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旅游是利用森林生态因子构成之景观资源开展的生态体验活动，令游憩者获得愉悦感受并实现生态环保与森林景区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深度旅游方式，该旅游方式所凭借的介质正是自然中重要构成物——森林资源及环境，讨论的核心即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么如此说来，森林旅游理应是一种双向责任制旅游模式，不仅强调森林景区，游憩者自身对森林环境保护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解说是环境教育实施的具体手段^[1-2]，学者对此虽已达成共识，但现有的国内文献割裂解说与环境教育为不同研究线索，致使其间本应有关联始终处于二元分离状态。另外，通过对态度与行为之经典模型的遵循，尽管许多领域于解释行为意向和行为现象层面取得卓有成效的行为改变干预，研究应用仍具一定局限性，如忽视知识、态度、主观规范等认知因素对行为的直接影响^[3]。倘若依据谢彦君观点，体验是整个旅游研究的核心^[4]，那么作为经济时代的典型表征，体验应该成为解读游憩者生态行为的本质，然而体验却较少被纳入研究游憩者生态行为理性思考范畴，目前尚未出现专门立足游憩者生态知识、生态体验、生态态度与生态行为进行森林旅游解说的系统研究。笔者认为，预设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的实施则依赖于游憩者生态体验对其生态态度的激活，因此，本文将解说融合游憩者体验阐明其生态行为生成定式的逻辑演进，就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的关联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优化森林景区人地关系与生态管理范式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和逻辑关系推演 1.1 森林旅游解说目标维度与游憩者生态体验既向的逻辑关系 1.1.1 旅游解说目标

旅游解说是基于解说研究，将解说放置旅游环境中且以游憩者为受众对象提出的，尽管最初的解说没有明显带有游憩色彩，但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极大推动了解说的发展，以至很多解说定义都从旅游角度阐释，并突出解说具有娱乐和教育功能^[5-6]。

解说的目的是引发受众拓展其兴趣与知识境界的渴望，从陈述的事实中感受更为贴近真理的领悟^[7]。解说专家曾在文献中提及了一些较为广泛且有影响的解说目标^[8-9]，其中在环境教育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夏普(Sharp)认为环境解说目标应包括：①帮助游憩者对旅游目的地形成敏锐的观察和欣赏；②实现经营目标，一方面促使游憩者思考对游憩资源使用采取省思的态度，另一方面可将各种对游憩资源的人为冲击减至最低；③促使游憩者了解管理机构的目的和方针^[10]。明确、制定目标就任何解说系统而言都是成功的关键。

1.1.2 旅游体验

“体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起源于哲学，随后引入心理学、美学领域，其当前研究已然被置于更广泛的科学背景进行。从旅游学视野而言，体验是“处于旅游世界中的旅游者在与其当下情境深度融合时所获得的一种身心一体的畅爽感受”，为纷繁旅游现象的硬核，若在旅游产业领域中抽掉体验这个范畴，原本依附于旅游现象的其他现象或被赋予旅游价值的存在将失去其旅游的意义和可能^[11]；与此同时，体验亦存在于旅游行为形成的原生动力中，构成旅游现象最一般、最普遍和最稳定的共同属性^[12]。因此，笔者试图以体验为核心概念，廓清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影响研究路径。

1.1.3 森林旅游解说目标维度与游憩者生态体验既向的逻辑关系

为适应旅游发展需求产生的旅游解说，强调以多种传播方式提供旅游景区相关的服务信息和文化知识，包括咨询服务、游览引导、安全提示及知识讲解等，目的是刺激游憩者对旅游资源的理解和欣赏，旅游解说的愉悦特质尤为显著，虽然服务与教育为旅游解说的两大基本功能，但在实践中，旅游解说常常仅注重景区服务引导性，而教育功能却表现明显不足。无论针对何种动机的森林旅游，其解说根本目标都应涵盖生态审美愉悦和生态道德教育，因为“审美与伦理召唤人类的生态觉醒”^[13]。从功能角度来说，森林旅游解说目标本应是通过游憩者生态行为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尽管审美愉悦和道德教育可令游憩者以此进行清晰正确的思考与态度定位，包括生态思维付诸于行为实践，但这并不具有绝对性，游憩者生态行为生成的实现只能归属森林旅游解说之终极目标，目标不仅涵盖所有解说服务具体内容，与此同时也奠定了既向游憩者体验基准。

