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绝对贫困的难题被解决, 人民需求已从基本的温饱向高层次的健康、美好生态环境等转变。然而在现阶段, 中国仍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 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广大农村地区拥有天然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揭示了村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及乡村振兴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 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两山”理念的时代使命和重要任务。但在现实中, 由于农村自然资源碎片化分布、交通条件先天劣势、人力资本单向流出、基础设施和支撑产业薄弱等, 生态资源价值往往难以实现^[1]。相关政策如2021年《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指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战略方向与目标, 强调要推动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统筹乡村产业振兴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两大目标, 是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2]。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助力村民增收、促进城乡共富的最有效途径, 如何有效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贯彻和落实, 已成为目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通过在长时期的田野调查发现, 由于乡村生态资源开发的整体性要求及其价值实现过程的复杂性, 政府、村集体、社会资本等主体的协同参与已逐渐成为常态, 在现实中成功与失败的案例都有涌现。实践证明, 农村生态产品价值能否实现与主导者的引领作用关联度很大, 但鲜有研究从主导者异质性角度来探究不同情境下农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适配模式, 以及不同模式下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因此, 本文深入剖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多元参与主体间的互动机制, 探讨异质性主体博弈如何影响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选择, 并通过三个典型案例进行验证分析, 探索差异化模式的特征与适配条件。本研究从主导者异质性这一新视角出发, 拓展了乡村生态产品研究的边界, 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模式选择。

1 理论回顾与分析框架 1.1 生态产品的概念与内涵

国外学者通常采用“生态系统服务”这一表述, 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及自然资本存量是全球经济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人类福祉^[3], 其价值实现需要政府、市场和社区的共同参与^[4]。“生态产品”作为中国本土化的表达, 其概念在2010年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被首次明确, 即“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 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随着生态产品内涵不断扩大, 广义的生态产品还包括以绿色生产方式产出的生态友好型产品或服务^[5], 以及利用农村土地进行活动的产业空间、消费空间和居住空间^[6], 并且越来越强调自然要素与人类劳动的共同作用^[7], 其价值维度包括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等层面^[8]。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也能产生经济效益^[9], 并在自然财富到经济财富再到自然财富的良性循环中实现整体价值目标^[10]。

由于不同地域的资源禀赋、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差异, 势必导致生态产品开发、整合、经营模式不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适配模式研究非常关键。有学者依据生态产品属性将生态产品分类为公共性、经营性和准公共性, 以此为基础构建政府、市场以及政府市场混合的价值转化路径^[11], 并细化出生态保护补偿、区域协同发展、生态产业开发、生态权益交易、资源配额交易等实践形式^[12]。

1.2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差异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就是位于农村场域内, 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限度下将能够维系生态系统安全、提供生态调节等功能的生态产品价值进行显化, 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乡村生态文化等衍生价值^[13]。由于村庄的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不同, 具体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势必体现出差异性与适配性。不同村庄的生态资源特性、制度环境差异、参与主体类型及其能力与意愿共同驱动并互相牵制着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适配模式的形成^[14]。从主导者角度来看, 学术界普遍提出政府主导路径、市场驱动路径和协同路径^[15], 丘水林和靳乐山(2021)^[16]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归类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社会主导。然而, 政府主导面临财政资金缺口大、利用效率低等问题, 市场主导面临交易规则不明确、市场监管失灵等风险, 社会广泛参与下存在政策制度设计不完善、激励措施不足等障碍^[17], 应鼓励形成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主体多元的生态资源经营管理模式^[18]。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其制度体系的发展, 为向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结构转变奠定了基础^[19]。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 政府、村集体、市场、村民等主体有效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格局, 有利于推动农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增值^[20], 达成公司运营、农民增收、村庄发展等环节的利益平衡^[2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联结乡村内外部的桥梁与纽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能够有效推动生态资源共同治理^[22]。Jiang^[23]强调小农户积极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绿色发展的关键。鉴于乡村资源的规模异质性, 马贤磊等^[24]提出由村集体主导小规模资源价值实现, 大规模资源则需要政府进行产权重构、宏观管制。

