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我国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1]。政府投资是我国生态修复的主要方式, 虽然这种方式既直接又高效, 能够快速推动项目的实施, 但是政府往往面临着财政资金不充足、缺口大等问题^[2—3]。《生态修复实践国际原则和标准》指出, 利益相关方可以制定或终止一项生态修复项目, 可以为长期项目的可持续性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 以及缓和可能出现的冲突和分歧^[4]。市场能够将生态修复成果转化为具有社会、经济、生态价值的生态产品, 充分利用市场能够实现资源转变^[5—6]。基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 面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充分发挥市场投资是在生态修复中高效筹集资金与实现生态安全和社会发展双赢的必要手段^[7]。

2021年11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聚焦重点领域, 激发市场活力, 推动生态保护修复高质量发展, 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但是, 我国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仍存在多方面的障碍。首先, 参与主体上, 生态产权界定模糊、主体不明确, 导致市场主体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较低, 阻滞产权市场化交易^[8]。其次, 价值体现上, 生态产品具有有形、无形和权益性三类^[9], 一些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产品价值体现不明显, 商品化难度高, 或生态产品表面价值偏低, 导致了大量潜在生态产品被浪费^[10—11]。再次, 区域关系上, 生态保护和修复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外部性, 导致本地企业盈利模式不清晰。随着支持与鼓励市场参与生态修复的政策不断出台, 我国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占比可预见将不断增多。为保障市场体系高效稳定运转, 需要对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进行梳理总结, 一方面充分发挥相关政策的激励作用, 另一方面防范生态修复中的金融风险。为此, 本文尝试总结面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国内外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研究进展, 梳理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的相关概念内涵, 概括国内外主要的市场化投入模式, 展望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的发展前景和研究前沿。

1 概念内涵

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的定义存在多种表述形式。Huysegoms等认为, 生态修复可以被视为投资项目, 实施过程必须开展融资, 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共同构成融资的资金来源^[12]。Li等认为, 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是将不同的企业引入到最佳的环境设计链中, 实现周期性的“资金供应”^[1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指出,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设计、修复、管护等全过程, 围绕生态保护修复开展生态产品开发、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技术服务等活动, 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进行全生命周期运营管护；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要统一市场准入, 规范市场秩序, 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 为社会资本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投资环境, 构建持续回报和合理退出机制, 实现社会资本进得去、退得出、有收益。综上, 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是在政府主导下, 与生态修复相对应的市场(如企业、个人、公益组织等)进行投融资, 确保生态修复的顺利开展, 并有助于引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需要理解生态系统的资产内涵。《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指出, 资产是指政府会计主体过去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形成的, 由政府会计主体控制的, 预期能够产生服务潜力或者带来的经济利益流入的经济资源。一般认为, 生态资产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结合, 能够提供有形的资源(如矿产、水源)和无形的生态服务(如气候调节)^[14—17]。生态资产的经济性, 使得生态资产评估在近20年来广泛开展^[18—19]。由于经济收益是市场投资生态修复的最大吸引力^[20], 生态资产评估作为衡量生态修复价值的方法, 已成为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的基础。

2010年我国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提出了“生态产品”新概念^[21—22]。自提出以来, 生态产品的内涵在学界讨论颇多, 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认知^[23]。任耀武等认为, 生态产品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无公害的高档产品^[24]；张林波等将生态产品定义为“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共同作用下提供给人类社会的产品或服务”, 包括提供美好的人居环境和充足的原料等供给服务、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求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服务等^[25]。生态产品价值是生态产品服务性的核心载体^[13]。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路径, 多元化参与尤其是政府和市场强化合作已经成为共识^[2]。可以认为, 市场化投入是推动以提供生态产品为目标的生态修复的关键手段, 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

