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草原是我国华北、东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 其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而且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1]。阿拉善盟位于祖国西北边陲, 既是沙尘暴的重要源头, 也是我国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地区, 该区域的生态环境不仅影响首都和华北地区的生态安全, 甚至影响到东亚国家的生态环境, 因此, 该区域一直是我国西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研究的热点^[2-3]。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防止荒漠化的扩张, 并配合国家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等工程的实施要求, 阿拉善盟从1980年开始相继实施了贺兰山退牧还林还草移民工程、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以及额济纳旗黑河治理生态移民等生态建设工程^[4-6]。上述工程项目的实施, 虽然促进了阿拉善盟的生态恢复和区域环境改善, 但阿拉善荒漠化形势不容乐观, 局部地区荒漠化土地面积仍在扩大^[7-8]。

人类社会是一个集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为一体的复合生态系统, 其核心是协调并整合社会、经济、自然3个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9-11]。荒漠化区域不同社会、经济、自然要素之间的差异, 使每个农村社区对生态政策实施均产生各自独立的响应, 探讨农村社区层面对生态政策的自适应性变化规律, 能够为生态政策的调整、制定提供科学依据^[12]。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是复合生态系统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途径, 通过改善社区农户的生计可以实现区域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13-16]。有研究认为, 居民的环境态度与人们的环境保护意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它是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评价的重要指标, 也是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定的最主要理论依据之一^[17-18]。农牧户作为土地荒漠化防治的主体, 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土地荒漠化防治具有重要的作用, 调动农户的经济行为并参与生态治理是生态治理工程能否成功和持续的关键^[19-20]。故研究区域被访问对象的环境意愿和响应建议也就成为本文的突破口。

本研究根据阿拉善盟的生态经济和环境现状, 以阿拉善盟1980—2014年年际人口、温度、家畜量及农作物面积变化为基础, 对阿拉善盟的16个自然村进行随机问卷调查, 分析被访问对象对本区域政府-NGO-农牧民等利益相关者多方参与的荒漠化治理模式的响应和认知, 以及对未来生态环境治理的意愿和建议, 梳理该区域政府-NGO-农牧民等利益相关者多方参与的荒漠化治理和生态管理模式, 以期为荒漠复合生态系统的建设提供借鉴和管理建议。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阿拉善盟(97°10′—106°52′E, 37°24′—42°47′N, 海拔900—1400 m)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最西端, 东临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 南与宁夏毗邻, 西与甘肃接壤, 北与蒙古国交界, 边境线长735 km, 属于亚洲中部荒漠亚区最东部的一个植物地理区域。地形起伏不平, 丘陵、沙丘与平滩相间, 著名的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横贯全境, 构成祖国生态防线的前沿。历史上黑河下游的额济纳河沿岸绿洲、东西绵延800多公里的梭梭林带、贺兰山天然次生林以及沿贺兰山西麓分布的滩地、固定和半固定沙地, 共同构成了阿拉善独特的生态屏障, 同时也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条重要生态防线^[4]。

阿拉善盟总面积27.02万km², 人口24.09万, 居住着蒙古族、汉族、回族等16个民族。气候为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 四季气候特征明显, 常年干旱少雨, 风大沙多, 冬寒夏热, 昼夜温差大, 年均气温6—10.3℃, 年降雨量45—330 mm(主要集中在7—8月份), 年蒸发量2400—4200 mm, 无霜期156 d, 常年多西北风, 是全国光热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草地类型为典型的温性荒漠, 植被稀疏, 覆盖度低；植物种类贫乏, 主要是旱生、超旱生和盐生的灌木、半灌木和小灌木, 建群植物以藜科、菊科、蒺藜科为主, 其次是蔷薇科、柽柳科。土壤为棕漠土, 淋溶作用微弱, 土质松散、瘠薄, 含有较多的可溶性盐^[21]。

为改善阿拉善盟的生态环境, 保护生物多样性, 防止荒漠化扩展, 从1980年开始, 阿拉善盟就开展规模有序地移民搬迁工作, 将移民安居在自然和环境条件较好的绿洲区域。2000年伊始, 诸多国际、国内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组织(简称NGO组织)相继参与阿拉善盟的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工作。本文选取以下3个组织作为研究案例：(1) 澳大利亚政府阿拉善环境恢复与管理项目(Alxa League Environmental Rehabilitation and Management Project, 简称ALERMP), 该项目通过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来改善阿拉善的生态环境；(2) 国际小母牛组织(Heifer Project International, 简称HPI)阿拉善社区综合发展项目, 该项目通过提高社区农牧民的生活水平, 提升农牧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3)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ociety of Entrepreneurs & Ecology, 简称SEE)荒漠化防治项目, SEE是中国企业家出资成立的公益环保组织, 奉行非营利性原则, 以推动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为愿景, 遵循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统一的价值观, 旨在通过社区综合发展的方式解决中国的荒漠化问题。