1.3 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理论

传统的外生式发展理论体现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 认为乡村的发展高度依附于外部的持续补贴、知识输入和政策支持, 而忽略乡村自身的发展与地方性知识^[25]。由于乡村场域的文化与环境差异, 极易因外部力量过度干预限制地方的自主发展, 导致独立性丧失, 甚至对村庄经济、生态环境等造成破坏性影响。20世纪70年代, 内生式发展理论产生, 主张通过动员乡村内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 尤为强调发展驱动力的内部性和农民参与的主动性^[26], 形成自下而上、参与式的发展方式。然而仅依靠地方行动者自主发挥作用, 完全拒绝外部资源供给则过于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27]。两种观点各自陷入限制性与可行性的理论困境, 乡村作为社会体不可能在单一视角下被独立建构^[28], 为打破内外发展动力相互割裂的局限, 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应运而生。“新内生发展”概念倡导以上下互动、内外协调的方式促进地方发展转型, 激发乡村社会活力^[29], 寻求从外部获取知识和资源的同时兼顾乡村自身文化观和世界观的维护^[30], 并以内生动力、发展社会资本和促进地方参与作为三大支柱, 将内部系统和外部网络有机结合, 利用本土优势获取外部支持, 最大限度激发当地的发展潜能^[31]。在中国情境下, 新内生式发展内涵包括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构建内外市场广泛联系、内部主体的地方认同与积极参与、实现地方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传承等^[32], 既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觉意识, 也强调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外部资源的投入, 但地方应掌握方向决定权、进程控制权与收益享有权, 外部资源因素必须内化于乡村发展^[33]。新内生发展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表现为非扩张性的经济战略, 即在不破坏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前提下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潜力^[34]。

综上所述, 当前学界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为本文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然而现有文献大多以笼统的生态产品作为研究对象, 专门针对农村集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成果很缺少, 其价值实现模式的多样性与适用性更有待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同时, 由于乡村生态资源开发的整体性要求及其价值实现过程的复杂性, 政府、村集体、社会资本等主体的协同参与逐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虽然学者们已经关注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主体属性, 但容易忽视主体间的互动机制与合作治理^[14], 而且政府往往作为政策制定者发挥顶层设计和宏观引导作用, 缺乏对其以国有资本形式进行微观参与的研究, 更鲜有学者从主导者异质性视角探索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及其适配性选择。鉴于此, 本文以新内生式发展理论为依据, 以乡村经营性生态产品为研究对象, 聚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发挥关键促推作用的微观参与主体, 结合多案例进行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分析, 并基于不同案例的主导者异质性探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适配模式选择, 对统筹推进生态资源高水平保护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4 分析框架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可知, 新内生式发展强调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行动逻辑, 以村庄资源和村民参与为基础, 通过内外资源整合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实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 需要根据自然资源禀赋确定适配的生态产品, 涉及村集体、外部资本、村民等多元参与主体, 并且最终要达成各利益主体的互利共生与经济、生态、社会价值的协同实现, 这一过程与新内生式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相匹配, 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 新内生式发展注重内外资源的平衡而非平均, 由于不同村庄的资源特性、地理位置、经济状况等基础条件的区别, 形成了内外部行动主体互动机制的差异, 与从主导者异质性视角探索中国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具有契合性, 由此得出村集体主导、社会资本主导、国有资本主导三种模式, 是对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创新性的运用。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分析框架(图 1)。

在乡村内部, 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适配生态产品的类型, 地理区位影响着村庄接受城镇辐射带动的能力, 文化环境孕育出世代村民的生产理念与民风民俗, 经济状况为农村产业发展奠定资金基础；而在乡村外部, 政策作为顶层设计指引发展方向并提供制度保障, 市场发育程度牵制生态产品价值变现的关键环节。在内外部资源相互协调、彼此适应的过程中, 政府、社会资本、村集体、农户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 在内外部力量的互动与融合中逐渐形成共建共管格局, 其中政府除了以宏观身份进行总体布局与规划、提供政策支持, 还能够以国有资本的微观形式参与乡村建设。村庄的客观条件作为生态产业发展的基础, 因其在不同村庄的区别及内外部参与主体间互动机制的差异, 导致内外部驱动力的强弱对比, 因此形成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导者异质性, 决定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选择。根据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和策略选择, 构成了村集体主导、社会资本主导及国有资本主导三种模式。虽然在主导者异质性视角下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具体模式存在差异, 但最终都需要在主体对抗与博弈中达成乡村系统的能量平衡与多维度价值实现, 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城乡共同富裕。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为了回答不同村庄情境下内外部参与主体如何达成利益平衡与一致行动、以实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过程性问题, 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法, 因其有助于清晰解构尚未被充分理解的复杂现象, 从而揭示深层次的行动逻辑与内在机理^[35], 具体实施步骤包括案例选择、数据收集与分析等；同时, 本文聚焦主导者异质性视角下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适配性选择, 相较于单案例研究, 多案例比较研究不仅能够通过单案例分析深度刻画每个案例的模式特征, 还可以通过跨案例分析提炼和挖掘案例之间的共同点, 获得更加严谨、普适以及可验证的结论, 并进一步比较案例间的差异化模式, 为价值实现过程提供更具饱和性的理论解释。