总之, 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资产评估紧密相连, 三者关系可以表述为：以准确评估生态资产为基础, 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为催化剂,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2 相关理论 2.1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是目前世界上生态保护修复的前沿理念, 欧盟将其定义为“向自然学习, 受自然启发, 借助自然力量来恢复”^[26]。NbS不是“回归自然”的过程, 而是利用生态系统和生物满足人类和社会需求的领域, 其本质是一种人工系统^[27]。我国吸收NbS理念, 制定出台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试行)》, 吸引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同时, NbS的经济潜力不可忽视, 欧盟正在起草“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到基于自然的经济”的报告, “基于自然的经济”是指企业、个人以及社会各部门在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保育、恢复、可持续利用中产生的一系列生产、交易、消费等经济活动, 其充分弥补了现有生态修复体系中经济体系的不足^[28]。NbS的规模可能远远超出政府、援助机构等的财政能力, 补充财政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借助市场力量, NbS能够在市场体系中提供巨大的生态产品价值, 从而克服生态修复中的成本问题^[29—30]。

2.2 再野化

“再野化”作为生态修复的新途径与新理念, 明确了在自然荒野地的基础上需要通过人工恢复重新塑造生态系统的野性、恢复由于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造成消失的野生生物物种, 代表对人类活动完全放弃, 从而促进复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31—32]。“再野化”提出了生态修复战略层面的五种转变和行动层面的五个建议, 从而丰富生物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的韧性, 在五种转变中, 其中一种转变强调生态修复过程中资金应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化投入与多元化主体参与, 诸如企业、公益组织、科研机构^[33—35]。野生自然系统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稳定转换的生态系统^[36], 而再野化模式需要在融资和商业模式方面进行创新^[37]。“再野化”与NbS理念的区别在于前者试图恢复自然系统而非人工系统, 更排斥灰色基础设施。

2.3 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bA)被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定义为“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帮助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的总体适应战略的一部分”^[38], 是通过保护修复生态系统, 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系统服务, 产生诸如减少灾害风险、创造就业机会等多种效益^[39]。以往的经验教训表明, 有效、高效的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需要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私营企业等利益攸关方系统性地投资与参与^[40—41]。EbA倡导使用绿色基础设施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挑战, 与NbS理念相比, 二者都试图构建人工系统, 前者提出的时间更早, 而在内容上被后者所包含。

3 分类开展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 3.1 基于生态系统类别的分类

《意见》指出, 社会资本可以采取“生态保护修复+产业导入”方式, 利用获得的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或特许经营权发展适宜产业；对投资形成的具有碳汇能力且符合相关要求的生态系统, 申请核证碳汇增量并进行交易；通过经政府批准的资源综合利用获得收益等。对《意见》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指出, 《意见》不是从特定生态问题而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 明确了社会资本可以参与自然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系统、矿山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等各种类型的保护和修复, 并鼓励和支持全过程参与, 探索发展生态产业。本节梳理了如下不同生态系统类别视角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表 1)。

农田生态系统在提供粮食的同时, 也在支持社会-经济-生态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2]。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第二个目标为“零饥饿”^[43], 这突出表明农田生态系统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农田生态系统的修复通常采用“土地整治+”模式释放土地潜能, 在保证粮食质量的同时, 积极发挥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例如发展生态农业、打造绿色食品品牌、加强旅游观光吸引力等^[44—45]。

城镇生态系统能够提供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46], 例如供应食品、调节小气候、预防洪水、预防土壤侵蚀、提供休闲娱乐等^[47—48]。城镇生态系统包括行道树、草坪/公园、城市森林, 以及城郊的耕地、湿地、湖泊/海洋和溪流等^[49]。城镇的生态修复往往以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角度为出发点, 如旅游观光、郊野公园、用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疗养保健等等^[50]。

矿山能够为人类提供能源与资源, 我国90%以上的能源和80%左右的工业原料来自矿产资源, 每年投入经济运行的矿物原材料超过50亿吨^[51]；但矿山生态系统同时也受人类影响剧烈, 生态环境脆弱, 往往需要采用生态重建的方法进行修复^[52]。无论是恢复土壤播种农作物^[53], 还是利用区位优势建立草场^[54], 亦或将矿区改造成休闲公园、地质公园、养老园区^[55], 并发展旅游观光产业, 都是吸引市场投入生态修复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向。

