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是人类社会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1—2]。2019年, 国际科学家投票选出了一个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 以此表明人类对地球做出的深刻改变^[3]。202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提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的生态理念, 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成为新时代的发展主旨^[4]。在以人类扰动和城市化为特征的全球生态环境再造过程中, 生物多样性保护愈发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城市是高强度人类活动与丰富生物多样性并存的区域^[5], 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是衡量城市高质量发展能力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水平的重要指标, 对改善城市环境、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城市及其基础设施的扩张改变了土地原有的生态系统、水文状况和地表结构, 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影响。未来十年世界人口将持续增长并主要生活在城市地区, 将直接影响全球15%以上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和关键地区, 因此城市必须发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关键作用, 采取综合管理措施应对挑战。

当前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成果丰富且涉及层面多元, 如物种信息收集^[6]、构建生态网络^[7]、景观规划途径^[8]等。然而, 城市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仍面临缺乏系统性、整体性评价框架以及跨界、多尺度管理等关键问题。一方面, 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需要考虑生态系统的连续性, 存在管理边界与行政区划不一致的问题；另一方面, 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恢复需要考虑不同层面下所面临的挑战与管理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 本文从城市生物多样性状况评价、效益评价和提升路径三方面对国内外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评价与提升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总结当前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标准与方法, 剖析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关注点, 并对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的系统性解决方案进行初探, 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城市生物多样性相关概念 1.1 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及类型

联合国于1992年颁布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地球上所有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 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 以及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及生态系统相互间的多样性^[9]。同期, 中国学者蒋志刚对生物多样性也作出了解释,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综合, 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10]。有学者指出, 生物多样性通常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11], 广义上还包括景观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12]。

1.2 城市生物多样性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城市生物多样性这一名词。中国学者吴人韦^[13]认为城市生物多样性是城市范围内除人以外的各种活的生物体, 在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前提下所体现出来的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分异程度。德国生态学家Müller等^[14]将城市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在城市和城市边缘的物种的种类和变化、基因的多样性和栖息地的多样性, 城市范围涵盖了从农村边界到城市中心的全部区域。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城市环境过滤作用和人为选择的结果, 与传统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不同, 城市需重点协调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 保护是基础, 利用则是关键和最终目的^[15]。城市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任务首先是为人的生存提供适宜的环境, 然后是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再之是为地球的自然生态、物种和遗传基因多样性保护做出贡献。因此,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特殊性在于, 它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前提, 争取科学利用生物多样性为城市带来更广泛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城市生物多样性状况评价 2.1 城市生物多样性状况评价的内涵

城市生物多样性状况评价是反映复杂环境问题、表征生物多样性的整体状况和趋势的工具, 是城市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的基础^[16], 包括对不同类型生物多样性的评价, 如遗传多样性水平、物种多样性水平、生态系统多样性水平、景观多样性水平等, 而评价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17]。

2.2 城市生物多样性状况评价典型工作

国内外对生物多样性状况评价的探索始于20世纪90年代, 2000年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2002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要求各国加强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的建设, 制定适宜的生物多样性评价体系开展全面评估^[18]。随后英国^[19]、德国^[20]、墨西哥^[21]等一些国家相继提出符合本国的生物多样性评价体系。中国在状况评价体系建立方面也做了大量探索, 大量学者曾先后针对不同层次生物多样性提出不同评价指标。同时, 相关部门出台了生物多样性标准, 规范了评价的指标与方法, 如2020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发布实施《生物多样性评估标准》。但是, 这些生物多样性评价工作主要聚焦区域和自然生态系统尺度, 难以在城市尺度实施。

