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在广大农区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济上, 农户是农区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 也是区域经济的重要参与者；生计行为是农户最主要的经济行为, 对其它行为起着支配和主导作用。生态上, 农户是生态系统的主要干扰者和生态风险承担者。农户为维持生计而从自然界获取资源, 并产生一定的生态效应。农户收入受到外部一系列不稳定因素的干扰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 进而引发农户生计行为的不稳定性, 增加生态系统的不可持续风险。文化上, 生计方式既受民族文化制约, 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与生计密切相关, 当生计方式发生变化时, 它们所承载的文化也往往会随之式微。因此, 关注少数民族农户生计对于民族地区的生态建设、区域发展和文化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西南地区面临着生态脆弱、贫困和民族文化流失三重问题。西南地区地处中国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的过渡区域, 地形复杂, 生态脆弱, 自然灾害频发, 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1]。与此同时, 当地居民为了摆脱贫困往往会加大对资源的开发利用, 一些不合理的开发加剧了当地的水土流失、石漠化等环境问题, 进而陷入了“环境脆弱-贫困-掠夺资源-环境退化-进一步贫困”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中^[2]。西南地区分布着中国34个主要少数民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生计的变迁, 民族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变迁甚至衰微的风险, 农户生计方式及安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生计安全是农户发展可持续生计的基础, 保障西南地区农户的生计安全是解决当地生态问题、贫困问题, 进而传承当地文化的重要前提。

1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计及其变迁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 中国的少数民族生计一直是各级政府及相关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对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计及其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生计方式及其与资源和文化的关系、生计方式变迁及其驱动力、生计变迁的综合效应等方面。

1.1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计

尽管各自的发展阶段和水平不一, 从事的生计活动类型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和依赖程度不同,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一般形成了以农牧业为主, 采集、渔猎作为补充, 家庭手工业作为副业的传统生计模式。其主要生计类型可概括为^[3]：①采集渔猎型。包括云南佤族、独龙族、部分崩龙族和布朗族以及苦聪人、山苏人；②高山草场畜牧型。以藏北高原及阿坝草地的藏族为主要代表, 主要生计方式为以牦牛养殖为主的畜牧业；③山林刀耕火种型。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结合部的横断山系南段, 有独龙、怒、佤、德昂、景颇、基诺以及部分傈僳、苗、瑶、黎等民族；④丘陵稻作型。主要分布在以云南中南部及贵州、广西等地, 有傣、壮、侗、水、仡佬、毛南、黎、朝鲜等民族；⑤混合过渡型。包括从采集渔猎向刀耕火种农业过渡, 从刀耕火种向锄耕农业过渡以及从锄耕农业向犁耕农业过渡等类型, 如珞巴的“狩猎游牧”、凉山彝族的“山地耕牧”、京族的“渔业农耕”以及景颇族的“水田兼山地农业”。

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4]：①受制于自然条件。传统的采集渔猎、畜牧与农耕等生计方式高度依赖于当地资源与环境, 并受制于气候、灾害等自然因素。自然界的环境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生计后果, 包括粮食收成、牲畜生产、以及采集渔猎成果, 使得当地农户生计收入产生波动。②生态友好。为保障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发展出一整套适应于当地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 既能保证自己的长期生计, 也能保证环境的可持续。③群体内部的资源共享程度高, 并形成了与之配套的各种机制来保证资源共享及群体的生计安全。为应对个体生计风险, 资源以具有义务性、情感性的社会交往和集体活动在村落间流通和共享。由于少数民族生计建立在长期对当地环境的观察、理解和适应的基础上, 适用于传统社会的习俗、民约、习惯法、组织机制都可以用来规范农户的行为, 改善农户生计后果；相较于宏观政策管理, 这些规范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5]。

1.2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计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 西南少数民族同整个社会一起经历了大的社会变迁, 传统生计随着民族或者区域的经济转型而发生巨大变化。西南民族生计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从以农牧为主的传统生计类型到定居农业, 再到当代一些新兴生计作为补充或主导。少数民族的经济转型可以概括为以政治为出发点对生计方式与生产关系进行的突变式改造以及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的改造两个阶段^[4], 与之对应的是“重塑期的资源配置调控与生计集体化”^[6]和“从加速到迟滞期间的生计方式与资源配置市场化”^[6], 其核心是在国家与市场两大力量驱动下的“民族群体资源配置机制的结构性变迁”^[6], 主要特点是资源配置从本土共同体的互惠共享到国家控制下的集中支配, 再到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资源配置家庭化。

