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 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绿地游憩空间缺失、城市热岛问题突出^[1]。城市公园绿地在维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2]、缓解城市热岛效应^[3]、保护生物多样性^[4]、提高人民生活品质^[5]等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 高品质城市公园绿地已成为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实现高品质绿色生活的一个关键环节^[6]。然而, 目前我国城市公园绿地存在空间分布失衡、服务品质欠佳、供需不匹配、生态管理理念缺失等问题^[7]。在城市建设方式逐步由“增量开发”向“存量更新”转变的背景下, 城市公园绿地服务供给与人们需求间的矛盾将更为突出^[8]。兼顾供给与需求侧的城市公园绿地优化配置成为生态宜居城市建设领域的重要议题^[9]。协调好城市公园绿地的供需匹配关系, 事关城市健康人居环境的均衡发展^[10], 对提高公园绿地生态效益、改善民生福祉、实现环境公平的意义重大。

公园绿地的供需匹配关系是近年的研究热点, 它指一定空间范围内公园绿地服务供给与人口需求的匹配性^[11]。现有关于公园绿地供需匹配的研究思路主要涵盖两方面, 一是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评价公园绿地的供给水平和城市居民对于公园绿地的需求水平, 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供需匹配性^{[8, 12]}；二是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测度公园绿地的可达性以反映其供需匹配性。其中, 测度可达性的方法是衡量公园绿地供需匹配性最常用的方法^[13], 包括缓冲区分析法^[14]、网络分析法^[15]、成本加权距离法^[16]、空间句法^[17]、引力模型法^[18]、两步移动搜索法^[13]等。缓冲区分析法和网络分析法是运用较多的可达性测度方法^[19], 但其主要从供给角度对可达性进行评价, 未将人口需求情况及居民出行方式纳入考虑。成本加权距离法主要从需求角度对可达性进行探讨^[20], 未将公园绿地的供给情况纳入考虑。空间句法从公园绿地与整体城市空间关系的进行量化描述与分析^[17], 较难反映供需匹配情况。引力模型虽然考虑了供需情况, 但其对出行距离及时间成本的测算与实际相差较大。而两步移动搜索法(2SFCA)统筹考虑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及交通路径情况, 被广泛运用于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匹配研究中, 已成为公园绿地可达性评价的前沿方法^[20]。两步移动搜索法最早由Radke等^[21]提出, 其原始形式中的距离衰减处理为二分法, 即在搜寻半径阈值范围内的可达性相同, 而在搜寻半径范围之外则不可达, 这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距。因此, 相关学者对原始两步移动搜索法进行改进, 主要包括四种扩展类型^[22], 第一种是基于引入距离衰减函数的改进, 如增强型^[23]、重力型^[24—25]、核密度型^[26]、高斯型^[27]等, 表明在搜索半径范围内可达性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第二种是对搜索半径的扩展, 如可变半径^[28]、动态半径、多级半径^[29]、最近设施型^[30]等；第三种是针对需求或供给竞争的扩展, 如三步移动搜索法^[31]、改进型^[32]、胡弗型^[33]、优化型^[34]等；第四种是基于出行方式的扩展, 如多交通模式^[35]、基于通勤的2SFCA^[36]等。其中, 基于引入距离衰减函数的高斯型2SFCA也属于重力型2SFCA^[22], 是运用较为广泛、距离衰减更接近实际情况、可达性评价结果更可靠的一种扩展模型^[37]；基于出行方式的多交通模式2SFCA同时考虑和测度不同出行模式的绿地可达性, 与居民日常出行的选择更贴近, 因不同人群对出行模式的选择是存在差异的^[38]。然而, 尽管已有研究拓展了对于公园绿地可达性的认知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方法, 揭示了不同城市公园绿地的客观供需匹配情况但忽略了居民对公园绿地的主观感知和需求。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人们日常生活可移动性增强, 个体的差异化感知与需求在人们优先选择某一公园绿地游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39]。《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明确将居民对于公园绿地的满意度列为衡量城市公园绿地质量的重要指标, 满意度是群众对城市公园绿地的价值期待与实际体验之间比较的真实感知与反馈。然而结合群众主观感知与需求探讨城市公园绿地主观供需匹配情况的研究仍显不足。结合两步移动搜索法, 基于地理位置的公园绿地可达性所测度的是一定空间范围内公园绿地的供给与需求的比率^[40], 隶属于客观可达性范畴^[41]。但空间可达性评估与实际居民感知偏好及需求可能存在错位, 无法反映公园绿地供需匹配的全貌^[42]。虽然少数学者开始结合问卷调查评价人们对于公园绿地的感知可达性并认为主观层面的可达性是对空间可达性的补充^[43—45], 但仍未将群众的主观感知融入到两步移动搜索法以测度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及供需匹配。统筹考虑公园绿地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的可达性将更有助于结合人们的主观喜好和需求优化城市公园绿地的资源配置, 提高城市公园绿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效益。因此, 本文综合考虑公园绿地的客观供给能力及居民的主观感知和需求, 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测度不同出行模式下的公园绿地的客观和主观层面的可达性, 揭示城市公园绿地的客观和主观供需匹配情况, 以期为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评价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同时也为城市公园绿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促进公园绿地的高质量发展, 以更好为城市居民创造高品质生活环境。