在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价方面, 郎金顶^[22]、杨霞等^[23]构建了城市绿地植物物种多样性评价体系, 并对城市建成区植物进行综合评价, 为城市生物多样性规划提供理论指导。Li等^[24]开发了一个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估框架, 将城市栖息地划分为不同类型, 并结合公民科学产生的物种数据, 用于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估。Hand等^[25]提出一种对城市栖息地进行精细尺度评分的方法, 作为社会和生态领域共同的生物多样性指标。Brunbjerg等^[26]提出通过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评价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状况。Jalkanen等^[27]通过城市生物多样性质量评价, 确定了城市规划的空间优先顺序, 并应用于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Chen等^[28]通过文献综述、专家访谈和案例研究提出城市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中的生物多样性评价框架。新加坡提出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是目前被全世界广泛认可和应用的评估工具, 供城市详细评估当前生物多样性状况和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进展^[29]。

与传统生物多样性评价相比, 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仍相对较少, 且一些研究中的“城市”仍是行政区的概念, 并未真实的体现建成区和人口集聚区的生物多样性特征^[30]。即便是已经开展的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价, 使用的方法和指标也多是借鉴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范式^[28]。当前开展的城市生物多样性状况评价工作大多集中在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水平, 评价内容侧重于城市内的物种水平、栖息地的恢复以及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功能性和连接性。遗传多样性水平相对较少, 这是由于基因层面的评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需要特殊的专业知识和设备。

2.3 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

传统生物多样性主要针对不同生物多样性类型进行评价, 三类多样性的主要指标各有不同(表 1)。而城市作为人口聚集的区域, 评价指标需重点反应本土生物多样性状况和城市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的努力。因此, 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价从管理的角度出发, 尽可能选取城市中易监测记录的指标, 主要从生态本底、生态管理和生态宣教三个角度对城市生物多样性进行评价(表 2), 具体包括：(1)城市植被对绿色基础设施体系的构建以及维持生态系统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故通过植被覆盖率、植被结构、综合物种多样性指数(乔木、灌木、草本、鸟类、昆虫、两栖动物等)对城市生物多样性进行评价。(2)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前提是复杂多样的生境条件, 除了绿地、水体外, 城市中还包括了许多非传统的生境空间, 如绿色屋顶。这些生境承载着城市生态保护、市民游憩等综合功能, 可以有效培育城市生物多样性。因此, 在评价体系中纳入绿地面积、水体面积和绿色屋顶面积等指标。(3)城市中不断建设的人工景观使自然生态空间被侵占和割裂, 从而导致高度的景观破碎化, 原生栖息地区域占比和景观斑块连接度是衡量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指标。(4)城市是高度开放的生态系统, 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外来物种的入侵, 这些入侵物种会威胁到本地物种的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完整。因此, 使用本地物种比例这一指标来评估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状况。(5)城市生态系统是人类起主导作用的生态系统, 因此考虑城市生物多样性生态本底的同时, 生态管理和生态宣教也同样重要, 可以衡量城市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的努力, 确保和促进生物多样性在城市中的主流化, 如相关政策、法规和条例、公众宣传活动等。

2.4 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方法和工具

常见的城市生物多样性状况评价的方法包括城市生境生物多样性评估(UrHBA)^[38]、保护评估和优先排序系统(CAPS)^[39]以及得到广泛认可的新加坡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CBI)^[29]等。但不同评价方法在筛选指标和指标权重设计方面存在主观性, 不同的方法可能得出不一致的结论, 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制约。

同时状况评价的软件工具也在不断开发和更新。荷兰环境评估局开发了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模型(GLOBIO), 旨在量化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和支持^[40]。此外, 一些空间分析工具如生态系统服务和权衡的综合评估工具(InVEST)^[41]和城市生态智慧管理系统(IUEMS)^[42]中的生境质量评估模型将城市的土地利用类型与生物多样性胁迫因子建立联系计算生境质量, 具有数据需求量少和评估精度高的特点。

3 城市生物多样性效益评价 3.1 城市生物多样性效益评价的内涵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 是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保障^[43]。生物多样性的效益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表现形式^[44], 主要体现在生物多样性自身的资源价值与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两方面。一方面, 生物多样性包含的生物资源具有直接利用价值, 可以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遗传资源, 其所包含的物种、基因是组成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关键因素^[45]。另一方面, 生物多样性可以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 具体表现在(1)调节和维持生态系统稳定, 对气候调节、水土保持、作物授粉等有至关重要的作用^[46]；(2)提升生态系统代谢效率, 维持和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47]；(3)提供身心健康服务, 通过提供美学享受和健身空间来缓解人类压力, 提高人类身心健康水平^[48—49]。

