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同经济社会关系的认知已发生显著变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环境问题的焦点是直接影响当地环境的空气污染、水污染, 且污染治理行动主要集中于相对富裕的国家或地区。目前焦点已经扩展大气、土壤、水、生物多样性等所有领域, 且引发全球关注。食物和纤维的生产、清洁水的供应、宜居气候的维持、安全的保障、药材的供应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景观等生态产品的供给都取决于自然资产(Natural Capital)的状况^[1]。围绕自然资产的讨论和研究, 扩展和丰富了生态系统治理体系。保持自然资产健康对生态产品供给的重要性无论是贫困地区还是富裕地区都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对贫困地区居民来说, 其对生态产品的依赖性更强, 所以自然资产降低对贫困地区居民构成直接威胁^[2]。保护自然资产正以一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呈现^[3]。

外部性(Externality)被认为是生态产品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外部性的存在, 导致市场机制不能很好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 扭曲了市场主体成本和效益的关系, 导致市场无效率甚至失灵。外部性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 生态系统持续恶化将使人类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命令控制或征收环境税是政府采取解决负外部性的重要手段, 通过补贴刺激正外部性能够增加生态产品的供给, 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新制度经济学丰富了外部性理论, 将外部性、产权及制度变迁联系, 把外部性引入到制度分析中以优化生态产品的配置, 保护生态系统功能性和完整性。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不是政府干预的充要条件, 政府干预不一定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唯一方法^[4]。依据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排放许可权交易制度在酸雨、水污染、面源污染治理等领域都得到应用。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是通过多种政策工具的干预真实反映生态产品的价值, 通过已有或新建的交易机制进行交易, 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 建立“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长效机制。目前关于生态产品概念、价值实现机制、案例的研究已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热点难点。为进一步系统反馈最新进展, 研究以梳理国内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为手段, 对价值实现模式进行分类, 并对关切的问题进行了回答。文章主要内容包括：1)明晰生态产品的广义及狭义概念；2)介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4种模式及其特点、适用范围、优点、局限等；3)采用案例分析框架对国内外试点案例进行路径及成效分析。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及案例的剖析, 希望能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1 生态产品概念

生态产品不是新概念, 但其内涵仍然存在争议, 但是围绕生态产品概念及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所开展的自然资产项目和研究, 已经取得阶段成果。

目前国外没有生态产品的概念, 与之类似的是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或环境服务(Environmental Services)^[5]。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 不同学者虽有不同的表述, 但在基本含义和内涵上已达成共识, 目前主要的定义包括如下几个方面。Daily将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为“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的, 维持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及其效用”^[1]。这一定义包括三层含义, 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生存的支持；发挥服务的主体为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通过形成和过程提供服务。Costanza等把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统称为生态系统服务^[6]。MA提出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惠益^[7]。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的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将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为“生态系统对人类效益的直接或间接贡献”^[8]。在我国, 欧阳志云等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食品、医药及其他生产生活原料, 还创造与维持了地球生态支持系统, 形成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环境条件^[9-10]。

随着环境意识的提升,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出现了“生态产品”。任耀武和袁国宝对生态产品进行了初次界定, “所谓生态产品, 是指通过生态工(农)艺生产出来的没有生态滞竭的安全可靠无公害的高档产品”^[11]。在这个定义里,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产品、工业品等都属于生态产品。随着生产力水平提升、科学技术的进步,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得到社会普遍认可, 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将重点生态功能区提供的水源涵养、固碳释氧、气候调节、水质净化、保持水土等调节功能定义为生态产品, 区别于服务产品、农产品、工业品^[12]。丁宪浩在阐述生态生产的效益与组织及生态产品的价值和交易中, 提出“生态产品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 则是从产品社会属性角度对生态产品进行了界定^[13]。至此, 生态产品的概念也逐渐清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是狭义上的生态产品, 而广义上的生态产品则是具有正外部性的生态系统服务, 包括生态有机产品、调节服务、文化服务等。广义生态产品概念的提出, 既与生态产品多重价值属性(生态产品价值包括直接利用价值, 间接利用价值, 选择价值与存在价值)相一致^[14], 同时又符合全方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此外, 产品概念的引入, 将有助于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设计、生产、交易、品牌建设等, 促进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

