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在《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被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 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1]。最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也指出“作为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 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自然那样必不可少”^[2]。科学研究多从民族、语言、文化产业或文化产品等方面测度文化多样性^[3-5]。其中, “民族”反映出特定的社会结构, 从而形成文化多样性的基底。同时, 民族的综合性和多元化特征, 也使得民族多样性成为文化多样性的主体, 加之民族类别及其人口数量的易统计性, 因此, 从民族角度来度量文化多样性, 具有内涵上的丰富性的和测度上的简明性^[6]。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因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方式等因素的不同, 在历史的演化中逐步形成了各民族独具特色、多姿多彩的文化。我国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类别与人口数量最多的地方, 除汉族以外, 世居的34个民族人口约有5413万^[7]。西南各民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文化璀璨, 体现在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和民俗文化等多种方面^[8]。西南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我国多民族的民族属性, 其文化也极大地丰富着我国文化的内容^[9]。作为多种民族文化的共生区, 西南地区形态多样的文化类型和种类繁多的文化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这些研究主要针对较小区域和特定人群, 且多是对单个民族的文化及人群环境行为的分析, 缺乏大尺度上的综合性探讨。

西南各民族在探索认识自然规律、适应和改造生存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并实现与自然环境系统和谐相处的同时, 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生态意识, 并在人口再生产、人与生态环境协调共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0]。但是, 随着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深, 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人口流动与文化变迁中, 在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和短期效益的挤压和侵蚀下, 植根于各民族社会历史与习俗传统中的民族文化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11]。因此, 在生态失衡日趋严峻的当下, 识别并分析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动态变化, 在大尺度上探究生态要素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有助于在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继承并弘扬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为西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在自然区划概念下, 中国西南地区主要包括青藏高原东南部、巴蜀盆地、云贵高原和两广丘陵西部等地形单元^[12]。在本研究中, 西南地区涵盖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的全部, 以及西藏自治区的拉萨市、那曲地区、山南地区、林芝地区、昌都地区与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含格尔木市飞地唐古拉乡)。西南地域辽阔, 横跨85°30′—112°30′E, 20°54′—36°29′N, 总面积达232.93万km², 占中国国土面积的24.18%。除四川盆地与广西沿海, 西南地区的海拔大多超过1000 m, 青海与西藏都在4000 m以上, 属于典型的高原地带(图 1)。本研究中2010年西南地区人口总数为2.39亿, 占中国总人口的18.62%, 而其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48.32%。

1.2 数据来源

研究中, 行政区划与边界矢量数据、水体矢量数据以及数字高程模型(30 m × 30 m)来源于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民族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务院主持的第四次(1990年)^[13]、第五次(2000年)^[14]和第六次(2010年)^[15]人口普查。普查中由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有56个, 还包括“未识别民族”和“外国人加入中国籍”2类, 故本文按照总计58个“族类”进行统计。研究中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 因行政区划的局部变动,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对应的研究单元总数分别为588个、600个和603个。

1.3 文化多样性指数

生态学中, 一般用Shannon-Wiener指数或Simpson指数来构建生物学和景观生态学的生物多样性指数和景观多样化指数^[16-17]。本研究为定量分析文化多样性, 借用Shannon-Wiener指数来计算文化多样性指数CD, 具体表示为^[3]：

(1)

(2)

式中, P_i为研究单元中第i个族类的人口数, p_i为研究单元中第i个族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N为族类的总数。当各族类人口比重相等, 即p₁ = p₂ = … = p_N= 1/N时, 文化多样性指数CD达到最大。

1.4 文化多样性区域差异

研究中采用Theil指数来探究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的空间分异组成。Theil指数是运用信息理论推出的一种可以按加法分解的不平等指数, 其优点在于可以把总体的差异分解为组内差异与组间差异^[18-19]。

(3)

(4)

(5)

(6)