1.2 研究方法

基于对研究区社会、经济、自然状况的了解, 结合研究区的人文和地理特征, 在总结国内外调查问卷设计经验的基础上, 经过和相关专家充分讨论, 完成了调查问卷的设计。2015年9月1日—10月1日进行了预调查, 随后和相关专家进行了研讨交流, 对问卷进行了调整。2015年10月6日—12月25日, 进行第一次入户访问和半结构访谈, 被访谈者回答问题, 调查人员完成问卷的答疑、填写。在进行入户访谈之前, 对调查人员进行了专业技术培训, 主要包括调查问卷的抽样方法、解释、记录、填写。2016年4月10日—4月22日进行第二次回访和补充调查。

问卷调研的主要议题：(1) 被访谈对象的家庭结构、教育背景、民族、收入及消费情况, 是否参与由政府、企业、NGO实施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项目；(2) 被调研对象对生态环保的认知和响应, 主要包括本区域环境恶化的历史及现实原因, 本区域环境局部恢复的原因, 以及被调研对象关于本区域未来环境保护的建议和意愿。

本次随机发放问卷550份, 回收有效问卷501份, 回收率为91.09%。调查样点涵盖阿拉善盟的16个嘎查(村), 访谈对象包括农牧民(55.89%)、干部(17.96%)、商人(17.56%)、务工及其他人员(8.59%)(表 1)。

1.3 数据分析

研究数据包括3部分：第一部分数据来自于随机问卷；第二部分数据包括1980—2014年研究区的人口、温度、农作物面积及家畜数量等统计数据^[22]；第三部分数据包括研究区多年来的政府部门工作报告、统计报表。

运用The R Programming Language^[23]统计分析软件完成数据分析。相关研究数据在经过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的基础上(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 均说明该数据具有较强的偏相关性, 适合提取适宜的公共因子并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The R Programming Language中psych包中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法(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及相关函数进一步分析被调研对象的生态环保认知和响应意愿, 采用Origin 9.1^[24]软件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区社会及自然指标变化

为了研究阿拉善的资源及环境变化, 取1980—2014年阿拉善年际人口、温度、家畜量及农作物面积变化的监测数据, 并制作年际变化图(图 1)。

从图 1可以看出, 1980—2014年, 阿拉善人口数量呈线性增长, 2014年年末人口数量达到24.09万人, 为1980的1.72倍。从1980年开始, 35年来, 阿拉善温度增幅明显(R²=0.58), 2014年平均温度最高, 达到9.3℃。受经济利益驱动, 1980—2005年, 家畜总数量逐年增加, 2005年达到最大值209.18万头, 从2006年开始, 因退牧还林还草工程, 家畜数量开始下降。同样, 受经济利益驱动, 35年来, 研究区域农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4倍, 2014年达到4.55万hm²。

2.2 受访者关于生态保护的响应和认知比较

20世纪90年代初, 阿拉善盟提出了以生态移民为核心的“转移战略”, 对退化草场实施围封, 对牧民实行搬迁转移, 截至2008年初, 阿拉善盟已累计搬迁转移牧业人口7366户2.5万人, 落实投资1.49亿元, 极大的改善了阿拉善盟的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育^[4]。2000年, 一批国际、国内的NGO组织先后进入阿拉善, 开展生态建设工作(改变当地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试图找到环境保护和收入提高的新平衡点, 促进阿拉善地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表 2是澳援项目、国际小母牛组织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研究区的项目活动。

2.2.1 研究区生态环境恶化原因的响应和认知比较

针对本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在501位被访对象中, 32.9%的访谈对象认为气候干旱、降雨量小、蒸发量大是本区域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近年来, 阿拉善盟农业活动增加、过量消耗地下水资源、引起植被退化和工业企业增加、污染加剧、消耗地下水资源两个因素分别占访谈比例的19.3%和15.2%。城市化的扩张、占用草场资源, 自然灾害(干旱、虫鼠害等), 政府部门生态保护手段的单一等因素分别占访谈比例的12.1%, 11.4%和9.1%。表 3是上述问题的荷载矩阵, 提取2个公共因素, 即自然因素(干旱、虫鼠害等)和人为因素(工业增加、城市扩张、农业增加等)是基于访谈对象认知的本区域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2.2.2 研究区生态环境局部恢复原因的响应和认知比较