1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福州市位于北纬25°15′—26°39′, 东经118°08′—120°31′,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 属典型的河口盆地地形, 其海拔在600—1000m之间(图 1)。截至2021年底, 福州市常住人口达842万人, 城镇化率为73%, 建成区面积416km², 下辖1市(福清市), 6区(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马尾区、长乐区), 6县(闽侯县、连江县、罗源县、闽清县、永泰县、平潭岛)。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11617km, 公路密度达10530km/km², 县、乡、村道等农村公路9572km, 拥有公交车6141辆, 线路500条, 另有3条地铁线路运行, 共设64个地铁站点。目前福州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约为15m², 符合《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中标准, 但依然存在公园绿地分布不合理的现象。福州市是福州都市圈、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及国家园林城市, 在稳定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注重提升居民的城市绿色生活品质, 成为发展高质量与生活高品质并存的城市。

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1.2.1 公园绿地的供给数据

利用高德地图API工具获取302个带有WGS—1984地理坐标和面积的福州市绿地AOI(Area of Interest, AOI)数据。在线评论是人们游览某个地方的直接证据, 记录、重温和分享了人们的主观体验和感受, 例如携程网和大众点评中的评论^[46—48]。结合访谈发现, 携程网的主要访问者是外来游玩者, 而大众点评的主要访问者是本地居民, 携程网及大众点评中的评论较全面反映人们对于公园绿地服务质量的总体满意度^[49—50]。因此, 选取在携程网及大众点评中有好评的106个公园绿地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现有绿地可达性研究大多考虑用面积衡量公园绿地的客观供给能力^{[37, 51—52]}, 但本文综合考虑公园绿地的整体品质, 同时将网络好评度作为公园绿地的主观供给能力。

1.2.2 公园绿地的需求数据

通过Python编程在安居客网站中获取2494个带有WGS—1984地理坐标和户数的福州市小区点数据。按户均3人为标准, 估算各小区点的人口数。为更好表征居住区对于公园绿地的需求量,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中对于居住基本单元的规定, 本文选取人口规模大于1000的小区点作为需求点, 各小区点的人口数为公园绿地的需求量数据。

1.2.3 不同出行模式下的路径规划数据

本文将人们的出行方式概括为步行、公共交通、驾车三种。由于从公园绿地点至小区点的路径和小区点至公园绿地点的路径存在差异, 本文分别获取了两者的路径规划数据。借助高德地图API路径规划工具, 首先获取从公园绿地点到小区点的最短步行路径时间、公共交通路径时间、驾车路径时间；其次获取从小区点到公园绿地的最短步行路径时间、公共交通路径时间、驾车路径时间。

1.3 研究方法

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基本原理称为累积机会, 可通过两个步骤实现。第一步是为每个供给点设置搜索域, 并寻找该搜索域内的需求点, 然后计算每个供给点的供需比。第二步是为每个需求点设置一个搜索域, 并求取搜索域内供需比的总和(图 2)。

1.3.1 单一出行模式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

不同出行方式下的小区到公园绿地的可达性水平存在差异。运用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前提是假设公园绿地的面积越大表示居民越有机会前往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的好评度越高表示居民前往公园绿地的意愿越大。基于这一假设, 本文采用高德地图中步行、公共交通、驾车的路径规划数据分别计算居民从小区到公园绿地的可达性。

