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和消费是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耦合关系最基本的体现^[1], 食物消费研究是目前生态系统服务消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食物消费体现了人类生产和生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利用和占用^[3-6], 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实际消费, 随着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变化而发生改变^[7], 食物消费行为和方式与居民生产活动相互影响^[8]。草地生态系统作为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类型, 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畜产品和植物资源, 还在维持自然生态系统格局、功能和过程方面有着特殊的生态意义^[9]。

当前食物消费结构特征^[10-12]、食物消费行为特征^[13-16]、食物消费营养健康^[17-18]和食物消费行为的生态环境影响^[19-21]等成为国内外食物消费研究的主要热点, AIDS模型、Logistic模型、生态足迹、水足迹等方法被广泛运用于食物消费领域研究^[22-26]。目前国内针对草地生态系统食物消费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食物消费特征、食物消费影响因素和食物消费营养健康等方面。针对内蒙古农牧民食物消费的研究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农牧民在食物消费选择上趋于多元化, 但是农户和牧户之间的食物消费结构和消费支出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7], 而收入水平、相对价格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内蒙古居民食物消费的重要因素^[28]；对西藏农牧民食物消费结构和膳食营养特征的研究发现, 西藏农牧民食物消费仍以本地消费为主, 肉类和奶类消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膳食结构有所改善但消费结构仍需完善^[29-30]。

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草地生态系统分布区, 锡林郭勒草原位于内蒙古中部, 是我国四大草原之一, 也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重点实施区, 国家和地方政府每年财政投入超过2亿元以保障该区域系列生态工程的实施, 自2000年实施以来锡林郭勒盟草地生态恢复效果显著^[31-34]。锡林郭勒草原由北向南呈现出典型草地牧区、浑善达克沙地牧区和农牧交错区的样带分布, 草地样带上居民生产生活呈现出以牧为主到农牧交错的梯度变化, 其区域生态恢复措施也沿样带呈现差异性。生态工程的实施对锡林郭勒草地样带农牧民生产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35], 食物消费作为农牧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也受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生态技术研究工作缺乏实施效果评价^[36], 生态工程的实施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当前对草原地区食物消费的研究主要基于统计数据, 基于实地调查获取的一手数据为基础对居民家庭食物消费进行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地样带上三个典型区为例, 利用2017年在锡林郭勒盟开展的农牧户问卷调研数据、2017年8月—2018年7月12个月间典型农牧户食物消费跟踪调查数据、锡林郭勒盟生态恢复措施实施数据, 结合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数据等, 分析(1)锡林郭勒草地样带不同典型区草地恢复措施实施特征, (2)锡林郭勒草地样带不同典型区食物消费特征及其季节变化规律, (3)从生态、社会和经济三个角度探究生态恢复措施对食物消费的影响, 本研究为区域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锡林郭勒草原面积辽阔, 面积达2.03×10⁵ km², 其位于蒙古高原, 地势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特点。东南部多低山丘陵, 盆地错落, 西北部地形平坦, 低山丘陵和熔岩台地零星分布其间。锡林郭勒草原土地覆被类型从北向南分为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耕地和零星草地三大类, 草地载畜能力依次降低呈现梯度变化, 构成了锡林郭勒草地样带。锡林郭勒盟实施的生态工程政策主要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主, 此外还包括乌珠穆沁沙地治理工程、国家重点公益林保护工程等。当前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第一期(2000—2012)已结束, 草地治理效果显著, 工程第二期(2013—2022)正在实施。

本研究选取了锡林郭勒草地样带上的典型区进行调研, 分别选取了位于典型草地牧区的西乌珠穆沁旗(下称西乌旗)、位于浑善达克沙地牧区的正蓝旗和位于农牧交错区的太仆寺旗。西乌旗位于锡林郭勒盟东部, 土地总面积2.24×10⁴ km², 年均降水量为350 mm, 年均蒸发量为1800 mm, 年平均气温为1.2℃, 草原植被类型为典型草原。全旗总人口8.70×10⁴人, 其中蒙古族5.35×10⁴人, 占全旗人口的68.10%, 牧区人口占全旗总人口的55.00%。2016年GDP为118.50×10⁸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3537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89元。