式中, CD_j为第j个研究单元的文化多样性指数, n为西南地区研究单元的数量, R_j为第j个研究单元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占西南地区的份额, R_Mx为第x个省级行政区Mx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占西南地区的份额, n_Mx为第x个省级行政区Mx内的研究单元数量。如上, 计算得到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指数的差异总和T与第x个省级行政区Mx内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差异T_Mx。其中, T_a、T_b分别表示全部省级行政区的组内与组间差异, 具体表示为^[20]：

(7)

(8)

(9)

1.5 民族构成相似性

Wolda改进了Morisita-Horn指数用于测度群落或生境间的相似性系数^[21]。为避免区域的人口总量对相似性系数的影响, 本研究中利用省级行政区Mx内的58个族类的人口比例来计算不同省级行政区之间民族构成的相似性S_Mx-Mx+1, 具体表示为：

(10)

式中, p_i(Mx)为第x个省级行政区Mx内第i个族类的人口比例, N_Mx为第x个省级行政区Mx内的族类总数。

1.6 生态要素分析

根据数字高程模型、水体矢量数据与县级行政区边界数据, 运用ArcGIS 10.2软件平台^[22]的区域分析工具“Zonal”与表面工具“Slope”, 采用地理坐标系统GCS_WGS_1984, 提取1990年、2000年和2010年3期每个研究单元的生态要素值, 包括区域面积、平均海拔、海拔标准差、平均坡度、坡度标准差、水体面积、水体周长与水体覆盖率。在此基础上, 利用空间统计工具“Exploratory Regression”, 分别将3期全部研究单元的文化多样性指数与对应年份的各生态要素进行统计分析, 从而对彼此间的空间关系进行建模、检查和探究。

2 研究结果 2.1 文化多样性时空格局 2.1.1 县域、市域和省域尺度文化多样性分布格局

文化多样性指数低的县级单元主要分布在整个地区的北部, 主要是青藏高原西北部和四川盆地；同时, 东南部的广西沿海也形成连片状的低值区(图 2)。而文化多样性指数高的县级单元多分散在南部的云贵高原, 且在云南西南部靠近边境处与西北部横断山区有聚集。整体而言,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3期的县域尺度文化多样性指数空间格局基本稳定。统计可知, 文化多样性指数低于0.2的县级单元最多, 而高于1.4的最少, 表明西南地区县级单元的文化多样性水平总体偏低, 反映出县域尺度上各民族的空间分布倾向于相对独立而非混族而居。对1990—2010年文化多样性指数的变化分析发现, 不同县级单元在空间上增减不一, 且幅度较小。文化多样性指数变化超过0.5的研究单元仅有两个, 一个是广西的贵港市港南区(-0.50), 另一个是四川省的绵阳市平武县(0.65)。多样性指数有明显减少(＜-0.20)的县级单元有6个, 而有明显增加(＞0.20)的有27个；多样性指数呈减少趋势的占20.90%, 而呈增加趋势的占79.10%。以上结果都表明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水平在时间序列上总体呈现出提高, 反映出县域尺度上各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向于杂居分布。

文化多样性指数低的市级单元主要分布在青海与西藏的青藏高原, 还有四川盆地平原, 以及广西沿海地区；文化多样性指数高的市级单元多分布在云南与贵州省境内(图 3)。整体而言,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3期的市域尺度文化多样性指数空间格局也基本稳定。统计可知, 文化多样性指数低于0.2的市级单元较多, 其次为0.5—0.9和0.9—1.4的, 而0.2—0.5和高于1.4的均较少, 表明西南地区市级单元的文化多样性处于中等水平, 反映出市域尺度上各民族的空间分布既有混族而居又有聚族而居。对1990—2010年文化多样性指数的变化分析发现, 文化多样性指数有明显增加(＞0.20)的7个市级单元在地区东侧的重庆市有聚集, 并散布于其他区域, 而有明显减少(＜-0.20)的3个市级单元都位于广西境内；多样性指数呈减少趋势的占17.14%, 而呈增加趋势的占82.86%。以上结果也表明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水平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提高趋势, 反映出市域尺度上各民族趋向于杂居分布的特点。

