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科学命题之一^[1]。农户作为农村地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和行为决策主体, 其生计策略决定着资源的利用方式、利用效率, 并对生态环境有着深远影响^[2-6], 而农户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又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本状况^[7]。因此, 研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 对提高农户的生计水平、减少贫困, 缓解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 阎建忠^[8]、赵雪雁^[9]和王彦星^[10]等研究认为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影响着其生计策略的选择, 并提出不同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意义不同^[11-12]。已有研究结果多侧重于相关性研究, 具体的、量化的研究成果较少, 未能就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素进行甄别, 同时对政策导向下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关注不足。此外, 在具体研究中一般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分为以农为主和以非农为主两类, 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13-15]。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 受禁(休)牧、生态移民等生态政策的影响, 杭锦旗农户在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同时, 还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以增加收入, 兼业化较为普遍。

鉴于此, 本文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以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为研究对象, 将农户分为纯农户、农兼户、兼农户和非农户四种类型, 结合调查问卷数据和相关的统计资料, 就如何促进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兼农型转化进行深入地量化分析, 旨在甄别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子, 积极引导农户提高兼业化水平, 确保农户在收入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减轻生态压力、降低生计脆弱性、提高农户对生态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同时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杭锦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西北部, 地跨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平原, 东西长197km, 南北宽161km, 土地总面积约188.11×10⁴hm²。杭锦旗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半农半牧旗, 也是自治区级贫困旗, 农牧业人口占全旗总人口的81.12%。

杭锦旗地处温带干旱草原、荒漠草原过渡带, 气候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年降雨量144.6－336mm, 且主要集中在7－9月, 而年蒸发量高达2630mm。旗内地形地貌复杂多样, 由北向南依次分布着北部黄河冲积平原、中北部库布其沙漠、中南部硬梁区和南部毛乌素沙地。其中, 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占全旗总面积73%。区域气候干旱、沙漠化严重,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16-19], 被列为国家近期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旗县。

为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 2001年以来杭锦旗相继实施了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日元贷款风沙治理、禁(休)牧、生态移民、草原生态补助奖励等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与项目^[20]。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进行农户调查, 以获取研究所需数据。2015年4月在杭锦旗独贵塔拉镇进行了农户生计状况的预调查, 随后根据预调查的情况对问卷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并于2015年7月底进行了正式调研。在调研中课题组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 在杭锦旗选取了5镇1苏木1管委会的31个行政村(嘎查), 以农户为单位进行入户调查。涉及的调查区域占杭锦旗乡镇总数的100%、行政村总数的40.78%, 调查点分布见图 1, 共调查了198户农牧民家庭, 收回有效问卷190份, 问卷有效率为95.95%。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1) 生计资本, 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2) 生计策略, 包括当前农户所从事的农业和非农生计活动。

2.2 研究方法 2.2.1 生计资本测算

(1) 生计资本测量指标

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 参考国内外学者开展的生计资本量化研究成果^{[8-9, 21-22]}, 根据杭锦旗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以及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对上述研究中的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 设计了适用于杭锦旗农户的生计资本测量指标(表 1)。其中, 人力资本指农户所拥有的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和劳动能力等, 采用以年龄和健康状况为主要标志的家庭成员整体劳动能力(H1) 和成年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H2) 来测量；自然资本指农户可获得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 杭锦旗农户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生, 采用农户拥有的人均耕地面积(N1) 和草地面积(N2) 作为自然资本的测量指标；物质资本指用于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和物质设备, 牲畜是杭锦旗农户物质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 采用农户人均住房价值(P1)、固定资产价值(P2) 以及牲畜数量(P3)3个指标测量；金融资本指用于购买生产和生活用品的现金以及可获得的贷款, 杭锦旗农户的金融资本主要来源于自身的现金收入和从正规渠道获得的贷款, 采用家庭现金收入(F1) 和信贷能力(F2) 两个指标来测量；社会资本是农户为了实施生计策略而利用的社会网络, 遇到困难时, 亲朋好友提供援助对杭锦旗农户的生产、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 采用农户遇到困难时, 亲朋好友提供援助的可能性(S1) 和提供援助的亲友数(S2) 来测量。

(2) 生计资本测算

首先,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由于调查获取的数据具有不同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 本研究采用正向极差标准化法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其公式为：

(1)

式中x_ij是第i个样本第j个测量指标的量化值；x′_ij为第i个样本第j个测量指标标准化后的变量数据。

其次, 指标权重的确定。为了有效克服指标间的信息重叠和人为确定指标权重的主观性, 使所给出的指标权重值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本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23]。

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待评对象指标值的比重p_ij：

(2)

计算第j项评价指标的熵值e_j：

(3)

计算第j项评价指标的权重w_j：

(4)

最后, 农户生计资本的测算：

(5)

