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样带调查和TWINSPAN、DCCA分析，从植物种、植物群落及其多样性与环境关系方面，研究了岷江上游土地岭大熊猫走廊带恢复植被的干扰状况。结果表明：应用TWINSPAN分类，并结合优势种组成、干扰状况分析及DCCA排序，可将植被划分为6个群落类型，同时划分出响应型、迟钝型、中度干扰忍耐型和重度干扰忍耐型4类干扰响应的植物类型。以样方物种和以样方多样性指数的DCCA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物种及群落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聚集格局，反映其与环境因子间的密切关系。DCCA排序图上，海拔差、坡形、与公路距离、坡度及道路条数对群落和物种分布有明显的影响，与干扰相关性最大的坡度、样地道路数目、与公路间的距离3个因子反映了植被的干扰梯度。干扰对土地岭恢复植被影响显著，干扰降低了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同时阻碍了演替进程。

摘要:啮齿动物对栎属坚果的捕食和传播是栎林能否进行实生苗成功进行更新的关键因子。2002～2003年，通过对锐齿槲栎（Quercus aliena var. acuteserrata）坚果进行烧焦炭化、2种胶带包裹、系绳、染色、埋藏、放置背景颜色的4种改变、切半和对照12种处理，观测坚果的留存与啮齿动物就地捕食和搬运等作用下的变化动态及其最终数量或比例，以研究啮齿动物对坚果的捕食、搬运、丢弃、埋藏等作用以及最终留存的数量与特点，测定完好坚果的比例在啮齿动物捕食前和捕食后的变化，结果发现：(1) 丢弃坚果中非完好的比例较捕食前有显著的增加 (p>0.05)，表明啮齿动物咬开坚果后才能识别坚果是否完好并进一步确定是否继续捕食。(2) 与对照比较，坚果的命运可分为 4 类：① 简单埋藏、放置黑色纸上的坚果命运没有显著改变，说明啮齿动物对坚果周围环境简单变化的敏感性低，且更加适应黑色背景。② 系绳、染色、切半、以白、绿、红纸为背景放置坚果的处理，就地捕食的速率显著降低，持续时间不变；与对照相比，搬运的速率早期相同，后来略有升高，搬运持续时间也相应增加，最终被搬运的比例增加而就地捕食的比例降低，留存的坚果为0。说明坚果的附着物、颜色、完整程度、放置背景等改变后，有助于提高啮齿动物对捕食风险的估计，并相应采取减少就地捕食的策略。③ 烧焦坚果就地捕食和搬运的开始速率接近0，至第4～5天，速率提高至最大值，然后再降低至0，结果就地捕食和搬运的比例都明显的下降，留存的坚果比例为49.6%，其中就地捕食的比例相对于搬运的比例明显减低，说明啮齿动物对坚果气味的变化同样采取减少就地捕食的策略，从而增加了留存；而搬运速率由开始时极低逐渐升高的现象，表明啮齿动物对于食物气味的变化可能采取试探的策略，经过试探再加快搬运速率。④ 胶带包裹处理的坚果，啮齿动物就地捕食的开始速率接近0，在第4天上升为最大值，随后开始下降，结果坚果留存为0，就地捕食的比例低于5%，搬运的比例增加。啮齿动物对坚果气味和状态共同的变化同样采取减少就地捕食的策略，而对搬运同样采取试探的策略，说明啮齿动物对坚果的感知可能属于视觉和嗅觉混合作用的模式。

摘要:2003年10月～2004年4月，在黑龙江省小兴安岭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用跟踪观察法、样线调查法、样方调查法等研究方法，采用Vanderploeg和scavia 选择系数Wi和选择指数Ei作为衡量指标，对松鼠贮食红松种子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松鼠贮食对生境具有选择性：以主要林型为划分标准，松鼠偏爱贮食生境依次为：原始红松林，云杉林，人工云杉林，针叶混交林，人工落叶松林，针阔混交林，阔叶混交林，次生白桦林和人工红松林。在原始红松林内，松鼠对微生境的利用存在选择性差异：松鼠对郁闭良好（郁闭度大于0.6）、灌丛密度中等、倒木和枯立木密度中等（1～5个）、盗食动物活动较弱（大林姬鼠Apodemus peninsulae为主要盗食动物）的原始红松林生境表现出较强的选择性（Ei＞0.2）；而对坡度小于5°、基质为霉菌土、倒木和枯立木密度较高（大于5个）、草本盖度较高、盗食动物活动中等（花鼠Eutamias sibiricus为主要盗食动物）的原始红松林生境表现出较强的负选择性（Ei＜-0.2)，对阴坡表现出强烈的回避性（Ei=-0.5368）。

摘要:比较了两种淡水沉水植物金鱼藻和苦草中挥发性物质对铜绿微囊藻的化感抑制作用，在100 mg/L浓度下，新鲜植物挥发油的抑藻作用非常显著，两种植物抑藻活性相近，但是在干粉材料中金鱼藻挥发油的抑藻活性明显强于苦草，且挥发油浓度与抑藻活性呈正相关。不同植物之间以及新鲜植物和植物干粉之间挥发油的成分和相对含量差别较大，新鲜植物挥发油中含有40％的邻苯二甲酸酯，而在干粉挥发油中70％为脂肪族化合物和萜类物质。在新鲜植物挥发油中约占20％的是不稳定的未知物，其化学结构和生物活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摘要:用部分改造的 BtCry1Ac基因与慈菇蛋白酶抑制剂(API-A)基因构建的双抗虫基因表达载体，通过农杆菌介导法对三倍体毛白杨进行了转化，对转化后植株体内残存农杆菌在继代培养和移栽过程中进行了跟踪检测。结果表明：通过对转化再生植株的分子生物学检测，42个株系中，33个株系为阳性，阳性率达到80％；用Bt毒蛋白抗血清进行ELSA检测结果表明，7个转基因株系都有Bt杀虫蛋白表达；基因转化后，可采用附加50 mg/L卡那霉素，300 mg/L羧青霉素的筛选培养基消除细菌并进行抗性芽筛选。对28个转基因株系叶片、茎段和根段在含有卡那霉素50 mg/L YEB培养基上进行细菌培养，通过在T-DNA区、质粒Vir区和农杆菌基因组设计引物，进行PCR检测，证明有3个株系（33、37、5号）检测到残存工程农杆菌，并在组培瓶中存活24个月。将带菌的3个株系组培苗移栽到花盆中，室内培养1个月后，在33号株系根际土壤中检测到了目的农杆菌。

摘要:泉州湾大型底栖生物有256种，其中多毛类66种，软体动物74种，甲壳动物77种，棘皮动物12种和其他动物27种。多毛类、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占总种数的84.76％，三者构成大型底栖生物的主要类群。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4个季节平均生物量为23.13g/m²，平均栖息密度为144个/m²。数量组成,生物量以软体动物居首位10.28g/m²，棘皮动物居第二位5.44g/m²；栖息密度以软体动物占第一位78个/m2，多毛类占第二位37个/m²。泉州湾大型底栖生物主要有2个群落：群落Ⅰ, 丝鳃稚齿虫-光滑河篮蛤-纹尾长眼虾群落；群落Ⅱ，中蚓虫-光滑河篮蛤-模糊新短眼蟹群落。泉州湾大型底栖生物群落出现一定扰动,主要在于群落的季节演替。

