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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2018-2020年澜沧江西双版纳段5次鱼类资源调查数据，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该流域鱼类组成及物种多样性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澜沧江西双版纳段此次共调查到鱼类119种，隶属于11目28科79属，而历史记录鱼类共179种，隶属于12目34科106属。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土著鱼类种数逐渐增多，但占比却逐渐下降，外来鱼类种数逐渐增多，占比也逐渐升高；本次调查到土著鱼类92种，占鱼类种数的77.31%，占比进一步下降；外来鱼类27种，占鱼类种数的22.69%，占比进一步升高。该区域鱼类优势种为云南吻孔鲃Poropuntius huangchuchieni和少鳞舟齿鱼Scaphiodonichthys acanthopterus，常见种为长臀鲃Mystacoleucus marginatus和宽额鳢Channa gachua。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鱼类5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2015年）受威胁鱼类8种。相对于我国其他江河，澜沧江西双版纳段有极高水平的鱼类物种多样性，其中澜沧江干流鱼类物种多样性相对于左、右岸支流较低，左岸支流鱼类多样性高于右岸，罗梭江鱼类多样性高于其他一级支流。虽然澜沧江西双版纳段鱼类物种多样性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土著鱼类占比下降趋势明显，仍面临着严重威胁，本文分析了受威胁因素，并提出了保护建议。

摘要:中国大陆沿海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自然湿地丧失与退化已经严重威胁到水鸟生物多样性的稳定性，急需开展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工作。识别中国大陆沿海水鸟保护优先区，针对保护优先区进行保护优先等级划分，确定目前尚存的保护空缺，是针对性开展水鸟栖息地保护的前提。以中国大陆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沿岸湿地为研究区，整合鸟类网站、水鸟调查报告和文献中的水鸟调查数据，采用热点分析方法，确定水鸟保护优先区，将每个地块上满足水鸟保护优先区识别标准的物种数量占所有地块中满足标准的物种数量最大值的比例划分成0.5 ≤ P_i ≤ 1、0.25 ≤ P_i < 0.5、0 < P_i < 0.25三个区间，确定对应的I类、II类和III类水鸟保护优先区保护优先等级；结合国家自然保护地名录，确定水鸟保护优先区保护空缺。结果显示：共有65块中国大陆沿海水鸟保护优先区，记录到满足热点分析标准的水鸟物种共76种，其中受胁物种18种。水鸟保护优先区保护优先等级属于I、II、III类的分别有8块、10块、47块，且水鸟保护优先区保护优先等级属于I、II类的地块集中分布在上海以北的区域，水鸟保护优先区保护优先等级属于III类的地块主要分布在上海以南的区域。38块水鸟保护优先区存在保护空缺，占总数的58.46%，这些保护空缺地中保护优先等级属于I类和II类的地块共6块，建议针对这些地块单独建立保护机构或纳入现有周边的保护体系中。

摘要:为了揭示珍稀濒危植物长白松（Pinus sylvestris var. sylvestriformis）天然种群生存压力状况，在全面调查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白松分布的基础上，基于邻体干扰模型，引入树高、冠幅、方位等因子，提出3种生存压力指数：个体生存压力指数、种群生存压力指数和群落生存压力指数，分析天然长白松所处6种群落类型中的生存压力。结果表明：长白松承受群落生存压力（PI）从大到小依次为：白桦-臭冷杉群落（PI=21.532）、红松-长白松群落（PI=14.185）、白桦群落（PI=13.262）、臭冷杉-长白松群落（PI=8.752）、长白落叶松-鱼鳞云杉群落（PI=7.780）和蒙古栎群落（PI=5.440）。多重比较单向方差分析表明，6种群落类型中长白松生存压力总体上差异明显，白桦-臭冷杉群落中长白松生存压力最大，显著高于其他5种群落；竞争树种主要为长白落叶松、红松、长白松、山杨和白桦，这5个树种生存压力大小占群落生存压力的87%；红松-长白松群落和白桦群落中长白松生存压力无明显差异，但显著高于臭冷杉-长白松群落、长白落叶松-鱼鳞云杉群落和蒙古栎群落；臭冷杉-长白松群落、长白落叶松-鱼鳞云杉群落和蒙古栎群落中长白松生存压力相对较小，彼此无明显差异。长白松生存压力与其所处植物群落演替阶段及其龄级结构有关。目前，保护区采取严格保护和管理方式不完全有利于长白松种群的稳定发展。根据长白松种群所处的植物群落生境特点、种群生存压力状况并结合种群年龄结构特征，针对不同群落类型提出相应抚育措施建议以期为长白松天然种群的保护提供参考。

摘要:藻类是真核生物进化、植物起源与进化、生物地理学研究的良好材料，研究藻类物种多样性对理解生命起源与早期进化，探明地球地质地貌演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两世界自然遗产地施秉云台山白云岩喀斯特、赤水丹霞的陆生藻类为研究对象，通过G-F多样性指数、Jaccard相似性系数、Bray-Curtis矩阵比较分析了不同地质地貌的两世界自然遗产地陆生藻类的物种多样性及种组特征，结果如下：（1）两地陆生藻类丰富，均以蓝藻为优势，共有优势科为色球藻科Chroococcaceae、颤藻科Oscillatoriaceae，施秉云台山还具伪枝藻科Scytonemataceae、念珠藻科Nostocaceae优势，优势属为粘球藻属Gloeocapsa、色球藻属Chroococcus，赤水丹霞仅以粘球藻属Gloeocapsa为优势。（2）施秉云台山G-F多样性指数高于赤水丹霞。（3）两地陆生藻类泛热带成分明显，施秉云台山中国特有成分较赤水丹霞丰富；两地科、属、种相似性系数依次为：56.25%、44.05%、37.62%，科的相似性达到中度水平，与同纬度范围其它地区的Bray-Curtis矩阵聚类结果显示不同地质地貌的两地首先聚为一类。从陆生藻类多样性组成上，初步反映两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地质历史、地层岩性及地理位置的异同。

摘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是我国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管划定的重要区域，目前部分优先区已陆续开展生物本底资料的调查评估工作，但受限于经费、时间等条件，对区内所有县域或网格全覆盖式科考，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而区域尺度的抽样设计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为例，结合层次聚类和系统抽样方法，同时考虑历史调查资料的系统完整程度和空间保护属性，提出了一个科学可行的抽样方案。首先将研究区域内的所有县域聚为5类，每类挑选出2个重点县域，共获得6个历史上进行过系统科学考察的县域和4个本底资料相对缺乏的县域，进而挑选出76个重点调查网格（10 km×10 km），其中生物多样性富集网格36个，保护区外的人类干扰网格40个，抽样比例为11.09%，每个网格平均调查经费为2.52万元。该抽样策略区分了调查层次并突出重点区域，使调查和评估更有针对性，进一步完善了保护优先区基础调查系统，也强化了项目管理能力，对其他保护优先区项目开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摘要:为探究外来入侵植物豚草（Ambrosia artemisiifolia）对本地植物群落结构的影响，结合区内林下草本植物调查和室内分析方法，分析了豚草不同入侵压力下（无入侵、轻度入侵、中度入侵、重度入侵）本地草本植物丰富度、盖度等特征，探讨了地形、气候、土壤、光照、人口密度等外部因素与豚草种群特征、本地植物群落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豚草种群盖度与其高度、密度、生物量显著正相关。与对照相比，轻度入侵下本土草本植物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显著增加，丰富度、盖度未出现显著差异。随着豚草入侵程度加剧，本地草本植物物种丰富度、盖度极显著降低，样方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先升高再降低，本土草本植物Pielou均匀度指数差异不显著。冗余分析（RDA）表明，土壤全氮、与道路距离、土壤全磷、郁闭度对研究区植物群落结构影响最大，土壤全氮含量随豚草盖度和生物量增加而减少，距道路越近或光照越强，豚草盖度和生物量越高。增强伊犁河谷地区交通往来货物豚草检验检疫力度、增加林内植被郁闭度或是抑制区内豚草入侵的有效手段。