2.2 案例选择

基于目的抽样及理论抽样原则, 并且兼顾案例的典型性与异质性、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完整性, 本文选取湖南油溪桥村、海南施茶村、贵州妥乐村三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三个村庄虽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 但均以原有自然资源为发展基础, 通过联结内外部要素唤醒沉睡自然资源并形成生态产品, 成功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等多维度价值, 并形成村集体主导、社会资本主导、国有资本主导三种典型模式, 从经济落后的贫困村最终蝶变为富裕美丽乡村。其中, 油溪桥村通过基层管理创新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村集体为主导建立新型生态产业经营组织及发展模式, 实现乡村多元产业的深度融合, 从2007年的省级特贫村变成如今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施茶村基于资源特性匹配适种生态产品, 通过社会资本发挥专业能力、管理经验与效率优势主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 增强生态产业化发展新动能, 被授予“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称号；妥乐村采用国有资本主导模式有效衔接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因村落保护和发展良好被列入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村, 获得“全国生态文化村”的荣誉。三个典型案例所呈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具有较大的启示性。目前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碎片化自然资源难以聚合、优质资产难以提升、人力资本单向流出等现实问题, 这些问题也曾是阻碍案例村庄发展的显著因素。本文通过剖析其成功经验, 从主导者异质性这一新的视角探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选择, 得出村集体主导、社会资本主导、国有资本主导三种模式及其适配条件, 为其他村庄根据资源特性与实际情况遴选适配的主导力量提供决策依据, 为统筹推进生态资源高水平保护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方案借鉴。

2.3 资料收集与数据控制

为遵循三角验证原则并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本文采用多数据源的资料收集方式：一是通过对案例村庄展开长时期的田野调查、实地调研和参与式观察, 并对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 获取充分的一手资料, 如作者针对海南施茶村进行了长达6年的田野调查, 并多次实地调研湖南油溪桥村；二是通过查阅政府官方网站、规范性文件、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等获取权威性二手资料；三是以新闻报道、公众号推文以及多媒体平台发布的时讯作为重要辅助资料。针对多渠道收集的资料进行反复对比与相互验证, 弥补单一证据的偏见和局限, 形成完整全面的证据链条。此外, 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持续同步最新信息, 不断进行动态调整、补充与验证, 确保资料数据的准确性与真实性。

3 研究发现 3.1 案例呈现 3.1.1 村集体主导模式：湖南油溪桥村

油溪桥村位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 地处偏远山区, 属于典型的石灰岩干旱地区, 传统农业难以发展。早年虽然依托穿村而过的油溪河开发了旅游项目, 但脏乱差的村容使游客望而却步, 经济效益微乎其微。

2007年, 在外经商的彭育晚回村任职, 以其为首的一批乡贤能人积极发挥头雁效应, 通过构建多形式的用人机制, 扩充领导队伍、优化组织结构, 推进基础设施完善、乡风文明建设、生态保护修复。为调动村民的主体积极性, 油溪桥村创造性推出“积分制”新型管理模式, 实行积分建档与动态管理, 村民可将分数按比例折算成股份参与集体利益分红。积分制的推行汇聚起全村活力, 在前期缺乏外来资本扶持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力自筹进行项目建设, 创造了上亿元的村集体资产。积分制贯穿基层党建、乡村治理、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和利益分配的全过程, 充分激活村民的内生动力, 经过共同努力, 村庄森林覆盖率达92.8%, 建立了良好的生态优势, 巩固了两山转化的先决条件。随后油溪桥村将村集体职能剥离, 成立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并以参股的形式与外来资本共同建立了两家村办管理型集体企业。村集体全面发挥在资源整合方面的作用, 建立全资控股的新化县油溪桥旅游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项目引进, 形成所有权归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权归公司、农户投入劳动力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在该模式下, 油溪桥村依托境内油溪河秀美的资源优势加快生态环境要素价值变现, 成功实现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同时, 结合当地特有的气候和土壤特性, 建成经果林、甲鱼等特色种养基地并成立专业合作社, 采取村委统一组织、公司统一购销、合作社统一规划、技术人员统一指导、农民统一行动的模式, 实现生态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在村集体的组织带领下, 生态产业发展给村民带来了新的致富机会, 包括甲鱼养殖、果树种植等。此外, 村集体深入推进三产融合, 加强精深加工产品的品牌化经营, 推动乡村产业链升级, 2023年村民人均年收入提高到2.66万元。