摘要:研究采用7个微卫星标记分析在青海省西大滩区域，位于青藏公路两侧的4个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种群的遗传变异情况。分别采用软件TFPGA和GENE POP 3.4计算各种群间的Nei’s标准遗传距离，基因分化系数（Fst）等参数，并对遗传距离进行UPGMA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公路同侧种群间平均遗传距离和基因分化系数分别为0.0808和0.0541；异侧种群间平均遗传距离和基因分化系数分别为0.1037和0.0705，公路东侧和西侧的两个种群分别聚为一类。青藏公路对分布于公路两侧的高原鼠兔种群间的基因交流产生了一定的阻隔效应，并导致种群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遗传分化。

摘要:飞机草(Eupatorium odoratum)原产于中南美洲，在我国最早发现于1934年，目前已经分布到云南、海南、台湾、广东等省区，是一种典型的外来入侵种。研究其在逆境条件下的生理适应机制对于有效治理该入侵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了其在不同环境胁迫条件（高温、低温和干旱）下抗氧化酶系统的变化。结果表明：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和脱氢抗血酸还原酶（DHAR）在3种环境胁迫下酶活性都升高；过氧化氢酶（CAT）在高温胁迫下升高，而在低温和干旱胁迫下酶活性降低；过氧化物酶（POD）和单脱氢抗坏血酸还原酶（MDAR）在高温和干旱胁迫下酶活性升高，而在低温胁迫下酶活性降低；谷胱甘肽还原酶(GR)在高温和干旱胁迫下酶活性升高，而在低温胁迫下保持不变。这些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寻找到一条控制飞机草的新途径。

摘要:用粒径小于100 μm的泥沙配置浊度为30、60、90、120、150 NTU和180 NTU的混浊水体，将菹草（Potamogeton cripus）幼苗分别移栽于上述水体中，观测菹草幼苗在各浊度水体中的生长发育状况，并用水下饱和脉冲叶绿素荧光仪（DIVING-PAM）测定菹草幼苗光合作用PSII最大量子产量 （Fv/Fm）、有效荧光产量（Yield）、光化学荧光淬灭系数（qP）、非光化学荧光淬灭系数（qN）等指标。结果表明，菹草幼苗对混浊水体有较强的耐受能力，在30、60NTU和90NTU的混浊水体中，水体浊度对菹草幼苗的存活、生长发育及光合结构PSII影响不显著（p>0.05）。当水体浊度≥120NTU时，在短期（<10d）胁迫下，水体浊度对于菹草幼苗的存活、生长发育无显著影响（p>0.05），但是，随着胁迫时间的延长(>10d)，菹草幼苗虽能成活但生长发育明显受到抑制，幼苗叶片受光胁迫时，能通过增加热耗散（qN）保护其光合结构PSII免受伤害；而更长时间的胁迫（80d），在高浊度（120、150 NTU和180 NTU）水体中的菹草幼苗开始大量死亡，其Fv/Fm、Yield、qP值均显著低于对照（p<0.05）, qN值的急剧下降，说明光合结构PSII开始受到破坏。

摘要:用粒径小于100 μm的泥沙分别配置浊度为30、60NTU和90 NTU的混浊水体，将菹草（Potamogeton cripus）石芽分别种植于上述水体中，测定萌发率和萌发苗的株高、叶片数，并利用水下饱和脉冲荧光仪（DIVING-PAM）测定萌发苗的光合荧光特性。结果表明，水体浊度对石芽萌发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对萌发速率有一定影响；随着浊度的升高萌发苗株高和叶片数均显著降低（p<0.05）；菹草萌发苗的有效荧光产量Yield也随水体浊度升高而降低，表明在高浊度水体中萌发苗天线色素吸收光子供给PSII反应中心的效率下降；高浊度导致萌发苗吸收光能用于光化学电子传递的份额（qP）减少，第23天时90NTU水体中的qP为对照的91.4%；水体浊度上升导致qN显著升高，表明在高浊度、低光照胁迫下，萌发苗接收的光能更多的以热的形式耗散掉了，以避免光系统PSⅡ受到过剩光能的伤害；浊度升高引起电子在光合链中的传递速率（ETR）显著下降，第23天时在30、60NTU和90NTU水体中ETR分别为对照的93.3%、88.5%、75.8%，导致参与CO₂固定的电子减少，光合作用降低。快速光响应曲线测定结果表明，萌发苗ETRmax和最小饱和光照强度随水体浊度的增加呈下降趋势，光响应能力随水体浊度的增加而显著下降，特别是在90NTU水体中萌发苗的光合作用能力下降显著。因此，在浅而混浊的水体中（水深70cm，浊度低于90NTU），菹草石芽均能萌发，但是，水体浊度对萌发苗光合作用、生长速率有一定抑制作用。

摘要:为了阐明水淹对三峡库区岸生植物野古草光合作用的影响，模拟了三峡库区消落带水淹发生情况，考察了在不同水淹处理下野古草(Arundinella anomala Steud.)的光合及叶绿素荧光特性。实验设置了对照 (不进行水淹，常规供水管理)、半淹 (植株置于水中，植株地上部分一半被淹没)、水下0.5m (植株置于水中，植株顶部在水面下0.5m)、水下2m (植株置于水中，植株顶部在水面下2m) 4个不同的水淹深度和0、20、40d和60d等 4个不同的水淹时间处理，测定了在不同水淹深度和水淹时间处理下野古草的净光合速率、总叶绿素含量、PSⅡ的最大光化学效率、电子传递速率、表观量子效率、叶绿素利用效率与羧化效率。结果发现，在水淹前期，水淹对野古草的光合特性影响较小，直到水淹60d后，才对野古草的光合特性产生明显影响，且影响程度随水淹深度的不同而不同。野古草在水淹20d和水淹40d后，各水淹处理的净光合速率与对照相比无明显降低，其中水淹20d后，半淹处理的野古草叶片净光合速率比对照还高出16.1%。水淹60d后，水下0.5m和水下2m的净光合速率显著低于对照和半淹，其净光合速率分别为7.51μmol•m－2•s－1和9.15μmol•m－2•s－1。结果表明，水淹20d和40d对野古草的电子传递速率、表观量子效率和羧化效率没有影响。水淹处理60d后，与对照植株相比，半淹处理植株的电子传递速率、表观量子效率、叶绿素利用效率和羧化效率没有明显变化，但水下0.5m和水下2m处理植株的电子传递速率、表观量子效率、叶绿素利用效率和羧化效率有明显降低。 在整个实验期间，半淹处理植株的净光合速率、电子传递速率、表观量子效率和羧化效率没有受到任何不利影响。尽管在水淹60d后水下0.5m和水下2m处理植株的净光合速率、电子传递速率、表观量子效率、叶绿素利用效率和羧化效率降低，但降低后的数值仍不低于甚至高于一些自然生长的未受水淹的植物物种。研究表明，野古草对水淹具有很好的耐受能力，是一种可以用于三峡库区消落区植被构建的优良植物物种。