摘要:豚草是一种全球性的恶性入侵杂草，给我国生物多样性及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为研究豚草种子出苗和幼苗生长的影响因素，采用盆栽实验分析了种子大小（L、M、S）与埋深（2、4 cm和6 cm）或播种密度（2、4粒/盆和8粒/盆）对豚草（Ambrosia artemisiifolia）种子的出苗和幼苗生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埋深对豚草种子出苗的影响高于播种密度及种子大小的影响，较浅的埋深有利于豚草种子出苗；出苗率在不同播种密度下均具有较高水平，达到67.9%-100%，这种高出苗率是豚草在不同生境成功定植的原因之一。豚草的幼苗生长受埋深或播种密度的影响大于种子大小的影响，且小种子更易受埋深或播种密度的影响。种子大小显著影响豚草幼苗的株高和基径（P<0.05），总体上较大种子的株高和基径高于小种子，此外更小的种子会将生物量更多的分配给根以促进幼苗的生长。幼苗的株高和基径在较浅的埋深下更高，而豚草幼苗的单株生物量、单株地上和地下生物量随埋深的增加而增加。播种密度的增加会加剧豚草幼苗之间对水分、营养、光照等资源的竞争，导致其单株地上、地下及总生物量显著降低（P<0.05）。研究发现豚草在浅埋深、低密度生境中更容易入侵成功，因此可以通过对土壤进行深翻，采取替代控制，种植竞争能力强的本地植物等手段有效管理和防治豚草。

摘要:外来生物入侵威胁着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功能，研究外来入侵植物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外来入侵植物的入侵机制。以广西喀斯特地区飞机草（Chromolaena odorata）入侵生境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了不同飞机草入侵程度下（对照、轻度入侵、中度入侵、重度入侵）土壤物理和化学指标变化特征。结果表明：随着飞机草的入侵程度加重，土壤容重显著增加，轻度入侵、中度入侵和重度入侵生境下土壤容重分别比对照增加了10.3%、16.7%、22.3%，土壤非毛管孔隙度、总孔隙度和土壤含水量显著降低，土壤毛管孔隙度无显著变化；飞机草入侵对土壤pH值无显著影响，随着入侵程度加重，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含量显著升高，在重度入侵生境下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分别比对照增加了4.3倍、3.8倍，土壤全氮和有机质含量显著降低。飞机草入侵显著改变了土壤理化性状，导致喀斯特地区土壤物理结构退化，生态系统水土保持能力下降，同时飞机草通过改变土壤养分循环提高了土壤可直接利用养分的水平，创造对自身有利的土壤环境，进而促进其生长和扩散。

摘要:互花米草是我国沿海滩涂典型外来入侵物种之一，该物种在江苏盐城大丰港形成了大面积入侵种群。在大丰港设置了刈割+遮荫和单纯刈割样方共9个，对比分析了不同防控技术以及不同遮荫持续时间对互花米草地上部分和地下根茎的影响，评估遮荫去除后互花米草生长状况、土壤氮磷含量、底栖动物生物量和密度的变化，以探索适合的控制技术和有效控制时间。结果表明：两种控制技术都极显著降低了互花米草地上部分株高、基径、密度和地上鲜重（P<0.01），对已刈割的互花米草遮荫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2个月后依次去除遮荫网，互花米草地上部分均全部消失，直至第二个生长季均未重新长出幼苗；两种控制技术显著降低了互花米草地下根茎存活率（P<0.05），但控制技术之间和遮荫时间长短对根茎存活率的影响无显著差异；去除遮荫网后，底栖动物生物量显著增加（P<0.05），但土壤氮磷含量无显著变化。研究发现在江苏盐城大丰港实施刈割+遮荫3个月后去除遮荫网，是治理互花米草、恢复本土动植物最高效的防控方法。

摘要:选择四川省夹金山针阔混交林，采用典型样地法调查、RDA二维排序分析高山高地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与地上地下生产力的关系及两者对不同等级放猪干扰的响应，结果显示：（1）夹金山针阔混交林群落共有植物55科117属172种，乔木层、灌木层在各程度干扰下优势种变动较小，川滇长尾槭（Acer caudatum var.prattii）、箭竹（Fargesia spathacea）等始终占据首要地位，草本层优势种变化较大；（2）随干扰程度增加，一年生草本重要值升高，多年生草本重要值降低，其中适口性较强的禾草类植物重要值降低，且草本层地下与地上生物量比值明显降低；（3）乔灌草三层物种多样性水平在轻度干扰下最高，重度干扰下最低；（4） RDA结果分析显示，灌、草本层各物种多样指数（除Pielou均匀度指数外）与各层次生物量呈正相关，乔木层各多样性指数与灌木层地上地下生物量、枯落物量均呈正相关；（5）轻度干扰梯度下幼苗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干扰梯度，I级下林内几乎未发现成活的乔木优势种幼树，群落更新能力最差。综上，建议将重度、较重度（Ⅱ级）干扰样地（即距养猪场2000 m范围内）的管理措施设置为禁牧或轮牧，重点维护川滇长尾槭、糙皮桦（Betula utilis）的幼树生长以促进更新。

摘要: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最有效、最基本的措施。在有限的资金和人力条件下，如何参考不同人类干扰在保护优先区建设中的影响并选择合适的保护规划方案，在更大程度上的保护本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一直以来都是保护生物学家争论的焦点。以横断山南段区为例，重点关注保护区建设过程中不同的人类干扰程度，以人类干扰的高低为切入点，基于多准则决策分析的原理和方法，以横断山南植被生态系统和人类干扰强度因子为基础，对比分析横断山南的生态系统保护价值分布、人类干扰格局和保护成效，结果显示：一是区域内森林生态系统（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落叶混交林、常绿针叶林）、湿地生态系统（湖泊、河流、草本湿地）、高山生态系统（冰川和永久积雪、高寒草甸、高寒草原）价值高且分值在21分以上；二是从人类干扰高低分析入手，基于维持和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保护优先区域和保护策略。三是识别出横断山南段区的保护优先区主要包括峨边县、马边县、石棉县、越西县、保山市、腾冲市、维西县、德钦县、察隅县等区域。

