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快速城市化在带给人类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城市交通拥堵、热岛效应、雾霾效应、城市内涝、面源污染、环境污染等，由此导致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下降，直接影响到城市生态安全。目前城市生态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广为关注的话题，然而对于城市生态安全内涵、影响因素及其维持机制等仍缺乏一个清晰的认识。本专刊试图通过一系列文章的发表，从不同角度探讨城市生态安全的内涵、影响因素、安全格局构建思路，以及影响城市生态安全的政策与管理因素。
城市生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不仅与广大百姓日常生活直接相关，而且也与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和区域功能定位密切相关。广义上，城市生态安全就是探讨区域背景下如何维持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研究其生态系统健康涉及到许多影响因子，本专刊重点从城市生态安全内涵、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城市化及其景观格局演变、城市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城市生态网络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技术方法等方面进行讨论，希冀该专刊的出版能为我国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参考。

摘要: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快速城市化必将导致生态用地流失、生态系统服务下降和环境健康风险加剧，由此影响到城市生态安全。尽管生态安全的概念已经为社会广泛接受，但对生态安全的内涵和如何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仍然缺乏统一认识。在分析生态安全内涵、生态安全概念辨析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基本原则基础上，结合城市生态系统特点，提出了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目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认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一个涉及多尺度的区域性、综合性问题，除了要遵循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一般性原则外，还必须考虑以下原则：以人为本原则、流域适应原则、区域协调原则和有限目标原则。同时，需要重点关注宏观与微观尺度之间的关系协调、城市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协调、理想与现实目标之间的权衡、人类生存需求与生态服务需求之间的权衡关系。通过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要实现以下目标：控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持城市地区正常的物质循环与代谢功能、维持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保证城市人居环境健康和居民的正常生活，以及满足现有城市居民可预见时期内生态服务需求。从景观、城市和区域三个尺度上，分析了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需要面对的实体、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标。

摘要:土壤作为地球表层系统物质和能量迁移转化的关键节点，其生态功能受到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严重影响，土壤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城郊生态系统受到城市和乡村的双重影响，具有复杂的景观结构和剧烈的动态变化，土壤安全问题更为突出和复杂。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90-2017年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统计，梳理和总结了城郊生态系统土壤安全研究的趋势和热点问题，对城郊生态系统中土壤安全面临的问题，及其特殊性、复杂性进行了重点论述，明确了当前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郊土壤安全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建议今后的城郊生态系统土壤安全研究应加强区域尺度上的综合和不同城市发展模式下地区之间的比较，明确城市扩张对城郊生态系统土壤安全的影响机制；建立和完善基于"土壤安全"的城郊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框架，深入研究城郊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之间的关系；明确解析城郊土壤主要污染物来源及其复合污染状况，并结合区域特征，因地制宜开展科学的生态规划，优化城郊景观格局，提升城郊地区土壤安全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明确土壤安全在城郊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要性，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政策。

摘要: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失调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城市热岛、生态用地流失、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风险问题，已成为威胁生态安全、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持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是生态安全健康发展的保障和关键。梳理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研究现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同时构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基本框架，并提出了生态安全格局未来的研究重点：城市群区域和城市内部生态系统服务的多尺度综合评价、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及对生态安全的胁迫作用、生态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安全的耦合、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模拟和优化。通过耦合社会经济数据、卫星遥感数据、城市地图大数据，评价城市内部和外部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保障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流畅通传输，实现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和优化。

摘要:京津冀特大城市群的快速发展显著提升了地区生活水平，但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以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压力-状态-响应（PSR）"城市群生态安全协同会诊指标体系，采用TOPSIS和灰色关联组合方法计量其生态安全综合指数（Comprehensive Index of Ecological Security，CIES），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关键因素，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计算上述因素对生态安全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安全指数已经达到了预警状态，呈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亟需建立三地协同联防联控的生态安全防治机制；（2）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的生态安全指数呈小幅波动状态，规划与政策对城市群生态安全指数具有显著影响效应；（3）13地市生态安全指数的演变趋势存在显著的差异，承德、廊坊仍呈下降趋势；（4）城镇化、社会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对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安全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开发水平、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病理度则呈负相关性。由此，需要划定并严守城市群生态保护红线，控制空间开发强度与速度，以遏制生态恶化；完善并落实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规划体系与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撑体系，以保障城市群生态安全稳定提升；控制经济发展速度，提升社会发展水平，构建城市群一体化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提升生态技术研发水平，加大生态空间保护与修复，以降低生态安全风险，保障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

摘要:中国的城镇化率随经济快速发展而迅速提高，由此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涌现，城镇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胁迫作用日益增加，城市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目前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交互关系的关键影响因子仍不明确，而基于关键影响因子描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要素交互胁迫作用的研究也较少。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使用城镇化率描述城镇化发展过程，使用相关分析初步总结了生态环境要素与城镇化过程的相关性，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求取了生态环境要素与不同城市城镇化率的关联度，使用方差分析法得到影响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关键要素，最后明确了城市和生态环境要素交互胁迫作用的显著性。结果表明，水资源要素和生态要素与城镇化率相关性较弱；居民用电与城镇化过程的关联度最大、生活用水关联度最小；方差稳定性排名显示建成区面积关联度在各城市间最稳定，常住人口最不稳定；同类别要素间关联度差异不明显，可以将10要素合并为6要素；关联度的稳定性对识别关键要素有重要作用；城市和生态环境要素同时对要素关联度分布具有影响，二者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本研究对明确生态环境对城镇化过程的影响模式，分析生态环境对城市群发展的限制或支撑作用提供参考。