摘要:采用PCR-DGGE分子指纹图谱技术比较南京市玄武湖、莫愁湖和太湖不同位置的表层沉积物微生物群落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三湖泊沉积物微生物的16S rDNA的PCR扩增结果约为 626 bp，为 16S rDNA V3～V5 区特异性片段。玄武湖和莫愁湖表层沉积物中大约有20 种优势菌群，且同一湖泊不同采样点DGGE 图谱的差异性不大，细菌群落结构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而太湖样品DGGE 条带的数目和位置表现出明显差异，且不同采样点图谱的差异性较大。三湖泊除具有特征性的微生物种属外，还分布约5个相同的细菌种群，可能与沉积物的理化性质和水生植被的影响相关。对DGGE图谱中7条主带进行回收、扩增和测序，结果显示其优势菌群具有不同的序列组成，其中5个序列与Genebank中已登录的细菌种群的同源性≥99％，2个序列的同源性为96％和93％，其中2个相似的细菌类群目前尚未获得纯培养。

摘要:分析了苏州河2个柱状沉积物样品中硅藻种类和丰度的垂直变化，同时采用２１０Pb测年法推测沉积物的沉积速率，并进行了有机质含量分析，以了解苏州河在不同年代的水质变化。结果表明，2个柱状沉积物中硅藻的优势属为小环藻属、直链藻属、舟形藻属、圆筛藻属和针杆藻属。优势种为梅尼小环藻、瞳孔舟形藻和变异直链藻。就硅藻丰度而言，总趋势是上层最多，平均4.04～25.18×１０^４ind/g；下层其次，平均1.41～4.43 ×１０^４ind/g；中层最少，平均0.91～2.30×１０^４ind/g。硅藻种类数变化虽无明显规律，但种类最少的样品仍出现在中层, ２１０Pb测年数据表明中层为20世纪60～80年代。相关分析表明硅藻丰度与有机质含量呈显著正相关（p<0.01)）。本文结果表明，沉积物中硅藻可以反映苏州河的污染历程：20世纪40～50年代初，水质尚可，但已有富营养化现象，表现在硅藻数量和丰度均较高；5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较严重的工业污染，到20世纪70～80年代污染加重，表现在中层沉积物中硅藻种类和数量均减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水质有所改善，上层沉积物中硅藻种类和数量又逐渐增多，这与90年代以后加大对苏州河治理力度有关。

摘要:采用3S技术与植物群落研究法，对高原湿地纳帕海24a来的湿地植物群落分布格局及变化的研究结果表明：与24a前水生植物群落相比较，纳帕海水生植物群落类型、数量改变，原生群落不断减少或消失，耐污、喜富营养类群如水葱群落(Com.Scirpus tabernaemontani)、茭草群落(Com. Zizania caduciflora)、穗状狐尾藻群落(Com.Myriophyllum spicatum)、满江红(Com.Azolla imbricata)群落等大量出现；群落总数由24a前的9个增至当前的12个，其中挺水植物群落增加2个，浮叶植物群落增加1个，挺水植物群落增幅最大。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纳帕海水生植物群落分布大致呈现出浮叶群落、挺水群落、沉水群落斑块状依次配置的水平格局规律。挺水植物群落分布面积最大，达528.42hm²，其次是沉水植物群落，分布面积为362.50 hm²，浮叶植物群落分布面积最小，为70.23 hm²。随沉水群落、浮叶群落向挺水群落的演替，群落伴生种数量增加、优势种优势度减小、层次类型改变，群落结构变得更为复杂。纳帕海湿地水生植物群落分布格局及变化是对湿地环境变化的响应，表明了在人为干扰作用影响下，纳帕海湖岸线内移、水量减少、水质恶化等湿地水文条件的改变，致使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不断退化。

摘要:在大田栽培条件下，分别在长江流域下游棉区（江苏南京）和黄河流域黄淮棉区（河南安阳）设置棉花氮素水平试验，定量研究氮素水平对花后棉株生物量、氮素累积特征及氮素累积利用率动态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棉株总生物量和氮素累积量随花后棉株生育进程的动态变化符合S型曲线，安阳、南京试点分别以360kg•hm^－２、240kg•hm^－２氮素水平的总生物量、氮素累积最多，其动态累积模型的特征参数值最为协调，皮棉产量最高。因此，可以通过改变施肥量来调节初花后棉株生长特征值，从而获得高产。棉株氮素累积利用率随初花后棉花生育进程的推进，呈现为不规则的S型曲线变化趋势，计算两试点的氮素累积利用率、瞬时利用率，安阳试点以360 kg•hm^－２的施氮水平为最优，南京以240 kg•hm^－２最高；施肥过多不仅利用率低，而且易造成营养器官比例加大，棉株虽可获得较大的干物质和氮素累积，但不能适时向生殖器官转移，皮棉产量降低。

摘要:长春花（Catharanthus roseus）是重要的药用植物，广泛栽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高温（≥40℃）是其生活史过程中常见的胁迫因子之一。为了研究高温对植物能量在营养和繁殖上分配格局和生理代谢的影响，运用生活史型理论与方法研究高温和对照温度条件下长春花生活史型和生理代谢动态特点。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对营养生长（Vegetative growth, V）、有性生殖（Sexual reproduction, S）和无性繁殖（Clone reproduction, C）等3类15种性状进行统计，发现4周后高温与对照温度条件下长春花生活史型划分结果分别为V0.480S0.487C0.032和V0.604S0.385C0.010。对高温处理过程中可溶性糖、生物碱和抗氧化剂的代谢规律研究发现，蔗糖含量在第4周增加了约7倍，达到了(1.41±0.23) mg/g；文朵灵、长春质碱和长春碱等3种生物碱在第2周增加了2倍，峰值分别达到(6.0±0.63) mg/g、(3.8±0.63) mg/g和(35.6±2.8) μg/g；还原性谷胱甘肽（glutathione, GSH）从(153.3±11.8) nmol/g升高到(348.7±19.9) nmol/g，氧化型谷胱甘肽（GSSG）由(54.5±9.27) nmol/g增加至(149.2±10.1) nmol/g，均增加了1倍以上，GSH/GSSG比值则呈持续下降趋势。结果表明，高温使长春花能量固定总量增加了1倍以上，促进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的投入，降低了营养生长方面的投入比例，这种能量分配格局的变化伴随着显著的生理代谢变化。

