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地理区位、资源类型、生产技术造就了不同的聚落形态和聚落文化，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聚落景观，并在聚落之间的发展中形成了较稳定的聚落空间分布形态^[1]。这特定的空间位置、空间资源及聚落之间形成的功能联系构成了该聚落生态位内涵。传统聚落空间结构是对传统聚落的地域空间属性的特征表达^{[2, 3]}。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传统聚落的空间组织结构，即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空间载体。传统聚落的形成、发展、扩张、变迁发展存在于环境之中，两者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由此衍生出一定的关系状态，称为传统聚落的生态位^[4]。传统聚落生态位表达了聚落空间特性和环境资源空间特性互动的客观关系，是聚落与环境互动适应后所形成的一种客观状态和共存均衡状态。在发展中所形成的聚落文化空间特征明显，同时在聚落文化作用下所形成的聚落景观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5, 6]}。

国内有关传统聚落空间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聚落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包括地貌类型、人口的空间分布和传统聚落的空间形态等内容^{[7, 8, 9]}；二是传统聚落空间演化过程及其机制研究，主要以人口迁移为重点，从社会因素、生态因素分析传统聚落的演进及其动力^{[10, 11]}。三是聚落生态位规律的研究。传统聚落的空间分布是自然、社会、历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空间区位的选择，反映了传统聚落空间演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指向^{[12, 13]}。总体而言，涉及聚落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建筑) 或宏观(城市)层面，而缺少对中观(村落形态) 层面的探讨。聚落生态位理论能够较好的反映传统聚落生态关系的持续变动，在解释传统聚落这一自然、社会和经济复杂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以及系统空间演化与动力机制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怀化市通道县侗族传统聚落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传统风水学理念与现代生态位理论出发，探索传统聚落空间构建手法，并用生态位适宜度、生态位扩充理论探讨湘西传统聚落观的驱动力分析和传统聚落生态位扩充与空间结构演化进行分析，揭示自然、经济和文化这3个因素在湘西传统聚落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之间的关系。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西南部，处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之地(图 1)。该县地势东、南、西三面高耸，中、北部略低。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区，四季分明，夏季酷热，冬少严寒。气温年较差小，日较差大，春温回升较迟，秋季降温比较早。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通道县人民创造和积淀了以侗族文化为主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通道县在湘、桂、黔交界的300余万侗族聚居地中，侗族聚落保留最为完整，形式最为多样和独特。侗族聚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空间聚落形态，其聚落与建筑体现出来的对自然、气候的生态适应性，展示出了侗族人民在不同地域环境、社会文化及建筑营建技术下的创造力。

图 1 研究区位图 Fig.1 Research Locat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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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区下宅村侗族聚落面积为726.83hm²，该聚落集村寨、田园、道路、溪流、草地、森林为一体(图 2)。区域内地质以丹霞地貌为主，森林则以杉林、竹林为主，郁闭度较高，森林覆盖率达到为77.7%。该聚落中农作物以传统水稻为主，占聚落面积的5.13%，有县域主要河流坪坦河穿过整个聚落。目前沿坪坦河流域侗寨正在集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发现，通道与周边地区相比，传统聚落保留较多、集中且完整。由于经济增长及人口增加，这些传统聚落内的居民渐渐搬离，在原聚落旁修建新房或迁居外地，研究该区传统聚落空间构建及其演变显得十分必要。

图 2 研究范围与聚落分布 Fig.2 Research Scope &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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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聚落空间形成的两种重要根源驱动因素——文化和生态为出发点，本文应用风水模式和生态位两种研究途径对湘西通道侗族聚落空间格局进行解析，其中风水模式对聚落空间格局的构建手法进行解析，运用生态位理论对湘西聚落观的驱动力分析和聚落生态位扩充与演变进行分析。通道县诸多侗寨中，陇城镇现有侗寨原貌保存较为完整，开发力度相对较小，本研究主要对通道县陇城镇进行调研，以下宅村为重点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田野调查。