人类依靠海洋生态系统获得所需的商品和服务, 但人类对海洋资源的直接或间接使用也影响着海洋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56]。沿海地区种植的红树林在保护海洋的同时^[57], 也能够通过发展红树林渔业、旅游业和木材等为利益相关者带来可观的收入^[58], 并可以减小沿海地区遭受风暴侵袭的程度^[59]。除此之外, 郊野公园^[60]、特色养殖^[61]、清洁能源、排污权交易、蓝碳交易等等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方向, 也是市场投入生态修复的吸引力^[62—63]。

自然生态系统主要指依靠自然调节能力维持自身相对稳定的系统, 如原始的森林、湿地、沙漠等^[64—65]。目前,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自然生态系统恢复主要为碳交易(碳排放交易), 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八省市自2013年起开展了碳排放交易试点, 又如储存在红树林、盐沼中的蓝碳交易也已陆续开展, 碳交易已被认为是减少碳排放的重要的市场导向工具^[66—67]。除此之外, 市场化投入机制视角下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模式还包括郊野公园、光伏治沙、旅游观光、特色中药等等^[68—71]。

3.2 基于投资方式的分类

探索生态修复多元化投资方式是保障生态修复顺利推进的必要措施。《意见》明确, 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自主投资模式、与政府合作模式和公益参与模式参与生态保护修复。本节梳理了如下不同投资方式视角下的市场化投入研究进展。

一是政府投资和绿色金融合作投入机制。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 可以解决资金链和融资等问题, 绿色金融是从金融衍生出的新概念, 又可叫做可持续性金融或环境融资, 其出发点是生态修复中资金的“双缺口”。绿色金融是一种为了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而进行的证券、基金、信贷等金融活动, 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等, 仅仅依靠绿色金融手段进行生态修复承担的成本比一般的商业金融高, 因此需要政府资金的大力支持^[72—74]。国家及相关部门曾出台过一系列政策和通知用来促进绿色金融与政府结合体系的运转, 如《关于运用绿色信贷促进环保工作的通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环保工作的通知》等等。地方政府也对绿色金融给予大力的支持, 如江苏、广州、浙江等地给予具有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基金基质的金融机构财政贴息；湖州市为了激发金融机构实行绿色金融, 建立了“央行再贷款基金对接商业性银行绿色金融产品”的机制^[75—76]。除此之外, 债市国际化趋势向好, QFII制度(指国外专业投资机构到境内投资的资格认定制度)、熊猫债等外国债券等等都在资金方面支持我国生态修复^{[2, 7]}。

二是政府投资和市场化投资合作(PPP模式)。PPP模式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 生态修复中的PPP模式实质就是充分利用生态产品的价值调动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在市场化投入机制中, 又可分为直接交易、产业化经营和生态购买三种方式。直接交易是指交易产权界定清晰的生态产品, 例如碳排放权交易、水权交易、能权交易等；产业化经营是指生态产品产业化, 政府将基于此与市场主体签订合约, 合约的方式有合同外包和特许经营两种, 其区别是生产者的付费方式不同；生态购买则是政府直接购买生态产品, 然后利用市场机制, 吸引企业、个人和外资等成为其供给主体。例如, 北京翠湖湿地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北京市海淀水利局进行政策引导, 给予企业贴息支持, 企业自筹总投资的一半资金, 银行提供另一半的三年期贷款。除此之外, 我国老河沟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库布齐立体治沙等都采用过PPP模式。

三是公益参与模式。鼓励公益组织、个人等与政府及其部门合作, 参与生态保护修复, 是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之一。高晓龙等认为公益参与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 适合纯公共生态产品, 能够吸引较高的社会关注^[3]。例如, 美国通过土地信托政策, 鼓励土地所有者交易地役权, 由此获得税收减免^[77]；四川省老河沟自然保护区通过自营蜂产业和社会公益捐赠获得经济投入, 同时加强与周边社区合作, 将保护和发展紧密结合^[78]。

3.3 基于生态修复效益近远程关系的分类

市场投资往往注重从项目获得的收益类型, 效益高、见效快、持续时间长的具有影响力的项目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市场投资^[79]。因此, 无形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 如调节气候、控制洪水、保持土壤等, 虽然可以换算为货币价值, 但由于缺乏交易机制而未能流入市场。有形的生态产品是生态修复市场化效益构成的主要载体, 并可以分为两种方向相反的近远程效益。本地生态资产整体价值提升伴随的旅游观光、郊野公园、疗养保健等产业形式, 是以人流为载体, 取得外地向本地流入型市场效益；本地生态产业化经营如绿色食品、清洁能源等, 则是以物流为载体, 取得本地向外地输送型市场效益。权益性生态产品则可以进一步细分：国家大力支持的碳交易, 具备国家和全球市场效益；而排污权交易和用水权交易, 往往以水流为载体, 属于方向性市场效益。