体验经济的提出者约瑟夫·派恩(B. Joseph Pine II)与詹姆斯·吉尔摩(James H. Glimore)根据参与程度和环境相关度将体验分成4种类型：娱乐、教育、审美、遁世^[14]。尽管旅游体验作为诸多体验的一种，越立体丰富的旅游体验越需要以上类体验的融合，但每项旅游活动所切合的体验侧重倾向不一，森林旅游则是对原始环境更负责任的旅游形式，这就使森林旅游解说目标成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变化的一种预先反映，让既定森林游憩者生态审美和生态教育体验成为了可能。

1.2 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与生态知识、态度、行为的逻辑关系

研究游憩者生态体验，前提需要对其客观界定并准确揭示主观体验的本真状态，能否从横向上梳理与体验相关概念则显至关重要。基于全面收集体验在各学科领域形成的不同认识，借鉴张鹏程、卢家楣就心理学意义上总结的体验内涵和赵刘、程琦、周武忠就现象学意义上总结的完整体验维度，因考虑到实证研究操作的现实性，体验概念所涉及到的身体经验和生理唤醒不为本研究范畴之内。

环境态度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体系，由认知、情感、意向三要素构成^[15]，包括人们的内在体验和行为倾向，将三要素统一于态度纳入旅游体验分析，继而厘清生态体验与生态知识、生态态度、生态行为间关系。森林旅游解说“知识”是游憩者通过解说系统对森林生态信息的收集，依赖真实觉察使具体体验直接产生，获得生态感知经验；森林旅游解说生态态度之“认知”是游憩者通过解说系统对森林生态知识的理解度，依赖概念或原理解释的认识过程使体验深入内心，获得间接经验和领悟，体验正是从感知与认知的辩证关系中进一步发挥延展效应；“情感”是游憩者通过解说系统对森林生态保护的认同度、支持度与情绪判断，情感功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认知的效价或强度得以实现^[16]，但体验更多的则与情绪相伴而生，缘于此，众多学者对情绪的研究往往以情绪体验的面目出现^[17-18]；“意向”是游憩者通过解说系统对森林生态保护所表现的反应倾向与行为的准备状态，体验实际上是被意识所构造、由意向作用对感觉材料进行统握的结果^[19]；“行为”是游憩者通过解说系统对森林自觉采取对自然与人为环境最小负面冲击的行动，亲环境行为实践是体验产生的外化形式。

依照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J. S. Bruner)观点，知识增长和态度产生的本质为学习，游憩者掌握的知识越深刻实行的倾向性越强烈。知识的学习既是外显行为，也是思维活动的内隐行为，更是一个以体验为基础的持续过程^[20]。若引入能够彰显道德教育却被遮蔽的体验本体，道德教育将不再需要强迫性约束的道德传授，则在融通体验践履中由审美的愉悦实现从道德知识的教授模式向道德知识的自律学习之转变，使森林游憩者对普世生态伦理道德规范发生切己的理解与领悟，达成一定道德境界和行为样态^[21]。

1.3 旅游解说与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体验、态度、行为的逻辑关系

解说归属森林旅游服务的重要部分，是确定解说质量多面性的过程。国内外关于解说有效性评价研究主要集中于接受解说后游憩者相关知识获取及态度、行为意向的变化^[22-23]，如Katherine以知识获取、态度改变和行为修正作为评价解说效果的关键指标，依托游览前后问卷调查进行比较，发现解说能够增加游憩者对游览地的了解，使其反思如何改变自身不恰当行为，继而更加尊重自然环境^[24]。虽早有文献实证表明，知识及态度与负责任的环境行为间具有正相关关系^[25-26]，但一些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因过分强调态度的行为倾向性，机械地将知识、态度、行为予以直线性连结，忽略行为亦决定于其他因素。尽管如此，学者们仍普遍认同知识、态度和行为三者间并非呈简单的线性关系^[27]，而测量游憩者知识和态度的改变不能真正地表明管理目标是否实现，衡量行为的改变需要实际测评，对游憩者行为评估应该作为解说效果的最终测定^[28]。

森林解说的根本是试图通过培养游憩者自律环保行为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美和责任关系虽同时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从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众多环保行动都是由环境之美促成而不由责任推动的。基于“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与生态知识、生态态度、生态行为的逻辑关系”分析，笔者认为以最初的生态审美认知及愉悦带动生态道德教育，生态美学知识蕴含体验因子如何发挥道德体验价值是达成森林旅游解说目的并提升解说效果的前提和手段。为此，需要进一步讨论纵向影响旅游体验的因素。