风水理论是中国古人凭直觉认知和经验积累，总结并完善了一套以人与自然协调为基准的认知观念和择地理论，一直被广泛应用于传统聚落选址和居住环境营建中^{[14, 15]}。传统风水文化一直左右着中国古代村落的格局，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广泛应用于传统居住环境建设的实践中。本研究在调查过程中将社会学调查方法运用到湘西侗族聚落的研究中。一方面将所获取的自然环境数据，通过实地勘测，对聚落空间立体结构及内部元素的空间形态进行文化解构。另一方面，基于传统坐向形局论，把功能问题转化为空间结构问题，获取湘西侗族地区的地质地貌、水文、气象数据及生物资源统计数据，将实地场所感知与随机抽样访谈调查结合，梳理聚落生态文化及其格局演变史，绘制聚落风水格局图及山体、水系、人居等重要空间节点的空间形态和布局图。

生态位主要反映生物单元在特定生态系统中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用^[16]。基于生态位基础上拓展的有生态位适宜度、生态位扩充理论等，生态位适宜度可以为聚落发展可持续性提供评价依据；生态位扩充则能够较好体现聚落空间结构发展及演化机制。这些理论在反映生物单元一般发展规律特征、解释生物单元发展动力机制、分析生物单元预期发展方向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7]。传统聚落具备明显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特点，其内在状态、结构以及功能的变化均可以从生态位理论的角度加以诠释。对不同发展时期内、不同环境条件下传统聚落发展的规律、过程、机制进行分析。

湘西侗族传统聚落在与自然界长期的磨合中探求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同时追求建筑选址、方位、布局、外观等因素与周围环境相协调^[18]。聚落空间格局、人居模式、建筑形态和社会关系蕴含着深层次的生态学内涵，逐渐形成了以风水聚落模式为表现形式的一套关于理想景观模式的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形成了具有湘西地域特色的多功能景观载体——传统聚落^[18]。

在区域空间方面，侗族传统聚落追求“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的境界，因此择地是营建聚落环境的关键。侗族人生活在群山连绵、溪流纵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居住环境的特点是：青山环抱、碧水环流、避风向阳、朝向开阔。空间营建上遵循靠山脉发展、依山就势、顺应水脉、保土理水、就地取材等原则^[19]。侗族人民依山傍水、因地制宜的选址理念的形成，是根据所处的自然环境，结合长期以来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并遵循祖辈世代传承的信仰、信念、方法进行的。传统的风水理论对侗族聚落的选址与布局有着深层次的影响。山脉以绵延不断、起伏不大为佳，山脉到达聚落之后，成为聚落的“靠山”。一方面，有靠山，可以种植、养殖，利于经济发展，保障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村落居民群居在一起，便于聚集力量，并利用山体有利地形，防御自卫。同时，山脉影响着区域生态环境，如小气候状况、地表水排蓄水、地下水的流动等。如通道县陇城镇下宅村聚落的背山逶迤，为大山的余脉，抵挡西北风的直袭。村落左右山体环抱是一道具有良好防御作用的生态屏障。村落前方开阔平整，水稻及田鱼是聚落居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聚落前方案山起伏，呈波浪形，有良好的心理趋向，最终构成东、南、西、北四面维护、中间宽敞开阔的独立地理空间(图 3)。

图 3 研究区域实地景观及其手绘聚落示意图 Fig.3 Field Landscape and Hand-painted Settlement Diagram of the Researched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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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寨村落一般都具有成片风水林，通常认为对平安、长寿、多子、人丁兴旺、升官发财具有吉凶影响的人工培植或天然生长的林木，其表层意义是藏风聚气、得水为上的风水作用，其现实的意义是传承文化、水土保持、调节小气候、保护和美化环境，并且对村寨具有极好的隐蔽效果^{[20, 21, 22, 23]}。如通道县陇城镇下宅村聚落的外围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在村落基址后方的是“主山”，其山势向左右延伸，成左右肩臂环抱之势，前方有对景山“案山”遮挡，“案山”与村落之间有月牙形的池塘或弯曲的水流，水流的缺口处有水口山，村落就坐落在山水环抱的中央，地势平坦而具有一定的坡度，形成背山面水的基本风水格局。在这样的格局里，无论是在环绕村落的山脉上，还是村落前的流水旁，抑或是村落宅居旁，都要保持有茂密的植被，既可以是天然生长的，也可以是人工栽植的，而这些植被多样的分布形式就构成了侗寨聚落风水林的基本格局。

