有限，问卷中对各指标的考察用更容易理解的语言来表达，并在必要时对居民进行口头解释。在问卷的基础上，对每户居民进行10—20min/户的访谈，以便对调查内容有更充分的理解。

对α组样本开展以生态旅游为策略的生计结果评估调查，农户对生计结果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每项指标进行打分，评价等级分为很符合、较符合、一般、不太符合、很不符合5级，分别赋值100、80、60、40、20。之后算出每项指标所有受访者打分的平均数，汇总结果见表 12。

利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生计结果指标体系中准则层得分见表 13。

经过计算最终得分

S = 54.7558×0.3073＋60.7213×0.1397＋61.1752×0.0513＋66.6505×0.1944＋53.0511×0.3073=57.7070

请β组农户通过填写问卷反映出他们各自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的存量，由于自然资本指标反映的是景区内的生态旅游资源水平，可以通过对保护区的了解直接得出，无需由问卷获得。得知农户生计资本的各项指标的情况之后，按表 5至表 11对各指标进行赋值，将β组农户每一指标的数值分别相加后求平均数，最终可以计算出β组农户5类生计资本的数值并进行归纳(表 14)。 对β组农户调查的目的在于帮助他们改善生计资本上的欠缺和不足，从而使其具备参与生态旅游的条件。

β组农户每项生计资本的数量是不同的，因此导致生计五边形实际上并不是理想状态下规则的等边五边形，而是萎缩不规则的(图 3)。

图 3 β组农户生计五边形 Fig. 3 Livelihoods assets framework of βGroup 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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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可以带动当地社区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多重经济的繁荣，从而减轻社区居民对保护区资源的依赖。通过扶持居民经营餐饮、住宿、交通、土特产品商铺等旅游小型企业，培训居民作为景区管理人员或从业人员，以及为其提供其它形式的就业机会，可以缓解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减少冲突，从而实现多方共赢，推动保护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研究结果表明，在王家寨社区生态旅游作为一项生计策略已经产生了显著的生计结果，但同时还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收入水平增加。在生态旅游策略中，收入增加应该是对农户生计产生最显著影响的方面，也是农户最为关注的内容。但在白洋淀收入增加的得分却低于平均值，这是因为：虽然居民认可旅游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而旅游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例上升得还比较慢。

第二，福利水平提升。福利提升得分略高于平均值，最显著的结果是使居民的自豪感增强、社区环境更加优美、居民维权意识增强、素质和能力得到了提高。但旅游对社区医疗、教育设施和服务的改善作用较小。访谈得知，居民希望自家子女能够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长大后到城市里去工作和生活。也许这种想法是值得鼓励的，因为这有助于未来自然保护区人口的减少，缓解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压力。

第三，脆弱性降低。脆弱性降低方面各项指标得分均接近一般水平。社区内因旅游而富裕的一些农户已离开社区，搬到城里居住，但人数并不多；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受季节影响较以往大致相同；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季节性变化程度也未有明显改变；旅游从业机会受季节性影响的程度略小于以往，这可能是由于景区针对游客量淡旺季差距较大，尽量开发了针对不同季节的旅游产品的缘故。

第四，食物安全性提高。食物安全性提高在准则层中得分最高，其中最明显的指标是生态旅游有助于农户食物短缺问题的解决，该指标考察了食物数量的可获程度；同时受访居民认为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家庭的膳食质量也得到了提升；但并不认为旅游的发展使白洋淀的食物类产出的安全性有明显的改善，可见目前旅游对保护区动植物资源保护的成效还未体现。

第五，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旅游对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贡献不明显，在准则层中得分最低，原因在于虽然景区旅游收入加大了投入于保护区环保工程、科研项目的比例，且在景区内采用了大量的生态设施以尽可能使旅游对水体等自然资本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但本应该是生态旅游特色的环境教育工作做的很不到位，导致社区居民的生态价值观没有明显改观，更未在实际行动中很好的体现出来。

将生态旅游作为社区可持续生计策略时，还存在一些可能的限制因素。具体表现为：

(1) 缺少开展旅游业的资金。这主要体现在创业方面，无论是开办农家院还是经营土特产品商店等，都需要一定的起步资金，而既无足够的积蓄，又无外借的渠道，导致一些农户虽然有想法和打算，但由于缺少资金投入而不能付诸实施。

(2) 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旅游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社区居民希望家庭成员中能够有人从事旅游业，但从操作层面并不知该如何下手，对生态旅游的概念也不是很了解，甚至闻所未闻。

(3) 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区组织，因此社区组织的不健全或者失职将会导致农户社会资本存量降低。王家寨社区没有旅游专门的组织，这一点不利于支持农户从事生态旅游相关的活动。而村委会作为唯一的社区组织，在帮助该组农户参与旅游中的作用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