在西方哲学与美学史上，“体验”概念经历了认识论、本体论与解释论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伽达默尔(Gadamer Hans-Georg)将“体验”纳入解释学的“理解”框架，指出“理解”不是对客体外在的观察，而是主体投入其中进行感悟，理解体验是一种再创造^[29]。另外，人类于体验过程中，则把体验环境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并非对各种属性做机械拆解和组合，体验过程是体验主体与环境整体不断协同从而形成某种以主观感受为主的心理反应，深刻且稳定。倘若影响旅游体验主要纵向因素定义为对讯息的传达、理解及加深理解的情境，那么森林旅游解说便可透过多种解说媒体形式，依据受众特征选择相关知识内容并将其依次排序，达到与游憩者某种关联的真切互动，提供既定学习方向与游憩体验，继而通过彼此间相互作用产生认知、情感、行为的效果。

2 模型构建和理论假设

由上述文献回顾、借鉴诸多学科相关成果进行的影响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逻辑关系分析，构建本研究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

该模型研究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体验、态度、行为两两之间的关系、探讨解说对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的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₁ 检验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体验、态度、行为两两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H₂ 检验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体验、态度、行为两两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H₃ 检验解说分别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体验、态度、行为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₄ 检验解说分别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体验、态度、行为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 调研区域和研究设计 3.1 调研区域概况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张家界市境内，1982年9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并先后荣获国家首批世界自然遗产、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景区等多项称号。公园总面积达4810 hm²，森林植物、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98%，形成完美的自然生态系统，建园以来，公园森林旅游蓬勃发展，年接待游憩者已超过300万人次。

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Banff National Park) 坐落阿尔伯塔省西南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交界的落基山东麓，建于1885年，是世界三大国家公园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2010年，由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评论网站 Trip Advisor用户评选的加拿大户外探险目的地中，班夫国家公园荣登榜首；同时，在全球户外探险旅游目的地十佳评选中，位列第四。班夫国家公园因其森林草地、谷地高山、冰原河流堪称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亦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公园，每年接待上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憩者。

本研究选择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和中国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问卷调查地，首先是从两者创立时间(均为本国第一)、生态意义与资源价值级别(均为世界级)、自然特征(均具有森林景观)、旅游目的地知名度(均为著名)4方面考虑；亦出于中西方实证分析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之一，问卷受访对象应为来自全世界不同国籍的游憩者，就接待游憩者数量与来源角度，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和中国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均可满足研究需要。

3.2 研究设计 3.2.1 问项测量

根据相关文献、概念化操作与研究主体内容勘察测量项目，结合专家意见法与深度访谈法，通过两阶段预调查数据的项目分析、KMO和Bartlett(Barlett Test of Sphericity)球形度检验、因子分析及同一受访者先后两次测试进行信度与再测信度分析，已证明开发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信度和效度。在最终确定44项测量题项中，涉及本研究内容包含5个方面，其中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由“让我了解森林公园设立的目标和意义”、“让我了解森林公园生态科普知识”、“让我提高景观鉴赏、理解和资源享用能力”等3个指标表征共同测量；生态体验由“让我感受到生态的美”、“让我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让我感受到人类尊重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3个指标表征共同测量；生态态度由“让我觉得森林公园具有很高的科学、教育和历史价值”、“让我觉得森林公园应该得到很好的宣传和保护”、“让我变得更加具有环境责任感”等3个指标表征共同测量；生态行为由“让我自觉约束对森林公园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让我在以后游览活动中注意自己的行为而保护环境”、“让我愿意为今后改善生态环境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等3个指标表征共同测量；森林旅游解说则由“评价旅游解说在森林旅游活动中的重要性”和“森林旅游解说构建因子(即解说媒介、解说文本、解说序列)”等4个指标表征测量。

量表题项采用五级制李克特量表(five-point Liket scale)，赋予每一个评分级度相应的赋值，很赞同为5分、赞同为4分、一般为3分、不赞同为2分、很不赞同为1分。

3.2.2 数据来源

在对量表项目的反复修正和最终定稿后，调研组于2014年6月至2014年8月期间展开正式问卷调查，运用面访调查中拦截式方法，具体地点主要以班夫国家公园之配备生态导游讲解的明尼旺卡湖(Lake Minnewanka)、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之临近出口的金鞭溪为主。与此同时，为满足研究要求，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受访对象是除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外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籍且接受生态导游讲解后的游憩者，依据东西方国家划分标准(地理位置、文化背景、政治体制)综合考量，将这部分游憩者统一界定为西方森林游憩者；而中国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受访对象则是来自中国的游憩者。由于量表是关于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的调查，需要受访对象拥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和旅游经历，调研组在遵循代表性为取样基本准则的前提下，有目的的进行了样本初选，自动放弃较低文化层次且可能不具备量表评价力的这部分人员的调查。