正蓝旗位于锡林郭勒盟东南部, 土地总面积1.02×10⁴ km², 年均降水量365 mm, 年均蒸发量1926 mm, 年平均气温1.2℃, 草原植被以荒漠草原为主。全旗总人口8.30×10⁴人, 其中蒙古族2.91×10⁴人, 占全旗人口35.06%, 牧区人口占全旗总人口的31.88%。2016年GDP为6.75×10⁹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2358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30元。

太仆寺旗位于锡林郭勒盟南部, 土地总面积3415 km², 年均降水量近400 mm, 年均蒸发量1900 mm, 年平均气温2.4℃, 以耕地和零星草地为主。全旗总人口2.10×10⁵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49×10⁴人, 占全旗人口的7.10%, 农牧业人口占全旗总人口的71.34%。2016年GDP为5.40×10⁹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0418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71元。

1.2 数据收集方法 1.2.1 农牧户食物消费跟踪调查

食物消费跟踪记录是利用食物消费日记的方法, 收集研究区农牧户日常家庭食物消费数据。本研究于2017年8月5—21日在锡林郭勒盟典型区开展了实地调研, 在西乌旗、正蓝旗和太仆寺旗布设定点跟踪调查农牧户, 通过记录家庭食物消费日记, 对农牧户食物消费进行逐日逐月刻画, 揭示其季节变化规律和特点, 分析食物消费与农牧业生产生活行为间的联系。跟踪调查的典型农户和牧户通过典型区基层工作人员推荐确定, 综合考虑家庭结构、收入水平、民族构成等因素, 在备选的农牧户中最终确定了10户典型农牧户作为本研究定点跟踪农牧户, 其分别位于典型草地牧区的呼日勒图嘎查和舒图嘎查、浑善达克沙地牧区的葫芦斯台嘎查、太仆寺旗的繁茂村和红喜村(图 1), 其中农户4户, 牧户6户；汉族家庭8户, 蒙古族家庭2户。跟踪调查记录了2017年8月—2018年7月共计12个月典型农牧户家庭食物消费情况, 记录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家庭食物消费情况, 从2017年8月开始, 每月选取当月1日—10日为记录时间, 连续记录10天, 逐日逐月记录家庭当日食物消费种类和数量、食物获取来源、每餐就餐人数等信息；第二部分为家庭种养殖活动情况, 从2017年8月起, 农牧户每月记录过去一个月家庭种养殖活动情况及其为家庭食物消费供给情况。

为保障农牧户填写家庭食物消费信息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研究人员对定点跟踪的农牧户进行了关于调查记录填写的培训工作。在确定定点跟踪调查农牧户时, 研究人员事先准备好全年食物消费定点记录本, 并将记录内容逐项讲解, 并向农牧户说明记录方法和要求、以过去三天家庭食物消费情况为例, 为农牧户食物消费记录做填写示范；此外为了及时获取定点跟踪农牧户食物消费记录情况、检查及协助其解决跟踪记录填写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研究人员每月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 与农牧户及时沟通联系, 了解农牧户食物消费记录填写情况, 保障跟踪调查的有效进行。

1.2.2 农牧户问卷调查

本研究于2017年8月5—21日开展了农牧户问卷调查数据收集工作, 数据用以分析食物消费结构、食物来源、居民家庭经济社会情况等。调研点的选择原则为：(1)按照全盟由北向南呈现出由牧业为主向农牧交错的梯度变化, 即自北向南分为典型草地牧区、浑善达克沙地牧区、农牧交错区三个亚区,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区, 最终确定了以典型草原为主的西乌旗、以荒漠草原为主的正蓝旗和以耕地及零星草地为主的太仆寺旗为典型区；(2)典型区内分别选取以畜牧业、农牧交错和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乡(镇/苏木^①)开展调研。

① 苏木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乡镇建制。

基于以上原则, 采用目的抽样和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样本, 即通过目的抽样确定调研点范围, 根据草地样带上三种典型类型区, 结合人口、经济和交通状况, 确定了乡(镇、苏木)选择范围；通过分层随机抽样, 确定调研点, 即从符合条件的乡(镇/苏木)随机选择调研乡镇和村落。最终选取了典型草地牧区1个苏木(巴彦胡舒苏木), 浑善达克沙地牧区5个苏木(镇)(桑根达来镇、上都镇、赛音呼都嘎苏木、宝绍岱苏木、那日图苏木), 农牧交错区3个乡(镇)(红旗乡、宝昌镇、幸福乡)为调研点。

