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田是人类依托山势地利开垦形成的山地农业生产系统^[1]。梯田具有悠久的农耕历史, 是人类充分利用山地资源获取农业产品, 同时又保水保墒的一种最佳方式^[2]。然而随着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农村劳动力资源大量输出, 许多地方的梯田出现荒废现象^[3]。目前, 对梯田的研究仅限于一些梯田尚存的国家^[4]。除一些学者从梯田文化^[5-8]和梯田景观^[9-10]的角度开展研究外,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 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梯田的生态效应^[11-13]、梯田的保护与管理^[14-15]。然而, 对于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则鲜有研究。深入研究梯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情况, 有利于梯田生态系统传统农业文化的传承, 有助于人们合理利用和保护梯田生态系统。

崇义客家梯田位于赣南崇义县境内^{[2, 16]}, 有800多年的开垦历史^[2]。随着客家文化与当地畲、瑶等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民俗风情的融合,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多样性^[16]。崇义客家梯田在2013和2014年先后被农业部认定为“中国美丽田园”、“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近年来,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为进一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 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 造成崇义客家梯田在缺乏管理和耕种的情况下出现面积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文化积淀逐渐变薄等现象。进而,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减弱、协调性遭受破坏, 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目前,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减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和自然资源的配置结构失衡, 导致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互动协调关系被破坏, 严重影响区域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立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中发现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于优化崇义客家梯田所在区域的资源配置, 遏止和调控影响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 解决生态服务功能衰减的条件下人类、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均衡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 系统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系统概况

崇义客家梯田位于江西省崇义县境内, 始建于宋末元初, 盛建于明末, 完工于清初。坐落在海拔2061.30 m的赣南第一高峰齐云山山脉范围内, 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水热资源丰富, 无霜期长。崇义客家梯田共有3000 hm², 大多是陡坡梯田。规模性连片区位于上堡、思顺和丰州3个乡镇, 涉26个行政村, 面积2044 hm²；核心区位于上堡乡, 涉10个村, 共有梯田1491.13 hm²。本文研究区域为崇义客家梯田规模性连片区。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是由“人-梯田-山体”构成的具有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功能的复合系统, 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耦合的动态经济系统, 主要由经济社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文化科技等因素耦合而成(图 1)。构成系统的各因素彼此之间既互惠互利又相互制约(图 2)。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涉及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要素。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的有机结合使其具有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功能。作为生产功能的操作者、生活功能的体现者和文化功能的创造者, 人类是影响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 农村人均土地面积、农村人均居住面积、种植业劳动比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受教育程度、教育支出、农田受灾率、农田退化率、农膜使用率、农田水利化程度等指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2014年12月和2016年3月崇义客家梯田规模性连片区实地调查；农业总产值、农民恩格尔系数、服务业产值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等指标的基础数据参考《崇义统计年鉴(1990—2014)》、《崇义县政府工作报告(2000—2014)》。其中, 农业总产值运用研究区农村从业人员占全县农村从业人员的比值进行折算。部分缺失数据应用回归模型^[17]估算得出。

2 评价方法 2.1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的度和势两方面。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度是指其可持续发展目前所处的阶段, 是其内部各要素的综合外部表现, 是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现状的直观反映。通过评价可持续发展度, 可以明确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所处水平。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势主要反映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能力, 是指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对其生态后续发展的保障和支撑能力, 是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内部驱动力, 主要表现为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协调发展程度(协调度)。评价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势有利于了解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潜能和影响因素。

2.2 评价内容

基于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评价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①在分析其生态现状的基础上, 采用综合分析评价方法对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综合分析, 以了解其整体情况。②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内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科技文化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协调程度。③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 分析影响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