因样本容量关系到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也关系到抽样调查人力和费用的消耗，从本次抽样估计的精确程度、置信水平、成本效益三方面因素出发，确定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中国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调查样本量各为384份，本次调查随机向目标受众发放问卷总计768份(中文问卷384份，英文问卷384份)，回收率均为100%，其中中国游憩者38份问卷与西方游憩者35份问卷出现部分项目没有填写完毕或尚未按照要求作答，故设无效卷；有效问卷共计695份，其中中国森林游憩者有效问卷346份、西方森林游憩者有效问卷34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对应为90.10%、90.89%。

4 实证分析 4.1 样本结构

本研究选取的量表受访者是来自世界不同国籍或才区的森林游憩者，准备了中英文两种版本内容相同的预测量表，且为统一衡量标准，按照国际惯例对人口统计特征予以分类。西方游憩者国籍归属主要依据世界除南极洲外六大洲进行划分,考虑到中国游憩者的省籍划分过于繁复且对本研究意义不大，所以未将此列入中文版问卷调查对象基本结构中。

根据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结构特征样本分布情况数据统计结果，中西方森林游憩者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及西方森林游憩者区域分布基本合理，样本选取均具普遍性和随机性，保证获取数据与分析结论的真实可靠。

4.2 相关分析

本部分借助SPSS 17.0统计软件，分别对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体验、态度、行为进行相关分析，以此判断该4个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关系。

(1) 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体验、态度、行为的两两相关分析

由表 1得知，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与生态体验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56，根据**表示0.01水平上存在显著性，说明生态知识增长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获取具有正向影响，两者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同理，生态知识增长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形成和生态行为产生、生态体验获取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形成和生态行为产生、生态态度形成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产生均具有正向影响。研究假设H₁成立。

(2) 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体验、态度、行为的两两相关分析

由表 2得知，生态知识与生态体验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47，并且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生态知识增长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获取具有正向影响；同理，生态知识增长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形成和生态行为、生态体验获取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形成和生态行为、生态态度形成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产生均具有正向影响。研究假设H₂成立。

4.3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本部分使用LISREL统计软件建立旅游解说对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体验、态度、行为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评价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度主要指标为：卡方与自由度之比x²/df、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非标准性拟合指数NNFI(Non-Normed Fit Index)、比较拟合优度指数CFI(Comparative Fit Index)、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此外，图中A1、A2、A3、A4分别指向解说媒介、解说文本、解说序列、旅游解说在森林旅游活动中的重要性；B1、B2、B3分别指向问卷表中关于旅游解说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增长的问项“让我了解国家公园设立的目标和意义”、“让我了解国家公园生态科普知识”、“让我提高景观鉴赏理解和资源享用能力”。C1、C2、C3分别指向问卷表中关于旅游解说对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获取的问项“让我感受到生态的美”、“让我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让我感受到人类尊重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D1、D2、D3分别指向问卷表中关于旅游解说对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形成的问项“让我觉得国家公园具有很高的科学教育和历史价值”、“让我觉得国家公园应该得到很好的宣传和保护”、“让我变得更加具有环境责任感”；E1、E2、E3分别指向问卷表中关于旅游解说对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产生的问项“让我自觉约束对国家公园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让我在以后游览活动中注意自己的行为而保护环境”、“让我愿意为今后改善生态环境而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4.3.1 旅游解说对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的影响

(1) 旅游解说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的影响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解说影响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x²/df=1.82，RMSEA=0.06，NNFI=0.98，CFI=0.98，SRMR=0.04，因此，数据与测量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30]。如图 2所示，旅游解说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具有显著影响(r=0.60，P﹤0.001)，即当森林旅游解说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影响则提升0.60个单位。

(2) 旅游解说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的影响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解说影响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x²/df=1.88，RMSEA=0.06，NNFI=0.98，CFI=0.99，SRMR=0.04，因此，数据与测量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30]。如图 3所示，旅游解说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具有显著影响(r=0.54，P﹤0.001)，即当森林旅游解说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影响则提升0.54个单位。

4.3.2 旅游解说对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的影响

(1) 旅游解说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的影响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解说影响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x²/df=1.10，RMSEA=0.02，NNFI=1.00; CFI=1.00，SRMR=0.03，因此，数据与测量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30]。如图 4所示，旅游解说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具有显著影响(r=0.45，P＜0.001)，即当森林旅游解说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影响则提升0.45个单位。

(2) 旅游解说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的影响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解说影响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x²/df=1.83，RMSEA=0.07，NNFI=0.95，CFI=0.97，SRMR=0.03，因此，数据与测量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30]。如图 5所示，旅游解说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具有显著影响(r=0.47，P＜0.001)，即当森林旅游解说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体验影响则提升0.47个单位。