由于研究区地广人稀, 人口密度为0.2人/km², 农牧户间居住距离较远, 因此在选择调查的农牧户时, 结合调研工作开展当天实际情况, 采用随机偶遇抽样法选择农牧户开展问卷调查, 即在典型区内随机选择一条行进路线, 对路线沿路偶遇的农牧户入户开展问卷调查, 问卷内容包括家庭食物消费类型及数量、家庭食物支出、家庭种养殖情况、家庭收入情况、职业和民族等。每个典型区针对60户左右农牧户进行问卷调查, 研究共计对9个乡(镇/苏木)、24个村落(嘎查^①)的184户农牧户开展问卷调查(图 1), 回收问卷184份, 有效问卷175份, 其中西乌旗49份, 正蓝旗67份, 太仆寺旗59份, 问卷有效率为95.1%。

① 嘎查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村级建制。

1.2.3 空间数据和二手统计数据收集

空间数据包括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获取的2015年全国土地利用数据(1km×1km)、调研点空间数据和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数据(0.25km×0.25km)和问卷调查、跟踪调查的典型农牧户GPS仪器定位数据。

二手统计数据中锡林郭勒盟及典型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人口、民族分布、GDP、土地面积等来源于锡林郭勒盟政府官网(http://www.xlgl.gov.cn)公布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和经济社会统计年鉴数据；西乌旗、正蓝旗和太仆寺旗生态工程实施数据, 包括草畜平衡、轮牧、休牧、禁牧、围栏封育和暖棚等生态恢复措施实施面积或数量, 通过西乌旗政府官网(http://www.xwq.gov.cn)、正蓝旗政府官网(http://www.zlq.gov.cn)和太仆寺旗政府官网(http://www.tpsq.gov.cn)获取的西乌旗、正蓝旗和太仆寺旗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度统计公报、2016年国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十三五规划等文件中梳理获得。

1.3 数据分析方法 1.3.1 农牧户调查数据处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食物消费量统计划分标准, 结合农牧户问卷调查和跟踪调查结果中典型区农牧户食物消费类型特点, 本研究将涉及的食物消费类型分为以下四大类：粮食、肉蛋奶、蔬菜水果和油料副食。

食物跟踪记录数据考虑不同家庭每日每餐就餐人数不同, 在处理时将家庭食物消费总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出平均每户每人每日三餐消费各类食物的总消费量。即：

(1)

其中i代表不同农牧户, i=1, 2, 3, …, n；j代表食物种类, j=1, 2, 3, …, n；Q为人均每日食物消费量, q为家庭每日食物消费量, t为家庭每日就餐总人次。

每人每月各类食物消费量记为30天消费总量, 由于每月食物消费记录天数为10天, 故将每月记录的10天食物消费数量取3倍作为全月食物消费量。对每月食物消费分类进行汇总, 逐月记录各类食物消费逐月变化情况。

1.3.2 草地供给数据处理

本研究从土地利用数据和NPP数据对研究区草地供给情况进行分析。NPP是衡量植物群落在自然环境条件下生产能力的指标, 是指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植被所积累有机物质的总量, 是光合作用所生成有机物质和呼吸作用消耗有机物质之间的差值。

本研究基于MODIS-NDVI数据集, 利用Carnegie-Ames-Stanford Approach(CASA)模型对草地NPP进行计算。CASA模型作为基于光能利用率原理的一个过程模型, 已被广泛用于区域及全球陆地植被NPP的估算^[37-39]。张峰等人在2008年应用CASA模型计算了内蒙古草原的NPP, 并证实了模拟结果的有效性^[40]。杨勇等在2015年也验证了CASA模型计算的锡林郭勒草原NPP的有效性^[41], 因此CASA模型适用于本研究的植被NPP计算。

植被NPP基于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APAR)和光能转换函数(ε)计算方法为：

(2)

其中, NPP(x, t)是NPP, x和t分别代表解释性的空间和时间变量; APAR(x, t)是吸收的光合作用活性辐射; ε(x, t)是光能转换效率。

本研究计算了从5月上旬到9月下旬的生长季节的植被NPP, 以NDVI数据为基础, 利用CASA模型计算NPP, 数据包括2000—2015年5月到9月的MODIS-NDVI数据集, 其空间分辨率为0.25 km×0.25 km。