ALERMP、SEE、HPI是研究区域从事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工作的NGO(表 2)。ALERMP、HPI的项目理念是以“参与式”为主的社区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SEE^[25]秉承“内生式”项目管理的工作手法, 尝试以社区为单位, 搭建当地政府和农牧民平等合作的桥梁, 在多个子项目中, SEE将政府、NGO、农牧民的资金捆绑使用, 互相按比例出资, 共同管理, 促使当地社区与市场资源、公共资源对接, 并形成社区的自我造血机制。经过项目的运作, 增强农牧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 达到项目区域内人的能力的内生, 文化的内生, 社会经济的内生, 政治功能的内生, 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保护与发展共赢。

表 4是被访问对象基于近年来阿拉善生态环境局部恢复因素响应和认知的标准荷载矩阵。在501位被访对象中, 27.3%的人认为政府部门主导的生态补偿到位是本区域生态环境局部恢复的主要原因, 其次的因素是政府、企业、NGO的群策群力, 比例为21.8%。同样, 农牧民环保意识的增强, 生态移民的效果显著及NGO项目的支持和带动等因素所占比例依次为19.3%, 18.5%和13.1%。农牧民环保意识的增强、政府部门主导的生态移民和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及政府、企业、NGO群策群力、互为补充等综合因素是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后, 阿拉善环境局部恢复的主要原因。

2.2.3 研究区未来生态环境保护的响应和意愿比较

表 5是基于本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被访问对象的个人响应和意愿比较。增强当地社区农牧民的内生能力培育是被访问对象的首要意愿(占19.8%)。其次, 政府部门应多兴办企业、增加农牧民的就业机会, 关注生态移民的子女教育和政府主导实施多方参与的环境保护等举措的比例为16.6%, 15.3%和14.6%。在生态恶化的区域坚持生态移民、并做好搬迁移民的稳定, 防止返迁及增加农牧民的福利也被被访者视为未来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力推的工作。提取3个主要因素：做好生态补偿、稳定生态移民, 增强农牧民的内生动力培育和提升农牧民的生活水平等综合因素, 是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后, 研究区域未来环境保护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主要工作(表 5)。

近几十年来, 经阿拉善盟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懈努力, 特别是通过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退耕(牧)还林(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等一批国家重点工程的实施, 阿拉善盟在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就整体来说, 生态治理的速度仍远远赶不上恶化的速度^{[4, 7]}。因此, 加快生态建设步伐, 构建以“政府主导, 社会行动, 社区参与”为主导的荒漠化治理模式是确保阿拉善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3 讨论 3.1 关于阿拉善盟的荒漠化问题

荒漠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然因素主要是异常的气候条件, 人为因素主要指过度放牧、乱砍滥伐、滥用水资源等现象^[26-27]。有研究指出,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区土地资源相对丰富, 人口及劳动力需求较高, 导致出生率和移民率较高, 逐渐形成了“人口-耕地-人口”的恶性循环圈, 引起了环境的退化^[28]。受政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及制约, 人为因素是决定乌兰察布土地荒漠化的关键因素^[29]。

阿拉善地区环境恶化并荒漠化发展趋势主要由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所决定^[7]。王涛等^[8]认为：沙丘活化或流沙入侵、灌丛沙漠化、砾质沙漠化和耕地沙漠化是阿拉善盟土地荒漠化的主要成因。何磊等^[30]的研究发现：人类活动是引起阿拉善荒漠化加重的主导诱因。基于历史及政策的演化来看：阿拉善生态环境的恶化, 是国家强力介入农牧民普通生活而农牧民自己不能参与决定的后果, 这种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正确决策或没有起到良好引导所造成^[31]。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分析：内蒙古自治区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造成对本地蒙古族人、牲畜及草原等生存空间的无限挤压, 尤其是在牧业地区大规模推行农业种植的生产方式, 使生态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32]。从水资源利用的角度分析：阿拉善盟腰坝滩绿洲井灌区地下水超采不仅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 矿化度也随之增大, 导致绿洲荒漠化^[33-34]。自1984年有阿拉善有水位记录以来, 该区域查汉滩绿洲地下水的提取量大于含水层的补给量, 30年来, 该区域地下水位已经下降了6—10 m, 且地下水位正在以每年0.3—0.5 m的速度连续下降, 按目前的用水量及已探明的地下水储量计算, 最多再有50a的时间, 该区域地下水资源将消耗殆尽^[35-36]。

本研究发现, 1980—2014年, 受政策和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阿拉善盟的人口数量迅速增长, 35年间, 人口数量增长了1.72倍；同时, 受经济利益驱动, 家畜总数量及农作物种植面积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这些因素从不同的层面加速了区域荒漠化的扩张。由此可见,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依然是研究区域荒漠化的主要原因。另：本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日益加速的工业化引起阿拉善环境恶化, 但被访问对象关于工业化引起区域环境恶化的反馈值得后续研究重视。