在以上梳理面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研究进展的基础上, 本研究提出了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逻辑框架(图 1)。首先, 分析不同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生态产品；其次,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初步确定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路径, 包括价值提升、生态产业化经营和配额交易；再次, 通过分析初步确定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效益类型, 确定最终的实现形式；最后, 政府通过审批、登记、监管、激励等手段, 促进市场化投入, 同时投资主体可与公益组织、绿色金融等合作, 以保障生态修复充足的资金。

4 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的国内外探索 4.1 政府+绿色金融模式

绿色金融是绿色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与政府合作能够加快生态修复, 优化产业结构^[80]。绿色信贷、专项基金、绿色债券等金融方式是推动生态修复的资金来源之一, 绿色金融推动着绿色转型和绿色经济的发展, 银行通过绿色金融能够满足市场大量的资金需求。

国外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和探索, 已经拥有较完善的绿色贷款体系。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欧投行、亚投行, 都支持跨国贷款推动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例如, 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创建的全球环境基金为16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880亿美元的融资^[81]；尼泊尔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之一, 积极在森林养护、河流治理、电力产业等方面投入资金, 除了本国政府如消委会大力提供预算, 还积极从亚投行、世界银行和欧盟进行贷款^[82]；匈牙利为缓解温室气体的排放, 保障当地的生态环境, 通过国际金融公司的贷款和欧盟基金助力绿色投资计划^[83]。当地银行对生态修复的投入也星罗棋布。例如, 俄罗斯采矿生态修复在政府和企业投资的基础上, 利用俄罗斯联邦投资基金协助欠发达地区进行保护修复^[84]；美国Solyndra公司是一家太阳能制造公司, 为“绿色经济”创造就业机会, 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但对于单晶硅的购买仍然存在资金短缺, 最后选择从能源部贷款担保计划获得资金^[85]；印度尼西亚为了缓解气候变化, 促进低碳和可持续能源产业的发展, 在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基础上, 向对此计划有兴趣的银行进行融资, 并向银行进行绿色贷款, 积极将“绿色金融”融入本国的生态保护^[86], 除此之外, 印度尼西亚要求伐木公司向恢复基金捐款以助力森林景观恢复^[87]。可以看出, 西方政府对于生态服务管制和投资干预强烈的国家不胜枚举, 但国外该模式下的市场化投入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如政府有时过度依赖市场影响政府效能。虽然欧盟提出的NbS针对欧洲大陆生态禀赋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88], 但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等因素, 并不完全适合国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例如国内广袤的干旱区对欧洲案例的可移植性较低。因此, 国内不能完全模仿欧洲大陆的生态修复绿色金融模式, 应进一步分析西方国家与国内不同区域间的生态环境的异同, 探索符合国内发展的因地制宜的绿色金融体系。

国内从2004年开始探索多元绿色金融服务方式, 2016年起构建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 至此我国已建立一套比较完备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 绿色金融制度体系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碳定价、绿色证书交易、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等是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绿色金融政策工具^[89—90]。江西寻乌县涵水片区矿山修复项目以东江源横向生态补偿资金为还款来源, 向赣州银行申请2亿元绿色信贷, 赣州银行利用绿色债券筹备资金, 调整绿色信贷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价格以降低融资成本；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中, 政府等利益相关方设立乌梁素海流域生态发展基金, 新增耕地的占补平衡指标交易确保基金的可持续运行；绿色碳汇基金会设立“为地球母亲专项基金”保障河北省康保县生态修复工程顺利运行^[91]；福建省三明市在保护修复森林资源时, 打造林权按揭贷和“福林贷”等林业金融产品, 拓宽林业投融资渠道；浙江省杭州市设立水基金保护小水源地, 构建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在公益林保护修复过程中利用碳定价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排控企业通过购买林业碳汇抵消碳排放量^[92]。尽管国内基于绿色金融体系已展开大量生态修复项目探索, 但各省市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不尽相同, 导致该模式下的市场化投入仍存在区域绿色金融发展不协调、多极化趋势等问题。