摘要:COVID-19疫情的爆发使得大气NO₂排放量急剧减少，张家界城区O₃浓度也随之降低，然而城郊的国家森林公园内O₃浓度却有较大幅度升高。旨在基于多重分形去趋势互相关分析（MFDCCA）方法和自组织临界（SOC）理论来揭示疫情期间张家界不同生态功能区大气O₃浓度变化对NO₂污染急剧减排的不同响应机制。基于张家界3个大气监测站点（未央路、永定新区和袁家界）在疫情期间（2020年3月1日-5月31日）和非疫情期间（2019年同期） NO₂、O₃小时平均浓度数据，首先应用MFDCCA方法对NO₂和O₃互相关性的多尺度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各站点NO₂和O₃之间的互相关性存在较强的长期持续性和多重分形特征。其中，疫情期间各站点NO₂和O₃互相关的长期持续性平均增强了19.4%，而多重分形性平均减弱5.7%，主要原因与疫情期间NO₂集中减排引起O₃大气化学反应的变化有关。进而，应用SOC理论对NO₂和O₃之间互相关长期持续性形成的宏观动力机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袁家界站点O₃演化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SOC内禀动力机制是导致疫情期间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O₃浓度增高的重要非线性动力学机制。而未央路和永定新区站点O₃演化处于亚临界状态，这也是导致城区站点O₃浓度减低的主要原因。正确识别森林生态系统中O₃演化的自组织临界特征，对于高浓度O₃生成的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科学评估人类旅游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

摘要:河流溶解硅（DSi）作为营养物质对维持陆地、河流及海洋生态系统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贵州典型喀斯特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DSi湿沉降过程，基流过程及降雨径流过程的动态变化进行全年监测分析，探讨DSi在旱雨季交替下的输送特征及河流DSi浓度变化引起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湿沉降过程降雨量越大，DSi浓度越小，河流DSi浓度变化有明显的旱、雨季特征，雨季DSi浓度较高，旱季较低，地表水径流量及DSi浓度对降雨径流过程的响应比地下水明显。②DSi沉降通量及输出通量呈明显的旱、雨季差异，雨季DSi湿沉降通量占全年的69.5%，地表水雨季DSi输出负荷占全年的98.1%，地下水占51.4%。③流域硅酸盐岩风化过程不强烈，主要受到碳酸盐岩及蒸发岩控制。流域DSi浓度受人为水库影响明显，经过水库后河流中DSi浓度旱季下降29.0%、雨季下降70.9%。研究为全面认识硅在陆地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提供科学依据。

摘要:碳排放和减碳经济代价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决策者的关注，中国政府做出的关于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表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热议。在此背景下，开展中国未来长时间序列碳排放的情景预测具有切实意义。基于可拓展的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评估了人口、经济和受教育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对比历史数据并验证了碳排放预测模型的准确性，结合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情景的设定和模型参数，预测了5种情景下中国2020年至2100年的碳排放轨迹及经济代价。结果表明：（1）考虑碳排放达峰目标的实现，SSP3情景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佳情景，在此情景下，中国有望提前三年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2） SSP3情景可使中国年度总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处于相对其他四种情景的最低值，但需要付出累积GDP下降5.49%至8.80%的代价；（3）为完成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中国政府在未来的40年需面对409.36-467.42 Gt的碳中和量；（4）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将会较2005年水平下降40.52%至41.39%，2030年碳排放强度将会较2005年水平下降59.64%至60.75%。5种情境中，SSP5情景是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最佳情景，可最大程度地超额实现碳排放强度目标。未来，受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重要因素影响，中国政府减碳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后疫情时代，考虑到能源供应的减少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碳排放社会成本的上升将为中国创造一个使能源系统脱碳的机遇。中国应在"十四五"期间继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升级产业结构、提倡低碳消费、实施隐含碳战略，以尽快实现碳减排目标。

摘要:硫、铁是泥炭沼泽湿地（泥炭地）中重要的生源要素，其参与下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对泥炭地碳循环意义重大。选取德国中部两处典型的雨养型泥炭地高海拔样点（TBP）和低海拔样点（TSP），通过原位采集泥炭剖面孔隙水和可溶性气体等，研究了硫、铁元素等地球化学变化规律，结合DOC、甲烷（CH₄）和二氧化碳（CO₂）浓度分布，探讨其对泥炭地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 TBP中总还原无机硫（TRIS）浓度随深度先增后减，且上部0-87 cm平均浓度远高于87 cm深度以下，上部硫酸盐还原作用强烈。结合上部亚铁、硫化氢（H₂S）浓度分布，得知该范围内H₂S主要是通过微生物硫酸盐还原作用（BSR）生成，同时H₂S在孔隙水扩散过程中易与亚铁结合为硫化亚铁，进而生成稳定的黄铁矿，这一反应过程在约60 cm处减缓。（2） TBP、TSP两处采样点中DOC与亚铁、硫酸盐均有较强相关性，是由于地下水位的波动影响氧化还原程度以及微生物活性。两处采样点DOC均与亚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铁氧化物在厌氧环境中被还原溶解产生亚铁，与其结合的有机碳被释放到溶液中从而导致DOC浓度的升高。TBP中DOC与硫酸盐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硫酸盐作为电子受体被还原的过程中消耗酸度使pH值升高，增强了其中微生物的活性，DOC浓度由此增加。（3） CH₄与硫酸盐、TRIS浓度在剖面上均呈现相反变化趋势，表明硫酸盐输入的增加以及硫酸盐还原活动均会抑制CH₄生成。CO₂/CH₄均大于4，表明硫酸盐作为替代电子受体会使厌氧条件下碳矿化转向多CO₂和少CH₄生成。此外，亚铁对于CH₄生成一定程度上会起到低促高抑的效果，而对于CO₂的生成的影响较弱。表明硫酸盐对于CH₄和CO₂生成的影响高于亚铁。研究着重探究硫、铁等关键元素地下部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可为泥炭地碳排放核算提供理论支撑。

摘要:以俄罗斯东部地区为对象，结合PES和PSR模型分别构建其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赋权、变异系数赋权的综合确权法测算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二者协调发展程度，划分其阶段类型。研究表明：2005-2018年，（1）俄东部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经济城镇化的贡献份额最大；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呈小幅下降态势，生态环境压力的影响作用最大；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但整体处于基本不协调阶段，其内部由城镇化滞后转变为系统均衡发展。（2）西伯利亚联邦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高于远东联邦区，二联邦区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差距较小，西伯利亚区协调发展程度略强于远东区；西伯利亚区内部由城镇化滞后→系统均衡发展，远东区内部始终为城镇化滞后。多数联邦主体处于基本不协调阶段、高级协调的数量最少。（3）空间上，城镇化、生态环境、二者协调发展度均呈"西高东低"的格局特征，核心高值区分布在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泰边疆区-克麦罗沃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州的串联区，边缘低值区位于阿尔泰共和国和楚科奇自治区。最后探讨了促进俄东部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具体对策。