2 研究结果 2.1 草地恢复措施实施特征

对三个典型区草地恢复措施进行政策梳理, 发现当前主要实施了草畜平衡、轮牧、休牧、禁牧、围栏封育和暖棚六项草地生态恢复措施(表 1)。草畜平衡、休牧和禁牧三项草地恢复措施呈现出沿草地样带由北至南面积递减特征。草畜平衡实施面积为各项措施中最大, 其中西乌旗实施草畜平衡面积达1.70×10⁶hm²、占总草场面积的83.75%, 正蓝旗实施面积达6.81×10⁵ hm²、占总草场面积达73.10%, 太仆寺旗实施面积最少, 仅为3.60×10⁴ hm²、占总草场面积18.00%；休牧措施实施面积占比在三个典型区都较高, 其中太仆寺旗100.00%(2.00×10⁵ hm²)的草场都实施了休牧措施, 西乌旗实施休牧面积占草场面积比达74.19%(1.51×10⁶ hm²), 正蓝旗实施面积占草场面积比达64.07%(5.29×10⁵ hm²)；禁牧措施中, 正蓝旗实施禁牧面积占比最大, 达28.15%(2.55×10⁵ hm²), 西乌旗次之(19.25%, 3.91×10⁵ hm²), 太仆寺旗最少(17.33%, 3.47×10⁴ hm²)。

轮牧和围栏封育实施面积及其占比都较小, 其中轮牧以正蓝旗实施面积最大, 达7.04×10⁴ hm²(7.78%), 围栏封育以太仆寺旗实施面积最大(3.67×10⁴ hm²)占比最高(18.33%)。说明太仆寺旗将围栏封育作为重要的草地恢复措施, 一方面注重草地自然恢复, 另一方面在草地自然恢复过程中也注重采取措施减少人类活动对草地自然恢复的干扰；暖棚措施实施中, 正蓝旗户均暖棚面积最大, 平均每户拥有暖棚面积达35.50 m², 西乌旗次之(5.11 m²), 太仆寺旗最少(2.10 m²), 说明正蓝旗在实施草地恢复措施中, 注重农牧户参与度。通过建设暖棚, 一方面鼓励了舍饲的养殖方式有利于草场保护, 另一方面也增大了农牧户养殖中抗击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

沿草地样带由北向南三个典型区草地恢复措施各有侧重：西乌旗为以政策手段指导下的综合性自然恢复方式, 以草畜平衡、休牧和禁牧措施为主；正蓝旗既注重自然恢复又注重农牧户参与, 以草畜平衡、休牧、禁牧和暖棚为主；太仆寺旗偏向于自然恢复、以休牧和围栏封育为主要手段, 草地恢复措施实施力度相对较弱。说明在进行草地恢复时三个典型区因地制宜, 草地恢复措施各有侧重。

2.2 草地供给特征

草地供给特征主要从三个典型区土地利用和土地生产力水平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中土地利用主要从草地覆盖情况进行分析, 土地生产力水平利用NPP为指标进行分析。

从土地利用来看, 三个典型区土地利用都以草地为主, 其中西乌旗草地面积占比(79.93%)最高, 正蓝旗(75.37%)次之, 太仆寺(47.92%)最小。然而其草地覆盖类型有明显差异, 其中西乌旗以高覆盖草地为主(64.58%)；正蓝旗以高覆盖草地(32.77%)为主, 兼具中覆盖草地(20.75%)和低覆盖草地(21.85%)；太仆寺旗以中覆盖草地(25.80%)和低覆盖草地(13.48%)(表 2)。说明草地面积及其占比在锡林郭勒草地样带上由北向南递减, 且草地覆盖质量从北向南降低。

以NPP为土地生产力评估指标进行分析, 发现西乌旗土地生产力最高, 太仆寺旗次之, 正蓝旗最低, 且三地差异显著。首先, 对三地2000 —2015年连续16年的NPP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 结果显示其NPP有显著差异(F=5.355, P=0.008＜0.01)(表 3)；其次, 从2015年平均NPP来看, 西乌旗NPP最高(229.45 gCm^-2a^-1), 其次为太仆寺旗(222.18 gCm^-2a^-1), 正蓝旗NPP最低(205.12 gCm^-2a^-1)(表 2)；最后, 以2012年经济风沙源工程一期结束时间为节点对三个典型区NPP变化水平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 结果显示只有西乌旗NPP变化显著(F=6.52, P=0.01＜0.05)。