摘要:在亚热带丘陵区1a生幼龄茶园通过连续4a的大田对比试验，研究了茶园间作白三叶草的生态效应，结果发现：茶园间作白三叶草降低了土壤容重，提高了土壤孔隙度、有机质、全N、水解N的含量、K的活性、蚯蚓的数量和生物量，消耗了部分有效P；增加了土壤关键层次（0～20cm）和关键时期（4～6月）的水分含量，延缓和缩短了夏季高温干旱与秋季持续干旱时间；获得了土壤降温时增温、保温与升温时降温的双向动态调控效果，增加了同一层次土壤温度的稳定性，延缓了高温和低温的出现时间，缩短了过度高温时间，减少了高温对茶树生长产生的影响；抑制了杂草生长，增加了天敌的种类和种群数量，减少了虫害发生率。从而形成了立地环境-茶树-伴生生物群落系统自我调节的动态平衡，促进了茶树生长，改善了茶叶品质，显著增加了茶叶产量。与清耕茶园相比，茶园间作白三叶草后，春秋茶的酚氨比分别下降了17.10%和30.90%，产量提高了32.65%。

摘要:对60份野生扁穗牛鞭草的无性系种群构件数量、质量性状及生物量结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说明：不同种群构件性状与数量呈现出变异性， 叶长、叶宽、单蘖叶片数、无性系叶片数的变异系数分别为24.95%、20.00%、14.12%、43.56%；茎直径、节直径、节间长、单蘖节数、直立茎长度、匍匐茎长度、直立茎数、匍匐茎数的变异系数分别为21.11%、22.42%、20.10%、12.14%、46.73%、20.14%、72.76%、37.97%；根系深度、根系分布范围、分蘖面积的变异系数分别为19.81%、37.65%、33.68%；花序长、花序宽、花序厚、单蘖花序数、直立茎生殖蘖比例、匍匐茎生殖蘖比例的变异系数分别为13.33%、13.42%、14.80%、36.10%、118.96%、81.44%。不同种群构件生物量结构变异性丰富，叶生物量、茎生物量、根生物量、花序生物量变异系数分别为78.51%、91.66%、45.64%、192.24%；构件的数量差异高于性状差异，无性系种群差异主要体现在分蘖能力与空间拓展能力上。野生资源生态型变异性和对环境的适应性，为优异性状选择、品种选育、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摘要:研究了高产麦田中施氮量和底追比例对冬小麦籽粒产量、土壤硝态氮含量和氮素平衡的影响。田间试验在山东省龙口市中村进行，试验区小麦各生育阶段的降雨量和零度以上的积温分别为：82.9mm, 649.8℃ (播种～冬前)、33.3mm, 578.7℃(冬前～拔节)、28mm, 359℃(拔节～开花)、84.3mm, 837.6℃(开花～成熟)。试验设3个施氮量：0kg•hm^－2(CK)、168kg•hm^－2(A)、240kg•hm^－2(B)；在施氮量168kg•hm^－2和240kg•hm^－2条件下分别设3个底追比例：1/2∶1/2(A1和B1)、1/3∶2/3(A2和B2)、0∶1(A3和B3)。结果表明：不同施氮处理之间植株氮积累量无显著差异；与不施氮处理相比，施氮可显著提高籽粒产量和蛋白质含量，施氮量为168kg•hm^－2、底追比例为1/3∶2/3的处理A2与处理B2、B3差异不显著，但处理A2显著提高了氮肥利用率，降低了土壤残留量和氮素表观损失量；施氮量相同，适当增加追施氮肥的比例可显著提高籽粒产量、蛋白质含量和氮肥利用率。试验还表明，在拔节期，底施氮量为84kg•hm^－2和120kg•hm^－2的处理A1、B1，在80～100cm和100～160cm土层分别出现硝态氮的累积；而底施氮量为56kg•hm^－2的处理A2，在0～200cm土层硝态氮含量和累积量与不施氮处理无显著差异。在成熟期，追施氮量大于160kg•hm^－2的处理B3、A3和B2，硝态氮在120～180cm土层出现累积高峰，已下移到小麦根系可吸收范围之外，易于造成淋溶损失；而追氮量为112kg•hm^－2的处理A2，在100～200cm土层硝态氮累积量与对照无显著差异。试验中，施氮量为168kg•hm^－2底追比例为1/3∶2/3的处理A2的籽粒产量、蛋白质含量、地上部植株氮肥吸收利用率、氮肥农学利用率和籽粒氮肥吸收利用率均较高，100～200cm土层未出现硝态氮的明显累积，氮素表观损失量最少，为最佳氮肥运筹方式。

摘要:灌浆期高温和水分逆境是影响小麦籽粒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气候因子。以扬麦9号、徐州26和豫麦34三个小麦品种为材料，利用人工气候室模拟灌浆期高温和水分胁迫环境，研究了花后高温及温度和水分互作对小麦籽粒蛋白质和淀粉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高温显著提高了小麦籽粒蛋白质含量及清蛋白、球蛋白和醇溶蛋白含量，但降低了谷蛋白含量，导致麦谷蛋白/醇溶蛋白比值降低。高温显著降低了籽粒总淀粉和支链淀粉含量及支/直比。籽粒蛋白质和淀粉及其组分形成所需的适宜昼夜温差随小麦品质类型而异，但温度水平对籽粒蛋白质和淀粉的影响较温差大。在高温和水分逆境下，温度对籽粒蛋白质和淀粉含量的影响较水分逆境大，且存在显著的互作效应。小麦籽粒蛋白质含量均表现为干旱>对照>渍水，以高温干旱最高，适温渍水最低；淀粉含量为对照>干旱>渍水，以适温对照最高，而高温渍水最低。高温和水分逆境显著提高了籽粒醇溶蛋白含量而降低了谷蛋白含量及支链淀粉含量，使蛋白质谷/醇比和淀粉支/直比降低，以高温渍水对籽粒蛋白质和淀粉组分的影响最为显著。不同品种之间，高蛋白小麦籽粒蛋白质和组分的形成受高温和水分逆境的影响更大，而低蛋白品种籽粒淀粉形成显著受温度和水分逆境的调节。分析表明，在高温和水分逆境下籽粒蛋白质含量与清蛋白和醇溶蛋白显著正相关，籽粒淀粉含量与谷蛋白、支链淀粉含量及支/直比显著正相关。

摘要: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GEI)决定了作物在多变环境下性状的稳定性。AMMI模型是一种将方差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合于一体，能更有效分析GEI、进而评价基因型稳定性和环境对基因型差异分辨力的有力工具。利用AMMI模型对10个品种(系)、13个试点组成的全国旱地春小麦区域试验产量资料分析表明，试点间平均产量变幅为396.6～4050.2 kg•hm^－２，现代品种间的平均产量变幅为1318.6～2315.6 kg•hm^－２；基因型间、环境间和GEI引起的产量变异达到极显著水平，三者的变异平方和分别占总处理平方和的6.2%、70.3%、23.5%，表明环境和GEI对产量变化的影响远大于基因型。用前3个代表了90.8% GEI信息的显著主成分计算基因型稳定性参(Di)和试点分辨力(Dj)，基因型间Di最大相差达3倍、而试点间Dj最大相差19倍；属于高产、稳产的品种有：定西35、西旱1号、定丰889，而在这两方面均表现最差的品种为蒙麦35号。有些品种对某些试点有特殊适应性，局部推广价值也大。