摘要: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测定与评价脆弱性对认识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至关重要。天山-塔里木绿洲地区包含着山地、荒漠和绿洲等多种类型的生态系统，存在着多个不同生态类型的交界过渡区。为定量评价该地区生态脆弱性，以植被总初级生产力这一生态系统重要的功能性指标为基础，对该地区生态系统脆弱性进行了计算和分级（不脆弱、轻度脆弱、中度脆弱、重度脆弱和极度脆弱），并对研究区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讨论。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系统脆弱性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化格局，以中度和重度脆弱为主，极度脆弱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南部的塔里木绿洲。（2）生态系统脆弱等级大体上随着区域内多年平均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受地表水灌溉的影响，生态系统脆弱性与降水量间并无明显趋势性规律。（3）研究区的生态系统脆弱等级随着区域内的平均海拔以及平均坡度的升高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受自然条件恶劣、过度放牧以及农田过度开垦的影响，目前该地区总体呈现脆弱性严重的状态。研究表明该地区应积极开展生态治理工作，合理规划生态功能关键区，保护好现有草原和湿地等易开垦地区，划定绿洲开发范围的"红线"，限制农田的开垦，协调好塔里木河流域的水资源分配。研究为使用卫星遥感数据研究生态系统脆弱性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摘要: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丧失极大影响了生态系统服务。探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生态学领域内的一个重大科学问题。以四川省各乡镇为单元，计算了景观尺度上的多样性指数，评估了四川省水土保持功能、水源涵养功能、固碳功能，并研究了两者之间关系。结果表明：在景观尺度上，Shannon's多样性指数、修正Simpson's多样性指数、景观丰度三种多样性指数可以较好表征四川省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由景观丰度、欧式最近邻距离的标准差、景观丰度密度构成解释变量矩阵，RDA模型矫正解释率42.25%（P<0.001），可更好解释由土壤保持功能、水源涵养功能、固碳功能构成的响应变量矩阵。四川省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模式有以下几种：（1）成都平原区区县空间距离较近，在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梯度均差异较小；（2）盆周山地区、盆地丘陵区各区县在水土保持功能梯度上差异较大，与多样性关系较弱；（3）川西高原区区县在固碳、水源涵养梯度上差异较大，并有协同关系，多样性梯度差异较大；（4）川西高山峡谷区、西南山地区区县之间生态系统服务和多样性差异较大，生态系统服务可能存在强烈权衡关系，需进一步引入解释因子。

摘要:采用凋落物分解袋埋藏法，将采集的红松（Pinus koraiensis）、紫椴（Tilia amurensis）和色木槭（Acer mono）凋落叶按自然比例混合装入袋中，于2019年7月将其埋入云冷杉红松林中不同腐烂等级（Ⅱ、Ⅲ、Ⅳ级）的掘根倒木（UT）及其形成的坑底（PB）与丘面（MF）以及对照（包括林隙（FG）和林分（IS））等11种微立地下。8-10月每月从每种微立地取回3袋，处理后测定凋落叶的质量、碳、氮、磷含量。采用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的统计分析方法，探究不同微立地下凋落叶的质量、分解速率与养分元素之间的相关性和差异显著性。结果表明：（1）微立地和分解时间对凋落叶质量具有极显著影响（P<0.01）。凋落叶分解90天后，各微立地的凋落叶质量残留率排列为：PB （85.64%） > MF （83.09%） > FG （81.33%） > IS （80.93%） > UT （80.27%）；（2）各微立地的凋落叶分解速率排列为：k_IS=k_UT>k_FG>k_MF>k_PB；Olson指数模型能够较好的模拟各微立地的凋落叶分解动态；年分解速率k为0.61-1.42，分解50%和95%所需时间分别为0.49-1.14 a和2.10-4.92 a。（3）各微立地的凋落叶C残留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表现为释放模式；UT和MF微立地的N、P残留率持续下降，表现为释放；PB微立地的N、P变化模式分别为释放-富集-释放、富集-释放模式，释放均大于富集，最终表现为释放模式。微立地对凋落叶P释放具有极显著影响（P<0.01），对N释放具有显著影响（P<0.05）；微立地与掘根倒木腐烂等级的交互作用对C、N释放均具有极显著的影响（P<0.01）。（4）凋落叶质量残留率与P的残留率在所有微立地中均存在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关系，与N的残留率仅在Ⅱ级UT、PB微立地、Ⅲ级UT微立地、Ⅳ级UT、PB和MF微立地以及FG对照中呈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C的残留率仅在Ⅱ级UT、PB微立地、Ⅳ级PB、MF微立地中存在极显著或显著正相关关系，与C/N在Ⅱ级UT微立地、Ⅲ级UT、MF微立地和FG对照中呈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关系。可见，与不同腐烂等级的掘根倒木相比，掘根倒木形成的微立地环境对凋落叶分解和养分释放的影响较大。

摘要:降水变化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产生了显著影响，植物叶片性状特别是叶脉特征对降水变化非常敏感，然而高寒植物叶片性状特征如何响应降水变化还知之较少。采用集雨棚模拟增减50%降水的条件，以高寒草甸8种主要植物叶片为研究对象，研究了降水变化对叶片的叶脉率、叶脉密度、叶片大小、比叶质量、叶片总有机碳含量、叶片全氮含量、叶片碳同位素相对含量和碳氮比等叶片性状的影响。发现增水显著增加了植物的叶片大小、稳定碳同位素千分值、总有机碳含量、全氮含量，但显著降低了叶脉密度；而减水显著降低了叶片大小、稳定碳同位素千分值。植物叶片性状各指标对降水变化的响应存在协同变化和相互制约。不同水分生态类型的植物对降水变化的响应存在差异，中生植物通过增加叶片大小和减少叶脉密度积极应对降水的增加，矮生嵩草的叶片大小分别增加了200.3%，叶脉密度减小了17.5%，而旱中生植物通过减少叶片大小和增加叶脉密度应对降水的减少，垂穗披碱草和异针茅的叶片大小分别减少54.9%和30.7%，其叶脉密度分别增加25%和22.4%。羽状叶脉植物增加叶脉密度和稳定碳同位素千分值以适应增水条件，花苜蓿、异叶米口袋的叶脉密度的增加了7.8%和4.0%，稳定碳同位素千分值增加2.5%和3.3%，但增水条件下平行叶脉植物的叶脉密度不变或降低和稳定碳同位素千分值保持不变；减水增加了平行叶脉植物叶脉密度并减低了稳定碳同位素千分值，异针茅的叶脉密度增加了22.4%，稳定碳同位素千分值减小2.9%，而对羽状叶脉植物的叶脉密度和稳定碳同位素千分值减少或不变。植物叶片性状对增水的敏感性显著大于对减水的敏感性，增水的效应约为减水的2倍；叶片大小的敏感性显著大于其它叶片性状，约为其它叶片性状的10倍。因此，植物在应对短期降水变化时，植物形态可塑性的作用凸显，放大或缩小叶片大小是植物应对降水变化的最有效的途径，但是不同水分生态类型和叶脉类型植物可塑性的方向存在显著差异。

摘要:以柠条锦鸡儿（Caragana korshinskii）灌丛引入形成荒漠草原-灌丛地镶嵌体为研究对象，选择其内部荒漠草地（DG）、草地边缘（GE）、灌丛边缘（SE）、灌丛地（SL）为试验样地，开展荒漠草原向灌丛地人为稳态转变过程土壤水分与植被变化特征研究。结果如下：各样地0-200 cm土层水分含量随着转变过程呈显著降低趋势（P<0.05），其中荒漠草地、草地边缘和灌丛边缘样地的土壤水分均在秋季雨水补充期增加，灌丛地由于深层土壤水分过度消耗而愈加降低，且灌丛边缘和灌丛地深层水分显著低于荒漠草地、草地边缘（P<0.05），垂直动态不显著；地上植被随样地转变除优势度指数表现为灌丛地多样性、均匀度、丰富度指数均显著低于各样地（P<0.05），多年生优势草本蒙古冰草（Agropyron mongolicum）、短花针茅（Stipa breviflora）逐渐被一年生草本刺藜（Dysphania aristata）、猪毛蒿（Artemisia scoparia）所代替；土壤种子库萌发种类随样地转变逐渐减少，种子库密度则显著升高（P<0.05），灌丛地以一年生草本植物为主（占总密度的97.51%），荒漠草地则以多年生草本萌发为主，且各样地土壤萌发种子库及多年生草本多集中于0-5 cm土层（P<0.05）；转变过程荒漠草原和灌丛地植被地上地下相似度分别为0.14和0.19，均显著低于两边缘样地0.35，较两边缘样地群落更为稳定，呈现草原灌丛化过程中草地-灌丛共存的植被双稳态特征。