以上两方面分析显示, 在不同草地恢复模式下三个典型区的草地供给也呈现不同特征(表 2)：西乌旗户均草场面积较大(207.25 hm²), 草地以高覆盖草地为主, NPP水平为三个典型区最高, 其农牧户以养殖羊为主(户均267.96只羊, 37.92头牛)；正蓝旗虽然NPP最低, 但户均草场面积达93.36 hm²、草地以高覆盖草地为主, 户均饲养羊63.82只, 牛29.69只；太仆寺旗虽然NPP仅次于西乌旗, 但主要是由于较高的耕地占比造成。同时区域草地面积相对小且以中低覆盖草地为主, 使得户均仅饲养牛1.12头、羊0.49只。说明不同草地供给特征使三个典型区生产供给呈现不同特, 西乌旗草场面积广阔且质量高使得牧户选择羊为主要养殖类型, 正蓝旗牧户选择了对牧草质量要求低、出售价格高的牛作为主要饲养牲畜类型, 而太仆寺旗居民根据草地供给特征选择少养或者不养牛羊。

2.3 食物消费模式特征

在不同草地恢复模式及其草地供给特征下, 三个典型区食物消费结构呈现出不同特点：首先, 三个典型区食物消费模式呈现出显著差异性。利用单因素方差检验法对三地2017年8月—2018年7月连续12个月的食物消费类型进行检验(表 3), 结果显示农牧户的粮食、蔬菜水果、肉蛋奶和油料副食四类食物消费在三个典型区中P值都小于0.05, 说明三地农牧户食物消费存在显著性差异。

其次, 从消费结构来看三个典型区食物消费在消费量和消费类型上沿草地样带从北向南表现出分布差异。一方面, 从各个季节食物消费量特征和全年每月平均食物消费量特征可见三个典型区农牧民人均食物消费量沿样带从北向南减少(图 2和表 3)。西乌旗粮食、肉蛋奶、蔬菜水果和油料副食四类食物人均消费量都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典型区, 正蓝旗次之, 太仆寺旗四类食物消费量最少；另一方面, 沿草地样带三个典型区从北向南呈现出由以肉蛋奶和蔬菜水果为主要消费类型向粮食和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物消费类型的转变。西乌旗食物消费以肉蛋奶(31.97 kg)和蔬菜水果(27.81 kg)为主, 正蓝旗食物消费以肉蛋奶为主(22.08 kg)、蔬菜水果(15.71 kg)和粮食(13.38 kg)为辅, 太仆寺旗食物消费以蔬菜水果(13.37 kg)和粮食为主(13.19 kg)。说明沿草地样带居民食物消费特征呈现出由典型牧区食物消费特征向农区食物消费特征的转变。

从食物消费季节变化来看, 三个典型区食物消费都呈现出秋季和冬季食物消费持续增加的特点。西乌旗和正蓝旗秋季和冬季肉蛋奶食物消费量增多, 而太仆寺旗肉蛋奶在冬季消费较多。主要是由于9月开始牛羊开始陆续出栏, 牛羊肉供给充足, 而10月之后牧区农业生产活动减少、闲暇时间增加, 且冬季气温较低人体对高脂肪高蛋白类食物需求增加^[42], 因而位于牧区的西乌旗和正蓝旗农牧户肉蛋奶在秋冬季增加(图 2)；而太仆寺旗位于农牧交错区, 其肉蛋奶消费主要以猪肉和鸡蛋消费为主, 猪肉、鸡蛋等消费在元旦、春节等节日期间增多, 使得冬季肉蛋奶消费相对较多。此外太仆寺旗春季(3月)开始, 蔬菜水果和粮食消费增多、肉蛋奶消费变少, 说明随着在农牧交错区蔬菜水果、粮食与肉奶蛋消费之间呈现互补特征；特别地, 对三个典型区四类食物消费季节性变化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 只有正蓝旗的肉蛋奶季节变化具有显著性(F=9.19, P=0.01＜0.05), 说明正蓝旗肉蛋奶消费有显著的季节性。而西乌旗肉蛋奶季节差异性不显著(F=9.19, P=0.01＜0.05), 因为其每个月肉蛋奶消费都很高(均值为31.97 kg)。太仆寺旗肉蛋奶季节变化也不显著(F=9.19, P=0.01＜0.05), 其每个月肉蛋奶消费都很低(均值为7.97 kg)(表 3)。说明沿草地样带由北向南三个典型区的农牧户肉蛋奶消费呈现出明显的牧区的高肉蛋奶消费向农牧的低肉蛋奶消费的转变。