4.2 政府+市场投资(PPP)模式

PPP模式将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引入生态修复, 不仅有利于提高生态产品转化效率, 还有利于修复技术升级^[93—94]。水务特许经营权、生态旅游特许经营权等交易在国际生态修复PPP模式中相对成熟。新加坡“活力、美丽、清洁全民共享水源计划”(ABC水计划)采用“市民-公共-私营机构”(3P)模式, 政府与学校、社区团体、私营公司、基层组织等合作, 拉动企业投资, 鼓励个人和组织帮助水计划实施^[95]；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生态修复中, 水电生态产业建设通过政府和建筑公司投资完成^[96]；肯尼亚部分地区的农田保护尝试政府投资, 并使土地所有者直接与私营企业进行联系, 发展旅游产业, 土地所有者直接得到企业支付的例如旅游基础设施的费用, 既保护了农田, 又发展生态旅游拉动经济^[97]；德国鲁尔工业区和莱茵河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建立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ICRR)进行多国政府联合投资, 沿河工厂及企业、农场主等作为投资者对其流域修复投入资金, 并积极参与重要决策的探讨^[98]；哥伦比亚政府在农田修复过程中为农民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雨林联盟认证咖啡等农作物, 吸引市场化投资和大量消费者^[99]；东南亚低地雨林恢复在政府投资的基础上, 通过私企和环境市场进行融资, 为恢复雨林提供支持^[100]；韩国仁川河溪治理通过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依赖, 修复过程中开发房地产、滨水公园等项目, 最终成功改善了水质^[101]。但由于世界各国国情差异, 国际并未形成统一的PPP体系, 各国也存在一定问题, 如英国面临公共资金不足等挑战、美国生态修复项目过大导致适用PPP的相对小型项目有限、日本耕地环境问题和西班牙虫害及疾病问题严重影响市场投资意愿^[88]。另外, 国际总体上还存在市场内部协调性不足等问题。

我国的生态修复正在倡导“政府+市场投资”模式, 并已经围绕着多样的生态系统开展。在农田生态系统修复中, 河南省南太行山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田园生态系统等, 提升农田生态系统的质量, 向“健康管理”的绿色农业转变^[102]；厦门市筼筜湖生态修复将湖区打造为城市湿地公园和白鹭保护区, 修建白鹭洲公园, 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为人们提供休闲娱乐场所, 修复后的筼筜湖被誉为厦门市的“城市生态会客厅”；在矿山生态系统修复中, 江苏省将废弃矿山开发成旅游资源, 目前建成了六合国家地质公园、象山国家矿山公园等旅游胜地^[103]；在海洋生态系统修复中, 山东省打造海洋牧场, 以健康、绿色的方式发展海洋渔业, 在吸引市场投入的同时, 提高渔民的经济效益^[104]；在自然生态系统修复中, 新疆畜牧科学院草原研究所提出将荒漠草地治理与牧民生产生活结合, 建设集约化经营的人工草料基地, 并结合生态牧业, 通过牧民投资实现治理的资金来源, 最终实现草地治理与牧民增收的双重效果^[105]；云南的抚仙湖流域是我国重要的水源储备库, 在修复过程中, 该流域被定为旅游旅游与生态农业区, 串联山水林田湖草六要素, 提升改流域的水源涵养功能, 促进该流域的可持续发展^[106]；内蒙古走市场化防沙治沙新路子, 立足沙地和林草特色资源, 发展特色中药种植、林纸一体化、沙漠旅游、光伏治沙等多类型、生态化沙产业, 推广“企业+基地+合作社+农牧户”模式, 打造众多龙头企业^[107]。虽然国内基于生态修复进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经验丰富, 但在推广中仍存在较大阻力。首先, 各省市关于生态修复市场投入的政策缺失, 鼓励和支持市场投入的政策不明确, 引导市场化投入的机制尚未有效形成。其次, 由于一些地区生态系统受损退化严重、生态功能严重缺失, 其生态修复方向难以快速确定或修复周期长, 如旅游产业虽然修复后经济效益可观, 但长期的修复和大量的资金投入可能导致市场降低投资意愿。另外, 生态产权界定模糊、生态资产评估结果不准确等问题阻滞产权市场化交易, 如碳排放权的边界难以确定可能阻止碳交易进程。