摘要:研究了放牧、收集枯落物及清灌等人为干扰活动对黄土高原子午岭油松林土壤结构及抗蚀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随人为干扰强度的增加，0～50cm土壤中砂粒含量比无干扰时分别增加了11.83%、37.80%和51.60%；粉粒下降了8.16%、11.83%和15.55%；粘粒下降了8.10%、20.84%和30.72%，土壤表现出粗骨化趋势；＞0.25mm水稳性团聚体含量比无干扰林地分别下降了16.59%、43.12%和61.13%，＞1.0mm的团聚体含量仅为无干扰林地土壤的27.78%和24.34%，1.0～0.25mmm的团聚体下降幅度较小；＞0.05mm微团聚体的比例分别下降了19.39%、32.62%和33.47%。而<0.05mm微团聚体所占比例随干扰程度的增加而大幅度上升。土壤容重增加了0.11～0.41g/cm3。土壤总孔隙度分别降低了13.64%、25.47%和39.14%，毛管孔隙下降了7.79%、11.54%和29.32%，非毛管孔隙下降了28.47%、60.79%和64.08%。说明表层土壤非毛管孔隙对人为干扰更为敏感。最大持水量分别下降23.42%、37.15%和52.92%；毛管持水量下降33.79%、43.01%和52.22%；自然含水量下降31.03%、39.34%和46.28%，饱和持水量下降16.14%、28.80%和49.68%；田间持水量下降了12.39%、33.92%和47.47%；土壤有效水含量下降了9.55%、20.55%和58.91%。土壤前3min初渗率下降了38.74%、51.45%和63.23%；稳渗速率下降了54.06%、71.63%和84.10%，相应地受人为干扰林地前30min累计入渗量也较未受人为干扰林地土壤分别低48.15%、65.93%和73.35%。饱和导水率较对照下降了8.73%、33.33%和51.00%。土壤的结构系数，由79.12%下降到27.32%，团聚度由59.48%下降到11.11%，分散率上升了1倍多，分散系数上升了4倍多。土壤枯落物层及有机质的减少是引起土壤物理性质恶化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放牧和踏实等活动。

摘要:借助中国坡面土壤流失预报方程(CSLE)估算研究区的土壤侵蚀量，并重点对该区土壤侵蚀生态经济损失进行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侵蚀的直接经济总损失为1776.387万元，占同期当地第一产业总产值的5.001%，其中经济损失最严重的是林地和坡耕地，其次探讨了水土流失生态-经济面积边际损失比的概念, 通过分析得出侵蚀所造成的直接经济边际损失每增加1万元，在此基础上，其生态价值的边际损失将增加76～91元。

摘要:肥料施用对农田土壤生产力及土壤碳循环的影响是农业与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以太湖地区黄泥土的长期肥料定位试验为例，研究不同施肥处理对水稻土-作物系统作物碳同化及土壤碳固定的影响。所研究的肥料施用处理包括不施肥(NF)、单施化肥(CF)、化肥与秸秆配施(CFS)以及化肥与猪粪配施(CFM) 4个处理，始于1987年，一直实行稻-油轮作，实行少耕。连续观测水稻和油菜的产量，并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别采集了土壤剖面样品和耕作层（0～5cm和5～15cm）土壤，测定土壤总有机碳含量。研究表明，不同施肥处理对水稻产量有显著影响，尤其以配施有机无机肥处理水稻产量显著最高且最为稳定，而对油菜产量的影响不明显。施肥显著提高了耕层土壤碳密度，而对全土碳密度没有显著影响。施肥处理的固碳速率介于0.1～0.4t/(hm^２•a), 配施有机肥处理显著高于单施化肥处理。相关分析表明，土壤固碳速率与作物根茬+有机肥源碳的总碳输入量呈显著的对数关系。这提示土壤有机碳积累主要与作物产量有关，而并非依变于有机肥源碳输入。因此，与作物产量直接关联的作物碳输入的增加是土壤中碳固定提高的重要途径。施入N素对水稻碳同化和土壤碳固定的效应均为化肥配施有机肥处理显著高于单施化肥处理，这揭示化肥配施有机肥是提高与稳定稻田生产力和促进土壤固碳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双赢措施。当然，不同施肥下上述效应的差异可能与土壤-作物系统中碳分配和土壤生物碳利用的差异有关。

摘要:2004年4月4日～5月22日，在(23.0±0.5)℃条件下研究了牙鲆（平均体重, (8.80±0.18) g）继蛋白质限制后恢复投喂对其生长的影响。整个实验期间对照组（C组）连续48d饱食投喂含能17.29kJ/g，含粗蛋白50.00%的饵料。蛋白质限制阶段（1～18d）处理组T30和T40的饵料蛋白含量分别为27.95%和40.47%，但饵料含能与对照组相同，在恢复投喂阶段（19～48d）各处理组均投喂与对照组相同的饵料。实验结果表明，在蛋白质限制阶段，饵料蛋白质水平下降显著降低了处理组鱼的体重、特定生长率、饵料湿重、干重以及能量转化率（p<0.05），而摄食率、蛋白质效率和饵料蛋白质转化率随饵料蛋白水平降低而显著升高（p<0.05）。恢复投喂结束后，处理组上述各指标均恢复至对照组水平（p>0.05）。此外，除实验结束时T30组鱼体脂肪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外，整个实验期间各处理组的表观消化率及鱼体成分与对照组相比均无显著差异（p>0.05）。实验结果表明, 牙鲆幼鱼继蛋白质限制后的恢复投喂阶段出现了完全补偿生长效应。

摘要:利用间歇曝气选择性富集并对所获菌株的好氧反硝化活性进行检测，筛选到一株亚硝酸盐去除活性较高的好氧反硝化细菌。在溶解氧（DO）为 3.80～5.21 mg/L的培养条件下，该菌株10h内将亚硝态氮由26.18 mg/L降至0；在盐度为0～25之间20h内均可达到同样的去除效果。通过形态学特征、生理生化反应及部分长度16S rDNA序列分析对筛选菌株进行鉴定，初步判定它为嗜麦芽寡养单胞菌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亚硝酸盐还原酶基因分析结果表明，该菌株只含亚硝酸盐还原酶nirS基因，其序列与Alcaligenes faecalis A15 （后来被重新鉴定为Pseudomonas stutzeri）的nirS基因序列相似。