摘要:植物枝干光合（P_g）固定其自身呼吸所释放的CO₂，有效减少植物向大气的CO₂排放量。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优势木本植物白梭梭（Haloxylon persicum）为研究对象，利用LI-COR 6400便携式光合仪与特制光合叶室（P-Chamber）相结合，观测白梭梭叶片、不同径级枝干的光响应及光合日变化特征；同时监测环境因子（大气温湿度、光合有效辐射、土壤温度及含水量等）与叶片/枝干性状指标（叶绿素含量、含水量、干物质含量、碳/氮含量等），揭示叶片/枝干光合的主要影响因子；采用破坏性取样，量化个体水平上叶片与枝干的总表面积，阐明枝干光合对植株个体碳平衡的贡献。研究结果显示：（1）白梭梭叶片叶绿素含量是枝干叶绿素含量的12-16倍，各径级枝干叶绿素含量差异不显著；（2）枝干光饱和点低于叶片，枝干不同径级（由粗至细），暗呼吸速率和枝干光合逐渐减小；（3）光合有效辐射、土壤含水量和空气温湿度是影响叶片光合的主要因子，对枝干光合无显著影响；（4）枝干光合可以固定其自身呼吸产生CO₂的73%，最高可达90%，枝干光合固定CO₂约占个体水平固碳量的15.4%。研究结果表明，忽视枝干光合的贡献来预测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荒漠生态系统碳过程，可能存在根本性缺陷，并且在估算枝干呼吸时，需要考虑枝干是否存在光合作用，以提高枝干呼吸的准确性。

摘要:氮（N）、磷（P）是植物生长发育重要的限制元素，N、P以及N、P间的关系是化学计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植物不同器官对N、P的需求存在差异，因此N、P的分配与权衡对植物的生长发育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为了探究阔叶红松（Pinus koraiensis）林不同演替阶段主要灌木器官的N、P化学计量特征及其分配格局，了解灌木的养分限制因子及其分配策略，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阔叶红松林四个演替阶段——白桦（Betula platyphylla）次生林、阔叶混交林、针阔混交林和阔叶红松林内，选取主要灌木种，分析了叶片、枝条、茎干和根的N、P化学计量特征以及异速生长关系。结果发现：灌木不同器官之间的N、P含量差异显著，其中叶的N、P含量均为最高，茎干的N、P含量均为最低。所有器官中，叶的N ： P最高，为7.59；根的N ： P最低，为5.47。灌木叶、茎干、根之间的N ： P存在显著差异，而茎干、根与枝条之间的N ： P没有显著差异。阔叶红松林不同演替阶段对灌木同一器官N、P化学计量的影响不同，灌木叶片的N含量在不同演替中具有显著差异，其他器官的差异不显著；不同演替阶段灌木器官的P含量均无显著差异。在不同演替阶段中各器官的N ： P均小于14，说明N元素是阔叶红松林各演替阶段灌木生长的限制因子，而P对灌木的生长没有起到限制作用。研究表明在不同演替阶段中，N、P的异速生长关系普遍存在于灌木器官中，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整体上各器官之间的斜率没有显著差异，说明灌木采取保守分配策略，以此来适应环境和满足自身生长发育的需要。

摘要:气候变化和下垫面条件的改变共同影响着流域的水热耦合状况，定量剖析其影响对研究变化环境下流域水量平衡和能量分配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多数研究只做了定性分析，对不同影响因素的定量贡献研究甚少。基于此，以干旱区无定河流域和湿润区汉江上游为研究区域，在Budyko框架下，估算了干旱与湿润区流域的时变水热耦合参数，并通过逐步多元回归模型、敏感性和贡献率分析，定量归因了水热耦合控制参数的演变，并将干旱与湿润区流域做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干旱与湿润区流域的水热耦合参数在1970-2013年间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不同气候区水热耦合参数变化的主导因子不同，干旱区无定河参数对降水和植被覆盖度（NDVI）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且NDVI的变化主导着参数的变化（贡献率为89.5%）；湿润区汉江上游参数的变化对气温、有效灌溉面积（EIA）和NDVI更敏感，其中，EIA主导着参数的变化（贡献率为83.1%）；总体来说，下垫面的变化是无定河和汉江上游水热状况改变的驱动因素。

摘要: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是高寒地区建植和改良栽培草地的首选草种。虽然合理植株密度和氮素添加量是垂穗披碱草栽培草地稳产的关键因子，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最佳互作组合仍不清楚。采用盆栽试验，通过分析不同植株密度（58、102、146株/m²）和氮素添加量（0、200、400 mg/kg）组合状态下垂穗披碱草株高、单株分蘖数、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根系体积和地上地下生物量比，以确定理论上是否存在植株密度和氮素添加量的最佳组合。结果表明：随植株密度增加，垂穗披碱草株高、地上生物量和地上地下生物量比值均先增加后降低，而单株分蘖数逐渐减小，根系体积和地下生物量先增加后保持相对稳定；随氮素添加量增加，垂穗披碱草单株分蘖数、地上生物量和地上地下生物量比值均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地下生物量逐渐降低。植株密度与氮素添加量互作虽然对垂穗披碱草的根系体积和单株分蘖数没有显著影响，但两者互作显著影响了垂穗披碱草株高、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地上地下生物量比（P<0.01），这些指标与植株密度和氮素添加量的关系均表现为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面。当植株密度为102株/m²和氮素添加量为200 mg/kg时，垂穗披碱草栽培草地产量最大，生物量分配最优。垂穗披碱草植株密度和氮素添加互作时理论上存在最佳组合，这为垂穗披碱草栽培草地的田间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摘要:大气氮沉降增加作为全球变化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已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持续的氮沉降对草地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产生重要影响。为深入了解草地恢复进程中群落生物量和根冠比对氮沉降的响应，以黄土区3个不同恢复年限（初期12a、中期28a和后期37a）的天然草地为研究对象，通过设置6个氮添加水平，CK （0）、N1（2.34g m^-2a^-1）、N2（4.67g m^-2a^-1）、N3（9.34g m^-2a^-1）、N4（18.68g m^-2a^-1）、N5（37.35g m^-2a^-1）来测定草地群落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并计算根冠比和氮响应效率（NRE）。结果表明：（1）地上生物量在恢复中期最大，随氮添加梯度增加，地上生物量在恢复初期和恢复后期呈不显著上升趋势，对氮添加表现为非线性的正响应（ΔNRE>0），在恢复中期呈不显著下降趋势，对氮添加表现为非线性的负响应（ΔNRE<0）。（2）群落地下生物量对氮添加无显著响应，总生物量只有在恢复后期的N4添加水平下，与对照存在显著差异。（3）根冠比在恢复初期时，N3添加水平下显著高于对照和其他氮添加水平，其余恢复年限对氮添加无显著响应。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比较黄土区不同恢复年限草地群落的地上、地下及总生物量和根冠比对氮添加的响应。建议对该区域开展试点实验，实行适应性草地管理，如进行两年一次刈割或轻度放牧（2只羊/hm²），来探寻更科学有效的管理措施，使草地实现系统性恢复，进而满足生态系统容量和社会需求的变化。