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模式 2.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 同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商品价值实现的描述“惊险的跳跃”一样惊险, 而且要面临更多的挑战。在经济学分析中, 生态产品多数被纳入纯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范畴, 为减少“搭便车”(Free Riding)行为, 供给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需要市场、政府两只手共同发挥作用。政策工具(补贴、税收、产权制度、监管等)的干预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外部性问题, 通过外部性内部化实现社会与私人收益或成本的均衡。目前, 主要的生态产品价值交易工具主要有生态认证、排放许可权交易、设立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生态工程等。

2.2 价值实现模式分类

为实现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 降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外部性, 围绕水流、耕地、森林、荒漠保护的各种试点项目在国家、区域、省(州)、市(县)层面开展。同时, 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讨论也相继展开。Banerjee等认为交易模式可分为直接交易、票据交易所交易、缓解银行交易(Mitigation or Conservation Banks)和双边谈判。交易模式的选择基于买方和卖方的数量、产品的同质性和交易成本等因素^[15], 这借鉴了经济学中对交易市场的类型的划分依据。Woodward等综合考虑经济成本效益与环境成效将市场交易模式分为：直接交易、双边谈判、票据交易所交易以及唯一来源抵消^[16]。

现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资金和政策的持续投入, 资金更是关键。国内外试点项目多样, 但持久性主要依赖资金投入期限及力度, 一旦资金短缺, 很多试点项目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17]。鉴于资金来源的重要性, 研究对国内外在相关领域的试点项目按照资金来源进行分类。如表 1所示, 按照资金来源的不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主要分为：公众付费、公益组织付费、政府付费及多元付费(公众-公益组织-政府)4类。

2.2.1 公众付费

生态产品最直接的受益群体便是公众, 但由于生态产品的非竞用性和非排他性, 由民众直接付费的生态产品目前仅适用于俱乐部产品(生态旅游)、市场物品(有机农产品, 比如有机咖啡、有机蜂蜜等)以及公共池塘资源(碳排放权、雨水信用等)^[18]。公众付费能够高效筹集项目资金, 因为较高的参与积极性和市场化程度高, 所以交易成本低, 但对项目试点区域的管理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要求较高。

公众付费模式中,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具主要有生态认证、排放许可权交易(表 2), 其中, 生态认证包括物质产品及文化服务产品认证, 排放许可权交易主要用于碳排放权、水体污染物信用、雨水信用等的创造及交易。

2.2.2 公益组织付费

公益组织是国际生态系统安全、生态产品供给领域重要的中介组织, 是资金、管理理念的重要来源, 保障了具有全球、区域正外部性的纯公共物品(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的供给, 对于打破行政区域界线、国际合作壁垒提供了示范, 但由于管理体制机制问题, 尚缺乏法律依据, 且政府对公益组织的监管仍然不到位, 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益力量的发展。

公益组织模式比较典型的价值实现工具是公益保护地(表 2), 出于公益目的, 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在所在地政府监管下, 探索新的保护地保护方式, 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同时, 更重视社区居民的发展诉求。土地信托是以地役权(Easement)为媒介, 实现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所有者税收优惠的“双赢”。

2.2.3 政府付费

纯公共物品(水质净化、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 因其产权界定不清、主体不明确, 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 能够充分发挥资金、规模优势, 尤其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领域, 比如土地休耕、天然林保护、自然保护地划定等。较高的交易成本(规划、运行、协商的成本)区别于市场机制的较低成本。此外, 减贫、就业等副目标对主目标的影响也已经得到关注^[19-20]。