摘要:丹顶鹤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禽类，是向海自然保护区重点保护对象，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的丹顶鹤保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由于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干扰，丹顶鹤的天然家园-沼泽湿地发生退化，其生存受到威胁，丹顶鹤的数量波动变化较大。为了有效地保护丹顶鹤有必要详细了解和掌握其生境结构的空间特征和变化特点，以了解丹顶鹤的生境动态。在RS、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的支持下，运用景观生态学方法对向海自然保护区丹顶鹤生境空间结构特征从景观特征、生境斑块空间关系和生境破碎化3个方面进行分析。选择景观斑块面积、周长、斑块大小以及斑块密度等描述保护区景观格局基本特征。利用斑块的邻接边界长度和斑块间隙指数分析丹顶鹤生境——沼泽斑块的空间邻接关系和聚集程度，数据表明沼泽斑块与人类活动频繁的耕地邻接较为紧密，而自身的间隙指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明显增大趋势。分析了由于自然原因和人为活动影响所造成的丹顶鹤生境斑块的空间破碎化程度。计算结果表明，由于沼泽生境自身条件的限制，研究区内物理性破碎化减少的生境面积为2039.6 hm²，人为破碎化（居民地和道路）减少的生境面积为3845.1 hm²，这样研究区内丹顶鹤适宜生境面积为13680.1 hm²,可见人类活动对丹顶鹤生境影响很大。研究为保护区内丹顶鹤物种的保护和生境管理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摘要:通过与前人工作的比较，研究鼎湖山地带性植被气候顶极群落种间联结22a来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经过了22a，其种类结构尤其优势种类组成没有明显变化，这反映了厚壳桂群落处于演替的顶极阶段，其物种组成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现群落中的种间联结强度比1984年趋于缓和，高联结值的种对减少，完全正或负联结的种对，1984年为15，而2006年为5；一般联结的种对大为增加，联结值40以下的1984年为约1/2，而2006年为约3/5弱，表明群落的种群更趋向于独立分布而不是联结分布。生物竞争特性对种间关系有一定1的影响，主要原因是与物种对群落的选择和群落对生存物种的选择和淘汰有密切的关系。特别虫灾事件使该群落的群落结构有了较大的波动，但是群落的性质没有改变，反映了厚壳桂群落作为地带性气候顶级群落具有稳定性与较强的自我调节、自我恢复能力。整个群落的种群随时间进程趋向于独立分布，但这种分布趋势有其相对性，其中强独立分布（完全没有种间联结）的种群分布格局变弱，弱独立分布（只有微弱种间联结）的种群格局变强。

摘要:：研究了黄土区不同演替阶段草地植被细根垂直分布特征与土壤环境的关系， 结果表明不同演替阶段草地植被细根生物量、根长密度、表面积、直径和比根长均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特征。细根生物量、根长密度和细根表面积一般随土层加深而逐渐减少，且集中分布于0～40cm土层；随着演替的进行，除20a弃耕地外，0～80 cm土层细根生物量、根长密度和细根表面积逐渐增加；除25a弃耕地外，细根直径随演替进行逐渐减小。0～100 cm土层土壤含水量随演替进行而增加，不同演替阶段深层土壤水分较表层稳定。土壤容重的变化趋势为9<4<15<20<25a弃耕地，根系对表层土壤水分和容重的影响较大，而对深层土壤水分与容重影响较少。不同演替阶段细根各参数和土壤水分、容重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各弃耕地细根参数之间，细根参数和土壤环境因子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土壤含水量在草本植被的不同演替阶段均是影响其细根垂直分布的关键因素。土壤容重在演替早期对草本植被根系的影响较小，随着演替进行其影响作用进一步增强。

摘要:为了对受损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进行定量评价，在浙江天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以地带性顶级群落——栲树林为参照，选取不同退化程度的次生类型：木荷林、马尾松+木荷林、马尾松林、灌丛以及裸地，从轻到重分别代表5种不同退化程度。根据对这5种退化阶段群落的观测结果，从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和生境3方面选取了43项指标，再运用主成分分析、无重复双因素方差分析等数学分析方法经过两轮筛选，得到了一个包含13项指标的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诊断的指标体系。根据层次单排序的结果，进行层次总排序，在得到各级指标的权重基础上，构建了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退化综合评价模型，并就模型分析结果，用生态退化指数将常绿阔叶林的退化程度分为5级：Ⅴ级——极端退化（>0.75），Ⅳ级——重度退化（0.59～0.75），Ⅲ级——中度退化（0.52～0.59）、Ⅱ级——轻度退化（0.18～0.52）和Ⅰ级——正常（<0.18）。再利用鼎湖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有关退化植被的研究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验证，评价结果与模型所给出的退化评价标准较为符合，表明了本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的适用性。 

摘要:根据对辽宁东部地区红松人工林林下高等维管植物调查资料，采用Simpson指数（SP），Shannon-Wiener指数（SW）和Pielou均匀度指数（PI）等进行α多样性测度分析，探讨人为干扰（不同间伐强度）对红松人工林下植物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人为干扰改变林下光照环境，促进植物生长，对红松人工林下高等维管植物的物种多样性产生较大影响。随着干扰（间伐）强度增加，红松人工林下植物种类、数量明显增加；不同干扰强度区林下植物种类高于对照区200%～400％；不同干扰强度红松人工林下植物种类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明显高于对照区；人为经营干扰改变了红松人工林下植物组成，随干扰强度增加，共有物种增加，且人为干扰林分的共有种和相似系数明显高于对照区。

摘要:运用条件价值评价法和旅行费用法对生态旅游区——武陵源风景区自然环境的游憩价值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以2004年的旅游人数180万人为基准，当年武陵源风景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总游憩价值应为294594.9万元。CVM法评价当年武陵源风景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消费者剩余价值为11844.72万元，利用TCM法两个回归模型计算得到的消费者剩余价值分别为109049.25万元和103593.73万元，分别高出CVM法评价结果的8.75倍和9.21倍。因此，在我国仅用CVM法的支付意愿来评价其自然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其结果会偏低。建议在我国评价生态旅游区自然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时，需将CVM法中的支付意愿、赔偿意愿和旅行费用法综合起来进行评估，使评价结果更具有可靠性，更接近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真实价值。

摘要: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效果是保护区管理工作能力的重要考核指标。由于管理基础、管理机制和管理行为的不同，对保护区的管理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也有差异。为了剖析保护区管理过程中各项管理要素对管理效果产生影响情况及其重要程度，从林业系统中选取15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问卷调查，从26项管理要素中得到14项能体现管理有效性的关键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χ２检验的方法，分析这些关键评价指标与保护区的管理效果之间的关系，为今后的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经过研究，自然保护区管理效果的3个指标（保护状况E1、保护区控制E2、对当地社区经济效益的影响E3）中，目前E1在各个保护区中的管理效果得分中最高，这说明维护保护区的保护状况仍是各个保护区最为重视的工作目标；而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价指标中各个因子对于管理效果有不同的影响结果。在这些管理评价指标中，宣传项目是唯一对保护区管理效果中的3个指标都有影响的因素，并对E1这一管理效果因素影响最大，而管理监督评价和旅游管理与收费则是分别对E2、E3的影响最大。通过分析，将会更加明确保护区的管理因素中各个指标的重要性，通过对采取合理的方式，最终可以提高保护区的管理效果。

摘要:运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对四川盆地稻田保护性耕作条件下多熟高效保护性种植模式进行生态经济评价。结果表明，油-稻-芋模式比油-稻传统耕作种植模式的农产品服务价值高32.42%，固定CO₂和释放O₂的价值高17.03%；麦-稻保护性耕作模式比麦-稻传统种植模式农产品服务价值高55.21%，固定CO₂和释放O₂的价值高9.40%。油-稻秸秆还田双免耕模式比油-稻传统耕作种植模式土壤积累有机质的价值高0.23%，农田生态系统维持营养物质循环的价值高12.35%；麦-稻保护性耕作种植模式比麦-稻传统耕作种植模式土壤积累有机质的价值高0.39%，农田生态系统维持营养物质循环的价值高12.81%；稻草覆盖还田后油菜田的农田涵养水分价值增加11.66%，小麦田农田涵养水分价值增加32.63%。