三个典型区食物消费呈现出沿草地样带由北向南、由牧区向农区食物消费特征的转变, 形成了三种食物消费模式：(1)西乌旗食物消费类型以肉蛋奶和蔬菜水果为主, 各类食物消费量都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典型区；(2)正蓝旗食物消费类型以肉蛋奶为主, 蔬菜水果和粮食为辅, 肉蛋奶季节变化显著；(3)太仆寺旗食物消费类型以蔬菜水果和粮食为主, 各类食物消费量都显著低于其他两个典型区。

2.4 社会经济因素对食物消费的影响

从居民收入及其结构对研究区农牧户食物消费的影响分析发现：首先, 西乌旗(119157.10元)和正蓝旗(67759.00元)农牧户家庭平均收入分别是太仆寺旗(11906.80元)的10.01倍和5.69倍, 说明西乌旗和正蓝旗的农牧户有更高的购买力, 因而食物消费量更多, 消费也偏好与价格更高的肉蛋奶等类型(表 4)；其次, 西乌旗(8811.80元, 86.27%)和正蓝旗(56776.12元, 83.79%)农牧户收入以养殖收入为主, 太仆寺旗则以打工收入(6468.97元, 54.33%)为主, 说明不同的草地供给特征差异使三个典型区农牧户不仅在食物供给上出现差异, 在收入结构上也沿样带由北向南收入减少的特征, 从而影响了家庭食物购买力水平；最后, 工程补贴款通过影响农牧户购买力对农牧户食物消费模式也产生了影响, 特别是在太仆寺旗农牧户补贴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高达13.56%(表 4)。

从文化习俗来看, 三个典型区不同农牧户民族构成也影响了食物消费模式。西乌旗农牧户以蒙古族为主, 蒙古族人口占比达80.40%(表 4), 其食物消费受到蒙古族传统的饮食文化和风俗习惯影响显著, 日常食物消费量多且食物消费以肉蛋奶消费为主^[43], 每人每月消费肉蛋奶达31.97 kg(表 3), 且肉类消费以牛肉和羊肉为主；正蓝旗农牧户兼有汉族(56.70%)和蒙古族(37.30%), 其食物消费模式受到汉族和蒙古族饮食文化和风俗的影响, 肉蛋奶消费数量(22.08 kg)相对西乌旗较少, 但是粮食消费量(13.38 kg)和蔬菜水果消费量(15.71 kg)差异较小, 三类食物成为正蓝旗农牧民食物消费主导类型；太仆寺旗农户以汉族人口为主(94.90%), 其食物消费受汉族饮食文化和风俗影响显著, 粮食和蔬菜水果消费较多, 为此太仆寺旗农户主导消费类型(表 3), 肉蛋奶消费在日常食物消费中占比较少(7.97 kg, 20.60%), 且肉类消费主要以猪肉为主, 牛羊肉消费几乎为零。

三个典型区居民的职业分布构成通过对食物供给和收入两个方面对食物消费模式也产生影响。根据实地调研获知当农牧户养殖更多的牲畜, 则其偏好于食用更多的畜产品。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养羊的农牧户中91.58%的家庭羊肉消费来自于自家生产；养牛的农牧户中45.13%的家庭牛肉消费通过自家生产获得。西乌旗和正蓝旗农牧户从事养殖业占比分别为95.89%和97.00%, 农牧户通过养殖牛羊等牲畜既能获得较高的收入、有充足资金购买食物, 也为自家提供丰富的牛肉、羊肉和奶类等畜产品, 故而位于牧区的西乌旗和正蓝旗农牧户肉蛋奶消费成为区域食物消费主导类型；太仆寺旗位于农牧交错区, 农户以从事种植业为主(74.60%), 一方面为家庭提供充足的粮食和蔬菜水果, 使得这两类食物成为区域主导食物消费类型；另一方面, 从事种植业带来的收入非常低, 仅占家庭收入的13.36%, 家庭不得不通过外出打工获得收入, 使得家庭购买力水平也相对较低。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锡林郭勒盟草地样带农牧户食物消费跟踪调查数据、农牧户问卷调查数据, 结合生态工程实施数据、社会经济数据等二手数据对锡林郭勒草地样带三个典型区不同生态恢复措施下农牧户食物消费特征进行研究, 主要结论如下：