文化多样性指数低的省级单元分布在北部, 而文化多样性指数高的省级单元分布在南部(图 4)。统计可知, 不存在文化多样性指数低于0.2的省级单元, 同时高于0.9的省级单元较多, 表明西南地区省级单元的文化多样性处于较高水平, 反映出省域尺度上各民族的空间分布倾向于混族而居。对1990—2010年文化多样性指数的变化分析发现, 除广西以外的其他省级单元的多样性指数都呈增加趋势, 且在青海部分发生明显的增加, 反映出省域尺度上各民族的杂居分布进一步深入。

2.1.2 不同尺度文化多样性指数对比

当以市域尺度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时, 绝大部分基于市级行政区的文化多样性指数都高于基于县级行政区的, 但1990年、2000年与2010年在四川境内分别有8、5和6个市的基于市级行政区的文化多样性指数低于基于县级行政区的；同时, 在广西境内也分别有2、3和3个市发生相同的情况。而当以省域尺度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时, 1990年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部分, 2000年广西、重庆、贵州、云南和青海部分, 2010年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部分和青海部分的文化多样性指数都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而逐渐增加(表 1)。但1990年与2000年西藏部分的基于省级行政区的文化多样性指数低于基于市级行政区的, 2000年与2010年四川的基于市级行政区的文化多样性指数低于基于县级行政区的。这反映了文化多样性水平随空间尺度改变的同向变化, 但也存在局部小尺度的多民族交融甚于较大尺度的情况。

当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扩大为整个西南地区时, 对比基于不同尺度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发现(图 5)：随着空间尺度的依次扩大, 文化多样性指数呈明显的逐级增加态势, 定量化地确认了西南地区整体上“大杂居, 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即, 在大尺度上各民族混合而居,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使得文化多样性水平较高；而在小尺度上各民族倾向于聚族而居, 维持单一的民族文化传统, 从而使得文化多样性水平较低。并且, 经过统计分析u检验,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县域与市域尺度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均值都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具有差异。此外, 随时间的推移, 不同空间尺度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均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而1990到2000年基于省级行政区的异常变化可能与重庆市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有关。

2.2 文化多样性的差异性与相似性 2.2.1 文化多样性区域差异

由于文化多样性水平在西南地区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研究中运用Theil指数对文化多样性指数的区域差异进行计算并分析。在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差异组成中, 省级单元文化多样性的组间差异最大, 约占差异总和的四成, 表明各省级单元之间的文化多样性水平具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图 6)。在组内差异中, 四川的差异占主导地位, 其次为云南, 随后是广西、贵州, 重庆略高于西藏部分, 而青海部分几乎可以忽略。对比3期的文化多样性差异组成发现, 差异总和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同时, 每个组分的差异也在此过程中逐渐降低, 但各组分的差异占比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广西的差异占比呈增加趋势, 西藏部分呈减少趋势, 而其他区域则呈现出波动变化(表 2)。一方面, 重庆市于1997年成为直辖市, 改变了组内差异的构成, 并影响了各组分的占比；另一方面, 西南地区各民族人口的增减与迁移减少了区域间的人口分布差异, 从而使得不同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文化多样性水平的差异呈缩小的趋势。

2.2.2 民族构成相似性

在分析文化多样性指数区域差异的基础上, 将Wolda改进后的Morisita-Horn指数应用于民族构成相似性的计算, 可进一步发掘大尺度上西南地区民族构成的异同。由表 3可知, 与广西的民族构成相似性最高的是云南, 其次为贵州, 四川与重庆的相当, 均超过0.84。2000年, 重庆与四川的民族构成相似性达到0.9982, 为全部省级行政区中相似性最高；此外, 与贵州和云南的相似性也都高于0.90。四川与云南的民族构成相似性也较高且较为稳定, 3期都超过了0.93。贵州与云南的相似性也很高, 达到0.96。位于西南地区的西藏和青海部分与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的民族构成相似性都很低, 尤其是西藏部分大多不足0.10, 但两者间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超过了0.92。对比3期的民族构成相似性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省级单元的民族构成相似性趋向于增加, 表明西南地区各民族人口的分布在大尺度上更加融合, 民族交融成为趋势。