摘要:农户是退耕还林工程中的经济主体，他们的经济行为和认知响应将会对工程实施产生重要影响。研究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就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态度和认知、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的经济影响、以及农户现有耕地面积等问题进行了调查，以期从农户角度出发，探讨卧龙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问题。研究表明，尽管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持积极的态度，但是有3个问题影响了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一是当地居民的粮食需求问题，由于当地居民粮食消费的外在依赖性，以及工程本身导致的耕地和收入减少，使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受到潜在的威胁；二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就业状况和他们对于工程的经济预期，现行的退耕还林工程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足够的吸引力来保证其可持续性；三从生态恢复理论和实践上看，退耕补偿的数量和期限须考虑区域的差异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实现，在本研究区域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

摘要:以深圳市宝安区为工作区，利用基于1988～2003年期间的3景TM卫星影像数据得到的景观分类制图和DEM、道路等GIS数据，通过构建一个涵盖高程、道路和建设用地密度影响的综合可达性评估指数，研究了工作区内景观可达性动态特征及其对林地植被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工作区景观整体可达性程度显著提高，低水平可达性区域面积比重显著下降，中、高水平可达性区域面积比重普遍提高；(2）全区林地面积比重下降了10%以上，低水平可达性区域内林地比重受建设用地扩张影响持续下降，中、高水平可达性区间的林地面积比重则因城市生态建设工作逐步受到重视而呈先降后升的变化格局,表明快速城市化地区林地动态变化不仅受道路、高程及建设用地扩展影响，政府政策性调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摘要:弄清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退降过程的机制，可以为相关景观动态模型建设和调控策略选择创造有利条件。借助于自组织临界性理论和方法，在基于多时段遥感影像数据的景观分类和生态质量制图结果支持下，以深圳市南山区为例进行了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质量退降的自组织临界性研究，以期揭示城市化过程与生态质量退降过程的响应关系和生态质量退降的过程特点。结果表明，工作区内建设用地扩张过程和生态质量退降过程均具有典型的自组织临界性特点；区域生态质量退降主要是由建设用地扩张导致3种不同生态质量区域之间发生的3种主要生态质量退降过程造成的；建设用地扩张和3种主要生态退降过程的动态分形指数都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具有自组织临界特征的建设用地扩张过程是同样具有自组织临界性特点的各种生态质量退降过程发生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源。

摘要:考虑到进出口贸易对区域（国家）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产生的重要影响，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理论建立了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对外贸易三者之间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平衡态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成线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与Mathis Wackernagel的论证相吻合；(2）区域最大生态承载力增大将导致平衡态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增大，通过保护环境、控制建设用地、加强土地整理等增加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耕地、牧草地、林地、水域等），通过科技、资金投入、管理等提高地方单产，不仅能提高生态承载力，还直接关系到生态足迹的大小；(3）一个区域或国家要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确保区域单位贸易的生态足迹大于其最大生态承载力与最大生态足迹的比值。尽量多进口自然资源性的初级生物产品，少进口高附加值的技术性产品和“奢侈性”消费品（如小汽车）；出口自然资源性的初级生物产品，实际上是在出口生态承载力，应多出口人力资源、科技、管理、教育等隐形的社会资源。4）进一步揭示了贸易结构合理、自主创新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摘要:浙江安吉西苕溪43个样点102种EPT昆虫（蜉蝣目Ephemeroptera、NFDA7翅目Plecoptera、毛翅目Trichoptera）与9个环境因子典范对应分析（CCA）表明，3种环境因子海拔、总氮、电导率对EPT群落起主要作用。CCA排序图把样点分成3个差异样点组，样点组Ⅰ与海拔高度正相关, 与总氮显著负相关，属于上游溪流，撕食者占所采集撕食者总数的68.5%，水质清洁。样点组Ⅱ与电导率呈显著正相关，属于上游河面较宽的溪流，撕食者仅次于样点组Ⅰ(18.6%)，水质较好。样点组Ⅲ与总氮显著正相关，总氮、总磷平均值分别为3.53和0.16，滤食者占所采集滤食者的85.01%，水质差。CCA排序图较好的说明了EPT昆虫群落的分布和环境的关系。

摘要:短周期的低分辨率遥感数据为大面积估算LAI及季节动态和物候趋势提供了有利工具，但基于高分辨率LAI的遥感估算模型在低分辨率遥感数据上应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研究利用LAI-2000冠层分析仪与跟踪辐射和冠层结构测量仪(TRAC)，测定了岷江上游流域范围内490块野外调查样地（50m×50m样方）的LAI数据，结合同期较高精度卫星数据（TM）建立了不同植被类型的LAI-NDVI算法，在经过传感器的相对校正后，将这种算法应用到同期分辨率较低的MODIS数据和SPOT VEGETATION数据上。结果表明，30m 分辨率的TM LAI的均值为4.53,250m MODIS LAI的均值为3.55,1000m VGT LAI的均值为4.20,随着栅格分辨率的降低，总体标准差有增加的趋势，并且LAI值也有不同程度的低估，其中MODIS LAI值被低估约22%。但利用TM LAI数据验证MODIS 和VGT LAI数据后发现，250m的MODIS数据预测误差在30%左右,1000m的SPOT数据预测误差则高达50%，空间重采样分析表明，栅格分辨率的降低是导致预测误差扩大的主要原因，而这也是岷江流域植被分布破碎化的体现。

摘要:通过对陕西安塞、绥德、横山和榆林等4个不同生态条件下柠条锦鸡儿（Caragana korshinskii）AM真菌多样性和生态分布研究，共分离出4属11种AM真菌，其中球囊霉属（Glomus）5种，无梗囊霉属（Acaulospora）3种，巨孢囊霉属（Gigasporn）1种和盾巨孢囊霉属（Scutellospora）2种。结果表明，缩球囊霉（G.constrictum）和摩西球囊霉（G.mosseae）是柠条锦鸡儿的优势种；不同AM真菌种类出现的生境不同，如刺无梗囊霉（A.spinosa）和美丽盾巨孢囊霉（S.calospora）只出现在绥德，浅窝无梗囊霉（A.lacunosa）仅出现在横山，而易误巨孢囊霉（Gi.decipiens）和红色盾巨孢囊霉（S.erythropa）仅发生在延安样地。AM真菌定殖率及孢子密度与样地生态条件密切相关，泡囊定殖率和孢子密度在绥德最高，丛枝定殖率在榆林最高。采样深度对AM真菌定殖率和孢子密度有显著影响，最大孢子密度发生在10～20cm土层；而AM真菌定殖率在0～10cm或20～30cm土层有最大值。孢子密度与泡囊定殖率呈正相关，与丛枝定殖率呈负相关。孢子密度与土壤有机质、速效P、速效K和Cl-含量呈负相关；泡囊定殖率与土壤pH呈正相关，而与土壤湿度、速效K和Cl-含量呈负相关。