2.3 评价指标 2.3.1 指标构建

作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具体评价方法, 评价指标体系应被赋予研究对象的典型特色。同时, 要系统地对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情况进行评估, 从中探索出障碍因素, 在评价指标的选择上, 应遵循全面性、可操作性、简要性和科学性等原则^[18]。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 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功能。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涉及人口、社会、经济、科技、文化、资源和环境, 概括起来可分为四方面：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科技以及资源环境, 这4个方面构成了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研究在此基础上, 通过分析生态复合系统各功能的发展协调程度及其内部各要素间的耦合度, 并咨询有关生态学方面的专家, 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 构建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 1)。

(1) 生态系统与农村社会相互依赖, 是相互依存的耦合体^[19-20], 是一个在信息传播与互动过程中不断建构、解构与重构的开放性系统^[21]。农村社会, 特别是农村人口对维持农村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主导作用^[22]。农村社会可持续性是指保护农业生产和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的良性发展, 如农村生活质量的改善、合理的农村人口结构等。因此, 建立反映人均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和农村社会人员结构等子系统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包括人均土地面积、人均居住面积、种植业劳动力比率和农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表 1)。

(2) 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具有重要影响^[23-24],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影响区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25-26]。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指区域在经济上可以自我调控和发展。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关键取决于区域生态复合系统自身经济效益的好坏和其内部结构的合理程度。因此, 设置反映经济蓬勃发展的服务业产值和反映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作为度量经济发展可持续的指标体系。具体包括：服务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表 1)。

(3) 实践表明, 人类当前的经济方式造成了环境的恶化。要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展, 人们需要转变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要求人们从技术上进行革新^[27], 科技创新需要文化积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于农村区域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28]。本研究中, 文化科技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是指崇义客家梯田生态复合系统内部生产各部门及其各项要素的综合配套能力, 主要包括农产品升级程度、农村文化教育情况、休闲农业发展程度、传统农业文化保持程度和农业现代化程度等。由于缺乏农产品升级程度、休闲农业发展程度和传统农业文化保持程度等方面的数据, 考虑到指标的可操作性, 本文只选取农村文化教育情况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作为文化科技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对象, 具体包括：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村教育支出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等指标(表 1)。

(4) 资源环境是区域生态安全的载体, 一个区域的生态系统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该区域的资源环境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内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包括与其相关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及良好保护。因此, 建立反映农业资源利用情况和农田抗灾能力的指标作为考察资源环境可持续能力的子系统指标体系, 主要包括：农田受灾率、农田退化率、农膜使用率和农田水利化程度(表 1)。

崇义客家梯田规模性连片区植被保护良好, 森林覆盖率高, 生物多样性丰富；梯田耕作方式采用传统有机耕作模式, 几乎不施用化肥和农药。因此, 本研究未将农药施用率、化肥施用率和森林覆盖率等作为区域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

2.3.2 指标说明

本研究中, 指标X₂表示农村家庭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hm²/人)；农村人均居住面积X₃指农村家庭人均所占有的住房面积(m²/人)；种植业劳动力比率X₄表示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例；服务业产值X₇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提高农业经济生产过程中各阶段的产出值和生产效率, 有助于改善农业环境效率^[29]。因此, 本研究把服务业产值作为评价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指标；农民受教育程度X₈是指农村初中及以上毕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例；教育支出X₁₀指居民家庭人均文化教育支出占居民家庭人均总支出的比例；农田受灾率X₁₁采用农作物受灾面积与实际种植面积比表示；农田退化率X₁₂用未耕种农田(包括废弃、闲置和建筑物用地)面积与实际耕地面积比表示；农膜使用率X₁₃是农膜在耕地中的残留量和农膜使用量之比, 由于收集到的数据资料有限, 本研究运用农膜使用面积和农作物播种面积之比代替；农田水利化程度X₁₄指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其他指标的名称与统计提要中的描述一致。

2.3.3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不同指标对于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影响程度的大小。层次分析法是通过比较同一目标下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采用1—9标度法建立判断矩阵, 从而计算出各指标的相对权重^[30-34], 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1。各层次单排序均通过一致性检验, 对总排序进行一致性检验, 得：CI=(0.06, 0.03, 0.04, 0.08)∪(0.25, 0.25, 0.25, 0.25)=0.05, RI=(0.90, 0.58, 0.58, 0.90)∪(0.25, 0.25, 0.25, 0.25)=0.74, CR=CI/RI=0.07 < 0.1, 通过一致性检验。所以, 各层次指标重要性排序有效。

