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学者格雷戈里正式提出“森林旅游”的概念, 至2020年3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采用“生态旅游”提法统领林草旅游, 与森林公园旅游相关的概念及理论研究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在应用研究中, 依托森林公园开展的旅游活动常被统称为森林旅游、生态旅游或森林生态旅游, 亦有较为明确指向的称为森林公园旅游、森林公园生态旅游, 还有个别学者将森林公园和森林旅游作为整体概念同时表述^[1]。总之, 对森林公园旅游活动的专业学术表述百家争鸣、众说纷纭, 使用“森林旅游”统称的情形最为常见。而实际意义上, “森林旅游”包含面甚广, 远不止依托森林公园开展的旅游活动。森林公园旅游是中国生态旅游的主要形式, 也是中国现代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 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学术研究的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 阻碍了新时代背景下森林公园旅游的发展, 因而, 有必要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以厘清基本问题。

一直以来, 森林公园旅游研究在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中受关注程度较高^[2]。然而, 国内外森林公园旅游的文献研究并不多, 少数研究较早^[3-5], 部分还将知识图谱方法引入森林旅游文献研究中^[6-8], 与森林公园旅游直接相关且较新的文献研究还非常少见, 缺少对该领域热点和前沿的清晰认识和深入剖析。为推进相关概念和理论向统一化发展, 更好的指导森林公园旅游发展实践, 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 借助CiteSpace工具, 对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 理清和解读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演变历程, 结合社会背景和行业实际, 揭示和探讨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是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 以数学模型表达科学知识单元及其关系, 以可视化方式生成二维或三维图形, 以显示学科发展进程和结构关系的图形, 简称知识图谱, 亦称知识可视化。这一方法可对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体之间存在(或形成)的网络结构及其互动、交叉、衍化等诸多复杂关系进行表达和描述^[9], 是追踪科技前沿、选择研究方向、开展知识管理的重要方法, 被广泛应用于科学计量、引文分析、知识创新预测等领域^[10-11]。其基本原理是分析知识单元的相似性及测度, 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标准绘制不同的图谱。CiteSpace是基于Java平台及共引网络理论, 适用于多元、分时、动态复杂网络分析、支持ISI格式文献数据导入的文献计量工具^[12], 该软件以可视化图形展现并识别学科前沿及其演进路径, 挖掘和分析科学知识及其相互关系^[13], 被广为接受并应用于文献研究领域, 在旅游研究中也很常见^[14-16]。

1.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检索时间为2021年2月2日, 按照“森林公园”和“旅游”两个主题词, 检索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的所有期刊文献6408篇; 限定核心期刊, 去除广告等无关和无效文献, 导出Reforks格式文件, 得到有效文献共1581篇。

根据需要, 将以上Refworks数据转换成Web of Science(WOS)数据源格式后, 导入CiteSpace软件, 设置分析时间(Time Slicing)为所有文献中的第一篇到最后一篇的时间, 即1983—2020年; 时间分割(Years Per Slice)为1年, 设置阈值(Selection Criteria)栏目中的TOP N=100, TOP N%=100%, Threshold均从1为起点, 其余参数默认, 点击运行, 进入可视化界面并根据需要进行相应操作, 得到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的内容数据和知识图谱。需要注意的是, 生成图谱的左上角为模块化参数, Modularity Q(Q值)表示聚类的效果, Q∈[-0.5, 1), 是判断知识图谱绘制效果的标准, 当Q>0.3时, 表示聚类结构显著。Mean Silhouette(S值)为聚类平均轮廓值, 表示网络结构内部的同质性, 一般认为S>0.5聚类就是合理的, S>0.7聚类是令人信服的, S越→1聚类效果越好^[10]。

2 研究结果 2.1 文献数量分布

将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的核心1581篇及总数6408篇文献按时间分布制作图 1, 根据生长曲线描述的一般事物由发生、发展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结合兰思仁等、赵敏燕等的研究^{[1, 17]}, 将森林公园旅游的文献发展趋势分为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