3.2 关于阿拉善盟荒漠化的多元治理问题

复合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复合生态管理就是通过生态规划、生态工程、生态管理等手段, 使资源得以高效利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复合主要包括对象的复合、方法的复合、体制的复合、人员的复合、学科的复合, 并着重强调物质、能量、信息三类关系的综合^[37]。环境问题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 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 它与人们的生存、教育、经济发展、社会活动密切相关, 只有结合当地人的发展, 通过制度层面的综合变革和创新才能有效遏制环境问题^[38-39]。环境治理旨在通过人们对自身思想观念和行为的调整, 达到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40]。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的症结在于管理问题, 其实质是资源代谢在时间、空间尺度上的滞留或耗竭, 系统耦合在结构、功能关系上的破碎和板结, 社会行为在经济和生态管理上的冲突和失调^[41]。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外部因素(如政府规划和政策、市场需求、移民)进入阿拉善社区, 并在社区内部占据主导力量, 但这些外部因素并没有将生态环境视为核心公共物品, 人们为追求经济的、政治的利益不惜牺牲公共物品, 出现了诸如“公地悲剧”等现象, 这才是阿拉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原因。只有国家、当地政府、社区居民承担主体责任, 并整合相关资源, 方可化解荒漠化治理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42]。有研究认为：政府部门和科学家、NGO组织、农牧民在阿拉善地区的环境保护, 是初有成效的实践和探索^[43]。

社区是社会的组成细胞, 农村社区作为微观主体, 容易被忽略, 一般认为只能被动地接受各项生态政策, 事实上它们却是生态政策的检验者和实践者^{[12, 44]}。农牧户是生产和决策的基本单位, 是生态和社会经济环境之间联系的纽带。基于“自下而上”的农户环境认知响应调查分析, 有利于促进区域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不仅可以实现生态保护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接, 而且可以识别与生态改善、重建相关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45]。基层农民在石漠化治理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但政府或科研单位主导参与的重大工程, 对基层农民的意愿了解一般不够深入^[46]。将荒漠化防治与农村社区发展相结合的参与式社区工作方法在甘肃民勤的荒漠化防治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推动了该区域荒漠化的综合治理^[47]。可见, 探索以“政府主导, 社会行动, 社区参与”为主导的多元治理模式是抑制阿拉善盟荒漠化扩展的有效途径。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根据阿拉善盟的生态经济和环境现状, 基于35年来阿拉善盟年际人口、温度、家畜量及农作物面积的变化, 分析了被访问对象对本区域政府-NGO-农牧民等利益相关者多方参与的荒漠化治理模式的响应和认知, 以及对未来生态环境治理的建议和意愿, 得出以下结论：

(1) 从本文的访谈及分析结论可以发现, 即自然因素(干旱、虫鼠害等)和人为因素(农业增加、城市扩张、工业增加等)是基于访谈对象认知的本区域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2) 多年来, 政府部门主导的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等政策的实施, 政府、NGO、农牧民的群策群力以及农牧民环保意识的增强等综合因素是研究区环境局部恢复的主要原因。

4.2 建议

多年来, 该区域以“政府主导, 社会行动, 社区参与”为主导的荒漠化治理模式, 对于抑制荒漠化的扩展, 维持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荒漠化防治、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多个群体的利益, 需要国家及当地政府、NGO、农牧民、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和综合治理。

(1) 国家和当地职能部门是阿拉善盟生态建设的主力军, 在投入大量生态建设资金的基础上, 应转换目前单一的治理模式, 宜农则农、宜牧则牧, 适时地培养社区农牧民的内生动力, 变输血模式为造血模式, 增强当地社区参与生态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 相关职能部门要提高执政水平、组建一支跨学科的专家团队, 为政府重大项目决策提供前期理论支持, 并适时开展重大生态工程、涉农涉牧项目的后期评估, 建立定期的反馈, 监测机制。

(2) NGO(国际、国内)作为独立的第三部门, 应更好的发挥其在当地政府和农牧民之间的桥梁作用, “自下而上”, 整合资源, 促使当地社区与市场资源、公共资源对接并形成“自我造血”机制, 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3) 农牧民是当地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主体, 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项目中受益, 是农牧民积极参与生态建设的前提, 生态建设项目不能以牺牲农牧民利益为代价, 而应以增加农牧民收入为前提。世界银行^[48]的研究报告：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中, 大批被迫迁移的人遭受了损失, 结果是他们比搬迁之前更加贫穷。故任何以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外援项目均需增强农牧民的内生动力培育, 减少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

致谢: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袁宏波副研究员、阿拉善盟林研所程业森副所长提供相关统计数据, 阿拉善盟草原站那日苏工程师、阿左旗草原站张金宝主任参与田野调查, 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