3.1.2 社会资本主导模式：海南施茶村

施茶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捷。村庄地处火山熔岩地区, 90%以上的土地被火山岩覆盖, 虽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 但火山岩地貌难于储水和耕种, 成为过去制约村庄发展的最大阻碍。

为了改善经济困境, 施茶村村两委长期坚持探索发展路径, 并于2013年底发现具有极高药用价值及自然稀缺性的石斛与火山石资源及当地生态环境高度契合, 火山石富含的微量元素与矿物质还能极大地提升石斛品质。然而, 仅将碎片化的农地资源集中起来并不足以实现价值创造, 资本、技术等必要外部要素稀缺成为施茶村面临的新难题。2016年, 由农业龙头企业海南石斛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入股50%、国有企业海口统发惠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入股30%、农户以村集体名义将18.67hm²土地使用权折价入股20%的海南施茶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 形成“龙头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新模式。通过建立新型经营主体, 社会资本获得资源要素的使用权和经营权, 借助资金优势大力建设石斛生态种植基地, 并通过新兴技术赋能, 开发用于实时监测种苗生长状况的物联网设备。同时, 海南胜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高新技术企业入驻施茶村, 为农户提供适宜海南气候的石斛种苗和栽培技术, 并与多家科研机构进行深度合作, 追求核心技术的进一步突破。与社会资本相比, 农户在产品市场化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企业以一定的保底价格回收石斛鲜条, 避免农户石斛滞销；合作社内分配利润时, 社会资本、国有资本分别让渡5%、15%股份所分盈利,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此外, 公司多次携带石斛产品参加国际会议, 进一步增加了石斛生态产品的市场化消费和品牌知名度。对于火山石斛产业存在的生产用水短缺、产业用地限制等堵点, 龙头企业积极与市政府负责人对接, 借助政府力量协调用地, 获取政策和资金支持。施茶村在社会资本的带领下以石斛为主导产业, 将火山石资源以生物附着和沉淀的形式内化为特色生态产品, 并借助火山生态旅游的引流效应, 达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2023年施茶村实现营收3177.57万元, 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至3.4万元。

3.1.3 国有资本主导模式：贵州妥乐村

妥乐村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 是世界上古银杏最集中、保存最完好的地方。特殊的水源、土壤条件以及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使得该地产出的古银杏兼具食用价值和显著的药用价值。但妥乐村偏居西南腹地, 四周群山环绕, 早年缺乏知名度, 导致生态资源空守而无法转化为经济价值。

由于银杏树生长环境与村民住宅区域存在较高的空间重叠度, 逐渐形成“树缘”文化, 衍生出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生态旅游产品。在政府引导下, 由国有资本全资控股的盘州市妥乐古银杏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入驻妥乐村, 村集体以1400余棵古银杏树作为资产入股合作社,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混合所有制经营模式对景区进行建设和运营。同时, 盘州市融合三变改革, 以银杏中药材为主导产业建设规模化种植基地, 村民以“土地入股+收益二次分红”的利益联结机制参与产业发展。银杏成熟后, 公司委托合作社根据银杏果的质量, 以高于市场价的分级价格向农户收购, 并支付一定的劳务费用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此外, 国有资本在景区公司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引导村民返乡开办农家乐和民宿, 带动就业人数1000余人。2016年, 政府在妥乐古银杏风景区建成与东盟十国合作峰会的主会场, 并连续4年举办妥乐论坛, 提高了当地的曝光度和知名度, 有效吸引外来企业及发展机会。2023年, 妥乐村仅旺季两个月就接待游客12万人次, 总收入超400万元。除了实现经济效益, 保护生态环境也是国有资本的重要责任与义务。鉴于古银杏的珍贵性与稀缺性, 政府发挥关键统领作用, 对风景区进行总体规划, 并将古银杏保护与生态修复列入地方财政预算, 建立专项管理资金。国有资本积极配合相关政策, 聘请专家进行科学管理与防治, 同时与村民签订古银杏的管理责任书, 推动村民以古银杏树的经营权入股合作社, 提高村民的自我管理与自我约束意识, 进一步确保村庄的生态平衡。为缓解古树生长环境与农户生活范围在地理空间上大面积重叠的矛盾, 国有资本联合村两委及合作社进行生态移民, 安置农户, 并对景区进行功能性划分, 以达成生态可持续发展与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