2.3 生态要素分析

由于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特征, 对不同的生态要素与文化多样性指数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分布格局产生的生态环境基础。运用探索性回归的分析方法, 可以将区域面积、平均海拔、海拔标准差、平均坡度、坡度标准差、水体面积、水体周长与水体覆盖率各生态要素作为解释变量来判断它们对文化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影响。其中, 变量显著性可以反映出生态要素对文化多样性指数的预测程度。由表 4可知, 平均坡度的变量显著性在3期均为100%, 体现出了研究单元内地形坡度的平均值对文化多样性指数的空间分布具有很强的影响。类似地, 1990年的水体覆盖率的变量显著性也达到98.99%, 表明研究单元内水体面积占区域面积的比值在1990年对文化多样性指数的空间分布产生强烈影响。而区域面积的变量显著性最低(＜24.24%), 水体周长的变量显著性也很低(＜27.27%), 反映出研究单元的区域面积大小与水体的周界长度对文化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的影响较弱。随着时间的推移, 平均海拔和水体覆盖率的变量显著性有所降低, 表明这些要素对文化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的影响有所减弱。综上所述, 在西南地区的生态环境背景下, 文化多样性分布格局始终受到平均坡度的重要影响,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水体覆盖率的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从文化多样性指数的时空格局分析可以看出, 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水平在时间序列上表现为提高, 体现出各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向于杂居分布。与此同时, 对文化多样性的大尺度差异分析也表明不同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文化多样性差异都在降低。此外, 省域尺度的民族构成相似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趋向于增加, 也反映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人口的分布更加均匀化。历史上, 由于自然条件改变、政治与战争因素导致的民族内徙和人口迁移促进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23]。建国以后, 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 民族人口流动增加, 使得各地区的民族构成更为多样化^[24]。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在投资、经济等拉力作用下, 我国形成一个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的人口潮^[25]。随后, 西部大开发战略又刺激人口从中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26]。整体而言, 市场经济与政府调节的双重作用影响着我国近现代西南地区大尺度的民族构成。

西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文化多样性指数高的县级单元多聚集在横断山区至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交界处, 以及云南西南部靠近边境处至贵州腹地。而由生态要素的分析可知, 坡度对文化多样性指数具有重要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 文化多样性指数较高的分布区多位于我国第一、第二级阶梯过渡带与第二、第三级阶梯过渡带, 其平均坡度一般较大。一方面, 西南地区广泛流传着“汉族占街头, 壮族占水头, 瑶族占箐头, 苗族占山头”这样的谚语, 反映出各民族依循不同的海拔高度与地形状况而栖居于适宜的地理位置^[27]。而坡度较大的阶梯过渡带地貌复杂、生态环境多样, 为多民族混族而居提供了空间与条件。另一方面,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横断山区奇特的地质形成历史、复杂的周边界面条件、易变的高山气候和强烈的太阳辐射等山地环境, 以及云贵高原南部边缘的南方喀斯特所留存的全球同纬度地带上类型最为独特、覆盖面积最大、连续分布的喀斯特原始森林, 都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创造了条件^[28]。而生物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 满足不同人群可利用生物资源在类型、分布和数量上差异^[29]。因而, 阶梯过渡带因地形复杂所引起的高文化多样性在我国西南地区是十分特殊并值得深入研究的。

文化多样性时空格局的识别与生态要素的探究为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分布提供了空间上的静态信息与时间上的动态变化。文化多样性同生物多样性一起作为保持复合生态系统健康的基础, 使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面临干扰时依然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态功能^[30]。民族文化具有一种敬畏自然的朴素生态伦理观,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当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价值^[31]。但就整体而言, 我国西南地区县域尺度的文化多样性水平不高, 并面临着气候变化的加剧、经济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等自然、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的挑战^[32]。因此, 加强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视与保护迫在眉睫, 这不仅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也能够为西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