2.3.4 指标标准化处理

由于选取的指标属性各异, 数据之间难以直接作比。为了便于比较, 需要消除各指标之间属性的影响。影响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分为正、负效用两种, 正效用指标值越大, 越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负效用指标值越大, 越不利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各指标属性的不同, 运用参考值标准化法建立模型(1)、(2)对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出各指标的评定参数值。具体处理是以1990年各指标的统计数据作为参照值进行处理。

(1)

(2)

式中, ξ_it为第i项指标在第t年的评定参数值；X_it和X_i0为第i项指标在第t(t=1990, 1991, ……, 2012, 2013, 2014)年和基准年(1990年)的统计数值。

2.4 模型选择 2.4.1 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

由于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内部是由多因素耦合而成, 指标具有复杂性和层次性, 每一项指标体系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的发展情况。因此,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是一种综合性评价。本研究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求和函数^[35-36]评价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指标, 具体函数模型为：

(3)

(4)

(5)

(6)

(7)

式中, ω_i为指标Z_i相对于D的权重；α_ki(k=1, 2, 3, 4)为指标X_ki(k=1, 2, 3, 4)相对于Z_k(k=1, 2, 3, 4)的指标权重；ξ_ti为第i个指标X_i在第t年的指标评定参数值。

显然,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科技文化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值在基准年为1。对任意给定的时间t(t﹥1990), 如果D_t+1≥D_t, 则表明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状况良好。否则, 就存在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 此时, 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厘清影响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

2.4.2 发展协调度评价模型

发展协调度是反映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内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量, 其值越大, 表明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协调性越好。由于各因素的综合评价系数通常情况下满足正向耦合, 因此, 本研究采用模型(8)、(9)、(10)评估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度。

(8)

(9)

(10)

式(8)、(9)、(10)中, ρ_ij、ρ_i、ρ分别表示准则层不同指标之间的发展协调度、准则层与总体目标的发展协调度和整体发展协调度。本研究假定：当ρ_ij, ρ_i, ρ≤0.45时, 生态系统发展不协调；0.45 < ρ_ij, ρ_i, ρ≤0.65时, 生态系统发展基本协调；ρ_ij, ρ_i, ρ>0.65时, 生态系统发展协调。

2.4.3 发展障碍度模型

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是对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发展现状(度)与潜在能力(势)的综合考察, 通过综合评价, 找出阻碍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有目的地对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发展对策做出相应的调整, 从而有效地增加系统的产投比, 实现系统内部各要素(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科技和资源环境)协调统一发展的目标。

为实现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需要对其发展现状进行诊断。具体实施措施为采用“三度”指标(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障碍度)对影响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进行分析诊断^[36-38]。因子贡献度(F_ij)指各单项因素对总目标的重要程度, 即单因素综合权重；指标偏离度(B_ij)表示单项因素与生态系统发展目标之间的差距, 本研究设为单项指标采用极值标准化值与1之差度量；障碍度(O_ij)表示单项指标对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度的影响值, 该指标是可持续发展障碍因素诊断的结果和依据。具体模型如下：

(10)

(11)

(12)

(13)

式(10)、(11)、(12)、(13)中, ω_i、α_ki的意义参考公式(3)—(7), O_i为准则层对总体目标的障碍度, Z_ij运用模型(14)、(15)进行计算。

(14)

(15)

式中, X_j⁽²⁾和X_j⁽¹⁾分别为第j个指标的极小值和极大值。

3 结果分析 3.1 生态可持续发展状况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状况包括综合发展状况和各分层指标现有发展水平两部分。

3.1.1 综合评价结果

1990—2014年间,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有一定的提高, 2014年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是1990年的2.22倍。在此期间, 虽然发展有所起伏, 但总体朝好的趋势发展(图 3)。