(1) 萌芽阶段(1981—1990), 相关文献数量较少, 十年间仅发文22篇, 其中核心12篇, 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从1982年第一家森林公园的成立至1990年, 全国仅建成湖南张家界、安徽黄山、河南嵩山、吉林净月潭、江苏虞山、广东梧桐山、辽宁旅顺口、浙江千岛湖8处国家森林公园, 面积共13.13万hm², 该阶段依托大型林场进行省部联建, 旨在解决林业重视采伐忽视培育的问题, 建设公园的数量少。但由于这些公园都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且国家建设力量集中, 后期均发展为了著名的旅游景区, 为此后研究的迅速开展奠定了基础。

(2) 发展阶段(1991—2005), 发文数量增长显著, 发展速度快。1992年, 原国家林业部要求“森林环境优美的国有林场都应设立森林公园”, 此后森林公园便进入建设高潮期。与实践发展适应的是相关文献也快速增加, 2005年总量达到231篇, 其中核心85篇。森林公园数量和面积都呈现激增的状态, 过快的发展也导致其资源品位和建设质量存在参差不齐等问题, 引起学术界重视。特别是随着2002年森林公园建设的重点由经济效益向生态效益转变, 因此这一期间研究的问题也较多，研究开始逐渐深入。

(3) 成熟阶段(2006—至今), 持续保持较高发文数量, 总体波动式平缓发展。这一期间森林公园的规模和数量在发展中逐渐保持平衡增长, 研究也日益理性和科学。“十七大”以后, 国家强调要在森林公园等森林资源良好的地方开展道德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 森林公园建设内容日益多元化, 发展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发展。至2011年发文总数达到顶峰, 为380篇。其中, 核心数量在2008年达到最大值, 为119篇。2011年, 森林公园建设得到国家层面的充分肯定, 但是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以及管理体制机制的限制, 森林公园旅游的发展和研究热度均有所下降, 研究文献减少较为明显。值得关注的是, 2017年环保督察等一系列措施对森林公园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2019年, 党中央、国务院对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高度重视, 研究文献又呈现增长态势。

总体来看, 该领域核心期刊的研究占总量比重小, 研究实力较为薄弱。2011年开始核心期刊逐年减少, 尤其在2015—2018的连续四年为0。由于核心期刊数据不理想, 为避免遗漏或错误, 进一步通过CNKI数据库采用“森林公园”and“旅游”or“游憩”为主题, 较以前扩大了范围进行搜索验证发现, 文献总量有所增加, 但核心及以上期刊数量基本无变化, 且2015—2018年仍然为0, 故仍以原计划进行研究。

2.2 作者、机构分析

采用CiteSpace共现功能, 生成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作者、机构共现图谱(图 2), 同时导出数据整理成表格(表 1)。共现图谱中的节点和连线表明词汇出现的次数与连接关系, 高频词和高中心度词汇在网络中的影响最大^[18]。图 2中, Q=0.9726, S=0.9233, 说明该图谱聚类结构显著、生成的网络同质性高。N=2514, E=5162, d=0.0019, 说明共有2514个节点, 5162个连接, 网络密度(density)为0.0019。

综合表 1和图 2可知, 国内“森林公园旅游”研究高频发文作者有孙根年、吴章文、吴楚材、但新球、钟林生、张杰、陈秋华、李江风、石强、兰思仁、钟永德等, 频次均在8次以上, 说明这些作者对该研究领域贡献最大。其中, 前50位高频发文作者中, 原中南林学院(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邓金阳研究最早, 起始于1992年; 吴章文、吴楚材、兰思仁、何平、陈贵松的半衰期最长, 均在10a以上, 说明这些作者的影响力最大。吴楚材、石强等, 钟永德、罗芬等是两个最大的研究成员网络, 发文数量多且网络成员合作比较紧密, 两大网络既独立又相互关联; 兰思仁、陈珂、韦玉春等团队的研究合作比较紧密且发文数量较多; 还存在许多较小研究团队以及大量的独立研究者, 作者之间的合作相对较少。另一方面，研究机构渗透到各个领域，有高等院校，职业类院校，科研院所，行政管理机构和规划设计机构等。东北林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是绝对高频发文的研究机构。节点较聚集的有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旅游研究中心, 表明这些机构合作交流最为广泛;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中心性最强, 形成了我国两个最大的研究机构网络。其中, 前者主要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旅游研究中心合作; 后者主要与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合作。还存在一些较小的合作网络, 如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与北京林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合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与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及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机构之间合作较多。东北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等资深农林大学和学院尽管发文数量多, 对该领域研究贡献大, 但合作交流不足、研究的中心性未形成。总体来说, 研究机构之间合作关系较好, 但合作的强度一般, 不同单位和不同地域之间的合作还比较少。