3.2 已开展的效益评价工作

当前生物多样性效益评价工作主要围绕生物多样性自身的资源价值与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两方面开展。在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价值评估方面, 英国财政部发布《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学：达斯古普塔报告》, 阐释了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学价值, 提出经济学中评估自然资本的综合框架^[50]。Martínez-Espiñeira^[51]基于公众偏好视角, 提出野生动物价值评估模型。陈琳等^[52]通过条件价值法对野生动物的价值与潜在生态服务价值做了探讨, 得到北京、南京、成都城市居民2005年对野生动物的支付意愿。同时, 城市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价值评估还包括了艺术审美、历史内涵等成分^[53], 杨娱等^[54]对城市古树名木综合价值货币化评估进行研究, 并从历史文化价值、景观价值、生态价值三个方面构建古树名木综合价值货币化评估体系。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存在的基础,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直接体现^[55]。目前国际学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效益评估处于积极探索阶段, 1997年, Costanza等^[56]对全球16种不同生境类型提供的17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货币化定量核算。2001年, 联合国发起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 首次对全球生态系统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进行全球多尺度综合评估^[57]。欧阳志云等^[58]在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核算与应用, 并推动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个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评估的官方制度体系。

与传统生物多样性效益评估相比, 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效益与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 如城市生态系统提供的交通噪声削减服务、旅游休闲服务、自然景观溢价服务和康养服务等。De Carvalho^[59]通过研究证实城市植被覆盖与生态系统提供的气候调节、噪声削减和空气净化服务关系密切。陈龙等^[60]对北京市道路绿地的交通噪声削减服务及其价值进行了评估。Liu等^[61]研究了城市公园与蓝色空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进一步证明了城市提供的文化服务价值。徐迪航等^[62]以深圳市为例, 定量化地评估了城市日常休憩服务的供给与需求。

3.3 效益评价的方法

生物多样性所产生的效益包括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其中生态效益的评价方法根据不同服务类型有所不同(见表 3^[63])；经济效益主要是通过市场交易和工程成本替代, 或支付意愿、风险损害法等方式对生态效益进行定价获取。

当前较为常见的物理效益评价工具包括：(1)美国斯坦福大学自然资本项目开发的InVEST工具；(2)美国佛蒙特大学开发的生态系统服务人工智能工具(ARIES)；(3)美国地质勘探局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合作开发的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评估工具(SolVES)；(4)美国林业局开发的i-Tree套件; (5)中国城市生态智慧管理系统(IUEMS)。经济效益评价工具为上述提到的InVEST工具和IUEMS工具, 二者为更全面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平台, 可输出空间化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或通过进一步加工得到结果^[42]。

4 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路径

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一方面城市化使生物栖息地和环境因子较自然生态系统发生明显变化, 导致许多物种灭绝或种群数量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城市具有创新和开发治理工具的巨大潜力。

4.1 城市生物多样性管理的特殊性

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包括调查、鉴别、编目、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外来物种的控制与管理等, 而在城市中传统的保护方法主要是在植物园和动物园中开展, 对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存在一定局限性。相较传统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提升工作, 城市工作的特殊性在于：(1)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需要考虑生态系统的连续性, 存在管理边界与行政区划不一致的问题；(2)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恢复需要考虑不同层面下所面临的管理问题；(3)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短期内一般难以取得显著成效, 需要进行长期的保护工作；(4)快速扩张的城市硬化地表不断挤占动植物的原生生境, 从而导致高度的景观破碎化。因此, 针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特点, 下文从国际合作、国家政策、城市规划、专项保护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方面梳理了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提升路径。