3.2 资料分析与发现

通过上述案例的具体呈现, 本文发现油溪桥村、施茶村、妥乐村三个村庄的基本村情存在差异(表 1),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的主导者异质性, 形成了各自典型的价值实现模式, 接下来将尝试提炼主导者异质性下的模式特征及其适配条件。

3.2.1 村集体主导模式特征及其适配条件

油溪桥村地处湖南省偏远山区, 虽有一条过境的油溪河, 但因管护不足而无人问津, 村集体经济处于负债状态, 村庄区位、资源方面缺乏优势, 无法吸引外来资本, 只能寻求乡村内部力量作为破局点。在村民中具有较高威望的乡贤能人以推动家乡发展为己任, 从内部治理入手变革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这一行动成为油溪桥村华丽蜕变的关键。

在基层党建方面, 由乡贤牵头重组领导班子, 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着眼于乡风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修复。乡村治理初见成效后, 村党组织通过创新建立积分制管理制度, 把乡村整体建设纳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产权、分配权之中, 将不可分割的生产资料变为村民的财产权利, 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有效整合；同时以奖惩的形式对村民实行经济激励, 极大程度激发村民自我管理、参与村级事务的内生动力, 解决了参与主体、管理模式、利益分配的问题；此外, 积分制的设置与推行全程由村干部领头、村民集体协商表决, 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 保障制度可行性与公正性, 加上数字化平台赋能, 积分制蕴含着清晰化、透明化、经济化、制度化四重逻辑的交叉互融^[36]。由此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形成责权利高度统一的治理共同体, 推动村庄自治迈向精细化、科学化、现代化, 以扎实的治理弥补资源、资金方面的短板。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创新进一步提高了村民素质, 释放全村上下的生产力及创造力, 以极低的成本完成基础设施重建和村容村貌转变, 推动乡村生态优势快速建立, 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避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政经不分、集体经济控制权与自治组织领导权交叉重叠的历史问题^[37], 油溪桥村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形式将村集体独立出来, 负责资源合理配置、集体资产运营、市场主体对接等内容。村集体以生态为根本, 因地制宜培育多元产业, 实施错季节规划, 打造差异化乡村生态产品, 有效规避因品种单一带来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按照共同参与、市场运作、统一管理的方针, 村集体鼓励村民以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形式参股旅游开发和生态农庄等产业项目, 确保村民共享发展红利。同时, 选择集体所有制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相结合的发展路径, 通过“村集体+公司+农户”模式, 强化村集体对一二三产业的全方位规划, 协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村集体经济、农户庭院经济、公司股份制经济统一发展。由于职能体系完善的村集体深度内嵌于各种关系网络, 不仅能充分发挥村集体主观能动性, 甄别适配本村发展的外来资本, 还能在多方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 保障村集体及农户的切身利益。村集体主导模式的成功体现了新内生式发展理论中的内部驱动力和农民参与的重要性。

以乡贤能人治村行动为起点, 从基层治理体系构建, 到生态优势显化, 再到集体经济组织剥离, 通过推行积分制将非正式制度制度化, 始终确保集体行动的一致性、有序性和可持续性, 最后在村集体主导下积极招商引资、创新生态产业经营组织及发展模式, 逐步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图 2)。