摘要:生态安全是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而生态环境脆弱性会威胁地区的生态安全，进行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具有重要意义。以闽三角城市群为例，分别选取2000年和2015年的高程、坡度、岩性、土壤类型、NDVI、年均降水量、年均温、人口密度、人均GDP、路网密度、景观多样性、土地利用程度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等13个指标，基于空间主成分分析法，并结合全局Moran'I和LISA聚类图，从整体特征、空间差异、空间集聚、地类脆弱性分异以及驱动力5个方面，探讨闽三角城市群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2000-2015年间，闽三角城市群的生态环境脆弱性整体处于中度脆弱，但呈现出由中度脆弱向重度脆弱过渡的趋势；2000-2015年间，生态环境脆弱性呈现出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增强的整体趋势，并存在明显的地带性特征，东南沿海增长不明显，部分地区有所下降，而西北内陆增长明显；生态环境脆弱性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为显著正相关，在西北部山区地带为显著的高高聚集，在东南沿海平原地带为显著的低低聚集，16年间集聚性特征在空间上有所迁移和扩张；2000-2015年间，生态环境脆弱性在各地类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其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大小顺序始终为：林地 > 未利用地 > 草地 > 耕地 > 水域 > 建设用地，整体由中度脆弱向重度脆弱过渡；2000-2015年间，生态环境脆弱性的驱动力有所变化，但人口密度、景观多样性、岩性和土壤类型一直是闽三角城市群生态环境脆弱性主要的驱动力。

摘要:城市生境质量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北京市为例分析2000-2015年北京市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并借助InVEST-Habitat Quality模型评估了北京市4个时期（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4个区域（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发展新区、城市功能拓展区、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生境退化程度和生境质量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从2000年到2015年，建设用地增加了近40%，耕地、湿地是其快速扩张的主要来源，城市发展新区的建设用地增加了60%；（2）主要的生态用地（林地、草地、湿地）所占比例总体增加了5.71%，但是总体景观结构异质性减弱，斑块破碎化程度加大；（3）生境质量总体下降了2%，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生境质量总值逐渐升高；生境退化度逐渐增加，最严重的区域在城市功能拓展区以及平原-山区交界地带。对区域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的有益探索，为今后进一步城市景观格局的构建和优化提供依据和参考。

摘要: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乃至全世界人类活动对水循环扰动强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不仅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安全，而且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人水关系协调视角，从水资源本底条件、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水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等3个方面建立了水资源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国内外发展经验和相关标准确定了评价标准阈值，使得评价结果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均具有可比性。然后通过熵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和多目标模糊隶属度函数，对2000-2014年京津冀城市群水资源安全的时空格局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整个京津冀城市群的水资源安全指数多在0.2-0.4之间，属于不安全类型，但总体向临界安全类型转变；②各城市的水资源安全指数在时空尺度上表现出较大差异，总体表现为南低北高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遍提高的格局；③整个京津冀城市群及各城市水资源安全指数的次级指标在时空尺度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地域一致性，它们交互作用，最终综合决定着水资源安全指数的时空变化。

摘要:从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一体化角度出发，结合13个地市的行政边界、泰森多边形边界和基于最小累计阻力模型构建的最小累计阻力边界3种不同类型的界限，对传统基于行政边界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进行改进，以估算出京津冀城市群13个地市实际获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表明：（1）13个地市对应的泰森多边形边界、生物多样性最小累计阻力边界和文化服务最小累计阻力边界与13个地市的行政边界相差较大；（2）京津冀城市群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4544.81亿元，13个地市实际获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差别较大，空间上呈现出由北向南的下降趋势；（3）与传统方法的估算结果相比，北京市、石家庄市、承德市、衡水市、廊坊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和邢台市实际获得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加，其中唐山市的增加量最大，超过56.50亿元，其他地市实际获得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减少，天津市减少量最大，超过98亿元；（4）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相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稳定，因此估算方法有效，研究结果可信。

摘要:水文连通性是表征湿地格局和功能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连通性的降低通常意味着湿地生态功能的退化，内部能量流动和养分循环的扰乱。选取京津冀最具典型性的白洋淀湿地为案例，将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模型（MSPA，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与连通性指数（ⅡC，Integral Index of Connectivity；PC，Probability of Connectivity）相结合，从时空两方面分析了白洋淀湿地水文连通性的变化，总结出水文连通性变化的空间形态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990-2015年间，白洋淀湿地整体连通性较差，以2005年为节点呈现先降低后逐步恢复的趋势；根据MSPA功能类型的变化，将白洋淀湿地空间形态演变分为消退期与恢复期两个阶段。消退期主要表现为核心斑块逐步分裂为分支、环岛、桥接、孤岛等细碎斑块，然后逐渐消退的过程；恢复期各类型主要表现为核心湿地面积逐渐增加，分支向桥接转变的过程。其中核心湿地的面积由1990年的8974.90 hm²，最低下降到2005年2092.97 hm²，到2015年又恢复到4122.14 hm²。整体而言，核心湿地的变化对白洋淀湿地水文连通性变化起主导作用。白洋淀湿地水文连通性降低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上游补给水量的多少，土地利用变化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研究将MSPA模型与连通性指数相结合的方法，能较好揭示湿地水文连通性变化过程中水文形态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可为其他地区湿地相关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借鉴。