2.3 研究热点及其发展演化

研究热点是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逻辑联系且数量较为集中的期刊文献所共同研究的某一科学问题或主题^[19], 关键词是文献核心内容和主旨的浓缩与提炼, 高频出现的关键词能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14], 分析关键词频次、聚类和演进对把握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前沿有重要指导作用。采用CiteSpace“关键词”共现功能, 相关参数同上, 在共现结果中选取高频关键词的前50位, 详见表 2。

由表 2可知, 森林公园、森林旅游、生态旅游、旅游资源、国家森林公园、对策、森林旅游业、森林生态旅游是绝对高频关键词, 即是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的热点。进行可视化处理后, 进一步选择“关键词”聚类, 得到83个聚类单元, 主要聚类单元用年轮表示, 详见图 3。该页面视图显示, Q=0.6214, S=0.8558, 说明聚类结果理想。N=2756, 即截取到2756个关键词, 连接个数E=9136, 生成网络的密度d=0.0024。图 3中年轮大小显示的是聚类规模的大小, 由此可知, 国内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热点可聚类为森林公园、森林旅游、生态旅游、旅游资源、国家森林公园等主要研究类别。参考聚类结果, 结合文献阅读和课题讨论, “森林公园旅游”的主要研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 产业发展及其效应研究。森林旅游产业发展是一个常新课题,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 众多学者都进行了相关探讨, 孙筱祥、姜德斌、张杰等论证研究了积极发展森林旅游业的重要作用和发展思路^[20-22], 孙开铭等对相关地区森林旅游业发展提出相应对策^[23], 柯水发等分析了森林公园旅游业发展的就业效应^[24], 史俊刚等研究了森林旅游业对林区居民经济的影响^[25]。(2)旅游资源评价、规划开发和保护研究。森林旅游资源是森林公园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朱好生发表了国内第一篇该领域的核心文献, 论述了森林风景资源的开发价值以及美国发展经验^[26], 陈放鸣分析了美国国家公园模式并为安徽旅游资源开发提出对策^[27]。部分学者对森林公园旅游资源进行了调查与评价, 钟林生等对森林公园的生态旅游适宜度进行评价^[28], 马剑英等以构建森林旅游资源质量评价体系^[29], 张扬等对森林公园旅游资源质量进行模糊综合评价^[30]。规划是开发的前提条件, 但新球、杨财根等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森林公园旅游规划进行了研究^[31-32]。此外, 相关学者还对森林公园旅游资源开发期望、深度整合开发、资源保护、森林旅游开发与森林资源保护的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策略等方面进行研究^[33-37]。(3)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究。森林公园是生态旅游的主要载体, 学者们主要研究了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的必要性、指导原则、开发构想和发展对策等内容^[38-41]。随着森林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 森林公园旅游景区的环境承载力、游憩行为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42-45]。(4)市场营销、管理体制和开发模式研究。营销是森林公园旅游管理的重要内容, 森林公园的旅游市场营销研究主要有旅游市场定位、品牌形象、营销策略与旅游解说等内容^[46-49]。体制是制约中国森林公园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 学者们主要探讨体制造成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管理体制改革等^[50-51]。杨晓华等研究了森林公园经营开发模式的不同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从法律法规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给出对策和建议^[52]。(5)新业态、内涵化及高质量发展研究, 主要涉及与森林公园相关的体育旅游、康养旅游等新业态^[53-54], 森林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内涵挖掘^[55-56], 以及旅游效率、旅游发展水平、产业空间结构和影响因素、顾客感知和满意度、亲环境行为和地方依恋等高质量发展的内容^[57-61]。