政府在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中的政策工具是多样的, 通过规划、生态工程建设, 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表 2), 追求人与自然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在发展中保护, 通过自然资产产权明晰, 为社区居民提供融资信贷便利, 将民生改善同公益林保护融为一体, 丽水在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融资方面有较好的示范作用。以土地休耕保护计划(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 是政府作为生态产品受益方(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向供给方购买产品(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实现生态产品正外部性的内部化。

2.2.4 多元付费

多元付费模式实现了公众、公益组织、政府多方参与, 具有制度健全、资金充足的特点, 且试点项目参与的积极性较高, 获得较高国际关注, 对于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提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主要适用于典型性、对全球生态安全重要的纯公共物品, 比如, 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调节等。但容易形成资金依赖, 尚缺乏科学的退出机制, 难以保证试点项目的延续性。

水基金是多元付费模式的典型工具, 是由政府、发展银行和公益组织开发的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创新和治理案例, 既能汇集资金, 又能协调流域管理活动(表 2)。其成功取决于下游居民的资金支持, 又取决于上游居民的协调和参与, 双方共同促进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并从中受益。亚马孙区域保护区计划和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虽然资金筹集方式有所不同, 但都是通过划定保护区, 通过购买管护服务来实现保护目标, 是比较典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方式。

2.3 价值实现案例分析

为科学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理和路径, 研究整理了国内外典型试点案例(表 2), 按照问题描述、识别生态产品/受益方(买方)/供给方(卖方)、交易条件、价值交易机制、监测与成效分析框架(图 1)进行分析, 以期为理论研究及未来试点实践提供参考。

2.3.1 问题描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的目的是解决供给中的外部性问题, 保护生态系统功能性和完整性。但现实是土地利用变化、污染物的排放等对生态系统格局、过程、功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生态系统空间及质量的变化, 主要通过生态产品体现, 所以成为研究的关注对象。美国的土地休耕保护计划重点关注水质、水土流失、野生动植物；老河沟自然保护区项目主要目的是保护野生动植物多样性, 尤其是大熊猫；厄瓜多尔基多水基金、纽约Catskill供水项目、南非“Working for Water”等追求水质、水量的改善目标；加利福尼亚州温室气体限额交易计划、丽水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融资等围绕森林、灌丛生态系统的固碳、水土保持功能；雨林认证咖啡等的实施是避免人类生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夏威夷森林和山道之旅等则是从文化服务功能角度去提升旅游者的体验。

所以,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前关注的重点是3个方面：1)森林、湿地、水流、耕地等生态系统的保护；2)减轻水体污染物、二氧化碳、雨洪水等的排放对生态系统的影响；3)物质产品、文化服务产品的用户体验。

2.3.2 识别生态产品/受益方(买方)/供给方(卖方)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很重要的一步, 就是明确围绕哪些生态产品、利益相关方开展项目合作。如图 2所示,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交易机制, 是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 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 建立生态产品受益方(买方)同生态产品供给方(卖方)之间的联系, 以供给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改善自然资产^[29]。

广义的生态产品内涵丰富, 不同的产品, 其交易条件、价值交易机制等都将不同, 另外行政区划、地理位置也对价值实现产生诸多影响。

选取的研究案例中所涉及的生态产品包括雨林认证的咖啡、纤维等物质产品, 夏威夷森林和山道之旅的文化服务产品, 关坝沟、亚马孙雨林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以及水源涵养、固碳释氧、气候调节、水质净化、保持水土等调节服务。

价值交易, 事关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就生态产品而言, 供给方肯定是卖方, 但受益方需要进一步分析。自然保护地周边居民可以享受空气净化、水源涵养、休憩等产品外, 并不能阻止保护地之外乃至全球居民对固碳释氧、气候调节的产品消费, 所以需要政府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对供给方(放弃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开发)的价值交易, 公益组织、公众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向供给方购买生态产品。研究表明, 直接受益方出资的项目较社会捐助的更有效, 因为, 前者目标更精准, 执行更有力^[36]。此外, 考虑到价值实现并不是强制, 是交易双方自愿参与, 所以识别供给双方显得尤为重要。