摘要:海岸带湿地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产力最高、最具价值的生态系统之一。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海岸带地区的土地利用正发生深刻变化，生态风险凸显。利用2000、2005、2010和2015年的Landsat TM/ETM+和Landsat 8 OLI遥感影像，融合行政区划图与地形图，并引入一个评价多元海洋、海岸带利用对栖息地造成风险的模型，即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 （InVEST）模型中的栖息地风险评价（Habitat Risk Assessment，HRA），模型评价闽三角海岸带滩涂湿地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1）闽三角海岸带滩涂湿地风险以低风险为主；（2）泉州地区的风险面积最大（约4389.91 hm²），漳州地区最小（约4630.73 hm²）；（3）修正面积影响的情况下，其他建设用地造成的暴露和影响较大，耕地造成的暴露和影响最小。不同区域滩涂湿地风险程度的可视化表达，可以揭示滩涂湿地高风险地区以及高风险的产生原因，便于管理者对滩涂湿地采取精准的保育措施。

摘要:景观稳定性是景观生态学中的一个复杂又重要的论题，其在景观生态学的不同研究中，研究与表征方法各异，但京津冀地区景观稳定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范围，以斑块密度（PD）、总边缘对比度指数（TECI）、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等6项景观指数，通过ArcGIS 10.2和Fragstats软件处理遥感影像解译数据；计算其1980、2000和2010年份的景观稳定性，并对不同年份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评价与对比。研究表明，从1980年至2010年，京津冀地区水域湿地、耕地及林草的总面积在波动，但显然这30年间其分布呈破碎化趋势；景观极稳定及极不稳定的区域面积在不断扩大；河北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景观极不稳定区域和北京、天津、河北西南及河北东部的极稳定区域面积在增加；北京、天津、唐山等城市景观稳定性逐步增强，而涿鹿县、文安县、宣化县等城市景观稳定性逐步降低。对景观稳定性的表征方式、分析与对比的方法做了探索，以期为今后大尺度景观稳定性的定量分析与时空对比提供参考。

摘要:开展城市中不同树种植被遮荫与蒸腾降温效应的量化研究是科学优化植被温度调控服务的重要基础。以南京市栖霞区某小型绿地单元为研究区，对高温晴朗天气下不同树种典型植株树干液流进行了观测，采用"单位叶面积上的平均液流速率×叶面积指数"的扩展方法实现了由单株到林分尺度上冠层蒸腾量与蒸腾降温效应的估算，并根据林上、林下太阳辐射值计算了不同树种与整个绿地单元的遮荫降温效应，进而阐明了蒸腾与遮荫降温对总降温效应贡献率的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3个树种树干液流均呈现昼高夜低的变化趋势，树干液流通常在6：00左右启动，正午前后达到峰值，且存在明显的"午休"现象，而在同一树种内树干液流会随着胸径的增大而显著增大；2）林分尺度上的冠层蒸腾量与蒸腾降温效应均为杨树 > 雪松 > 香樟，杨树峰或谷出现的时间（11：00-19：00）均明显晚于雪松（10：00-15：00）和香樟（9：00-16：00）；3）3个树种遮荫降温效应总体上与太阳辐射的日变化规律基本一致，但树种间日平均降温效应的差异较小；4）3个树种与整个小型绿地单元的总降温效应在夜间均非常微弱，且全部为蒸腾降温，而在白天遮荫对总降温的贡献率（60%-75%）则明显高于蒸腾降温（25%-40%）。

摘要:深入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用水效率与城市化水平的相互关系，揭示不同城市城市化水平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有助于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结合超效率数据包络模型，定量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不同行业的用水效率，从人口、经济、社会与土地等不同城市化角度，全面分析了城市发展水平与生活、工业、农业三大行业用水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结论为：①2006-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生活和工业用水效率总体上略微下降，而农业用水效率明显上升；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唐山、衡水与沧州市各行业用水效率均较高，邯郸和邢台市各行业用水效率均偏低。②城市发展水平对不同行业用水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提高生活用水效率，但对工业和农业用水效率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综合用水效率仅受到经济城市化的显著影响，相关系数达0.19，表明提高用水效率的关键是进一步调整经济产业结构。③城市化水平与用水效率梯度的匹配状态较差。一方面，京津冀13个城市中达到匹配的城市仅有4个，占京津冀城市总数的30.77%，匹配程度较低。另一方面，不存在城市化水平和用水效率双高型的城市，匹配层次较低。综上所述，针对京津冀城市化发展与用水效率的失衡关系，应审视水资源投入产出结构并尝试行业联动等节水发展模式。

摘要:城镇化发展加剧了城市对能源的消耗，进而加剧了能源供需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已经成为限制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城市群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充分发挥城市群的协同效应以减缓能源供需矛盾，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从地级市尺度系统地核算了2001-2015年能源供应和需求量，并采用ward聚类方法划分3种不同类型的能源供求特征，并分析了每种类型的能源供需特征差异。同时，以能源供需比值表示供需差异并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采用多指标综合分析方法进一步探讨了能源供需与城市化的关系模式。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不同城市能源的供求特征及变化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一方面，从能源供给特征来看，年平均能源生产量较高的城市（天津市）能源产量由上升转变为平缓变化趋势，而低产城市（石家庄市）呈不稳定的变化趋势，两类城市平均能源产量相差2497.66万t标准煤；另一方面，从能源需求特征来看，北京、天津市等能源高耗城市能源消费近年来趋于下降趋势，而低耗型城市（沧州市）近年来呈波动变化，二者平均差值为4752.49万t标准煤；（2）基于能源供需比值，京津冀城市群所有城市均表现为能源供不应求，且不同城市能源供需缺口差异明显。其中，天津市能源供给能力最强，但其生产量却不及自身消费量的65%，而供给能力相对最弱的城市保定市，其能源需求几乎完全依赖外部能源供给；（3）城市能源供需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关系不完全一致。研究对能源供需模式与城市化模式不一致的城市，划分了先进型和滞后型两种关系模式。对于先进型的城市，主要有北京市、沧州市和廊坊市，它们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分析认为其能源开发利用相对集约；而属于滞后型的城市，包括唐山市、邯郸市和邢台市，其城市化水平偏低，分析认为这类城市能源开发利用效率低、发展方式相对粗放，是城市群能源效率提升的重点。本研究旨在为今后的城市群能源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建议北京市等能源相对集约型城市带动唐山市等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的城市，以提高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能源效率。