3.2.2 社会资本主导模式特征及其适配条件

相较于其他两个案例, 海南施茶村具有极佳的地理区位条件, 其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城乡交界处, 不仅道路畅达、交通便利, 而且依托区位优势和传统旅游业发展, 拥有大量潜在的优质消费者和接触外来资本的机会。基于独特的火山岩地貌和丰富的火山石资源, 施茶村村两委积极有为行动, 进行准确的资源优势识别与适配的生态产品定位, 奠定了石斛产业发展的基石, 并号召村民整合土地资源开展石斛种植。然而火山石斛对种植技术要求较高, 外部稀缺要素的匮乏阻碍了村集体独立主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

土地有序流转为资本下乡进行反哺提供了运行载体, 考虑到资本的“无限逐利”性, 社会资本可能在对利润最大化的盲目追求中导致经济发展偏离主体价值目标^[38], 造成社会资本无序开发, 且在力量对比中极易侵占和损害农民利益, 加剧农户的不信任感。为打破外来资本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偏离的困境^[39], 社会资本依托村集体这一现有载体入局, 以社员身份与国有资本和施茶村农户共同组建股份制合作社, 社内选举村党委书记作为法定代表人, 并委任其他村干部参与经营管理, 构建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 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国有资本的参股能够缓解社会资本资金束缚、保护企业创新成果、增加风险共担主体, 且对企业违规行为起到监督约束作用^[40], 进一步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在社会资本的主导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立成功克服了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弊端, 社会资本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杠杆, 带来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理念等生产要素为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实现了城乡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生产能力的有效聚合, 体现了新内生式发展理论中外部资源投入的重要性。为进一步拉近与村民间的距离, 降低乡村社会防备感, 社会资本不仅将部分股份所分盈利让渡给参股农户, 还为失业待业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扩大其增收渠道, 并借助社会资本灵活高效的市场经营机制优势, 以保底价格收购石斛鲜条, 打破农户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壁垒。“利润让渡+就业提供+保底收益”的方式充分保障了农户经济利益, 有效提高了主体积极性和认同感。在推进石斛产业发展方面, 社会资本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加大石斛种苗创新研发力度, 加快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 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形成集组培、育苗、种植、深加工、销售、科研的纵向一体化产业模式；同时, 通过参加各类国际会议进行石斛相关产品推介, 利用重要平台持续放大溢出效应, 吸引新的消费者和投资者；此外, 面对发展过程中的难点与堵点, 社会资本积极对接上级政府, 主动寻求解决方案, 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疏通障碍。

对于技术、资金要素偏好型乡村生态产品, 采用村集体搭桥、村民参与、国有资本监督、社会资本主导的价值实现模式(图 3), 通过资本下乡发挥专业能力和效率优势, 进行内外部要素有效捆绑与合理配置, 有利于增强生态产业化发展新动能, 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推动城乡共同富裕。

3.2.3 国有资本主导模式特征及其适配条件

贵州妥乐村拥有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珍贵的古银杏资源以及独特的村落选址与格局,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村庄位置偏僻、地势起伏、交通不便, 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会关系网络, 阻碍了资源环境要素的价值实现。在村庄内部, 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 浓厚的传统村寨文化难以滋养出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理念, 亟需优质外来资本激活闲置生态资源。然而, 由于缺乏有影响力的乡贤能人和治理体系完善的集体经济组织, 加之古银杏资源的高度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 如若贸然引进社会资本, 难以确保其能平衡与农户的利益关系并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资源开发, 极易导致社会资本入侵和经济粗放式增长。而政府和财政部门投资的国有资本, 既具有社会资本的专业优势和规模效益, 又肩负体现国家意志、服从服务战略需要的核心使命^[41]。故相较于社会资本, 国有资本更加契合妥乐村的现实情境和发展目标。