式中, LC为生计资本指数, 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数是该区样本户的平均值。

2.2.2 农户生计类型的划分

借鉴前人有关农户生计类型划分的研究成果^[24-27], 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 根据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对农户生计类型进行划分。其中, 无非农收入的农户为纯农户,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小于50%的为农兼型, 大于等于50%而小于等于90%的为兼农型, 大于90%的为非农型。通过对问卷数据整理可知, 当前研究区纯农户最多, 共79户, 占41.58%；农兼型次之, 共57户, 占30.00%；兼农户43户, 占22.63%；非农户11户, 仅占5.79%。

2.2.3 模型建立

本研究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 就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型的关键因素进行研究。由于非农户样本数量过小, 无法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模拟, 因此, 因变量仅为纯农型、农兼型和兼农型三类, 分别赋值为1、2、3, 以纯农型生计策略作为参照。运用SPSS19.0构建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 具体见公式(6)、(7)：

(6)

(7)

式中，若农户为纯农型, 则定义p_y1=1；若农户为农兼型, 则定义p_y2=2；若农户为兼农型, 则定义p_y3=3。x₁, x₂, …, x_i为解释变量, 即生计资本或具体生计资本指标。b₂₁₀, b₂₁₁, …, b_21m和b₃₁₀, b₃₁₁, …, b_31m为待估计系数, 用来解释对应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所导致的因变量的变化。若待估计系数大于0, 表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发生率随对应自变量的增加而增加；相反, 若待估计系数小于0, 表示发生率随对应自变量的增加而减少。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计资本评价

依据生计资本的指标值与权重, 测算出杭锦旗被调查农户的五类生计资本值, 并绘制了生计资本现状图(图 2)。与理想的正五边形生计资本图不同, 杭锦旗农户的生计资本受自然环境、资源赋予、区位条件以及生态保护政策等影响, 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 且具体生计资本值间存在着一定差异。

从图 2可以看出, 杭锦旗农户的自然资本(0.1034) 最低, 这主要是由于杭锦旗生态环境比较恶劣, 土地沙漠化趋势严重, 同时退耕还林、禁(休)牧、生态移民等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户可利用耕地、草地面积更加有限, 加之干旱的气候环境使得可利用耕地、草地的质量更低。物质资本(0.1594) 较低, 其中, 牲畜数量(M3) 在物质资本中占的权重最大, 但受禁休牧政策影响当地受访户户均拥有牛1.61头、羊81.08只, 牲畜数量并不多。此外, 社会资本指数为0.3562, 并不高, 这说明农户在改善生计时外界能给予的帮助是有限的。在需要时, 能提供帮助的亲友数在4个以上的受访户仅占23.16%；遇到困难时, 亲朋好友肯定和较大可能提供援助的仅占41.05%。人力资本指数为0.3881, 人力资本存量较小, 受访户的平均家庭规模为3.34, 户均劳动力数量为2.45；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较低, 成年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高达42.15%。金融资本相对较高(0.4877), 受访户的人均年现金收入为19093元, 受访户中肯定和较大可能申请到贷款的占57.89%。研究区是国家近期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旗县, 在禁(休)牧、生态移民和草原生态补助奖励等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与项目的实施中, 给予了农户一定数额的生态补偿和移民补贴, 同时劳动力向非农生计转移也增加了农户的收入, 因而金融资本相对较高。

3.2 生计策略分析

杭锦旗农户主要采取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和非农型4种生计策略, 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具体生计活动安排及其收入构成上存在一定差异(表 2)。

纯农户以种植业(88.61%)和畜牧业(86.08%)为生。其中, 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1.11%, 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49.89%。农兼户以种植业(91.23%)和畜牧业(87.72%)为主要生计活动,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2.13%, 同时也有家庭成员从事打工(77.19%)、工资性工作(17.54%)、经商(7.02%)和搞运输(1.75%)等非农生计活动, 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27.87%。兼农户兼有农业和非农生计活动, 但以非农生计活动为主,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7.72%, 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2.28%。非农户则是将己有的数量较少的耕地或草地转包或出租给了他人, 或者老人在家种植一些玉米用于养羊, 以满足家里食肉的需要, 家庭成员主要从事非农生计活动, 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97.72%。

3.3 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

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 就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生计资本及生计资本指标进行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3, 表 4所示。

3.3.1 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由表 3可知,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 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 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分别每增加一个单位, 农户选择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扩大106.674、6.194倍。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无显著影响。

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其中, 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 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 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 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300.280倍；而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 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缩小0.001、0.194倍。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无显著影响。

可见, 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它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且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大于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影响, 这可从人力资本的偏回归系数从农兼型(4.670) 到兼农型(5.705) 一直增大看出。

3.3.2 生计资本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由表 4可知, 农户的家庭整体劳动能力(H1)、人均耕地面积(N1)、人均年收入(F1) 和能够提供援助的亲友数(S2) 是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且除N1外, 以上其他生计资本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 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 H1、F1和S2分别每增加一个单位, 农户选择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扩大18.022、24.188、4.696倍；而N1每增加一个单位, 农户选择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缩小0.040倍。