摘要:京津冀地区是全球以PM_2.5为首要污染物的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并已严重制约区域发展。大区域尺度上（例全国尺度）开展城市与其周边区域的PM_2.5的研究通常直接比较二者的浓度差异，以定量地评估城市PM_2.5污染对周边区域的影响，但这种方法在小区域较难精细地刻画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影响的方向性和距离性差异。利用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PM_2.5浓度和土地覆盖类型数据，以城市重心到城市边界的平均距离为基本距离，建立每个城市的一级（一倍基本距离）和二级（二倍基本距离）缓冲区，然后将缓冲区分成8个象限，以定量分析城市PM_2.5污染对周边区域影响的方向性和距离差异。结果发现：（1）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地级市与周边区域空气质量时空分布分为以下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城区浓度高，周边区域低；第二种模式是城区浓度低，周边区域高且浓度差异很小。（2）各地级市对周边区域影响程度和范围呈上升趋势，并且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距离性和方向性两方面：①大部分城市距离城区越远，受城市PM_2.5污染的潜在影响越大。②2000-2015年，除天津、廊坊、衡水和沧州，其余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影响的方向性特征差异显著。通过建立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定量化方法并在京津冀开展实证研究，拓展了城市空气污染对周边区域空气质量影响研究的方法体系，为定量地开展城市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提供了方法和实证拓展。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区域城市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不同的扩张模式对城市间经济增长溢出效应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Capello模型，计算了京津冀城市群地区13个城市扩张带来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通过比较扇状扩张城市和轴向扩张城市得到和给出的城市增长溢出效应，研究了不同扩张类型城市溢出效应的差异，以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城市间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明显，北京和天津给出的溢出效应远高于其他城市，扇状扩张城市比轴向扩张城市更有利于城市之间的增长效益溢出。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北京、天津、廊坊和唐山为中心的核心区，石家庄、保定为核心的次级核心区，位于城市群边缘的城市与核心城市联系较弱，在未来的城市群发展中，可通过政策和规划优化城市形态，使城市空间形态更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

摘要:区域在发展过程中能否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空间的协调，已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三生"空间评价体系，以闽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同时构建"三生"空间功能性指数，探讨了近15年来闽三角城市群"三生"空间时空分异格局、功能性水平分异及其动因。结果表明：（1）2000-2015年，闽三角城市群生产、生活空间均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且呈扩张趋势，生态空间则集中分布于西部山地、丘陵地区且整体呈缩减变化态势；（2）闽三角城市群"三生"空间功能性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且整体呈降低趋势，功能指数（PLESI）大致以闽三角城市群大都市区的核心-边缘分界线为界划分为东部功能水平较低区（均值为1.96）和西、南部功能水平较高区（均值为2.32）；（3）闽三角城市群"三生"空间协调性较差，其竞合、冲突主要由自然和人为双重因素叠加所致。结果旨在能够为未来闽三角城市群"三生"空间竞合格局演变提供预判依据，并为推进"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摘要:伴随郊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高强度人工管控对河流生态系统产生持续胁迫作用，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甚至损害。以北京房山区河流水系为例，于2016-2017年在区域内的31处样点进行野外调查。选取河流的水环境功能、防洪效益功能、生态效益功能和支持利用功能4方面16个具体评价指标，并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构建区县尺度下的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健康状况评价。结果表明：房山区河流的防洪效益功能与生态效益功能中"健康与亚健康"状态比例分别为58.0%与41.9%，而水环境功能与和支持利用功能中"较差与差"状态比例为71.0%与41.9%；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整体水平较差，勉强满足河流生态系统一般需求。同时，房山区境内的拒马河与小清河的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状态远优于大石河与永定河。河流生态基流是影响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因素，适当释放库区截留水量与调配区外清洁水体，已成为恢复房山区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前提与基础。

摘要: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基于1984、1990、2000、2005、2010和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利用斑块密度、蔓延度和土地利用类型的主观权重构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从而揭示京津冀城市群地区6个时间节点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特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划分为5个等级：低风险区、较低风险区、中等风险区、较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将较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定义为综合高风险区，然后计算其重心转移轨迹，从而探究土地利用生态综合高风险区的空间转移动态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1）研究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总体分布规律为城市中心城区周边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逐渐加剧，非城市地区低于城市地区，且高风险区、较高风险区的面积呈增加趋势。（2）京津冀城市群13个地级市综合高风险区变化各不相同：北京市、天津市、唐山市和廊坊市的综合高风险区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承德市、张家口市、保定市、石家庄市、秦皇岛市、邯郸市和邢台市的综合高风险呈现出降低的趋势；而沧州市和衡水市几乎不变。（3）综合高风险区的重心转移方向基本分为三类：朝首都方向、朝东部海洋方向和自身发展方向，且重心转移方向与城市的规划、治理及发展方向联系密切。