4.2 国际合作层面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管理边界(敏感区域、敏感物种)与行政区划不一致的问题。为此, 需要积极且广泛的开展跨国家、跨地区、跨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能够形成生境空间上的完整性、物种保护的时空连续性, 使所有参与者都能够获得保护效果的最大化。

多个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发起了各类行动计划, 城市间互相交流经验、借鉴做法。《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是国际合作层面最广泛和最有效的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途径, 除此以外, 还有一些关键的国际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合作行动(表 4)。然而,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依然存在治理赤字, 主要面临生态体系持续恶化、未能完成保护目标、国际谈判动力不足、缺乏科学认知等治理困境^[64]。未来国际生物多样性治理需要重点协调生物多样性资源拥有大国和使用大国之间的立场鸿沟, 结合科学的解决方案, 联合全球社会各界的共同力量逆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4.3 国家政策层面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面临的另一个主要挑战是保护工作的长期性, 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速度由其物种发育的客观自然规律约束, 短期内一般难以取得显著成效。因此, 有必要从政策(甚至法律)层面对这项工作进行约束, 使其能够常态化和制度化。

目前, 在国家或相关地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制度和政策体系, 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生态系统保护制度、生态权益交易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等方面。(1)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方面,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将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列为重要内容^[69]。2020年中国绿发会发布《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标准》, 规定了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的范围、周期、内容及方法^[70]。(2)在生态系统保护制度方面, 建立保护地是世界各国保护生态系统的通行做法^[71]。但大多数自然保护地并未经过科学系统的整体规划, 完整性、联通性和有效性不够, 一度出现空间分割、生态系统破碎、孤岛化现象, 极大影响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为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构建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障国家生态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72]。除此以外, 中国提出实行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将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极其脆弱的生态区域、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等环境敏感区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 进行严格保护。同时,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制度, 逐步形成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73]。(3)生态权益交易制度方面, 美国提出“湿地缓解银行”的概念和生态权益交易方式, 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74], 中国借鉴国际经验提出生态银行, 通过对生物多样性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和整合提升, 实现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价值增值和效益变现^[75]。(4)生态补偿制度方面, 巴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府间的生态转移支付机制, 对各州的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建设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76]。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 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积极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已经逐步形成了生态补偿的地方政策体系^[77]。

4.4 城市规划层面

快速扩张的城市硬化地表挤占动植物原生生境, 成为城市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另一主要挑战。虽然, 城市经济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硬币两面, 可以通过合理的城市规划, 实现城市用地的多功能化, 兼顾人的发展需求与生物的保护需求。但是, 目前城市规划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往往被忽视, 或仅占一小部分, 即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低碳城市”“海绵城市”等生态城市规划, 也主要聚焦于交通、能源、建筑等维度的绿色人工环境塑造, 而较少涉及城市中生态系统的营造和修复。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城市规划,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的城市发展模式至关重要^[78]。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城市规划重点在于保护或恢复栖息地、提高景观连通性、减少人为干扰和促进人与自然良性互动方面^[79]。相关工作主要是在本底评价、空间规划和设计等各阶段对空间规划与物种保护进行整合。主要的规划建议是构建生态网络(生态廊道)。(1)在本底评价方面, Pagdee^[80]提出应识别生态系统退化区域、敏感区域和重要区域, 加强对生境质量退化区域的识别和保护修复。中国学者董笑语等^[81]开展了重要物种在城市中热点分布区的辨识工作, 并提出保护对策。(2)在规划空间方面, 俞孔坚等^[8]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Beninde等^[82]认为增加栖息地面积和创建廊道网络是维持高水平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策略。在北京城市最大“绿肺”温榆河公园规划中, 明确提出设置10%的自然带作为生物廊道, 为动物活动、栖息和迁徙留出空间^[83]。(3)在设计内容方面, Kirk等^[78]提出生物多样性敏感城市设计的概念, 旨在通过提供必要的栖息地和食物资源, 为本地物种和生态系统提供效益。王云忠^[84]将生物多样性融于景观设计中, 提出应用乡土树种、丰富本地物种种类、合理建设景观廊道等建议。