摘要: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重要指标，定量评价NPP的变化规律是碳循环机理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土地覆盖和NPP产品分析了2001-2018年西南地区NPP的时空变化特征，利用土地转移矩阵和统计分析方法，定量描述了土地覆盖类型变化导致的NPP变化量，对NPP变化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1-2018年，西南地区NPP均值呈波动上升趋势。（2） NPP变化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南高北低，NPP呈增长趋势主要集中在四川的中东部、重庆、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NPP呈减少趋势出现在云南、四川中西部和贵州东部。（3）森林、草地和耕地转灌丛以及灌丛转森林是对NPP变化量影响较大的土地覆盖类型转变，土地类型转变导致的NPP净增量为20.643 TgC。（4）降水与NPP相关性低，气温与NPP有一定相关性，植被叶面积指数与NPP有显著相关关系，表明气候因子对NPP的影响较小，植被生长密度对NPP有显著影响。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实施，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和森林面积大量增加，是西南地区NPP上升的主导因素，因此生态工程的实施是西南地区NPP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可为生态工程实施背景下NPP的变化机理研究提供参考。

摘要:林线过渡带是指从郁闭森林上限到树种分布上限之间的区域，过渡带内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态过程在很小的海拔梯度内发生剧烈变化，因此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极为敏感。树岛是在林线过渡带内出现的斑块状或条带形不连续分布的树木集群，树岛内生存的树木通常能达到与较低海拔郁闭森林同样的高度和胸径，因此揭示树岛这一特殊生境的生态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对于预测未来气候变化下林线动态具有重要意义。以长白山岳桦林线过渡带一大型树岛作为研究对象，测定了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酶活性，采用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分析了微生物群落结构组成和功能基因丰度，通过与同海拔的开阔区生境进行对比，揭示了树岛这一特殊生境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特征和潜在生态功能，从土壤养分和土壤微生物学角度，阐明树岛形成的可能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树岛土壤的含水量、总碳、总氮和微生物生物量显著高于同海拔开阔区（P<0.05），与微生物r-策略相关的生理生化和遗传学指标，包括纤维素酶活性、放线菌相对丰度、与转录、防御、控制细胞周期相关的基因丰度、小分子碳降解基因丰度，均高于开阔区（P<0.05）。相反的，与微生物K-策略相关的指标，包括酸杆菌相对丰度、大分子碳降解基因相对丰度低于开阔区。揭示了树岛土壤微生物学特征，并从土壤微生物组学角度探讨了树岛形成的潜在机制，认为树岛内土壤养分增加并导致微生物群落r-策略倾向，这种变化反过来也可能促进树岛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林线动态。

摘要:以三峡库区马尾松人工林为对象，分析土壤微生物生物量、酶活性和养分含量对氮添加的初期响应规律，为预测该地区在大气氮沉降持续增加的背景下森林土壤的季节动态提供参考。结果表明：氮添加初期，中氮水平（60 kg hm^-2 a^-1）的氮添加处理使得各季节土壤β-1-4葡萄糖苷酶、N-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酸性磷酸酶、多酚氧化酶、过氧化物酶活性均增加，高氮（90 kg hm^-2 a^-1）水平的添加处理增加了土壤有机碳、全氮和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磷的含量和酸性磷酸酶及多酚氧化酶活性，降低了土壤pH值、全磷含量和β-1-4葡萄糖苷酶及N-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活性。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生物量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秋季水解酶活性和微生物生物量碳、磷含量显著高于春夏两季，而氧化酶活性和微生物生物量氮含量则是春夏季较高。土壤酶活性与季节、土壤含水量、养分含量及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酶活性变化是多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冗余分析表明土壤含水量、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磷和全氮是驱动土壤酶活性的主要环境因子。氮沉降的持续增加会加速当地马尾松人工林土壤腐殖质的形成，增加有机碳的积累，导致土壤酸化，并产生磷限制。

摘要:绿地对于缓解城市洪涝灾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其土壤入渗的定量化研究是评价城市绿地雨洪调蓄能力的关键。受城市土壤空间异质性的影响，不同功能区绿地土壤水分入渗速率的差异较大。采用双环入渗仪对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典型乔草和灌草绿地的土壤水分入渗特征进行测定，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绿地土壤水分入渗性能处于中等至较高水平，但受机械和人为压实作用，绿地土壤容重偏大，总孔隙率偏低，加上外来客土影响，土壤物理性黏粒含量高，且有人为侵入体混入等，从而抑制了绿地表层土壤的水分入渗；（2）灌草相对于乔草对绿地表层土壤水分入渗的改善更为明显，这主要与前者的根系分布较浅有关，此外灌草绿地的凋落物更易留存，且其细根分解较快，这均有助于表层土壤有机质的及时返还，从而促进了绿地表层土壤的水分入渗；（3）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绿地土壤的水分累积入渗量随时间变化更符合Kostiakov模型。未来广州市绿地的建设及管理应减少土壤压实及外来客土混入，适当增加灌草比例，使其兼顾旅游休闲和雨洪蓄积功能，从而有助于海绵城市的高效建设。

摘要:由植物引起的根际土壤生物或非生物环境的改变能够反馈影响群落中不同植物的生长，直接改变共存植物的相对竞争关系，推动群落结构的动态变化。作为土壤生物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微生物在植物-土壤反馈关系中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对解释植物群落的演替进程和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草地植物群落演替的早期阶段和外来物种入侵的过程中，宿主植物对丛枝菌根真菌（AMF）的依赖性较低，受本地病原菌的影响较小，一般不存在负反馈。在演替后期，植物对AMF更具依赖性，而积累的病原菌则产生较强的负反馈效应，从而促进群落物种共存和植物多样性，提高草地生产力和稳定性。研究微生物-植物反馈机制不仅有助于完善草地退化与恢复理论，还对退化草地恢复治理的实践有着指导意义。未来关于根际微生物-植物反馈在草地群落演替中的作用应该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1）在实验方法上，开展专性微生物-植物反馈研究；（2）在测定指标上，进一步量化不同微生物在反馈关系中的功能差异；（3）在研究对象上，加强土壤微生物在植物群落水平的反馈研究；（4）在应用上，明晰植物-土壤反馈在退化草地恢复过程中的作用，指导草地管理实践。