摘要:生态安全已经成为时下研究的热点问题，而生态足迹法（Ecological Footprint）是评价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方法之一。然而，目前鲜有应用改良后的生态足迹方法探讨海湾型城市群生态足迹以及生态安全状态的成果。鉴于此，论文以闽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以NPP数据反映现实生物量，采用"国家公顷"实现产量因子区域化，测算2010-2015年的区域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以及生态压力指数，评价区域生态安全状态。结果表明：2010-2015年间，闽三角城市群的生态足迹快速增长，其中泉州与漳州增长迅速，而厦门则略有下降；区域总体生态承载力缓慢下降；城市群大部分区域呈现生态赤字且越发严重，其中厦门最为严重，泉州次之，漳州相对较轻；城市群生态压力指数持续增长，生态安全等级升高，与生态赤字情况总体相符，生态安全问题亟需解决。有助于拓展与丰富生态足迹与生态安全研究的视角与案例，并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撑。

摘要:实现分区管理是缓解城市群生态安全空间差异的有利途径。基于供求理论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供求关系动态模型框架，并利用供给与需求的象限区划表征闽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在不同的尺度变换上，运用价值单量修正模型、INVEST生境质量模型、景观指数模型、生态韧性模型、熵权法等方法综合测度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求水平，实现生态安全格局的分区化；引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解析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现状和成因；数据分析借助ArcGIS可视化表示。研究发现：（1）闽三角城市群存在50%区域属于生态安全高供给失衡区，其中70%属漳州市境内；32.14%属于高需求失衡区，集中于市辖区与沿海地区；17.86%属于双维度失衡区；未存在单元位于双维度共赢区上。（2）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颇佳而需求滞后，城市群东南沿海区域与周边区域格局差异明显，供给（需求）呈现由沿海向内陆梯次增（减）的空间分异规律。（3）城市群尚处于生态安全库兹涅茨曲线的"两难阶段"，同时导致了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空间异质性的产生。

摘要:京津冀城市群作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具有多重战略意义。然而，快速的城市扩张在提高社会、经济水平的同时，伴随着资源供求矛盾加深、耕地被侵占、生态退化，以及水、大气环境污染等众多突出问题，如何优化调整城市空间结构与布局，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多目标的协同优化是京津冀规划管理与决策的关键。从土地覆盖/利用数量和空间布局两个重点方面出发，通过多目标优化模型和CLUE-S模型的构建，提出了多目标权衡下的土地扩张优化情景预案，以期为京津冀城市群扩张布局与土地利用优化配置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参考。结果表明：一方面，利用多目标遗传算法（MOGA）可以很好地实现对京津冀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及其与社会、经济及生态效益等多目标的定量化求解，为决策人提供满足不同权衡目标的多种选择，并通过与CLUE-S模型相结合，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格局的空间优化配置情景模拟；另一方面，研究结果表明，综合考虑了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优化方案中，林地的增加可以相对满足政策要求，增幅较大，耕地较未优化方案减幅放缓，符合耕地保有量的要求，同时，也从空间上减少了对重要生态用地的侵占。本研究的方法与结果可为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规划与生态安全格局建设提供理论与应用参考。

摘要:随着城镇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频发，天津市蓟州区的景观孤岛化和破碎化现象日益严重，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降低。以天津市蓟州区为研究区，从自然资源、气候调节、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考虑，选取生态源地；选取坡度、地形起伏度、坡向等滑坡孕灾环境因子，基于信息量模型，在定量分析滑坡与各孕灾环境因子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地图代数计算滑坡敏感性指数，并用于修正由土地利用类型赋值得到的生态基本阻力面，基于最小费用模型提取研究区生态廊道，进而构建天津市蓟州区生态网络。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内滑坡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坡度、高程、地形起伏度以及岩土类型等因素的控制；经验证基于信息量模型计算得到的滑坡敏感性指数对研究区内的滑坡具有较强的诊断能力；基于最小费用模型，提取生态廊道23条，总长度约为129 km。通过对比分析，提取的生态廊道基本上避开了滑坡灾害的高敏感性区域，能够有效地将生态源地进行连接；生态廊道在蓟州区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差异，主要分布在蓟州区的北部山区，生态廊道的密度较高，在蓟州区的中部和南部地区，生态廊道的分布非常稀疏。研究成果将为天津市蓟州区生态网络的优化、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提供科学依据。

摘要: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连通性与格局优化能显著提升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电路理论构建了南京市主城区绿色基础设施景观格局，根据电流密度分析斑块、廊道重要性，并借助移动窗口搜索法识别障碍点，提出南京市景观格局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南京主城区景观破碎化程度较高，40%的生境斑块（约为28.18 km²）对连通性的贡献较低，南部重要廊道的数量最多，局部簇团成网，网络结构较为复杂，其次为中部，且河流廊道（秦淮河）是其主要廊道类型，北部廊道数量最少，斑块多呈孤岛分布；（2）研究区共有155处障碍点，其中84.5%面积小于5hm²，可见主城区景观连通性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研究丰富了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景观格局的构建方法，对南京主城区绿色基础设施的连通性与格局优化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

