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以环境伦理为视角探讨生态智慧和水生态治理。介绍了环境伦理在西方的产生历史和对西方生态实践发挥的巨大作用, 同时分析西方以内在价值或权利为核心所建立的环境伦理理论的思维范式;从“恋地情结”出发探讨中国哲学文化熏陶下的心理, 并指出这种价值层面的探讨对中国当前生态实践的意义;对“恋地情结”的本质进行分析, 指出恋地情结是在俗世中而又超越世俗的哲学文化心理, 是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的审美栖居方式。

目前我国南方很多省市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暴雨袭击, 很多部门都在商讨对策来应对洪涝灾害带来的重大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在商讨对策时, 通常是依赖专家和技术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遇到的暴雨或者其它类型的自然灾害问题, 其实, 洪涝灾害最深层次的问题是价值观问题, 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出了问题。技术进步催生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傲慢, 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感, 是造成各种洪涝灾害的根本原因。技术在进步, 而人的智慧却在退步, 频繁出现的生态灾难强烈呼唤生态智慧的出现, 而这一智慧的理论基础即为环境伦理价值观。

环境伦理这一新兴学科在环境科学、环境规划和环境管理等很多领域都是比较陌生的。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城市规划、乡村建设和环境科学领域的很多学者开始逐步意识到环境伦理的重要性。系统化的环境伦理产生于西方, 它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的破坏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而提出的各种理论上的回应。起初, 它和内在价值、荒野和国家公园这样的概念紧密相连。理论的论证的目的是保护较少为工业文明干扰的荒野地区, 这为设立国家公园提供了理论支持。后来环境伦理理论发展成各种理论学派, 包括环境美德理论、环境解释学、和农业伦理等。这些理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相关环境政策的制定, 催生了很多非营利组织, 并且极大地推动了民众对环境保护事业的参与。例如, 美国大地伦理的创始人利奥波德开创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思想, 他指出, “一件事情如果有助于维护生物群的完整、稳定和美感, 就是正确的, 否则就是错误的。”^[1]这一伦理思想西方哲学中一直占主流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打破, ,将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扩展到生态系统。在当时工业化革命浪潮中美国人对荒野的征服背景下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启迪。利奥波德去世后, 他的大地伦理经过后来的环境伦理学家的不断阐释和发展而得到巩固, 并通过非营利组织的形式向民众宣传。

中国的环境伦理研究起步较晚, 在20世纪80年代, 通过翻译西方环境伦理理论的著作, 借鉴西方环境伦理理论的核心话语, 例如内在价值和权利等来提出自己的理论。由于中西文化在哲学思维层面的巨大差异, 这些核心话语很难直接移植到中国文化语境中, 并对中国的城市规划等生态实践起指导作用。以内在价值或权利为核心建构的西方环境伦理理论延续的是康德义务论的伦理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当人们在理性上认可一事物具有内在价值后, 这一认可就构成了绝对命令, 这一思维方式更适用于保护那些较少受人类影响的自然。但对中国而言, 人们所接触的自然大都是使用中的和人工化的自然, 因此, 需要以中国哲学文化为基础来挖掘核心内容, 同时融合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理论的合理内核。

由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精神引航, 中国古代就有着丰富的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 只是在逐利和技术的统治时代, 很多非常好的思想已经被公众忘却。在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上中需要加强对传统环境伦理思想的不断阐释, 并融入生态科学的内容, 发展出适合中国哲学文化特点的环境伦理体系。同时, 还需要重新挖掘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 将自然的各种具体空间形态融入进去, 包括城市中的自然、乡村中的农耕用地和较少为工业文明所影响的所谓的不发达地区。在此基础上建构具有精神向度的环境伦理理论, 以修复人们心灵和提升环境伦理价值观。李泽厚对中国哲学核心精神给予了最深刻的概括, 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本质是情为本体的哲学哲学。他指出：“‘情本体内推为‘以审美代替宗教的’宗教哲学, 外推就是‘乐与政通’、‘和谐高于正义的政治哲学”’^[2]。而恋地情结则是情本体的内推, 也就是情本体在日常生活中众多情感的表现之一, 是人与土地的情感。