2.3.3 交易条件

交易条件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 现有实现工具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购买调节服务或经过认证的产品, 纽约Catskill供水项目中农民直接从“全农场计划”得到资助, 用于改进最佳管理方法, 增强土地提供水质净化产品的能力, 包括种植植被缓冲带来拦截农业径流中的沉积物和营养物质；安装围栏, 以使牲畜远离湿地和溪流。厄瓜多尔基多水基金、坎博里乌水供应项目、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美国土地休耕保护计划、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等都类似, 通过购买特定服务来保护生态系统。另一类是创造信用。排放许可权交易在评估试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 对生态系统所能净化的二氧化碳、水污染物、空气污染物等进行限额交易, 利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排放权。另外, 碳排放权交易中可以通过森林管护、植树造林等产生碳信用, 进行碳汇交易；华盛顿“雨水截流信用”交易中可以通过批准的12项“最佳管理措施”生成“信用”。

除交易标的外, 更重要的是交易价格。交易价格不同于生态产品价值, 更多按照要素的机会成本进行支付。稻改旱项目在核算水稻及玉米的种植收益后, 按照估算机会成本的1.2倍即8250元/hm²支付给参与的农户；与厄瓜多尔基多市的水基金项目不同, 坎博里乌水供应项目中的农民每年可得到100—300美元的直接补偿, 在一年内分2次支付, 用于开展修复和保护工作；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国有林管护经费标准为每亩每年5元,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地方公益林管护费补助标准为每亩每年45元,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标准为每公顷每年150元^[29]。目前支付标准相对偏低, 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动态调整^[37]。

2.3.4 价值交易机制

价值交易要依赖市场或平台。经过认证的物质产品或文化服务产品可以在现有市场中实现交易, 而大量的调节服务产品则需要专门建立平台或设立机构同生态产品供给方进行谈判。华盛顿特区能源和环境部负责“雨水截流信用”的确认和交易的审批；加利福尼亚州大气与资源委员会负责制定履约协议及审核；Catskill流域发展委员会致力于上游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 制定并监督“全农场计划”的实施, 以及以公平的市场价值购买土地所有者愿意出售的土地；参与美国耕地休耕保护计划的农民与美国农业部下属的商品信贷公司签订合同, 根据反向拍卖(Reverse Auction)确定。我国中央财政每年向划定的水源涵养型、水土保持型、防风固沙型、生物多样性型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财政转移。南非“Working for Water”项目是由执行代理商(如市政府、环境管理部门、灌溉委员会、林业公司)通过非竞争性招标制度同从事小本经营的个人签订合同, 然后承包商雇佣工人清除外来入侵植被。

科学的价值交易机制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至关重要, 既能降低交易成本, 更能实现生态产品供给双方的平等协商、公平交易, 逐步建立生态产品价值交易长效机制。

2.3.5 监测与成效分析

项目的开展是要解决诸如水土流失、面源污染、水质恶化、气候异常等问题, 监测与成效分析是检验项目实施成效的保障。

为了科学评估海岸带综合管理规划的效果, 伯利兹海岸带管理局和研究所设计了监测协议, 由专门机构对规划实施进行监测, 此外还有非政府组织对珊瑚礁覆盖度、鱼类密度和生物量、藻类覆盖率等进行监测追踪珊瑚礁系统的健康状况。为准确监测老河沟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区建立了一套覆盖了气候、水文、植被、各个动物类群等生态系统食物链各个环节的本底调查和监测体系, 通过巡护减少偷猎盗猎行为的发生, 生物多样性得到保障。基多水基金开展监测和评估工作以衡量工作成效, 监测结果表明, 水质、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等方面取得积极效果。坎博里乌水供应项目采用BACI(Before-After-Control-Impact)模型监测水资源沉积和流动情况, 并定期核查。Catskill供水项目在项目实施以来, 水质达到并保持安全质量标准, 在流域社区的支持下, 合作又延续15年。