摘要:海岸带地区地处海陆交互作用频繁地带，快速城市化作用下该区域陆海生态斑块破碎化问题突出。以"闽三角"城市群（厦门市-漳州市-泉州市）为例，提取生境敏感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及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斑块的空间信息，以陆域的土地利用类型及海域的海洋功能区划构建阻力面，采用最小费用路径法，构建闽三角地区陆海一体化的生态网络，并通过网络闭合度（α指数）、线点率（β指数）和网络连接度（γ指数）评价其生态网络完善度。结果表明：（1）模拟构建的陆海一体化生态网络中连接重要生态斑块的廊道和节点主要分布于陆域的林地、草地和海域的保护区、保留区及特殊利用区等自然属性较高的区域，而人类活动密集的建设用地、港口区等则对生态廊道有较强的阻隔作用；（2）陆海交互作用的海岸带是沿海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同时也是连接陆、海生态斑块的关键生态区域，连接陆海的生态廊道承受着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较大压力；（3）生态网络完善度评价结果（α=0.86，β=2.56，γ=0.91）表明构建的闽三角生态网络目前整体状态正常，但需关注海岸带快速城市化及其他高强度人类活动胁迫下的网络状态演变和预警。以陆海生态网络为基础，统筹闽三角城市群陆域和海域的整体生态安全布局，为海岸带城市群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陆海统筹、生态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支撑。

摘要:生态安全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保障，快速城镇化致使大型生态源地破碎化、岛屿化，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构建生态网络不仅能加强生态源地间的连通性，完善生态功能，还能提高生态系统的综合能力，改善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以京津冀为研究区，基于地理空间分析技术确定京津冀生态源地，对研究区内的林地、湿地、草地，结合生态红线等进行区域叠加从而完成源地提取；基于最小成本路径方法，考虑土地利用及高程影响因子，提取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廊道，分析统计廊道分布情况；结合重力模型与重要生态源地连通性筛选出京津冀重要生态廊道，叠加现有国道、河流构建生态网络，对重要生态节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源地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比例为21.76%，林地、湿地、草地面积占总生态源地面积分别为82.78%，11.05%，6.17%；不同地貌区域生态源地类型不同，林地主要分布在山区，湿地主要分布在平原区域，草地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北部；景观成本值平原区域高于草原和山区，北京、天津、石家庄城区及周边景观成本值最高；采用最小成本路径模型提取廊道579条，其中张家口、承德区域生态网络较好，平原区域生态源地及生态节点缺失较为严重。最后，对北京、天津、白洋淀、衡水湖等重点生态区域提出修复和保护意见，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提供参考。此外，本研究对其他地区生态网络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

摘要:为探索不同阶段保护目标下的河道内生态需水量，以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为研究区域，基于琉璃河湿地工程的特殊性，在同一工程项目中不同阶段创新应用环境需水量和生态需水量两种方法，分别计算在截污工程完成前满足水质要求的河道内环境需水量和截污工程完成后满足以生态修复及维系为目标的河道内生态需水量。结果表明：①在考虑景观娱乐水量的情况下，二者一次生态需水量均为196.78万m³；②以消纳污水为目标的河道内，在考虑河道稀释及自净能力的情况下，利用水环境容量法计算净化需水量为30.39万m³/d，景观娱乐需水量为180.43万m³，河道内的土壤储水量为16.136万m³，水体年蒸发量为78.03万m³，日均0.21万m³，水体渗透量21.69万m³，日均渗漏量0.03万m³；③以生态修复及维系为目标的河道中，河道内的水生生物栖息地需水量为71.73万m³。④在截污工作未完成之前，琉璃河内需每日注入30.39万m³/d的湿地出水以保持水质。在不同保护目标下，如何依据河流实际情况，满足不同的需求，完善生态需水的计算方法，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健康，将是未来关注的重点。

摘要:北京地区处于全球候鸟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迁徙路线上，是候鸟重要的迁徙路线，近些年，随着人为活动的影响，该区生境破碎化问题愈发突出，直接威胁着本地鸟种和过境迁徙鸟类的生存。为达到保护鸟类多样性的目的，需开展相应的栖息地恢复工作。不同生态类群的鸟类对栖息地有着不同的要求，相同鸟种在不同空间、季节和生活期对栖息地的选择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因而，鸟类栖息地恢复应针对目标鸟种根据其繁殖特点、巢位空间分布、食性特点、活动空间特点等进行规划营造。以北京房山琉璃河湿地公园为例，针对项目所在区域的鸟类分布特征，确定目标恢复鸟种，结合项目区现场条件，围绕目标鸟种对于栖息地水系、植被等方面的需求，从岸线重塑、水深设计、植物配置、生态鸟岛等方面规划设计鸟类栖息地修复措施。

摘要:面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高密度地区生态空间缺乏、布局支离破碎的问题，从规划层面分析了其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屋顶绿化与城市绿地系统联动互补，是针对城市高密度地区生态环境受损严重以及土地资源紧缺的约束条件下，建构生态空间网络的有效途径；并以厦门本岛为研究区，基于GIS、遥感技术，利用高清遥感数据结合实地调研、问卷调查、部门资料、规划文本建立现状及规划空间数据库；从既有研究梳理、综合效益影响、城市发展诉求分析3个层面总结屋顶绿化实施潜力影响因子，结合规划分区与建筑分类建立实施潜力评估方法；对研究区进行屋顶绿化实施潜力评估，结合城市绿地系统，以"全域空间、重点片区、多维网络"为方法进行研究区生态空间网络规划。结果表明：1）生态结构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公共服务需求、环境改善需求、建筑属性特征、建筑产权归属是屋顶绿化实施潜力评估要素，其包含的城市生态框架、城市功能结构、景观提升需求、建筑改造需求、内涝程度、热岛强度、微气候环境、建筑高度、建筑年代、建筑类型、建筑产权属性是关键性评估因子；2）厦门本岛2016年屋顶绿化率仅有2%，且附属于居住建筑和城中村的屋顶绿化量超过总量的一半，商业、公共、产业建筑作为空间载体进行屋顶绿化有较大发展空间，未绿化的屋顶资源中有81.3%适宜进行屋顶绿化；3）探索高密度城区生态空间网络布局的规划方法是本研究的第一步，下一步通过借助AI、GIS等技术，尝试防控高强度开发与高危集聚引发的城市生态和灾害问题，构建满足复合功能的生态空间网络优化的研究方法。