农户家庭整体劳动能力(H1)、人均耕地面积(N1)、牲畜数量(M3)、人均年收入(F1) 和能够提供援助的亲友数(S2) 是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其中, H1、F1和S2对农户生计类型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 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 H1、F1和S2分别每增加一个单位, 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扩大64.042、28.647、5.346倍。而N1和M3对农户生计类型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对于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 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 N1和M3分别每增加一个单位, 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缩小0.000、0.089倍。

可见,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H1)、人均耕地面积(N1)、人均年收入(F1) 和能够提供帮助的亲友数(S2) 是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并分别分析这四个指标的偏回归系数方向和绝对值可以发现：H1、F1和S2这三个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促进作用, 且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4.160、3.355、1.676) 大于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影响(2.908、3.186、1.547)。N1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兼农型转化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且N1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8.277) 大于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影响(3.228)。

4 结论与讨论

提升农户兼业化程度, 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农户生计方式单一的问题, 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 同时也能有效缓解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减轻生态压力^{[11, 28-31]}。本文基于农户调查数据, 在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了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 就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如下:

(1) 杭锦旗农户的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 且分布欠均衡。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 自然资本最为匮乏；物质资本仅限于维持基本生活, 面临风险时难以转化为其他资本以降低生计脆弱性；社会资本相对封闭, 农户在遇到困难时, 亲友能提供帮助的数量和可能性较低；人力资本存量有限,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金融资本相对较高, 但农户对生态补偿过度依赖, 经济自主性有待提高。农户主要采取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和非农型四种生计策略, 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农业活动、非农活动安排及其收入构成上存在一定差异。

(2) 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这与赵雪雁^[9]、蒙吉军^[12]和韦惠兰^[15]等的研究结论较一致, 即人力资本是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基础, 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户生计转型的机会成本, 提升农户的兼业化水平。相对于前人的研究, 本文对农户类型进行了更为细致地划分, 并对比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不同类型生计策略转化的影响, 得出的结论为：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大于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影响。究其原因, 随着人力资本的增加, 一方面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有限, 冗余人力资本开始转向非农产业, 如外出务工、经商、搞运输等以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 相对于农兼户, 兼农户以二、三产业为主, 随着人力资本的增加, 其从事非农活动的概率远远大于从事农业活动的概率。调查显示, 杭锦旗农户的人力资本存量较小, 受访户户均劳动力数量为2.45, 成年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高达42.15%, 农户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 有限的人力资本制约了农户对非农活动的选择和投入, 因此, 需提高人力资本, 以促进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

(3)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H1)、人均耕地面积(N1)、人均年收入(F1) 和能够提供援助的亲友数(S2) 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其中, H1、F1、S2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大于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随着农户家庭整体劳动能力(H1)、人均年收入(F1)、能够提供帮助的亲友数(S2) 进一步增多, 农户越倾向于选择兼业化程度更高的生计策略。究其原因, 拥有较高收入的农户, 才有能力以资金换取从事二、三产业所需的技术、设备和其他设施；能够提供援助的亲友数越多, 农户的信息和资金来源越广, 有利于农户获得非农就业机会。N1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且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大于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 农户越倾向于选择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计策略。这是由于拥有较多的耕地, 有利于农户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降低耕作成本、提高耕作收益。这在苏芳^[11]、道日娜^[14]和徐定德^[32]等关于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相对于以上研究, 本文更为深入地研究了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具体生计资本指标, 使得农户生计策略的调控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5 建议及展望

基于上述结论, 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化受到生计资本的影响, 但有限的生计资本不利于农户生计策略转化, 而生计转化又跟生态环境治理密切相关, 故特别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引导农户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应通过文化教育、技能培训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重点提高杭锦旗农户的人力资本。在文化教育方面, 应重点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苏木(乡镇)一级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解决撤乡并镇过程中儿童上学不便问题, 以减少农户的教育相关费用和人力支出、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受教育水平；在技能培训方面, 应根据社会发展需要, 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农户非农就业技能培训, 使农户走得出、留得住, 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医疗卫生方面, 应建立健全农村卫生服务网络, 尤其是村一级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以解决农户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2) 应加强农村道路、通讯和信息服务网络建设, 并积极鼓励和引导杭锦旗农户发展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以增加农户的现金收入、增强农户集体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 同时释放劳动力、减轻生态压力, 更好地执行国家的生态建设政策,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3) 应深入学习、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规, 积极推进杭锦旗土地流转, 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户收入, 同时促进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提高农户的兼业化水平。

综上, 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影响着其生计策略的选择。生计策略又通过影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能源利用等影响着当地的生态环境。因此, 未来生态环境治理不仅应注重地表植被恢复, 更应从社会管理的角度, 加强对农户的生计资本配置和生计行为的合理引导, 以增强农户对生态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此外, 未来研究中需进一步将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化与生态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 定量分析农户生计转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即科学评价农户生计转化的生态效应, 这对于调控农户生计策略、减轻生态压力至关重要, 也是未来人地系统科学研究中需关注的重要科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