西南地区生境多样, 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丰富, 不同少数民族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表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因此除政策和经济两大决定性因素外, 少数民族的生计变迁还受到区域或者民族因素的影响。西双版纳傣族的传统生计为低地的稻作农业及山地的刀耕火种。近30年来, 由于市场经济的引入, 该地区低地的主要生计成为了以香蕉为主的经济作物种植, 而山地的主要生计方式成为了橡胶种植^[7]。与此同时, 稻田出租现象普遍, 以稻作农业为核心的生计方式随之式微。位于“稻米之路”的云南新平县大槟榔园傣族主要传统生计同样为稻作农业, 同时兼营养殖业与采集渔猎作为补充。现代农业的进入、工矿企业的发展, 以及民族文化旅游的兴起等市场经济要素, 加上政府对养殖与采集渔猎的限制, 使劳动力转向以工矿企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以及以民族旅游为代表的第三产业, 当地生计发生了巨大变化^[8]。四川平武县白马藏族的生计变迁则与社会制度的变化息息相关, 可以说“是在社会制度性约束的引导和制约中开展的”^[4]；在此过程中, 当地居民的自主性经历了从被遮蔽到萌芽再到释放的过程^[9]。

近年来, 一些地区发展和兴起的民族文化旅游逐渐成为其民族生计的主要补充。作为一种低耗高效的新型生计形式, 民族文化旅游成为了推动乡村和西部发展的重要抓手, 相关民族生计因而成为提高民族地区生活水平的重要突破口。从传统生计到民族旅游生计的转化过程中, 民族特色与知名度是民族文化资源开发潜力的决定因素。

2 生计变迁的影响

少数民族生计的变迁导致民族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变化。少数民族在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同时, 生计变迁还导致了能源消费模式、环境行为与生态后果的改变以及民族文化的变迁和适应。

2.1 环境行为与生态后果

历史上频繁的政治运动, 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和人口迅速增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冲击是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环境行为及与之相适应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日趋淡漠、衰微、甚至流失的主要原因^[10]。由于生计方式的变迁, 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大量转移；这种转移连同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造成了普遍的人与土地的分离。与承载着信仰和世界观的土地分离, 是造成基于人地关系的生态伦理损害以及文化传承断裂的重要原因。离开了相应的环境, 承载人地关系与生态伦理的故事、小说、典礼和仪式都失去了意义^[11]。原有的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不同程度地失去其对民众的规范和整合作用, 而环境保护的新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这种行为约束的断层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行为失调以及区域的生态危机。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大规模毁林开荒, 后果是森林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洪涝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增加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12], 而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则会给土壤、水体、乃至食物安全带来更深的影响^[13]。

民族地区农户生计变化的另一个后果在于能源消费模式的转变。传统少数民族的主要生活用能为柴薪、秸秆和粪便等生物质能, 这种能源消费模式在传统文化和生态伦理失效的情况下成为了生态脆弱区生态退化的基本因素之一^[14], 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和森林植被破坏。但传统生物质能一般无需现金支出, 其潜在成本在于生物质能获取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劳动力。传统生计从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转向现代农业以及非农生计时, 能源消费模式也由传统生物质能转向包括液化气、太阳能、电能和沼气等的多元能源利用, 而以能源或燃料为目的的传统植物利用明显减少^[15-16]。

2.2 文化适应

许多少数民族的生计变迁是对快速变革的外部世界的被动适应, 这种快速变革常与生态移民、水库移民以及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现象有关。在少数民族群体移民的过程中, 原有经济模式和社会关系解体, 群体面临着生计模式重建以及社会关系网络重组的挑战传统文化在无法规避的现实中逐渐走向边缘化, 然后由边缘化走向社会融入^[17]。吴正彪对贵州少数民族水库移民的调查表明, 迁入相同民族社区的民族习惯未发生改变, 而迁入不同(混居)民族社区的民族文化和习俗通过演变和重构对新的环境进行适应^[17]。被动的生计变化中, 少数民族很可能出现无法适应新的生计模式以及难以重构社会关系与民族文化的现象。

社会变化及生计变迁会给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带来较大的冲击和改变, 虽然主动适应这种变迁甚至在变迁过程中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存在难度, 但在政府的主导和引导下, 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合理施策, 是有可能走出一条合适的道路的。2002年, 独龙族聚居地刚被列入高黎贡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时, 刀耕火种被禁止, 传统生计由采集狩猎、刀耕火种被动转到了退耕还林、适度畜牧、种植经济林木和外出务工等现代生计模式, 该民族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曾短暂地出现过难以适应的现象^[18]。2010年, 云南省做出了独龙族“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决策部署, 并推行了安居温饱、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事业、素质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6大工程^[19]。独龙族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生计方式向高原特色农业转变, 经济林果和中药材种植得到普遍推广, 畜牧业和旅游业也得到发展。