摘要: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科学合理的产业协同政策是加快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群区域产业协同政策事件的系统梳理，从区域、省际和城际3个尺度解读了产业协同政策的格局及其演进过程，并从新区域主义的管治视角进行了评价。研究认为：①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期，协同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内跨地产业合作和城市间产业联系，有助于提高城市群整体竞争力；②不同空间尺度的产业协同政策关注的重点、发展的方向、演化的特征不同，当前城市间的产业协同政策与区域协同发展目标的关系不明确，产业协同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尚不显著，亟需加强研究和统筹协调；③受城市行政区等级关系和竞争关系的影响，京津冀产业协同政策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高度契合统一，与新区域主义的管治理念并不相符，影响科学合理协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对当前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及其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摘要:在综合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和生态环境4个子系统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06-2015年的数据，采用熵值法和BP神经网络对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非线性测度与分类，结果较为理想。结果表明：（1）北京和天津处于高可持续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空间上呈现出以京、津为中心随距离递减的趋势，最南端的邯郸和邢台处于低可持续发展水平；（2）北京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下滑趋势，其他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逐年稳步上升，大城市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3）城市在不同子系统中存在各自的优劣势。各个子系统在可持续发展中均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宜结合各自子系统的优、劣势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

摘要:面源污染是海河流域面临的主要水生态环境问题，如何通过流域景观格局优化实现对面源污染的控制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以海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将流域景观要素及影响流域景观过程的外部因子相结合，对海河流域面源污染风险格局进行了识别，并将阻力格局与海河流域实测水环境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及验证，在此基础上对流域污染风险进行识别与优化模拟。结果表明海河流域有40%以上（130380 km²）区域面临高污染风险，集中分布在中南部平原地区以及山区河谷地带；对此设置河流植被缓冲带进行格局优化模拟分析，通过比较不同措施格局优化阻力值变化趋势表明，对于二级河流水系，加强河流两岸600-1600 m范围的人类活动管控，可以有效降低污染物输出，显著降低流域面源污染发生的风险。在面源污染风险等级较高的平原地区，设置300-400 m植被缓冲带，可将风险等级降低50%，设置700-800 m岸边植被缓冲带即可达到最佳效果；而在山区地区因风险较低，设置400-500 m的植被缓冲带即可达到最佳效果，能够将污染风险在现有基础上降低30%-40%。这一研究结果对海河流域景观格局优化和面源污染风险控制提供科学参考。

摘要:耕地复种指数是土地利用强度的重要表征，时空动态特征有助于理解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作用。以黄淮海地区2001-2015年MODIS （Moderate-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NDVI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归一化植被指数）遥感影像为数据源，使用Savitzky-Golay滤波对时间序列曲线平滑重构后，结合研究区物候信息设置含有阈值的二次差分算法提取复种次数，最后在R环境下绘制复种指数空间分布图。结果表明：（1）河南省复种指数最高（169.3%），山东省次之，天津市最小；（2）各省市年际变化趋势大体一致，经历了升高-降低-升高的过程；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耕地复种指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二熟制主要集中于南部，东部和北部受地形和纬度影响，主要以一熟制为主。研究结果对于黄淮海农耕区的土地利用强度辨识、人类活动方式确定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也证明了该方法具有更大尺度推广的潜力。

摘要:水足迹将实体水消费和虚拟水消费联系起来，能真实地反映水资源利用的空间差异状况。运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分别计算了京津冀地区市级、区县尺度2000-2014年水足迹与人均水足迹，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市级尺度上，北京市水足迹、人均水足迹最高，天津市次之。石家庄市水足迹、人均水足迹相对较高，衡水市水足迹、人均水足迹均相对较低。京津冀市级平均水足迹由2000年的35.88亿m³增长到2014年的50.82亿m³，天津市、北京市增长幅度最大。（2）区县尺度上，北京市主城六区水足迹、人均水足迹最高，北京市其他市辖区和天津市主城六区、滨海新区水足迹、人均水足迹次之，石家庄市主城区水足迹、人均水足迹也相对较高。北部燕山山区、西部太行山区及衡水市所辖区县水足迹、人均水足迹最低。京津冀区县平均水足迹由2000年的2.30亿m³增长为2014年的3.16亿m³。北京市市辖区水足迹增长幅度最大，天津市市辖区次之。（3）水足迹的构成比例从大到小依次是消费虚拟水量、生活用水量和生态环境用水量，消费虚拟水量约占水足迹的90%。京津冀生态环境用水所占水足迹比例总体呈现增加的趋势，北京市生态环境用水所占水足迹的比例高于天津市和河北省。本文对京津冀地区水足迹的计算与时空变化特征分析，以期为研究京津冀地区城镇化对水资源量的胁迫效应提供参考与依据。