3.1.2 分层指标对比

图 3同时也刻画了各准则层的评价指数变化趋势。1990—2004年间, 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相对较低, 表明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内消耗能力不强, 导致资源环境协调能力减弱, 使生态系统内部压力增加, 造成资源环境利用效率不高。

(1) 农村社会。1991—1993年的发展指数低于1990年, 情况的发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 系统外部因素；第二, 20世纪90年代初期, 内地农村劳力开始大量涌向沿海及发达地区务工, 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开始学习新的生活消费方式, 人们逐渐注重自己的饮食结构, 不再是单纯地追求吃饱, 更多是追求膳食营养的丰富, 因此, 此时期恩格尔系数(个人食品消费支出占个人消费总支出的比例)较1990年大, 1991—1993年崇义客家梯田规模性连片区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值为0.55, 1990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0.45。恩格尔系数是负作用指标, 指标值越大, 阻碍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越大。从1994年开始, 农村社会发展指数呈逐渐增长趋势, 发展水平逐步提高。2014年农村社会发展指数是1990年的1.84倍, 年均增长2.58%。

(2) 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指数除了1993、1998年出现一些波折外(1993和1998年江西全省出现了特大洪涝灾害, 灾害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很轻的冲击力), 整体发展迅速。2014年, 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是1990年的3.30倍, 年均增长率为5.10%。经济发展是正作用指标, 虽然目标层各指标对总体的贡献度相同, 但经济发展增长指数较其他指标大, 所以更能影响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总体发展指数。21世纪, “三农”问题的提出, 农业补贴政策和农业税制改革的实施, 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提高, 农业产值快速增长。近年来, 随着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申遗工作的开展, 崇义客家梯田逐渐为外界所认知, 从而带动了本地服务业的发展。

(3) 文化科技。除1991年外,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文化科技发展指数均大于1, 指数变化趋势为逐渐增长, 从图形上来看, 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1994年, 指数快速增长, 年均增长率为8.36%, 主要因为这一时期农民开始大量向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外出务工, 通过与外界的接触, 认识到文化科技对于促进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第二阶段为1995—2014年, 指数虽不断增长, 但增长缓慢, 年均增长率为1.23%, 约为第一阶段的八分之一。情况表明, 通过第一阶段的积累, 崇义客家梯田规模性连片区农民充分意识到文化科技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 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农民对文化科技的意识有了本质的改变, 每年对文化科技的投入就会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文化科技综合发展指数难以再像第一阶段那样快速增长。

(4) 资源环境。1990—2014年,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波动增长, 根据图形3, 资源环境可持续指数可分为3种形式：U型变化形式(1990—1996年)、V型变化形式(1997—1999年)和缓慢增长(2000—2014年)。U型变化阶段前期,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 农村出现劳动力荒, 有些耕地被荒废和闲置；与此同时, 由于农民在外务工赚钱更多, 有钱去改善自己的住房, 农民在选择宅基地时倾向于易平整的农田, 因此, 农田退化率在这一时期变大。农田退化率是负效用因素, 其值增大, 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受阻。U型变化阶段后期, 随着与发达地区交流的不断深入, 农民对农村资源环境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既学到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农田防护措施, 也了解到农田保护的重要性和国家保护耕地的法律法规, 因此, 农田退化率、农田抗灾率、农膜使用率和农田水利化程度都朝着有利于资源环境可持续方向发展。V型变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998年江西省出现特大洪涝灾害, 农田受灾面积大。2000—2014年, 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增长缓慢, 年均增长1.80%。究其原因, 主要因为国家保护农田的法律法规的日臻完善, 农民种植制度的革新, 以及农民农田防护意识的增强。

3.2 生态可持续发展协调程度

生态发展协调度反映指标之间发展的协调程度, 可用来体现崇义客家梯田规模性连片区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能力。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各分层指标之间及分层指标与总体目标的协调情况。