但大量资料表明, 试点项目监测成本过高或难以监测, 导致成效评估难以实现。华盛顿“雨水截留信用”交易市场在2014年建立后, 起步较晚, 目前仍然没有对项目绩效进行评价。由于项目是由“公共工程扩建计划”资助, 所以南非“Working for Water”旨在为失业人员创造就业机会, 水资源变化所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不在监督评价范围内。加利福尼亚州2014年的碳排放量较2004年下降了10%, 且向着2020年的目标努力, 但由于该过程中也实施了其他一系列减排政策, 所以温室气体限额交易计划的贡献度难以核算。

成效分析方面还要考虑额外性(Additionality)问题, 有些没有实施相关项目的地区, 生态环境也在改善, 所以关注的重点应从“是否有效”向“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转变。

有效性分析说明现有试点案例成功与否仍有待继续观察, 而且目前仍然没有哪一个模式在所有地区都适用, 所以结果对理论与实践的反馈将有助于项目的改进和完善。

3 讨论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是在政策工具的干预下, 实现外部性内部化, 改善生态产品的供给。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分类及案例分析的基础上, 需要着重思考资金投入机制、价值实现工具、监测指标选取及成效评估等工作。

(1) 坚持受益者付费的资金投入机制。政府、公益组织的政策、资金优势, 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 但由于大多数生态产品属于纯公共物品, 其非竞用性和非排他性的存在容易产生“搭便车”的行为, 导致市场机制失灵。依据“受益者付费”的原则, 通过政策干预, 建立受益者同供给者的直接联系, 能够实现社会或环境成本的内部化。公众付费模式通过已有或新建的交易市场能够识别受益者、供给者, 并建立交易机制, 实现社会与私人成本或效益的均衡, 是最为理想的价值实现模式。但由于导致市场失灵的因素众多, 还需要政府发挥政策、资金优势, 平衡不同区域间的产品供给, 同时确保国家生态安全。此外, 公益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 其先进管理理念、优惠贷款等可以提高试点项目的管理水平, 降低交易成本, 发挥典型带动作用, 所以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 激发参与积极性。

(2) 选择适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具。针对同一生态产品, 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具, 作用程度也不同。分析国内外大量案例, 价值实现工具的选择不仅要考虑生态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 还要考虑生态产品的自然属性。俱乐部产品(如生态旅游)、市场物品可以通过生态认证、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纯公共物品可以由政府代表公众以生态工程、信贷、规划、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等模式, 对于具有典型性、跨地区性的可以吸引公益组织等中介组织以设立公益保护地、建立水基金等方式参与, 公共池塘资源(如碳排放权、雨水信用、湿地缓解信用)等可以通过排放许可权交易工具, 降低交易成本, 实现净损失为零的目标。此外, 要考虑不同价值实现工具的组合, 发挥各自政策优势, 特别是在实现生态系统保护综合目标上。

(3) 加强监测指标选取及成效评估工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 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功能性, 但国内外试点案例成效分析方面尚不足以提供有利支撑。所以在试点项目设计之初, 除了识别生态产品/利益相关方、建立交易机制、保障交易实现之外, 还需要完善监测网络(比如建立自动检测站点、利用物联网技术等), 选择具有成本效益的监测指标, 制定成效评估方案, 建立“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长效机制, 保障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效性评估可以是基于管理过程(试点面积、创造就业、融资总额、成交量等)或者是结果导向(森林覆盖率、水质、生物多样性等)。由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追求的是通过政府、市场手段实现生态系统保护的目标, 所以结果导向的评价指标设置和考核应该是首选。但是, 由于监测和评估所需监测成本较高, 所以基于结果的评价显得不切实际, 比如对农业面源污染物的监测。如果管理活动与保护结果之间有科学证实的关系, 那么基于管理活动的评价指标设置是有效的。未来研究应注重与经济模型的结合, 提高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协同, 比如通过物联网弥补监测和评估的不足。另外,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已经在一些省市开展试点工作, 未来, 可以作为一定地理范围内生态系统改善的重要指标^[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