摘要:城市群快速发展严重影响着区域水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大尺度流域的河流生境功能辨识和分析尚缺乏系统研究。以海河流域为例，根据河段蜿蜒度、河段比降、断流风险、盐度等4个指标，构建了河流生境功能的分类指标体系。通过多源空间数据和人工判读，划分了6254条河段，在此基础上将河流生境类型划分为15类。通过52个监测样点的鱼类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河流生境的水生生物特征差异，揭示了鱼类多样性高的区域多位于河流比降大、断流风险低的区域，而河流蜿蜒度对于鱼类多样性影响较小。根据京津冀13个地级市的河流生境差异，提出京津冀城市群的生态安全构建需要充分考虑河流生境的空间异质性，并制定融合城市发展目标、水资源利用需求和河流生境功能的综合指标体系。

摘要:绿地滞尘是指大气颗粒物在植物表面的干沉降过程，植物个体特征、绿地结构及环境因素均会对绿地滞尘效应产生影响，模型模拟、实地监测和风洞试验是评估绿地滞尘效应的3种主要方法。现有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上述方法，从绿地滞尘量或绿地对大气质量的改善作用两方面对城市绿地滞尘效应进行评估，然而评估方法相对单一，影响因素纷繁复杂，评估结果难有定论。为了避免评估方法的滥用和误用，加深对机理的理解，使绿地滞尘研究更好的服务于城市绿地建设，对绿地滞尘效应评估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至关重要。通过仔细分析相关研究的原理及方法发现，绿地滞尘研究多集中在较大尺度上对绿地滞尘量的评估，研究方法虽然一直在更新，且不同方法相互结合已成为趋势，但仍然缺乏大的革新，难以取得较大突破；未来，应加强中小尺度绿地滞尘的研究，深入探讨绿地滞尘机理，在研究方法上寻求创新与突破。

摘要:湿地是水陆生态系统的转换区，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在快速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京津冀地区湿地生态环境面临较大地威胁。利用1980年代末到2015年7期土地生态遥感解译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了京津冀地区湿地景观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1）1980s末-2015年期间，京津冀地区湿地面积的变化呈现从略微增长到快速减少趋势，近十年减少趋势略有减缓。湿地总面积减少了2695.05 km²，较1980s末年减少了20.08%；河北省湿地面积减少最多，且天然湿地减少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天津市和北京市。（2）湿地面积损失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区域、北京市和河北省张家口市和唐山市。湿地受损主要是水田和滩涂向非湿地转换引起的。（3）水田和水库坑塘构成的人工湿地是京津冀地区优势景观类型。湖泊、河渠、滩地破碎度增加，且空间分布离散，连通性差。（4）选取9个驱动因素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人类活动是影响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城市扩张和农业发展是侵占湿地的主要表现形式，此外气候和政策等因素也对湿地变化存在一定影响。

摘要:伴随着重大环境事件频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现象的日益严峻，生态风险研究受到各国学者和政府的广泛关注。对整个生态风险研究领域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旨在探究研究热点及趋势，归纳研究主题演进，了解当前国际研究现状。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数据源，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生态风险研究知识图谱，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1）国际生态风险研究的发文数量经历了缓慢增长-平稳增长-迅速增长3个阶段；（2）生态风险研究分为奠基期，成长期，拓展期3个阶段，各阶段研究热点不同，当前研究热点是"空间分布、生态系统服务、城市土壤、源解析、海洋沉积物"；（3）生态风险研究由单一风险源、风险受体、小尺度的评价演化为多种风险源、多种风险受体的大尺度综合评价；（4）欧美国家、学者奠定了该领域的研究基础，中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摘要:城镇化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区域生境分布格局和功能，从而影响区域生态安全。因此，开展生境质量的评估，对于城市生态安全保障具有重要作用。基于InVEST生境质量模型，评估了京津冀区域2005-2015年生境质量时空变化格局。研究结论如下：1）2005-2015年，京津冀生境面积减少7134.2 km²，占2005年生境面积的3.7%。耕地、草地和水域生境面积分别减少5081.0、1695.1、421.6 km²，占对应类型生境面积的4.7%，4.9%和7.2%。2）京津冀生境质量从0.88降至0.83，下降幅度达5.69%。其中，耕地生境质量下降最为严重，其次为水域生境质量。3）生境质量下降区域主要沿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经济发展迅速的区域分布，表现为城市扩张侵占原有生境。4）京津冀高生境质量斑块破碎度增加，低生境质量斑块集聚度增加。整体上看，京津冀区域生境斑块破碎度增加。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城市规模日益扩张，城市景观空间结构不断地被人为改变着，不合理的景观空间格局既削弱了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功能，影响着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也进一步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以广西3座典型中心城市——南宁、柳州和桂林市为研究对象，利用6景Landsat5 TM和Landsat8 OLI/TIRS影像数据，通过遥感影像分类技术提取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景观信息，对典型城市1990-2015年的景观空间格局特征与生态过程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揭示快速城市化阶段重点城市核心景观要素的时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①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广西各典型城市的景观空间格局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受人为影响强烈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变动最为显著，建设用地景观的不断扩张与耕地、林地景观的缩减是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②在水平空间上，城市建筑景观逐渐由核心圈层向外围圈层扩展，外围区的自然景观受人工干扰强度加大，景观类型逐渐丰富，但破碎化程度加剧。③在垂直空间上，城市景观类型呈现较显著的海拔分异特征，中、低海拔区是城镇化最集中的地带，建设用地的景观优势度增长最为显著。高海拔区因但受城市扩张与农业开发活动的胁迫，自然景观的优势度与团聚性呈下降趋势。④从城市功能定位来看，南宁、柳州和桂林市作为广西3座不同功能类型的中心城市，它们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重要的辐射和引领作用。该研究为科学开展城市景观规划、实施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和推进广西城市化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