3.2.1 准则层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

运用模型(8)算得指标之间的协调度ρ_ij(表 2)。由表知, 所有指标之间的协调度ρ_ij>0.65, 因此, 各指标发展协调性好, 有助于目标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3.2.2 准则层与总体目标的协调程度

利用公式(9)算得准则层与总体目标的协调度ρ_i(表 3)。由表 3知, 准则层中每个指标与总体的协调性好, 指标的良性发展能够促进总体的可持续发展。协调度大小排序为ρ₂>ρ₁>ρ₄>ρ₃。

3.2.3 客家梯田生态系统整体协调发展程度

根据表 3所给结果, 运用公式(10)算得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整体协调发展综合指数为0.96>0.65, 表明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协调, 可持续发展存在巨大潜力。

3.3 障碍因素诊断

运用公式(10)—(12)计算出2014年单项因素的障碍度, 取值较大的前8项, 并按照大小顺序进行排序。具体结果见表 4。

2014年, 影响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按它们值的大小顺序排序：服务业产值>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民恩格尔系数>农田受灾率>农田退化率>教育支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土地面积。在障碍因素的排名表中, 前四名分属相应的准则层。把单项指标的障碍度代入模型(13)得2014年准则层对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总体发展的障碍度。2014年, 准则层对客家梯田生态系统所起的障碍作用相近, 按照值的大小排序为：经济发展>文化科技>农村社会>资源环境(图 4)。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基于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的内部结构, 利用生态复合系统的结构分析方法, 构建了以经济社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文化科技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 对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中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科技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度、势、可持续发展协调度及障碍度作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度良好, 可持续发展协调性较好, 可持续发展潜力较大。政府要挖掘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需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服务业产值；增加教育投入, 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该方法理论可行、实践可操作, 能有效地反映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水平。

4.2 讨论

通过运用综合加权函数对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作综合评价, 发现1990年以来,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逐渐变大, 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发展状态。其中, 1990—1994年是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发展综合指数主要积累阶段。2000—2014年,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增长较为稳定, 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处于较高水平。

通过对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协调度研究, 得出准则层与准则层、准则层与目标层之间的协调度都大于0.65, 表明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内部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指标间彼此协调程度非常好,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潜能。

通过对2014年影响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进行诊断, 了解经济发展在制约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方面稍强于其他因素, 其次是文化科技因素。经济发展中, 农民人均纯收入、服务业产值是主要制约因素；农民受教育程度、教育支出是文化科技方面的制约因素^[39]。因此, 合理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受教育程度, 增加服务业产值与农村文化科技, 是一种促进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

本研究基于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的本质, 从系统构成和系统要素耦合出发, 利用可持续发展度评价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中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科技和资源环境等功能所处的发展水平, 以发展协调度和障碍度来判断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在一定时空内的发展潜力、发展障碍因素, 从而对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状态、能力有了较为科学和准确的定位, 为政府实施可持续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支撑^[18]。然而, 评价的合理性关键在于指标的选取、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正负效应性的判定以及数据获取。本研究依据已有文献^{[18, 35-39]}和专家咨询的结果确定指标及其权重和正负效应, 数据获取依据实地调查和当地统计年鉴, 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然而由于过程中涉及到人的一些主观因素, 从而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偏差。要使评价结果更能准确地反映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减少评价过程中人为主观因素需进一步研究。此外, 由于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是客家文化和当地资源环境耦合形成的复合生态系统^[7-8], 具有显著的区域特色^[16], 因此, 在指标的选取、正负效应判定上需要结合系统的特点。但受研究资料所限, 本文在作指标的选取、正负效应判定时未能细致地反映系统特性。如：农村人均土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在本研究中作为正效应指标处理, 但它们作为正向指标是否符合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的实际情况则值得进一步探讨；还有, 崇义客家梯田生态系统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 传统的耕作方式、农业文化应是考察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 未来的研究, 应从考虑系统特性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致谢: 衷心感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文华院士和闵庆文研究员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