5 研究展望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指出, 到2035年, 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基本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基本绘就。但目前, 我国还存在生态产权界定模糊、生态产品价值体现不明显、市场化投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建立体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生态资产评估体系、识别面向不同购买主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模拟以价值流为纽带的生态产品空间纽带关系和凝练基于自然的区域解决方案引导市场投入, 是促进面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机制的重要发展方向。

5.1 建立体现价值实现路径的生态资产评估体系

当前生态资产评估的主要方法有价值量法、物质量法、能值法等^[108—109]。近年来的评估结果表明, 不同的评估方法计算的结果往往不同, 甚至具有数量级的差异^{[19, 110—111]}, 因此市场很难认可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进而降低市场投资的意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评估时将影子价格、机会成本等代替了市场价格。影子价格、机会成本与市场价格非常相似, 都体现了商品的稀缺性和其他可替代性的信息, 然而, 影子价格不仅代表某些资产的实际用途, 还包括股票等价格的影响, 甚至未能在市场上真实流通^[112—114]；机会成本很少考虑到土地参与者的意愿, 使得评估结果偏离市场的激励措施^[115]。因此, 建立体现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实现路径的生态资产评估体系, 考虑土地参与者、利益相关者的意愿, 更准确评估生态资产的长期与短期经济效益, 是推动市场准确投资生态修复的科学基础。

5.2 识别面向不同购买主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和协同关系导致其与人类福祉的关联路径难以确定^[116—117], 使得出现面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修复可能存在即使生态产品增值却缺少购买主体的情况^[118], 而投资回报的风险性高、收益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将严重影响企业是否进行投资。因此, 明晰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关联路径, 构建面向不同购买主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是吸引市场稳定投资的有效手段。例如, 碳交易中, 购买主体为需要排放配额的企业(制造厂、火力发电厂等)^[66]；又如, 生态农业中, 购买主体可能是个人、旅游团、电商业务主体等^[119]。总之, 在保证生态产品输出的基础上, 准确识别主要的购买主体和潜在可能的购买主体, 确保购买主体的可持续性与多元性, 是拉动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的重要保障。

5.3 模拟以价值流为纽带的生态产品空间纽带关系

水-粮食-能源(WFE)纽带关系研究已成为资源环境领域讨论的热点议题^[120]。通过考虑水、能源和粮食的相互作用, 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121]。但以往研究往往将社会和物理系统相关联^[122], 或认为该纽带关系是在政治维度上帮助实现共赢目标的关键^[123], 而忽略经济(市场)因素在纽带关系中的协同作用^[124]。我国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为整体开展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往往具有水质净化、绿色食品供给、碳中和等多种可价值化的生态产品。将生态产品价值融入纽带关系, 通过模拟以价值流为纽带的生态产品空间纽带关系, 识别资源投入对应的本地和异地的生态产品价值产出, 以WFE价值纽带关系为基础进行整体效益核算, 是发现潜在生态产品价值、找到增值点的重要抓手。

5.4 凝练基于自然的区域解决方案引导市场投入

NbS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体系宏大, 囊括了已经存在的绿色基础设施、景观多功能性、生态资产等概念^[125]。但正因其伞形概念包罗万象, 将NbS落实到具体的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中不能随意照搬、移植已有经验^[126]。因此, 亟需将区域特色融入NbS, 即在已有的生态功能分区、生态修复分区中嵌套主体功能分区, 识别社会、人口、经济、产业结构引导下的市场需求, 明确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产品。例如, 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东北森林带、海岸带的区域性特色种养产品, 在生态修复过程中增加中药、食用菌、有机奶、海产品等地域性生态产品的供给, 建立区域性绿色产业品牌, 实现区域特色生态产品价值提升和价值“外溢”, 是可持续吸引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