4.5 专项保护层面

在宏观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同时, 也需要重视不同保护目标和类型设定专项的、微观的保护措施, 对重要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开展专项保护。(1)在遗传多样性保护方面, 重点关注濒危物种及其基因的延续。Olive^[85]围绕城市中濒危物种的保护, 提出设置保护区保护珍稀濒危物种的原生生境及关键进化进程生境区域。深圳政府主导珍稀濒危植物回归自然项目, 将德保苏铁、紫纹兜兰野外回归, 是联系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与就地保护的一座重要桥梁, 对野生植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86]。(2)在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 重点关注物种丰富程度和具体物种受侵扰的程度。Arrington^[87]提出加强城市中入侵物种的管理, 重点识别物种入侵高风险区, 平衡入侵物种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近年来频频出现野生动物进城现象, 开展人兽接触控制专项研究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48]。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人类活动集聚区应避免营造高风险动物的生境和传播媒介多的场所, 如蚊子、蝙蝠等动物生境及大型农贸市场、屠宰场及各类牲畜养殖场。(3)在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方面, 重点关注生态系统类型的丰富和质量的提升, 以及其服务能力的提升。Basnou等^[88]提出针对城市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和对应的重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保护和修复。2018年以来, 北京市充分实践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理念, 持续扩大生态空间, 建设了城市森林、小微湿地, 逐步恢复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 优化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89]。

4.6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是一种跨尺度、跨类型的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 很好的体现了前述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功能性和系统性要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NbS定义“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自然或改变的生态系统的行动, 能有效和适应性地应对社会挑战, 同时提供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效益”^[90]。Castelli等^[36]通过实验证明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不仅可以节约成本, 还可以提高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 维持城市空间中较高的生物多样性水平。Xie^[91]提出城市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采用具体的、可量化的目标, 以自然生态工程或近自然生态工程的方式修复城市生态系统, 进而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英国塞尔西Medmerry区域的海岸重整项目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当地带来了积极影响, 提升了洪水风险管理、创造野生动物栖息地、提升景观质量并提供娱乐设施^[92]。NbS和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高度重合, 是生态文明思想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具体应用。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 中国率先提出将生态保护红线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结合的生态保护模式, 统筹考虑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脆弱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这种生态保护模式侧重于构建良好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生境, 提高生态系统连通性, 以实现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协同作用^[93]。

5 总结与展望 5.1 总结评述

由于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和人类经济活动的持续加剧, 城市生物多样性仍面临着巨大威胁,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当下城市生态建设中重要且紧迫的工作。在进行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价研究时, 当前重点关注评价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物种状况和生态效益, 针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变化趋势的评价较为鲜见。在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设计方面仍缺乏一套城市尺度通用的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的评价标准。在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工作方面, 当前已在全球尺度、国家和区域尺度和城市尺度开展大量研究和实践, 在规划、设计、管理等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展开更为深入的探索, 然而在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方面, 仍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工作方案。

5.2 政策建议

在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监测、规划与管理过程中, 应首先需明确城市管理中面对的实际问题与目标, 制定兼顾“底线约束”和“本地需求”的特色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体系, 不能忽视本地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同时, 在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时, 需要充分调研国际、国家和地方不同层次下的要求, 以寻求更广泛的共识, 进一步提高实施的可行性。最后, 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行动应具有针对性, 结合当地具体的生物多样性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即使是“生态网络(廊道)”建设, 也应该针对不同受保护对象开展差异化的设计和管理。此外, NbS作为目前系统性较强的生物多样性理念, 其实施案例相对全面, 可以为各地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开展相关工程设计提供借鉴。

5.3 研究展望

城市高度破碎化的景观格局特征决定了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研究不能拘泥于传统的生态学理念, 而应从多水平和多空间尺度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 未来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要加强城市化进程与生物多样性的内在机制, 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 外来物种与本地物种的关系等科学问题的研究。

此外,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复杂性远超自然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需要平衡城市生物多样性与社会经济需求、文化倾向之间的关系, 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只有面向城市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 才能最终实现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 实现城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