(1) 沿草地样带三个典型区草地恢复政策根据区域实际情况, 草地恢复措施自北向南实施力度逐渐变弱, 草地恢复措施中对人类活动的限制由弱变强, 恢复措施由以草畜平衡、休牧和禁牧为主向以休牧和围栏封育为主转变。

草地恢复措施应当结合区域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地区生态、经济和社会情况的恢复措施^[44]。在本研究区中, 草畜平衡和休牧措施在草地面积广阔、人口稀少的区域实施能够降低成本并有效实现草地恢复, 因而成为西乌旗和正蓝旗草地恢复措施主要措施；太仆寺旗由于位于农牧交错区, 人口分布相对稠密, 人类活动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干扰较大, 因而相对于人口稀少的西乌旗和太仆寺旗, 围栏封育成为其主要的生态恢复措施, 以通过人为干预强制排除家畜践踏、采食及排便等干扰, 从而实现草地自然恢复的重要生态恢复^[45]。2000—2013年锡林郭勒草原生态恢复效果显著, 草地长势得到了明显改善^[46], 这与草地恢复技术的有效实施密不可分。

(2) 沿草地样带自北向南居民食物消费模式形成三种模式, 且呈现出牧区特征向农区特征变化规律。在食物消费量上由北向南各类食物人均消费量逐渐减少, 食物消费结构呈现出以肉蛋奶和蔬菜水果为主向粮食和蔬菜水果为主的转变。

农区和牧区居民食物消费特征差异显著, 农区居民食物消费以植物性蛋白为主^[25], 而牧区居民食物消费以动物性蛋白摄入为主^[43], 在锡林郭勒草地样带上由北至南呈现出由牧区到农区的地域变化差异, 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也随之呈现由牧区向农区特征变化的规律。此外研究利用半结构式入户问卷调查和跟踪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获取数据, 两种调研方式获得的数据结果之间相互映证和补充。针对典型农牧户逐日逐月开展食物消费记录, 可以有效还原农牧户食物消费真实情况及其季节变化规律；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能够对农牧户过去一年食物消费总体情况进行回忆, 但是却无法解决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回忆结果与实际情况的偏差, 且无法准确有效揭示不同季节食物消费差异。国内外学者也曾利用食物消费日记等手段获得居民家庭食物消费数据^{[7, 47]}, 但因食物消费日记记录时间较短, 无法实现对全年食物消费变化规律的揭示。本研究对典型农牧区的全年12个月进行食物消费跟踪记录, 不仅揭示了区域食物消费特征, 还探究了随季节变化带来的食物消费的变化规律, 为区域食物消费模式研究提供了新的案例研究和数据积累。

(3) 食物消费模式受区域生态、经济和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草地供给、收入及其结构、文化习俗和职业分布是锡林郭勒草地样带不同食物消费模式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不同地区食物消费模式的形成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不同食物消费模式具有一定的区域合理性^[25], 探究食物消费模式及其形成因素, 能够更深层理解食物消费所指向的资源合理有效配置问题^{[4, 22, 28]}。生态工程的实施对居民生产生活多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生态工程成功实施的重要因素^[48]。本研究通过对锡林郭勒草地样带不同生态恢复措施下典型区农牧户食物消费模式进行研究, 揭示了不同生态恢复措施实施模式, 通过对区域草地供给产生影响, 从而影响了区域居民食物消费模式, 为生态工程实施过程中涉及的资源配置问题提供解决的切入点和思路。说明在生态工程实施过程中, 应当综合考虑工程实施区域居民综合影响, 实现区域生态、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