在关键词共现页面视图上, 选择“时区视图”功能, 生成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图 4), 能较为直观反映该研究领域的热点及其时间演变。结合图 4, 以及基础文献的分析可知, 国内森林公园旅游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至今, 根据内容演变可分为和上述五方面一致的五个研究阶段, 初期森林公园旅游作为新生事物, 研究主要探讨产业如何发展及发展的效应; 随着森林公园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国家政策支持引导, 开始围绕“森林旅游资源”做文章, 主要研究对森林公园的旅游资源评价、规划开发、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快速发展和无序开发导致问题的显现, 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成为研究的焦点, 塞罕坝、太白山及张家界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典型对象的研究较多; 同质化发展等问题导致竞争越来越激烈, 为扩大影响和提高管理水平, 开始重视对旅游营销、管理体制和开发模式的研究; 近年来, 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 新业态、内涵化及高质量发展成研究发展的趋势。

2.4 研究前沿分析

研究前沿可通过关键词突现来反映, 突现是指在相应时间区间格外受到关注, 被认为是相应时间前沿的足迹^[10]。在以上视图页面, 进一步选择“突现”功能, 设置突现年份间隔为5, 探测到30个关键词, 展示其中突现强度最大的25个, 详见表 3。

由于2015—2018连续四年核心期刊数量连续为0, 故对2019、2020两年共37篇文献继续研究。相关参数设置同上, 得到22个聚类单元, N=149, E=326, Q=0.8719, S=0.9985, 适宜于知识图谱分析。由图 5可知, 近两年该领域的研究较为活跃, 研究对象有森林公园、自然公园、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旅游地、风景名胜区等, 主要为自然保护地和旅游目的地两个角度。研究方法多样化, 有遥感生态指数、干扰指数、结构方程、生态足迹成分法等量化或计量方法。研究尺度有中国省域、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城市群、环洞庭湖城市等区域性大尺度, 也有贵州、北京、西安等省市的中尺度, 以及长城国家公园, 贵州玉舍、北京奥林匹克、八达岭等具体森林公园的小尺度。研究方向亦较为广泛, 有生态补偿、碳补偿、生态环境服务; 游憩价值、游客感知、感知价值、忠诚度、满意度、地方依恋; 环境责任行为、环境承载力、环境敏感度、亲环境行为; 干扰行为、预警机制; 旅游活动、休闲度假、时空分异; 旅游品牌、旅游形象、竞合策略; 旅游效率、竞争力及旅游发展水平等方面。同时, 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 也出现了全域旅游、体育旅游、康养旅游、农民生计、新业态等热门词汇。综之, 2019—2020两年该领域主要把森林公园定性为自然保护地和旅游目的地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多样化,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计量方法普遍使用; 研究尺度广, 研究角度多; 重点关注森林公园旅游的生态补偿、游客感知、环境影响、品牌塑造、高质量发展、发展创新, 及以森林公园为依托的经济、生态、文化及服务价值和内涵的挖掘, 这也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的前沿和趋势。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 借助CiteSpace工具, 对CNKI的1581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进行梳理和总结, 对发文数量及其发展历程, 研究热点及其发展演化, 发展前沿和趋势进行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经历了萌芽阶段(1981—1990)、发展阶段(1991—2005)、成熟阶段(2006—至今)三个阶段。核心期刊文献数量占比重小, 研究实力仍较为薄弱。未形成显著的作者中心, 作者之间的合作相对较少, 存在许多较小研究团队以及大量的独立研究者。形成了以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为核心的两个最大机构网络; 东北林业大学等资深机构发文总数多对该领域研究贡献大, 交流合作少, 未形成研究中心点; 总体上研究机构之间合作较好, 但合作强度一般, 不同单位和不同地域之间的合作少。研究热点及其演变依次经历了“产业发展及其效应研究; 旅游资源评价、规划开发和保护研究; 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市场营销、管理体制和开发模式研究; 新业态、内涵化及高质量发展研究”五个阶段。当前和未来森林公园旅游研究将仍然围绕旅游者、风景区和产业发展三大核心展开, 重点关注生态补偿、游客感知、环境影响、品牌塑造、高质量发展、发展创新, 及以森林公园为依托的经济、生态、文化及服务价值和内涵的挖掘。