4.3.3 旅游解说对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的影响

(1) 旅游解说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的影响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解说影响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x²/df=1.60，RMSEA=0.04，NNFI=0.99，CFI=0.99，SRMR=0.04，因此，数据与测量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30]。如图 6所示，旅游解说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具有显著影响(r=0.51，P＜0.001)，即当森林旅游解说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影响则提升0.51个单位。

(2) 旅游解说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的影响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解说影响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x²/df=1.86，RMSEA=0.06，NNFI=0.89，CFI=0.93，SRMR=0.07，因此，数据与测量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30]。如图 7所示，旅游解说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具有显著影响(r=0.58，P＜0.001)，即当森林旅游解说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态度影响则提升0.58个单位。

4.3.4 旅游解说对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的影响

(1) 旅游解说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的影响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解说影响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x²/df=1.78，RMSEA=0.07，NNFI=0.97，CFI=0.98，SRMR=0.04，因此，数据与测量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30]。如图 8所示，旅游解说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具有显著影响(r=0.50，P＜0.001)，即当森林旅游解说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对中国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影响则提升0.50个单位。

(2) 旅游解说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的影响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解说影响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x²/df=1.45，RMSEA=0.04，NNFI=0.99，CFI=1.00，SRMR=0.03，因此，数据与测量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30]。如图 9所示，旅游解说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具有显著影响(r=0.48，P＜0.001)，即当森林旅游解说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对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影响则提升0.48个单位。

综上所述，旅游解说分别对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体验、态度、行为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H₃、H₄成立。

5 结论和讨论

(1) 个体行为的生成并非是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由诸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理论明晰森林旅游解说及解说目标、游憩者生态知识、体验、态度、行为的各逻辑关联，将形成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的过程定式既定为“生态知识-生态体验-生态态度-生态行为”。

关于行为意向的模式研究，学术界最初是以“知识-态度-行为”认知反应链作为关键指标，机械简单并联作用其行为；虽然知识、态度与负责任行为间呈正相关关系在随后研究中得到大量数据验证，众多学者却指出三者间应存有中介效应。解说能够提升游憩者旅游体验的观点则受普遍认同，尽管如此，目前旅游行为分析仍然缺乏对游憩者认知、态度和体验的综合考量，细化研究的忽略与屏蔽同样成为游憩者生态行为探讨的瓶颈。因而，本文以生态体验为核心概念，重新审视森林游憩者行为定位与解说的关联，不仅拓展研究思路，且可将游憩者对生态环境影响降至最小值，促进森林管理科学地由单纯保护向保育并举转变。

(2) 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生态体验、生态态度对生态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关于生态知识、生态体验、生态态度、生态行为4个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关系目前学术界极少予以实证检验，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结果表明，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生态体验、生态态度均与其生态行为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均对生态行为产生具有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四者的依存关系，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研究应始于生态知识增长，既然认知为学习的本源，加之学习心理的廓清与应用有着增进教育效果之功能，那么森林旅游的生态审美愉悦和生态道德教育研究都需从学习原理入手；其次，“体验常常来源于直接的观察和/或参与一些活动——不管这些活动是真实的、梦幻的还是虚拟的”^[31]，将其理解为，环境提供的不只是产品或服务，亦是一种可以引发每个感受者内心共鸣的综合体验，这与旅游体验定义是相契合的；而在心灵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张力场中，游憩者体验主要通过多种心理活动的交融、撞击得以激活的，所以，通过心理集合与环境协同可塑造中西方森林游憩者最优生态本质体验感知。另外，在胡塞尔(Husserl)的现象学分析中，体验始终是作为体验流而存在，他赋予体验以持续的性质^[32]；美国哲学家杜威(Dewey)同样认为，生活中的许多体验由于不完整难以让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完整性体验表现为情感层面、理智层面和实践层面^[33]，因此，生态体验蕴含着的各种意识与生态行为表现都应从更为基础性研究角度寻求启示，诸如心理学、美学、哲学。

(3) 森林旅游解说对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生态体验、生态态度、生态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研究表明，森林旅游解说不仅与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行为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与中西方森林游憩者生态知识、生态体验、生态态度均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不难发现，旅游解说是增长游憩者生态知识、形成生态态度、产生生态行为最具成效途径之一，若就系统论角度而言，解说是一个由多要素组成并具特定功能的系统，其构建各要素不仅为传播活动所需的基本因子，且在静态结构中建立相互多元关系及良好的运行状态，以至体现结构系统的整体性和规范系统的有序性。因此，游憩者生态行为研究亦应注重森林旅游解说效用因子提取及运用范式探求，通过解说提升使游憩者生态行为的生成或修正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