从综合自然地理环境特征来看区域环境，要求各项因子统一协调，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环境，其中水是关键生态因子。下宅村内除了一条自然水系外，还与之平行分布着的两条主干渠道顺山势地形夹着村落，与分割村落的河流形成南北向的三大植被带。水系由坪坦河及其支流组成，将整个村子聚落包围，最后注入水口双江河。根据通道县1∶50000DEM 图，下宅村西侧入水口水面海拔高度约为482m，东北侧进水口约为493m，出水口在聚落入口方向后方，位于南侧，海拔约为502m，水流速度大概在0.45m³ /s。这样的水系格局和水流速度保证了坪坦河的水源水质。水口也是物质、能量和物种进出下宅村侗族聚落的重要通道(图 4)。

图 4 通道县下宅聚落水系分布图 Fig.4 Water System Distribution of the Housing Settlements in Xiachai, Tongdao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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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道县侗族聚落空间景观模式所做的77份有效问卷调查表明，80.5%的人选择“山-林-屋-水-林”模式，9.0%的人选择“林-屋-水-山”模式，7.8%的人选择“山-屋-林-水-林”模式，2.7%的人选择“水-山-林环绕屋”模式。本研究调查表明，湘西侗族地区传统的传统聚落就是一种多功能景观，符合理想的“山-林-屋-水-林”景观模式，其空间要素组成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均表现出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各个独立的自然村落具有相似的界面特征，展现了丰富的空间层次变化(表 2)。

水平空间结构上，下宅村聚落特征表现为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即民居建筑、鼓楼、风雨桥、鱼塘、农田、树林、山体等自然要素由内向外呈圈层分布，形成一个“人-村落-自然环境”有机的大地生命整体，从而更好的完成各要素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维持和谐的聚落生态环境。垂直空间结构上，从上到下结构为：山体、树林、民居、农田、河流。这种聚落层次，上层的山峦屏挡冬季北来的寒风；面朝流水，既可以接纳夏日南来的凉风，又能解决生活饮水和灌溉问题，缓坡阶地，可以避免淹涝之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周围植被郁郁，既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能调节小气候，获得薪柴。而居民活动主要集中在下层，这样在垂直空间上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也满足了人在聚落中对农田管理的需要以及人们对安全的心里需求，从而符合对围合与庇护的聚落模式的追求。

侗族传统聚落大多都具有“坐西朝东、背风向阳、背山面水而建特点^[24]。其中风水学中“坐西向东”是侗族建筑的既定吉祥形式；“背风向阳”是取阴阳相生相克相互依存之意；“背山面水”是取避凶聚气确保家财不外流之意。从生存意义上来说，侗族大多居住在山区，日照时间相对较少，山峦起伏，淤积瘴气较多。向阳坡有利于日出后阳光辐射加热山坡，形成上升气流，有利于气体流动，加速瘴气、村落烟雾及其他污染物扩散。湘西侗族传统聚落中，村落中的主要街巷顺应夏季主导风向，形成风廊，以利于夏季村落内部的通风，再以小巷串联民居，形成并联或串联式聚落形态。

湘西侗族传统民居通常还会根据气候条件，通过多样的民居平面布局、结构形式、建筑材料、植被绿化等方法，来改善住宅内部的微小气候；同时利用门窗、廊道等开敞的空间，来引入穿堂风。这种院落形成了单个的内向型的小气候，较之于自然，更具调节性，从而形成的微气候较有效地解决了密集型居住布局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院落内植以花木，点缀和营造优美的生活环境，而且这种民居布局和结构方式，创造出一个较舒适的居住环境，以适应南方较炎热的气候(表 3)。