华裔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曾在早期著作《恋地情结：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的研究》^[3]中对恋地情结做了详细的阐释。强调了对地方复杂的感知体验, 这些感受通过“通感”可以创造出神秘体验。这些感知体验是塑造地方价值的观点, 也是恋地情结产生的根源。它不是对自然进行生态学意义上的客观的认知而产生的, 而是侧重于感官的体验对人类心灵产生的影响, 从将身体、心理与审美结合的角度, 这里不涉及理性的认知。

段义孚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阐释恋地情结这一概念为我们开辟除了一个新的哲学视角, 也就是说将土地这种物质或身体性的存在容纳到人的哲学思考中去, 而不是仅仅在思维领域的理性思考。然而, 由于缺乏从哲学理论的阐释, 他的理论在环境伦理的圈子并没有得到重视。目前, 西方一些环境伦理理论开始反思内在价值的概念, 开辟了从同情和地方等术语概念出发建立环境伦理理论的尝试。以恋地情结为核心的中国环境伦理体系建设与这些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其深层次的哲学精神差异很大。下面, 本文将从儒家情感哲学的角度对恋地情结做解释。

首先, 恋地情结中的土地是具有很强的情感内涵, 它是文化的一部分, 并不是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理论中反复出现的与文化相分离的荒野概念。土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个经常出现的词汇, 土经常与“土地”、“地方”、“天地”和“风水宝地”等组词。其中天地最具有哲学韵味。就恋地情结来说, 对土地的爱包含了对土地上生灵的爱, 这种爱是在使用基础上的爱, 而不是在尊重内在价值基础上的爱。费孝通著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写的一段明显体现了这一点^[4]。儒家学者朱熹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爱物……则是食之有时, 用之有节；见其生不忍见死, 闻声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 牺牲无用牝、不麓、不卵, 不杀胎, 不覆巢之类, 如此而已”^[5]。可见土是与人们具体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对土地的热爱与友善的使用土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恋地情结是在俗世中而又超越世俗的哲学文化心理。它是与人们生活的土地紧密相联, 这种土地或者以城市中的自然或者以乡村来体现。“地”是人们具体生活的地方, 它反映了一种变动不拘的日常经验, 这包括季节的变化、文化中各种元素的相互关联与变化、地方之上的土地和众多生灵。说它是超越世俗的, 这是因为在恋地情结中, 中国人的心灵找到了终极寄托。。

最后、恋地情结是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的审美栖居方式。人们在使用土地过程中, 实现对土地的欣赏与热爱。这一资源既包括把土地当成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源, 同时也包括人类把自然当成欣赏的对象, 是一种精神上的资源。这两种把土地当成资源的方式都是在实践基础上, 一个是农耕的实践, 另外一个是生活实践。

从恋地情结入手, 吸收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理论中的科学元素, 把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体系发展成为具有精神向度的环境伦理体系, 从而为城市雨洪管理实践提供哲学思考是环境伦理学界值得努力的一个理论方向。

以恋地情结为基础构建的精神向度的中国环境伦理学将对城市雨洪管理提供深层次的价值支撑。例如，目前城市LID综合管理策略中被广为探讨和实践的有绿色屋顶、生物滞留设施、透水路面和植草沟等^[6]。在城市中开辟一片农田，植入可食地景，还有打造一片原生态的荒野，也是许多国家已经采取的策略。目前这些策略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来讨论，而技术的最终实施者是人，如果人们在价值观的深处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重要精神价值，那么巨大利润的刺激足以让很多人放弃现有的技术。因此，从哲学价值观的深处来探讨这些技术策略是当务之急。要认识到雨洪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待自然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在城市规划中，需要把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考虑进去，而不能为人类奢侈的物质享受去破坏原生态。城市里，如果大量的能呼吸的土地被不透水的水泥覆盖，它阻碍的不仅仅是土壤的呼吸，而更是精神的呼吸。土地在中国文化中相当于西方的荒野，它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存在，它是能呼吸的文化有机体，包含了时空、颜色、味道、声音和家庭等诸多元素，当我们与土地分离的时候，人也相应的与土地所承载的精神气息相隔离，乡愁也随之出现。

2013年，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曾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7]”。驱散乡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城镇化过程中把自然与土地的元素融入，这样，中国文化所熏陶的根基之感才不会在城镇化浪潮中被连根拔起。洪水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仅仅是管理和技术的问题，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们对自然已经慢慢失去了爱的情感和敬畏之心，而在西方启蒙文化所带来的技术思维没有从哲学根基上进行认识，盲目相信技术能够修复一切自然灾害，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给实践带来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