第一步: 以每一个公园绿地供给点i为中心, t₀为搜索半径, 寻找t₀内的小区需求点j, 对这些小区需求点j的人口数量用高斯函数进行衰减计算并求和, 再求取单一出行方式下公园绿地供给点i的供需比R_i。依据相关研究, 15min是大多居民到达公园绿地可接受的时间范围, 因此, 本文设置在步行模式下的t₀为15min^[38]；居民搭乘公交或驾车到访公园绿地可接受的最大时间阈值30min^[53], 因此, 本文设置在公交和驾车出行模式下t₀为30min^[54]。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1)

(2)

其中, R_i-obj和R_i-subj分别表示公园绿地i的客观供需比和主观供需比, 客观供给能力S_i-obj是公园绿地面积(单位: m²), S_i-subj主观供给能力是公园绿地的好评度, 需求数量P_j是小区人口数(单位: 人), W_ij是高斯衰减函数, t_ij为公园绿地供给点i到小区需求点j的步行时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间、驾车时间, 单位是min。

(3)

第二步: 以每一个小区需求点j为中心, t₀为搜索半径, 寻找t₀内的公园绿地供给点i, 将落在搜索域内的公园绿地的供需比赋予权重, 而后对供需比进行加权求和, 得到居民从小区到公园绿地的可达性A_j, 计算公式如下:

(4)

(5)

(6)

其中, A_j-obj是单一出行方式下居民从小区到公园绿地的客观可达性, 表示人均公园绿地的面积(单位: m²/人), A_j-subj是单一出行方式下居民从小区到公园绿地的主观可达性, 表示人均好评度。t₀为搜索半径(单位: min), W_ji是高斯函数, t_ji为小区需求点j到公园绿地供给点i的步行时间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间或驾车时间。

1.3.2 多交通出行模式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

本文设定居民选择出行模式的优先等级为步行、公共交通和驾车。如果小区居民在15min内能通过步行达到公园绿地, 则仅计算步行模式下的公园绿地可达性；倘若15min步行无法到达, 则计算小区居民30min公交出行模式下的公园绿地可达性；若15min步行及30min公交均无法到达, 则计算小区居民30min驾车出行模式下的公园绿地可达性^[39]。

第一步, 以每一公园绿地供给点i为中心, t₀为搜索半径, 分别寻找在步行(M₁)、公共交通(M₂)、驾车(M₃)3种出行模式及其组合中的最优出行方案下t₀内的小区需求点j, 对这些小区需求点j的人口数量用高斯函数进行衰减计算并求和, 再求取多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供给点i的供需比R_i, 计算公式如下:

(7)

(8)

其中, MR_i-obj是多交通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供给点i的客观供需比, MR_i-subj是多交通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供给点i的主观供需比, W(t_ij(M_k), t₀)是第k种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i到小区j的高斯函数, k=1, 2, 3分别表示步行、公共交通、驾车出行模式。P_iM1、P_iM2和P_iM3分别表示在t₀内通过步行、公共交通、驾车到达公园绿地i的小区j的人口数量。S_i-obj和S_i-subj分别表示公园绿地的面积及公园绿地在携程网和大众点评中的好评度。

(9)

第二步, 以每个小区需求点为中心, t₀为搜索半径, 分别寻找在步行(M₁)、公共交通(M₂)、驾车(M₃)3种出行模式下t₀内的公园绿地供给点i, 计算搜索域内各小区到达公园绿地的供需比之和, 即为小区到公园绿地i的可达性:

(10)

(11)

(12)

其中, MA_j-obj与MA_j-subj分别表示小区到公园绿地的客观可达性和主观可达性, t₀为搜索半径(单位: min), W(t_ji(M₂), t₀)表示第k种出行模式下的小区j到公园绿地i的高斯函数, k=1, 2, 3分别表示步行、公共交通、驾车出行模式。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可达性分析 2.1.1 不同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客观可达性分析

通过计算小区不同出行模式下的公园绿地可达性发现, 分别有79.46%和46.60%的小区在15min步行的时间范围内和30min乘坐公交的时间范围内不能有效享受公园绿地的游憩休闲服务；然而仅有0.39%的小区在30min驾车的时间范围内不能享有公园绿地的服务。小区居民在30min驾车出行模式下的公园绿地可达性远高于15min步行出行及30min公交出行, 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仍存在不合理和不公平的问题。