聚落是由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3个亚系统共同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系统中各环境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维系着聚落的发展和居民的生存，并形成独特的乡土性文化特征。3个亚系统以相互适应的机制达到动态平衡，复合成完整的聚落生态系统，自然因素前面已论述，此不赘述，见表 4。

一切经济问题由资源的稀缺性所引起，而人类为了生存需求，能满足需求的资源却是有限的，可供利用的资源有限，对有限的资源人类必须权衡取舍^[25]。对于一个聚落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合理的分配利用土地，所以，聚落的形成除了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外，其经济因素也是影响聚落形成的必然因素。首先，聚落建设本身就是一个经济过程，因为聚落的建设除了需要土地，还需要资金、建筑材料和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其次，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在内的经济因素对聚落选址、规模、分布形态产生作用，经济因素的影响最主要是通过住宅建设水平的高低来体现。然而在聚落组成元素中，其中风水林一般没有直接的经济价值，但它由于传统的风水观念而保护起来，禁止砍伐，从而满足了人类的心理需求，即风水观所说的聚落居民希望辟邪消灾、祈求身体健康、人丁兴旺等。

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影响着人类对精神和美学的取向，以及深刻的影响着聚落景观^[26]。但文化因素相对于经济因素对聚落生态观及景观结构的影响是隐晦而复杂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文化因素之一就是风水文化^{[27, 28]}。侗族聚落居民“万物有灵、共生共荣”的观念深刻的影响侗族村寨的选址、建设和侗族聚落的演化。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生态观，是侗族聚落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原因，并以物化的形式渗透到村落各个层面中，体现了侗族的生态智慧。

对下宅村侗族聚落调查可发现,侗族居民尊重自然环境主要体现在对山地资源的态度及聚落空间构建手法两个方面。侗族先民认为“无树则无以作栋梁,无材则无以兴家”。这充分体现了林业资源对于构造聚落和生计的重要性，在利用森林资源的同时又大量植树造林,保持生态平衡,以形成发展的可持续性。聚落空间构建手法主要依山就势的“吊脚楼”形式和“风水”模式。尽量减少了对山地地形、地貌的破坏。同时，侗族聚落选址的依山傍水,形态布局中重视与水的关系。实地调查中发现寨内侗族居民建造精巧别致的井亭来保护水井,还把亲水动物作为图腾进行崇拜。作为古老的山地农耕民族,需要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因此选择了鼓楼作为公房，成为侗寨议事、文化、娱乐休闲活动的中心,由此形成了“鼓楼文化”。鼓楼成了侗族文化的中心载体,也成为侗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

从结果来看，陇城镇下宅村聚落风水除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外，确实使大片森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也增加了水域面积。风水林与现代文明下的自然保护区有颇多相似之处。可以认为，风水林和鱼塘的存在及受到的保护，对通道传统聚落以及更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是有所贡献的，对于这样的因果关系可看作是一种文化的生态适应机制。风水的影响还表现在聚落规模的控制上。聚落规模是有上限的，不随聚落人口的增长而无限扩大。龙脉的大小和土地的开阔程度决定围屋的规模，这与生态学中环境承载力的概念相通。

生态学把发生在一定地理位置上、对生态系统结构造成直接损伤的、非连续性的涨落现象统称为干扰。干扰是聚落生态演替的动因,干扰可以分为外源的和内源的两大类。对于传统聚落生态系统而言,外源干扰如洪水、火灾等天灾人祸造成的不可抗力,内源干扰如资源等环境承载力的降低的改变。在干扰的作用下,聚落生态系统与外界环境的能量和物质交换速率增加,系统组分的非线形作用和随机涨落引起自我放大效应(表 5)。