摘要:分析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探讨生态补偿的基本内涵；通过对生态系统自组织与反馈、恢复机制的剖析，提出了生态补偿应遵循的基本准则；结合国情，探讨了生态补偿亟待解决的实践困惑和应对策略。

摘要:水土流失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尤其在半干旱黄土丘陵沟壑区更具有典型性。选择定西市安家沟小流域(35°35′N, 104°39′E)为典型区域，在其阴坡中部布设了15个径流小区，包括5种土地利用类型（农田、牧草地、灌丛、乔木林、自然草地）和3个坡度（10°、15°、20°），进行径流、侵蚀和降雨前期土壤水分的测定。利用偏相关和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研究了降水特征值及不同下垫面因子对水土流失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在黄土丘陵沟壑区：①径流量主要受降水量、最大30min雨强、以及降水量与最大30min雨强之积的影响。影响侵蚀量的决定性降水因子为降水量和最大30min雨强的乘积PI30与最大30min雨强，而与降水量、平均雨强的相关性较差；②坡度在10°～20°范围内的变化对径流量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侵蚀量有显著影响，在该范围内随着坡度的升高侵蚀量增加(尤以15°～20°范围内增加较快)；③土地利用类型是影响径流侵蚀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在坡度和土地利用类型双重作用下，以土地利用为主导因素，坡度作用次之。即在一定范围内，人为扰动强烈且坡度高的农田和人工草地最易遭受土壤侵蚀；④径流与侵蚀主要与表层0～20cm的土壤水分呈正相关关系，而与下部其他层次土壤水分无明显相关关系。

摘要:汞(Hg)是环境中一种具有高度毒性的重金属元素，且具有较高挥发性，因而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污染物而备受关注。汞在SPAC系统中的迁移转化，是全球汞循环的重要环节，与人类的健康密切相关。汞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并在体内蓄积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包括3个方面：土壤性质（如土壤汞含量、pH、有机质、粘土矿物等），植物特性（植物类型、种类和生育期等），大气状况（如光照强度、气温和大气湿度等）。此外，锌、硒和抗氧化剂等的存在也有较大影响。综述了汞在SPAC-人体系统中的迁移积累及其调控机理。

摘要:植物体的表型特征是其基因与生态因子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生活在荒漠生境中的植物由于遭受相同的自然选择压力，在外部形态、内部结构、生活史特征、生理特性、次生代谢产物的合成以及大分子物质的诱导产生等诸多表型方面均表现出高度趋同的现象。随着研究手段的改善，对植物趋同适应的研究已逐渐深入到了分子水平。研究荒漠生境中植物的趋同适应对于人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植物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分子基础，以及利用功能基因改良重要作物的抗逆性等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极端干旱环境下特殊次生代谢产物的定向发现及重要先导化合物的筛选等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对我国的西部开发及干旱区的生态恢复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摘要:以全球变暖和大气CO₂浓度增加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着陆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健康，因而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科学家的普遍关注。森林，特别是森林土壤在全球碳循环中扮演着碳源、汇、库的角色，但其受到气候、森林类型和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综合调控。人工林的碳汇作用被认为是减缓全球变化的一种可能机制和最有希望的选择而成为全球变化减缓研究的核心内容。人工林土壤的碳汇功能受到经营水平的调控，同时还受到全球变暖的反馈作用。因此，人工林土壤碳汇形成机制及调控技术、基于增强土壤碳汇功能增强的人工林经营与管理技术、人工林生态系统的碳通量以及人工林碳汇与碳贸易等是未来全球变化和林业生态工程研究的重点内容。

摘要:臭氧是最具危害性的空气污染物之一，从19世纪中叶开始，对流层中的臭氧水平增加了35%，在今后50～100年内还将继续升高。臭氧浓度升高对植物生理基本功能、植物体内信号分子以及挥发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严重影响作物的产量。臭氧也通过改变植物的原生代谢和次生代谢发生数量而影响植食性昆虫的取食偏嗜性、行为、生长和发育, 进而影响天敌昆虫的适合度。臭氧还通过改变化学信息物质而影响昆虫的行为。根据国内外研究进展, 介绍了大气臭氧浓度升高对植物、昆虫的影响，并讨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研究前景。

摘要:于分布在温带和寒带的线虫，它们只有战胜冬季寒冷的挑战，才能有利于种群的存在与发展。因此，耐寒性是线虫生物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综述了关于线虫在低温胁迫下的耐寒性测定方法、耐寒对策及耐寒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线虫的耐寒性和昆虫一样，可通过过冷却点和低温存活率两种指标进行评价，但在具体的实验方法上，线虫耐寒性研究有其不同之处。线虫的耐寒对策和耐寒机制具有多样化。耐寒对策主要有耐冻和避冻，二者能共同渗透于线虫的耐寒过程中。耐寒机制包括特殊发育阶段的形成、低温驯化作用、低分子量抗冻物质的聚集、以及高分子量抗冻蛋白和热休克蛋白的产生，等等。此外，还强调应从多个角度研究线虫的耐寒性，如寒冷敏感型线虫的研究、寄生线虫的耐寒对策研究以及交叉胁迫的研究。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恢复逐渐成为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总结了近年来有关生态恢复的众多研究成果，认为生态建设是人类理性行为参与下积极的生态恢复与重建过程，它具有复杂性、针对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受地理环境地域分异的影响，其类型多种多样。从方案运筹的角度，提出了生态建设的共性原则，包括面向区域的问题导向原则、目标的科学性原则、参与的广泛性原则和科学监测与评价原则。生态建设是一个不断试验、学习和优化的过程，具体包括问题识别、方案设计、决策、实施、监测与评价以及方案调整等重要环节。公众参与对于生态建设是一种很好的知识、信息和资源输入渠道，对活化生态建设的管理运行机制，提高生态建设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以这些理论分析为依据，对中国生态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展开深入剖析，并提出建立科学评价机制是提高生态建设有效性的核心方略。

摘要:生态效率同时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将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目标融入中观（区域）和微观（企业）的发展规划与管理中的有效工具。回顾了生态效率的概念和发展过程，分析了其内涵和指标体系，探讨了几种典型计算方法与模型，并介绍了国内外在企业、行业和区域3个层次上的应用实践，讨论和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生态效率研究的焦点问题和未来方向。

摘要:利用RAPD标记技术检测了厦门和汕头沿海2个短沟对虾群体基因组DNA的多态性,并对其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分析。从40条随机引物中筛选出13个10bp引物, 共扩增出65条清晰可重复的DNA片段，片断长度为100～2200 bp,在2个群体间没有检测到特异的片段。厦门和汕头群体的多态片段比例分别为87.69%和89.23%，杂合度分别为0.212和0.218，遗传多样性指数分别为0.2847和0.2913, 两群体间的遗传距离为0.018, FST值为0.004。可见两野生群体种质资源仍然维持在良好水平，遗传分化程度很低，可能是同一种群,具有进一步开发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