国有资本融合村庄自然资源及古树文化, 借助资金优势完善景区基础设施配套, 并带领村集体与农户共同参与乡村生态产业体系的建设, 通过建立“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以生态资源共享促进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与重构, 推动集体经济组织治理能力提升, 激发村庄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 由于银杏观赏存在明显的淡旺季, “文化+生态旅游”的模式一定程度上为妥乐村提供了充足且持续的客源。为了更好地保障村民的合法收益, 国有资本建立多重利益分配机制, 以“固定土地租金+浮动利润分红+分级价格收购”的形式, 分担村民面临的市场风险, 促进农户收入稳定增长。同时赋予村民集体管理古银杏树的权利, 不仅提高了村民的自我参与度, 而且使其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凝成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推动日常生产生活的良性运转。产业振兴应契合当地的发展趋势和产业升级需要, 避免与所在地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脱节^[42]。国有资本积极配合盘州市相关政府部门, 在妥乐景区建设国际峰会会场, 充分发挥国有资本重要的窗口与平台作用, 利用自身优势将社会资本和优质项目导入乡村建设, 加快生态资源价值实现, 同时依托乡村原有特色与城市进行互动互补, 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国有资本始终坚持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原则, 将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置于重要位置, 综合考虑村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平衡发展。一方面, 在政府部门的总体规划下, 定期对林木进行健康与生长状况的诊断与检查, 保护和维持村庄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 将景区进行功能性划分, 并通过生态移民缓解自然环境承担的人类活动压力, 进一步改善区域气候和人居环境, 提升生态产品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政府规划指导、国有资本经营管理、村民参股的国有资本主导模式(图 4), 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因地制宜、因情施策, 通过发挥国有资本的先导引领和基础支撑作用, 完成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变现, 形成了珍稀自然资源保护、村寨文化传承延续、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共赢局面。

3.2.4 治理模式比较及其适配性选择

上述三种模式基于不同的乡村情境, 分别以村集体主导、社会资本主导、国有资本主导的方式对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展开了有益探索, 模式之间既具有共性, 也存在差异。

在共性方面, 首先, 传统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拥有显著的封闭性, 集体成员与产权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43], 圈层的高同质性使得集体资产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而随着乡村社会开放性逐渐增强, 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等外部稀缺要素涌入, 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 通过投资参股等方式构建开放式产权结构, 有利于唤醒沉睡自然资源, 进行统筹利用与整体开发。其次, 三种模式的主导者虽然不同, 但都强调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自觉意识, 通过培养互惠、信任等机制以及为村民提供参与机会与平台, 提高个体的责任感、认同感与积极性, 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促进新内生发展意识向自我发展能力的转化, 真正实现外部资源因素内化于乡村发展。最后,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三种模式都坚持市场化的发展路径, 通过联动内外部行动主体进行专业化分工, 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与要求, 依靠市场交易平台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集体资源的优化配置, 形成优势互补、资源互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生局面。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直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壮大, 还通过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和就业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及村民就业多样化间接激励城乡融合发展。

在差异方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历史文化、产业基础等因素, 在内外部要素融合过程中构成了多样化的发展形态与主导者适配模式。油溪桥村优质自然资源匮乏, 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相对劣势, 难以与外部资源形成有效链接, 从村庄内部寻找突破点成为产业发展关键。得益于乡贤能人回村, 带动村级组织结构优化升级,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与能力, 并充分调动村民这一乡村场域内最易争取的要素的主动性, 以极低的成本建立村庄生态优势。村集体作为联结内外部主体的中介桥梁, 减少了要素主体间的利益摩擦与沟通成本, 形成村集体主导下的生态产业发展模式。施茶村自然资源丰富且独特,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 村社开放程度高。但由于与当地资源适配的特色生态产品对专业技术要求苛刻, 村庄面临技术门槛限制地方自主发展的要素困境。在村集体拥有一定自治力与自主权的前提下, 社会资本借助技术、资金、人才等优势进入农村, 与村集体和农户以契约形式实现分工协作与资源互补, 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要素支撑并发挥主导作用。妥乐村的自然资源具有高度稀缺性, 且村寨文化浓郁, 形成了独特的资源禀赋。但村庄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 导致社会关系网络简单封闭、传统思维扎根乡土, 而且缺乏乡贤能人与治理有效的村集体, 乡村陷入组织化薄弱的主体困境。在此情境下, 国有资本作为肩负国家意志与社会责任的主体主动介入, 依托雄厚实力与资源改善农村集体经济弱化的状况, 主导乡村生态产品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实现。