摘要:为进一步探究林下植被和凋落物管理对我国寒温带森林生长季土壤CH₄通量的影响，采用静态箱-气相色谱法对大兴安岭北部4种林型（白桦林、山杨林、樟子松林和兴安落叶松林）4种处理（自然状态、去除凋落物、去除林下植被以及去除林下植被和凋落物）的土壤CH₄通量排放特征进行观测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森林生长季土壤均表现为CH₄的汇，4种林型不同处理后土壤CH₄通量表现为单峰变化趋势，吸收峰值出现在7月或8月。自然状态4种林型土壤CH₄平均吸收通量表现为白桦林（-79.23±14.92）μg m^-2 h^-1>山杨林（-64.27±9.60）μg m^-2 h^-1>樟子松林（-62.54±15.48）μg m^-2 h^-1>兴安落叶松林（-48.73±12.26）μg m^-2 h^-1，兴安落叶松土壤CH₄平均吸收通量显著小于其他三种林型（P<0.05）。相比于自然状态，4种林型在去除凋落物后土壤CH₄吸收通量提高了2.12%-12.15%，但变化幅度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05）。去除林下植被后4种林型CH₄吸收通量提高了0.84%-20.55%，且只有山杨林吸收增加达到显著水平（P<0.05）。同时去除林下植被和凋落物后，对白桦林和樟子松土壤CH₄通量影响不显著（P>0.05），但对山杨林和兴安落叶松林影响显著（P<0.05）。总之，去除凋落物或林下植被均会提高土壤对CH₄吸收，去除林下植被对土壤CH₄通量的影响要大于去除凋落物的影响，但不同林型不同处理之间还存在差异。

摘要:为了探讨林下植物物种多样性对杨树（Populus spp.）人工幼林阶段土壤微生物区系的影响，在林下设计了林下植被物种数量递增的3种处理，即清除林下植被（无林下植物）、保留单一林下植物（一种林下植物）和保留物种多样的自然林下植被（多种林下植物），于处理1年后采样分析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MBC）和氮（MBN）含量、基于Biolog-ECO微平板的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特征以及与土壤碳、氮转化相关的胞外酶活性的差异，以期从土壤养分转化和供应的角度为科学管理人工林林下植被提供依据。结果表明，林下植被处理对8月份0-5 cm土层的土壤MBC、MBN含量以及酶活性有较大影响。与清除林下植被处理相比，保留单一林下植物处理8月份0-5 cm土层的土壤MBC、MBN含量以及β-葡萄糖苷酶、多酚氧化酶和芳基酰胺酶活性显著增加，增幅分别为27.91%、54.48%、14.74%、32.53%和6.20%，而保留物种丰富度高的自然林下植被处理林地土壤的上述指标进一步分别增加了4.88%、14.93%、9.22%、13.63%和12.86%。此外，林下植被处理还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特征，8月份0-5 cm土层的土壤微生物Shannon指数随着林下植被物种数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大。清除林下植被处理的土壤微生物主要利用的碳源包括部分糖类、氨基酸类和酯类，与清除林下植被处理相比，保留单一林下植物处理的土壤微生物提高了对上述几种碳源的利用能力，同时对糖类、氨基酸类、酯类和有机酸类碳源的利用种类范围明显扩大，而保留物种多样的自然林下植被的土壤微生物对31种碳源基本上可以全面有效利用。因此，保留林下植被，特别是提高林下植被的物种丰富度，有利于增加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提高土壤微生物的代谢功能和分解活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土壤的物质转化和养分循环功能。

摘要:兴安落叶松林是大兴安岭地区代表性的植被类型，其生物多样性具有独特性。步甲是森林生态系统环境和多样性的指示性物种，以及认识环境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特征的关键物种。为研究大兴安岭地区兴安落叶松林步甲群落多样性的时间动态，分析步甲群落对时间变化的响应规律，于2019年5月下旬-8月下旬步甲活跃期，利用陷阱诱捕法在兴安落叶松林5个样地中采集步甲标本共15属34种1149头，其中大兴安岭地区地理新纪录物种7种，中国地理新纪录物种6种。研究结果表明，通缘步甲属（Pterostichus）和大步甲属（Carabus）物种丰富度最高；通缘步甲属未定种5（Pterostichus eximius）为极优势物种，对时间变化最敏感。兴安落叶松林小生境类型的多样化和步甲休眠期的选择是步甲群落个体数和物种数随时间变化呈双峰模式的主要因素，最高峰均出现在6月下旬；多样性与均匀度指数均在7月上旬达高峰期，8月下旬多样性下降而均匀度上升，各指数之间相关性较低。步甲群落在6月下旬到7月下旬对环境具有较高的适应度；群落结构在环境条件相对稳定的6月下旬到7月下旬和8月上旬到8月下旬均表现为极相似（I>0.75）。物种取食特征和生活史策略的多样化使步甲群落各指数随时间变化具有显著差异，而物种取食特征和生活史策略受环境因子的综合影响较大。稳定的森林环境条件下，步甲活跃期更长，群落结构相似度更高。该结果为步甲群落时间动态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为大兴安岭地区地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策略制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数据依据。

摘要:廊道构建是减少栖息地破碎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策略之一。目前，已经有许多模型用于动物廊道的选址，而"选址模型是否能准确预测动物迁移的实际发生位置"一直是保护生物学最为关注的问题。最小成本路径模型（LCP）和条件最小成本廊道模型（CMTC）是两种较为常用的廊道选址模型。以白头叶猴（Trachypithecus leucocephalus）为目标物种，分别运用LCP和CMTC模拟生成白头叶猴迁移廊道，将模拟结果与野外观测廊道进行对比，检验两种方法的准确性。结果表明：与野外观测实际廊道相比，LCP模型模拟结果的完全准确率为46.7%，部分准确率为20%，完全不准确率为33.3%；CMTC模型模拟结果的完全准确率为26.7%，其余73.3%为部分准确，无完全不准确的结果；总体上看，CMTC廊道的准确率较LCP高，因而CMTC模型模拟白头叶猴实际迁移廊道位置的准确性优于LCP模型。输入"源"要素类型、阻力面栅格尺度设定、栖息地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以及动物迁移行为复杂性4个因素是影响该模拟结果准确性的主要原因。

摘要:明晰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物种北山羊的分布格局，并阐释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北山羊的影响，对今后北山羊生境管理和物种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北山羊实测分布点记录和环境变量数据，结合MaxEnt模型和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利用CMIP6的8个气候模式均值预测中度发展路径（SSP2-4.5）下，基准期（1970-2000年）和未来气候（2041-2060年、2081-2100年）变化情景下，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山羊的潜在适生区分布范围及变化，并综合贡献率和置换重要性值对北山羊生境选择关键环境因子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MaxEnt模型的预测精度较高，三种气候条件下ROC曲线下面积（AUC，Area Under Curve）>0.97，且真实技巧统计（TSS，True Skill Statistic）>0.90，模拟结果可靠。（2）影响北山羊生境选择的主要环境因子为气候条件（降水量季节性变异系数和等温性）、海拔和人为干扰（距泉和居名点距离）。水是保护区北山羊生存的最基本要素，气候条件共同控制北山羊生境条件。此外，北山羊习性决定其生境宜选择高海拔和远离人类活动影响地区。（3）基准期保护区北山羊主要分布在北片和南片高海拔山区，面积365.77 km²（占整个保护区的4.31%），北山羊适生区面积北片>南片、中高等适生区主要位于保护区北片。（4） CMIP6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随着保护区生态环境改善和濒危物种保护措施的实施，北山羊潜在适生区面积呈增加趋势，但是受北山羊近亲繁殖的影响，整体上北山羊数量和适生区面积增加并不显著且有向南部及高海拔地区转移趋势。