3.2 讨论

首先, “生态旅游”统领林草旅游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选择, 蕴涵着深厚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引言部分提到的相关概念, 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是森林旅游、森林游憩、生态旅游、森林生态旅游, 详见表 2。戴俊强提出“森林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并介绍了森林旅游效益的计量与评价^[62]; 邓金阳等介绍了“森林游憩”功能的价值评价方法^[63], 论述了“森林生态旅游”开发的内容, 强调必须坚持生态经济的原则, 把保护放在首要地位^[64]; 徐德成指出“生态旅游”是中国森林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途径^[65]。鉴于彼时相关研究对概念界定的模糊, 在森林公园旅游研究快速发展的关键节点, 陈鑫峰等对森林旅游、森林游憩等重要概念进行了区分, 强调概念之间存在不同含义^[66], 又明确概括了生态旅游的本质含义, 即“旅游对象是自然生态系统; 旅游对象必须受到全面保护, 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强调生态教育功能; 强调有利于当地社区的长期发展”, 并提出森林公园中开展生态旅游实践的具体做法^[67]。由此可知, 森林公园旅游的几个关键概念是从效益和功能逐步走向生态保护和应用实践的。尽管如此, 在经济效益驱使下, 森林公园旅游实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粗放, 对“可持续性”的本质控制不严, 多数还是停留在自然旅游范畴。由表 3可知, 2013年“生态补偿”关键词突现并发挥持续影响, 李荣贵论述了森林公园旅游生态补偿的必要性^[68], 石玲等调查指出游客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 其中57.3%愿意为环境进行补偿性的支付^[69], 同时, 王立国等研究发现旅游经营者在自愿机制下比强制机制下有更高的碳补偿意愿^[70], 此外, 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 各地在森林公园旅游实践中也采取了一系列对居民和相关利益者的补偿政策措施。生态补偿可以有效缓和森林公园旅游发展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71], 推进实现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的本质回归。在此背景下, 可以说, “生态旅游”统领林草旅游的提法是政界、学术界以及全社会的共识, 是走向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 未来对于森林公园旅游的研究, 将会重点围绕“生态旅游”多角度、多层次、多种方法的全面展开, 研究势头良好。

其次, 本文研究指出“旅游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一直是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的中心和前沿”, 这与杨财根^[5]研究指出“我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立足供给方面的较多, 而需求角度的研究较少”的结论不一致, 可能是由于历经十多年的发展, 需求方面的研究得到补充, 同时, 研究方法的不同可能也有所影响。再次, CiteSpace软件由于版本不同、设置参数的不同或相同参数下, 出现数据或图谱不一致的情形是确实存在的, 经过反复试验证实, 数据及图谱所呈现的相对关系是不变的, 即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

最后, 基于以上结论和讨论, 未来应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不断深化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的相关研究。(1)强化研究的合作交流。学者应深化自身的研究内容, 强化研究方向的专业性, 为合作交流打牢基础。加强跨地域、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合作研究, 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提高研究的深度和成果的质量。(2)挖掘研究的理论深度。森林公园旅游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领域, 涉及到生态学、旅游学、林学、园林学等学科理论知识, 而当前研究质量还有待提高, 理论深度有待加强, 应结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 针对森林公园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难点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理论指导实践, 推动森林公园旅游的健康和高效发展。(3)完善研究的内容体系。前期研究主要针对森林公园旅游的宏观问题展开, 同时, 对不断涌现的康养旅游、森林研学、科普教育等新业态以及产生新问题研究较为少见, 因此, 要拓展研究的广度, 加强社区参与、产业融合、经营方式、金融来源等微观方面的理论研究, 而且也要强化森林公园旅游的游憩功能、教育功能、信息化管理等具有时代化课题的研究, 有效推动森林公园旅游的建设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