从各小区到公园绿地的客观可达性空间分布特征来看, 不同交通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客观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图 3)。15min步行的时间阈值内, 小区到公园绿地的可达性的高值区并非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 而是位于中心城区的边缘县域, 尤其是位于福州贵安新天地休闲旅游度假区周边的小区居民享有更高的公园绿地可达性。公交出行模式下, 位于福州贵安新天地休闲旅游度假区周边的小区到公园绿地的可达性仍为高值区, 位于中心城区和平潭岛的小区到公园绿地的可达性相较于步行出行模式有所提升, 如位于南江滨生态园及平潭海岛国家森林公园附近的小区。驾车出行模式下, 小区的公园绿地可达性的低值区明显减少, 但位于中心城区的小区的公园绿地可达性仍非最高。驾车30min内的公园绿地可达性高的小区位于福州旗山森林国家旅游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鼓山风景区及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附近。综合多种出行模式的可达性的空间分布特征与驾车出行模式下绿地可达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存在相似性, 中心城区的小区居民到公园绿地可达性均较低, 而公园绿地可达性的高值区均位于福州旗山森林国家旅游区附近的小区。

从不同交通出行模式下的公园绿地供需比来看, 福州市不同公园绿地的客观供需比差异较大, 驾车出行模式下客观供需比高的公园绿地数量最多, 公交出行模式下次之, 步行出行模式下客观供需比高的公园绿地最少, 三种出行模式下客观供需比都高的公园绿地屈指可数。其中, 福州贵安新天地休闲旅游度假区在15min步行及30min公交出行时间范围内的客观供需比最高；福州旗山森林国家旅游区在30min驾车及30min公交出行时间范围内的客观供需比最高,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次之(图 4)。客观供需比高的公园绿地大多位于中心城区边缘的县域。中心城区的公园绿地规模小, 对周边小区的供给服务有限, 加之中心城区人口密集, 各小区对公园绿地的需求量大, 其客观供需比相应较小。提高居民15min步行及30min公交出行模式下的公园绿地客观可达性显得尤为必要。

2.1.2 不同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主观可达性分析

好评度可以体现公园绿地的服务质量, 并影响居民对于公园绿地的游憩选择。通过分析携程网及大众点评的网络评论发现, 福州市好评度排名前10的公园绿地包括三坊七巷(鼓楼区)、福州罗源湾海洋世界(罗源县), 鼓山风景区(晋安区)、福州西湖公园(鼓楼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晋安区)、于山风景名胜公园(鼓楼区)、石竹山风景旅游区(福清市)、海坛古城(平潭岛)、林则徐祠堂(鼓楼区)、闽越水镇(闽侯县)(图 5)。好评度排名前10的公园绿地中有6个公园绿地位于中心城区。

将网络好评度作为公园绿地的供给能力, 测度不同交通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的主观可达性。运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对公园绿地主观可达性进行空间分析, 发现不同出行模式下的公园绿地主观可达性与客观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在客观层面, 小区到公园绿地的客观可达性高值区大多位于中心城区周边的县域, 客观可达性低值的范围更小；而在主观层面, 小区到公园绿地的主观可达性高值区大多位于中心城区, 主观可达性低值的范围更大。15min步行及30min乘坐公交的条件下, 小区到公园绿地的主观可达性的高值区均主要分布在三坊七巷附近；30min驾车出行条件下, 小区到公园绿地的主观可达性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三坊七巷、闽越水镇、国家森林公园、福州永泰欧乐堡海洋世界及海坛古城附近。多交通出行模式下, 公园绿地的主观可达性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和三坊七巷附近的小区(图 6)。其中, 三坊七巷是福州市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护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 有“中国城市里坊制度活化石”和“中国明清建筑博物馆”的美称, 广受大众推崇, 游览和文化研究价值高, 居民或游客更倾向于选择此种广受好评的公园绿地；林则徐祠堂和于山风景名胜公园虽然好评度稍显逊色, 但其周边配备有商业综合体, 公共服务设施完善, 交通设施条件好, 是居民茶余饭后休闲漫步的好地方。与此同时, 虽然福州罗源湾海洋世界、鼓山风景区好评度排名前10, 但其在步行、驾车、公共交通出行模式下的可达性并没有排前10, 因其距离小区较远, 在30min时间阈值下难以到达。