民族文化是民族生计的一项重要资本。民族文化资本化被认为是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有效途径^[20-22]。民族文化资本化将直观的、具体的文化事项以商品的形式投入到经济过程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 其现实基点在于文化产品的开发^[22]。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强化路径包括对全球文化视野及理论的本土化应用、借用高新技术、培育文化要素市场以及对民族文化资源项目及传统节庆文化进行转化^[23]。值得注意的是, 文化资本化的过程会给民族文化和传统生计带来冲击, 在这一过程中, 除了经济收益外, 还应当注意少数民族作为主体的文化产权制度建设、资本对民族文化的异化作用, 激发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内生活力^[24]。民族文化旅游是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尽管不同案例中民族旅游对环境的影响存在差异, 这一生计方式使得部分劳动力回流, 并从事文化保护、开发和推广等相关工作。合理的民族旅游开发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保护、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促进作用。

3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农户生计安全

少数民族生计变迁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资源配置家庭化^[6], 因此微观角度的农户生计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当前针对农户生计的研究主要围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农户生计安全展开。

可持续生计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收入的活动^[25], 其内涵在于维持和提高资产的生产能力, 来保障稳定的财产、资源以及收入来源和获取, 并且储备足够应对消耗和损失的食物和现金, 以满足基本生存的需求。为系统研究可持续生计, 不少学者提出了相应的分析框架^[26-29],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30-31]。可持续生计框架研究围绕框架的五个方面, 即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政策机构过程、生计策略、生计后果及其相互作用展开, 但当前大部分研究更关注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32-36]。作为民族聚居区和生态脆弱区, 西南地区的脆弱性背景、政策机构过程、以及生计后果研究相对不足。

农户生计安全是农民最基本的需求之一, 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 与可持续生计密切相关。Frankenberger将家庭生计安全定义为一个家庭或社区具有能维持和提高收入、资产和社会福利, 并保障家庭从风险中恢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37]。就其本质而言, 农户生计安全是围绕农户可持续发展这一目的, 由能力安全、资产安全和行动安全组成, 用以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和谐统一的安全体系^[38]。狭义的农户生计安全包括：背景环境安全、生计资产安全、生计策略安全、结构和制度安全以及生计成果安全。生计安全的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是农户生计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 多元化生计策略的取得、家庭收入的高效增长和生计资本的安全以及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也受到关注^[39-40]；这些研究同样属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范畴。

安全是相对于风险而言的, 生计风险也是生计安全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何仁伟等认为生计风险主要研究脆弱性环境给农户生计带来的风险或冲击, 包括脆弱性和风险识别、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31]。王磊将生计风险概括为生计资本、生计能力和生计策略三类, 提出采取加强生计资本积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发展涉农保险等方式降低贫困农户生计风险^[41]。郑瑞强等指出在扶贫移民的适应期, 移民可能存在生产生活资料不足、公共财产与服务缺失、社会关系网络受损、健康水平下降和社会边缘化等风险^[42]。郑永君对川北返乡农民工家庭创业案例的分析表明, 资金、经营和技术风险是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主要生计风险；通过多元化经营和提升人力资本等方式可以降低创业生计风险^[43]。胡江霞, 文传浩定量研究了三峡库区移民社会网络、风险识别能力及农户移民可持续生计之间的关系, 认为风险识别能力与可持续生计水平显著正相关, 并存在明显代际差异^[44]。

可持续生计及生计安全为观察和研究农村发展及其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是进行农户生计分析的重要手段。对西南地区而言, 生态安全是生计安全的重要背景, 民族自治地区享有的特殊政策对生计产生独特影响, 民族文化与生计相互作用, 三者分别对应着可持续生计框架的脆弱性背景、政策机构过程以及生计后果, 亟需在未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计研究中给予更多关注。特别地, 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当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价值^[45]。民族文化既是生计行为的影响因素, 也是其后果, 同时决定着地区发展民族产业、民族旅游生计的潜力。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视角下, 将民族文化作为生计资本并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生计研究的有效补充。

4 结语

农户是农区的基本微观经济主体、家庭组织单元和社会控制单元, 是理想的生计及生计安全的研究对象。农户不完全处于竞争市场, 其行为也不能仅仅用“追求利润最大化”来解释。西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频繁、贫困问题突出, 面临着气候变化加剧、经济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等自然、经济与社会多方面的挑战^[46], 因此农户生计存在高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表现出明显的寻求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趋势, 且与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存在着更密切、更直接的关系。生计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问题, 由于农户生计在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生计问题同时牵动着当地生态、环境以及文化问题。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综合分析少数民族的生计现状及存在的贫困、生态破坏以及文化流失问题, 在少数民族农户生计的定量分析中具有优势。在保障少数民族生计安全, 实现区域可持续生计的过程中, 应关注民族文化在生计中发挥的作用, 结合文化生态学研究与农户经济理论, 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 对西南少数民族农户生计及其安全问题开展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