通道县下宅村传统聚落作为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其同样会表现出发展、演化的过程，聚落系统中的不同生态单元通过对其各自生态位的调整来不断改造或扩大周围环境或资源的承载能力，进而实现着各个生态单元生态位的扩充以及聚落系统总体生态位的扩充。生态位的不断扩充的结果又会使传统聚落系统在社会、经济、自然要素在地域空间上产生分异，从而促使聚落空间结构的不断演化。传统聚落发展演化可划分为形成、扩展、成熟、转变四个主要阶段。在传统聚落形成阶段，聚落规模的变动取决与腹地耕地面积所能维系人口数量的平衡点上。当聚落原有的腹地土地不能满足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居住需求和生产需求时，这时就会有一部分人口从原有聚落内迁出，在聚落附近或聚落之间的空地上重新建宅，形成新的居民点，原有村落的空间区位不改变(图 5)。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不断扩张以及聚落周围生产环境的改变，使居民生产在某种意义上逐步脱离对资源分布区的强烈依赖，也使单纯由于农业生产而聚居在一起的农户居住空间分布形态进一步发生变化，聚落经济功能的改变使得居民的居住选址位置逐渐转向交通优势区位。

图 5 通道侗族传统聚落与现代聚落的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ettlements of Tongdao Dong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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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侗族聚落空间格局构建手法上讲求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追求建筑选址、方位、布局、外观等因素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然而，随着侗族聚居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侗族聚落的空间形态正在发生渐变。同时，侗族是典型的农耕型聚落，农田土地是侗族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侗族民居建筑呈密集型布置，既是节约土地之需，又具村寨防范外来侵犯之功效。近年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居民对聚落文化观念的日渐淡漠、价值观念的转变，侗族内部组织对居民的制约和影响越来越小，居民更加注重自身的居住空间和居住需求，新建住房不愿意选择聚居区内，而是选择搬离聚落中心。选址趋向道路两侧靠近，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耕地的日渐减少、蓝色水系空间和绿色植被空间的被挤占，聚落空间形态遭到破坏。

需指出的是，不同阶段类型传统聚落空间演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取决与其内部生态单元与区域环境之间的外延摩擦和扰动程度，传统聚落空间快速扩展的过程中如缺乏有效调控也会导致失稳现象。如传统聚落的外延式发展造成耕地资源的极大浪费；聚落空间结构的松散布局造成公共设施的集成建设和集约利用难以实现。在传统聚落空间系统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应遵从其演变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不同传统聚落的生产力水平条件，合理推进经济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型，并适度加以调控，以稳步实现传统聚落物质空间和经济社会空间演变的融合与过渡。

生态位理论能够较好地反映传统聚落发展规律特征、发展动力机制以及预期发展方向，对传统聚落可持续发展、传统聚落空间结构演变和城乡协调发展等相关研究带来一定启示。当前，生态位理论在经济社会系统中的运用处在不断发展中，其具体理论与其他经济社会研究领域的结合有了更深入的拓展。基于生态可持续性视角的生态位理论为相应研究领域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我国传统聚落发展正处于快速的转型时期，随着生态位理论的不断完善，希望也可以为传统聚落发展提供更多的研究角度与分析思路。

在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传统聚落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必须从聚落可持续发展角度，以此来推动传统聚落建立自然、经济、文化三因素平衡的新生态观，使原有的聚落景观在新时代中发挥新的作用，从而使现有聚落化景观不至湮灭。经济因素是重要的突破口，通过对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更多富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使传统社会结构回归良性，从而具备再发展的活力。在文化因素方面，传统风水观的式微已使风水林和鱼塘逐渐受到损害，因此，应对聚落观念重新阐释以维持原来人们基于风水观而自觉保护风水林和鱼塘的局面。针对聚落新建房屋无序发展的情况，应制定相关政策标准以引导聚落有序发展。由于参考资料的匮乏，本文的量化研究相对缺乏。但在取得对湘西传统聚落生态位的基本认识之后，下一阶段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量化研究从而获得更清晰可靠的结论，这也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对促进新传统建设和新型城市化也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