从公园绿地的主观供需比来看, 15min步行出行范围主观供需比为零的公园绿地远多于30min驾车及30min公交出行范围内的公园绿地数量。15min步行出行范围内, 主观供需比较高的公园绿地包括三坊七巷、于山风景名胜公园；30min驾车出行范围内, 主观供需比较高的公园绿地包括三坊七巷、福州国家森林公园；30min公交出行范围内, 主观供需比较高的公园绿地包括三坊七巷、于山风景名胜公园(图 7)。其中, 这些公园绿地均位于福州市的中心城区, 尽管中心城区的人口需求量大, 但中心城区交通条件更为便利, 且这些公园绿地自身的供给服务能力强, 服务质量高, 能满足居民及游客的多元化需求。

2.2 不同出行模式下县域公园绿地主客观供需分析

本文进一步以县域为分析单元, 分区统计各县域的主客观供需比, 发现不同出行模式下各县域公园绿地的主客观供需比差异大, 存在供需不匹配现象。根据人口密度和供需比, 将县域划分为四种类型, 分别是供给大于需求型县域、低水平供需平衡型县域、高水平供需平衡型县域、供给小于需求型县域。供给大于需求型县域是指低人口密度但高供需比的县域, 低水平供需平衡型县域是指低人口密度且低供需比的县域, 高水平供需平衡型县域是指高密度人口且高供需比的县域, 供给小于需求型县域是指高密度人口但低供需比的县域。

福州市的中心城区包括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马尾区和长乐区。截至2021年, 仓山区(7794人/km²)、鼓楼区(18852人/km²)、台江区(22945人/km²)是超过福州市人口密度平均值(4290人/km²)的县域, 属高人口密度县域, 福州市其他县域属低人口密度县域。将公园绿地供需比超过平均值定义为高供需比, 将公园绿地供需比低于平均值定义为低供需比。从公园绿地的客观供需情况看, 15min步行及30min公交出行模式下高人口密度县域的公园绿地客观供需比较高, 但30min驾车出行范围内高人口密度县域的公园绿地客观供需比较低。在15min步行出行模式下, 仅鼓楼区属公园绿地高水平供需平衡型县域；在30min公交出行模式下, 仅鼓楼区和仓山区属公园绿地高水平供需平衡型县域；在多交通出行和驾车出行模式下, 无公园绿地高水平供需平衡型县域(表 1、图 8)。公交及驾车出行由于固定路线、停靠站等原因导致位于中心城区的高人口密度县域公园绿地的可达性较低^[55], 少数15min步行可达的公园绿地易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从各县域的公园绿地主观供需情况看, 高人口密度的鼓楼区和台江区在15min步行、30min驾车及30min公交出行模式下均属公园绿地高水平供需平衡型, 而仓山区则属供给小于需求型。仓山区的公共交通条件及公园绿地的服务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改善和提高。鼓楼区和台江区尽管人口稠密, 对于公园绿地的需求量大, 但其建设的公园绿地品质好, 不仅满足当地居民的游憩休闲服务的日常需要, 还能吸引并服务外来游客。在15min步行、30min驾车及30min公交出行模式下, 位于中心城区的马尾区、长乐区及其他县域(除平潭岛)均属公园绿地低水平供需型县域, 晋安区和平潭岛在30min驾车出行模式下属供给大于需求型县域, 但在15min步行及30min公交出行模式下属供给小于需求型(表 2、图 9)。