通过三种模式的共性与差异分析可知, 虽然主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治理主体不同, 但都强调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市场化路径, 其中村集体主导模式侧重于内部治理能力的提升, 社会资本主导模式依赖于外部要素的导入, 国有资本主导模式则强调国家意志的体现(表 2)。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乡村社会开放性与生产要素流动性的提高, 丰富了乡村生态产业要素的获取渠道, 推动了新型经营主体与组织主导力量的多元发展。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以新内生式发展理论为依据提出分析框架, 基于主导者异质性划分了三类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并选取典型案例进行验证分析与比较, 借助案例探索差异化模式的特征与适配条件。研究发现, 主导者异质性显著影响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选择, 村集体主导、社会资本主导和国有资本主导三种模式各有特点, 适用于不同情境。首先,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内外部参与主体的合作与联动, 然而村域间资源特性、地理位置、经济状况等基础条件的区别使得内外部主体力量存在天然差异, 主导者定位对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决定性作用, 根据行为主体之间的行动逻辑与作用发挥的强弱对比, 构成了村集体主导、社会资本主导、国有资本主导三种适配模式。其次, 对于优质自然资源缺乏、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劣势但村集体治理体系完善及治理能力优越的村庄, 适配村集体主导模式, 通过统筹与配置内外部资源, 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对于地理位置优越、开放程度高、自然资源独特但生态产业定位偏好技术要素的村庄, 适配社会资本主导模式, 通过导入稀缺要素并利用市场优势, 破除壁垒释放潜能；对于自然资源珍贵、村寨文化浓郁但地理位置偏僻、村集体组织弱化的村庄, 适配国有资本主导模式, 通过发挥资金优势并配合国家战略导向, 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共进。最后, 尽管不同的主导者有着不同的利益导向, 但都致力于提高乡村生态产业的产出效率与综合效益, 最终推动生态产品在经济、生态、社会层面的多维度价值实现, 真正实现外部资源内化于乡村可持续发展。

4.2 理论意义

本文的理论贡献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 聚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发挥关键促推作用的微观参与主体, 从主导者异质性这一新的视角创新性地开展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治理机制研究, 并归纳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与有效的模式, 进一步丰富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的治理研究。第二, 根据不同村庄的现实基础条件, 深入剖析在异质性主体博弈中对应主导者模式的形成逻辑, 探索促进其互惠共生的内在机理, 为促进自然资源潜在价值实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供理论层面的科学支撑。第三, 创新性地将新内生发展理论嵌入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分析框架, 拓展了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应用领域, 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治理模式研究贡献新的逻辑思路。

4.3 实践启示

(1) 精准识别乡村自然资源禀赋状况并确定特色生态产品的定位, 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性第一步。自然资源作为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 是支持集体经济增长和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要素, 探明自然资源本底条件、确定生态产业发展方向, 能够加快释放生态红利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打破“生态高地”与“经济洼地”的困局, 实现生态文明理念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融合, 推动城乡共同富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建立多方主体参与机制、聚合多元力量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有效途径, 并且其前提是必须考虑适配模式的选择。实现生态产品价值需要有效聚合内外部优质要素, 多方主体参与机制的构建有利于扩大或重塑乡村社会网络, 形成要素相融、产权相叠、利益相关、风险共担、收益相享的共生局面, 推动农村集体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同时, 应根据村庄资源特性与实际情况判断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遴选适配的主导力量, 其既可以来源于治理能力优越的村集体组织, 也可以是具备技术与人才优势的社会资本, 或依托兼顾经济目标与战略需要的国有资本。对于资源匮乏但治理体系完善的村庄, 建议采用村集体主导模式, 通过加强内部治理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资源丰富但技术缺乏的村庄, 可引入社会资本主导模式, 借助外部要素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对于资源珍贵但集体组织薄弱的村庄, 适配国有资本主导模式, 通过配合国家战略实施推进地方可持续发展。

(3)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通过共生治理促进各利益相关主体互利互惠、共享共生, 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最终目标。农户作为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主体和关键力量, 由于经济地位低、缺乏话语权, 易出现利益损失。为防止自然资源多功能性与农民主体性丧失, 村集体在放权与赋权的同时, 必须明确外部资本介入限度, 保障农户主体地位与切身利益, 综合考量多元主体利益诉求, 保证利益联结的公平与稳定, 支撑生态产品可持续性开发, 协同实现多维度价值目标。

本文仅分析了以国有资本形式的微观参与行为, 并未深入探讨宏观视角下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未来可以研究如何通过政策干预促进主导者间的协同合作, 丰富价值实现模式。由于村庄具体情境的动态变化及价值实现过程的复杂性, 单一的参与主体主导模式无法适配与贯穿长时期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 未来可对案例村庄进行持续观察, 进一步探索不同主导者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规律以及新模式的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