摘要: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属于全球极度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对中华穿山甲的非法捕杀曾导致其种群数量锐减。但是，近年来相关研究报道较少，穿山甲分布状况不明，极大地制约了对该物种的有效保护。搜集了近年来国内中华穿山甲的救护记录和救护新闻，甄别出67个记录分布点，利用最大熵模型软件（MaxEnt）进行因子筛选，结果表明最冷季度降水量、人口密度、年降水量、坡度、坡向、海拔等6个环境变量是与中华穿山甲分布显著相关的影响因子。基于6个主导环境变量构建的MaxEnt模型AUC平均值为0.961±0.014，预测结果达到极好标准。刀切法（Jackknife）表明，其中最冷季度降水量、年降水量、人口密度和海拔是影响中华穿山甲分布的主要因素。中华穿山甲适宜生境（出现概率大于0.498）具有以下特点：最冷季度降水量141.22-439.46 mm，年降水量1471.67-2386.56 mm，人口密度≥390人/km²，海拔<316.98 m。该模型预测中华穿山甲在我国的潜在分布适宜区主要位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总面积约为74.27×10⁴ km²，占国土面积的7.73%，主要集中在江西、广东、湖南和广西省，面积分别占该区域的97.58%，89.65%，76.90%和73.08%；其次是浙江、福建、台湾和安徽省。湖北、江苏、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份也有中华穿山甲的零星分布。湖北东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南部和福建西北部等与江西接壤的区域也是中华穿山甲的重要潜在分布适宜区。明确中华穿山甲的潜在分布适宜区，可为该物种的种群保护和栖息地管理提供科技支撑。

摘要:针对当前农业系统中农作物景观变化迅速、人地关系趋于复杂、粮食安全保障需求迫切，提出景观生态学和农业科学交叉产生的农作物景观生态研究这一新兴研究方向。通过构建农作物景观生态研究的概念框架，辨明农业生产中复杂的景观等级结构，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综述从农业景观到农作物景观的研究变化，指出农作物景观具有高动态性、尺度性和格局复杂特征。针对由种植者、消费者、耕地及其周边自然环境组成的农业景观，需要遵循相应的生态和农业经济发展规律，研究农作物种植格局变化、农作物的社会-生态效应和农作物种植可持续性的景观生态途径。重点开展以下四个研究方面的内容，农作物景观时空动态及其形成机理、农作物种植的多功能评价与权衡、景观农艺管理措施及情景模拟、可持续的农作物景观生态评价。从而构建"格局-过程-服务-管理-可持续性"的农作物景观生态研究范式，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综合的空间分析与管理途径，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乡人类福祉提升提供科学支撑。

摘要:在根际微环境中，特定的土壤微生物能够利用自身独特的趋化系统感应根系分泌物，响应植物的选择性招募。细菌的趋化系统介导了植物-微生物以及微生物间相互作用，在植物对根际微生物组的选择中发挥着关键的生态学功能。综述了根际微生物组中细菌趋化系统的研究进展，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了未来针对根际细菌趋化系统的研究方向，旨在阐明根际细菌趋化系统的生态学功能，为增进理解作物根际微生物组的募集过程，以及未来农业中根际微生物组的重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

摘要:草原畜牧业生产系统是一个涉及环境、经济、社会多层面、且系统内部气候-土壤-草地-家畜-管理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草原不仅为人类提供所需要的肉奶，也提供了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然而，草原畜牧业也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减缓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已成为当前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关注的焦点。综述了国内外草原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现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1）虽然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广泛应用于草原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研究，但是存在诸多问题，导致目前的研究框架体系尚不完善，特别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是否考虑外部输入、是否考虑土壤有机碳、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指标的选择等；（2）缺乏单一环节减缓措施对草原畜牧业整体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研究；（3）目前对影响草原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生态系统层面的分析，忽略了社会系统的作用，无法反映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相互反馈机制，导致机制阐释不完善。综上所述，未来仍需从以下三方面开展研究：（1）完善草原畜牧业研究框架体系及提升研究方法；（2）加强对单一环节减缓措施对草原畜牧业温室气体整体减排效果的综合评价；（3）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的角度深入研究影响草原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差异的机制。一方面，这有助于深入理解草原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情况，也为低碳型草原畜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思路借鉴；另一方面对于科学合理的可持续利用草场和恢复草地生态环境均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生态空间（林地、灌木、草地、水体）所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在城市绿地破碎化日益严重、绿地质量逐渐降低、乡土植物逐渐减少、入侵风险逐渐加剧等生态背景下，如何维持稳定而持续增长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一直困扰着当下从事城市生态学领域研究的学者和城市管理者。植被群落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在绿地破碎化趋势下，可作为研究内容来探讨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维持或提升策略；植被群落泛指城市中常见的、具有明显边界的、按照一定分布规则的植物群落单元，既包括道路绿地、居住区绿地、公园绿地等，也包括城市郊野自然林地。但对植被群落生态功能的研究也多停留在对某一生态问题的简单相关性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从微观层面的植被群落角度，整合相关文献研究，介绍了受植被群落特征影响的6种典型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综述了植被群落特征对这6种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机理，对植被群落特征因子进行总结、归类，从树种特性、垂直结构、水平结构、其他4个角度构建了"植被群落特征因子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关系表"。最后面向典型生态系统服务提升提出了城市低质量植被群落地区的营建和更新原则，以期为今后城市园林部门、规划部门制定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提供基础性技术支撑。

摘要:荒漠草原是我国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解中国该领域研究态势，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基于36年间国内外发表的3651篇论文，分析了发文量、发文来源、被引频次、主要作者、研究机构和研究热点等。结果表明：（1）2000年后关于荒漠草原的论文数量增幅较大，年均发表超160篇，但篇均被引频次、高质量学术期刊发文量和创新性研究成果较少，整体发文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2）具有创新性的评价方法和理论研究一直备受关注，而利用荟萃分析方法对某一研究领域进展的分析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3）韩国栋、宋乃平、卫智军、周广胜等是荒漠草原研究的主要贡献者，内蒙古农业大学和宁夏大学等单位在发文机构合作间的节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荒漠草原研究的网络核心，但中文论文研究机构间的合作较英文论文离散程度高，特别是与国外机构的合作相对较少；（4）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荒漠草原植被-土壤系统的影响、荒漠草原植被生产力及其影响因素、利用孢粉研究植被和环境变迁等方面。未来荒漠草原的研究应加强国内外机构和人员间的合作创新，从多尺度、多维度应用多学科知识、多技术手段，加强人类活动和气候条件相互作用对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结构进化过程、地上与地下生态过程耦联关系、不同营养级之间内在机理的分析和探讨。通过深度挖掘荒漠草原基础数据，以促进高影响力、高质量成果的产出，实现科研成果量变与质变并举、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并重，期望能给荒漠草原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新方向，为中国草地建设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摘要:2020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 "面向未来地球的地理学：人地系统耦合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IGU-GFE）主办的2020年地理学与可持续研讨会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研讨会以"多重压力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探究"为主题开展热烈讨论。研讨会针对5个专题展开，分别是：（1）生态系统压力和驱动力；（2）生态系统状态评估；（3）多重压力对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4）多重压力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综合影响；（5）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策略。IGU-GFE地理学与可持续研讨会为全球生态系统功能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提出了以下建议：（1）合理、科学、多维度提高生态系统质量；（2）有效恢复和提升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3）优化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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