2.3 不同出行模式下各公园绿地的主客观供需组合类型识别

为分析各公园绿地主客观供需间的匹配程度, 对公园绿地进行分类。将主客观供需比大于平均值的归为高主客观供需比, 小于平均值的归为低主客观供需比。主客观供需比的组合类型进一步划分为高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高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低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低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四种类型。15min步行出行模式下, 高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共6个, 占5.66%；高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共8个, 占7.55%；低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共87个, 占82.07%；低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有5个, 占4.72%。30min驾车出行模式下, 高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共8个, 占7.55%, 高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共10个, 占9.43%, 低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共78个, 占73.59%, 低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共10个, 占9.43%。30min公共交通出行模式下, 高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有9个, 占8.49%, 高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共14个, 占13.21%, 低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有76个, 占71.70%, 低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共7个, 占公园绿地总数的6.60%。多交通出行模式下, 高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有5个, 仅占4.72%, 高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共13个, 占12.27%, 低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有80个, 占公园绿地总数的75.47%, 低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共8个, 占7.54%(图 10、表 3)。在步行、驾车、公交三种出行模式下, 不到10%的公园绿地属高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型公园绿地, 超过70%的公园绿地属低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类型公园绿地。唯有三坊七巷和福州贵安新天地休闲旅游度假区是15min步行、30min驾车及30min公交出行模式下均为高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西禅古寺和于山风景名胜公园属15min步行和30min公共交通出行模式下的高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型公园绿地。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随着生态文明、以人为本等发展理念普及, 城市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关注公园绿地的数量及空间分配, 更需重视居民能否便捷享有高品质公园绿地服务。因此, 本文以国家园林城市福州市为例, 运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 分别测度不同交通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客观和主观可达性, 分析各县域公园绿地的客观和主观供需情况, 并依据主客观供需比识别公园绿地的类型, 可为城市公园绿地供需关系研究提供新思路, 有助于城市公园绿地的合理配置, 协同提升居民福祉及城市生态环境。本文结论如下:

(1) 不同交通出行模式下的小区的公园绿地客观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30min驾车出行模式下的公园绿地客观可达性高于15min步行及30min公交出行模式下的客观可达性。小区的公园绿地可达性高值区并非分布在中心城区, 而是位于中心城区周边的县域。中心城区尽管具有更为便利的交通条件, 但公园绿地的需求量过大, 导致各小区享受的公园绿地服务更为有限。高客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数量少, 以福州贵安新天地休闲旅游度假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福州旗山森林国家旅游区为代表, 具有公园绿地规模大, 客观供给服务能力强的特征。

(2) 不同交通出行模式下的小区的公园绿地主观可达性存在空间差异, 但差异较小。与客观可达性不同的是, 在15min步行、30min驾车及30min公交出行模式下, 小区的公园绿地主观可达性高值区均位于中心城区。高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更多分布在中心城区, 其中以三坊七巷、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为代表, 具有广受民众喜爱及综合服务质量高的特点。虽然中心城区人口稠密, 对于公园绿地的需求量大, 但好评度高的公园绿地能够提供更高品质的游憩服务和满足居民及游客的多元化需求。

(3) 在15min步行、30min驾车及30min公交出行模式下高人口密度县域存在公园绿地客观供给小于需求的问题, 人口密度较低的县域存在公园绿地客观供给大于需求和客观供需低的情况。与公园绿地客观供需情况不同的是, 更多位于中心城区高人口密度县域的公园绿地的主观供给水平与需求水平相匹配, 以鼓楼区和台江区为典型代表, 具有公共交通便利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特征。人口密度较低的县域的公园绿地更多表现为主观供给能力低且人口需求低的特征。

(4) 在步行、驾车、公共交通出行模式下, 主客观供需比都高的景点仅有三坊七巷和福州贵安新天地休闲旅游度假区, 不到10%的公园绿地属高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类型, 超过70%的公园绿地属低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类型。在城市存量规划与发展的当下, 注重合理配置公园绿地数量及分布的同时, 更需结合居民主观感知提升公园绿地品质, 以打造更具吸引力和符合多元化居民游憩需求的公园绿地。

3.2 讨论

本文在测度小区不同交通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客观可达性的基础上, 尝试将居民对于公园绿地的主观满意度融入两步移动搜索法, 探讨小区的公园绿地主观可达性, 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公园绿地可达性和供需匹配研究的思路。此外, 本文揭示了不同县域的公园绿地主观和客观供需匹配情况, 并基于主观和客观供需比识别公园绿地类型, 为福州市城市绿地优化发展、提质升级及调控管理提供参考。但本文忽略了不同社会属性特征的居民对于公园绿地可达性的需求差异, 如老年人能接受的出行时间成本较低。今后研究可进一步考虑不同群体对公园绿地的使用意愿和需求。另外, 本文初步结合网络评论数据分析公园绿地的主观供需匹配情况, 未来需要更多实证研究多维度评价公园绿地供给能力, 以全面衡量公园绿地品质, 为促进公园绿地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