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外交领域的热点问题^[1]。增强对气候变化的减缓能力是当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1], 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两个方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文称碳交易市场)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这两个方面合理配置、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 是全球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下文称全球复合生态系统)反馈调节的一环。碳交易市场的有效性和低成本性, 引起了全球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纷纷建立自己的碳交易市场^[2]。其中, 欧、美碳交易市场起步较早, 并且日趋成熟, 亚太碳交易市场正逐步形成, 未来将形成世界碳交易市场三足鼎立之势^[3]。中国是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4], 其中2014年, 全球CO₂排放总量3.23×10¹⁰t, 中国碳排放量高达9.76×10⁹t, 总量超过欧美之和, 且人均碳排放首次超过欧盟^[5-6]。中国在全球减排与应对全球变化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7-8], 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碳交易市场, 积极探寻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的碳减排、碳交易市场开展了一些研究。减排方面, 普遍认为已经采取了行政、税收、奖励、补贴等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但是有效、可行、成本最低的碳交易市场还没有建立^[5-6]。研究者认为中国碳交易市场主要有“有序推进”和“先自愿再强制”的两大特征, 同时存在试点省市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制度不公平、保障交易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政府监管力度不够, 各省市之间交易平台相互独立, 没有统一的市场定价机制, 国家级的统一交易平台待构建等不足^[7-8]。但是目前研究对于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的特征、动力机制及发展趋势的系统分析涉及不多, 同时客观的从区域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产业经济优化升级的协同发展的研究鲜见报道^[9-10]。政府如何根据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的背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推进和发展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等问题, 直接关系到其兑现2030年前后进入排放峰值之承诺,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11-12]。本文试图分析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趋势, 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及碳交易试点成效, 对中国的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动力及趋势进行预测, 以期为政府出台碳交易市场方面政策提供参考。

1 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特征、动力机制与趋势 1.1 碳交易市场在全球碳循环过程(信息反馈)中的作用

碳交易市场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产物, 工业化导致大气中CO₂浓度升高, 使得气候变暖, 打破地球生态系统平衡, 进而威胁人类社会的发展^[13]。人类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两个方面, 通过碳交易市场的信息反馈, 链接大气中CO₂浓度与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 加速碳素在碳库之间的合理配置, 减少气态碳库, 增加固态碳库, 促进负反馈的形成, 维护地球生态系统平衡(图 1)。

1.2 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分布特征与交易规模

目前, 全球除中国外, 分布在欧洲、北美、亚洲和南美洲有20多个交易平台^[14]。有欧洲市场(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ETS为主)、北美市场(以美国、加拿大的区域市场为主)、大洋洲市场(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主)、亚洲市场(以日本、韩国、印度为代表)、南美市场(以墨西哥、巴西为代表)等主要碳排放交易市场^[14-15]。2005年全球碳交易额约为1.10×10⁸美元, 2011年达1.76×10¹¹美元, 增长了16倍。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球碳交易额在2012年和2013年出现下降, 交易量在2012年达到峰值1.07×10⁹t^[16-17](图 2)。

1.3 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动力机制 1.3.1 碳交易市场机制及其发展要素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议题

国际碳交易市场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产物, 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各国对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争夺, 目标是为了制造全球碳减排的市场需求, 人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发展^[18]。《巴黎协议》中表明对2℃的长期减排目标是“well below”而不是之前的“below”, 并且追逐1.5℃的目标。根据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WBGU)研究, 要达到2℃以内的目标, 全球在2050年前只有7500亿吨CO₂当量的排放空间^[16]。若目标提至1.5℃, 减排任务空前加大^[18], 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排放需求的稀缺性^[19]。

气候协议的核心议题, 如长期目标、减排手段、气候融资、MRV (可监测、可报告、可检查)以及行业减排等^[16], 是碳交易市场得以形成的根本。《巴黎协定》保留市场机制, 保证整体排放不出现重复计算的前提下允许缔约方之间自愿进行减排交易, 使得国际间市场机制发展为双边、多边的碳交易市场链接, 并可能在2020年以后形成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 对目前的碳交易市场格局影响深远^{[6, 20]}。

1.3.2 市场机制是全球减排的重要融资手段

减排资金的来源是发达国家企图通过市场机制逃避气候责任与债务的核心所在^[21]。发达国家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设立碳交易市场基金等气候融资机制手段, 利用少量资源以少博大, 培育发展中国家的早期碳交易市场^{[16, 21]}。其实质是发达国家期望通过建立全球碳交易市场, 以融资和资金支持的方式逃避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支持的责任^[16]。发达国家通过碳定价, 企图通过“市场”作为其主要融资渠道, 减少自身公共资金出资义务, 在这种机制下,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会被迫成为出资者。

1.3.3 货币霸权争夺会促进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在碳交易市场背后孕育着货币霸权的争夺^[15]。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 基本遵循着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一体化主导货币路径。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22]。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 全球碳金融市场潜力巨大, 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市场^[23]。

目前虽然美国控制了世界上主要的碳交易所, 但是碳主要交易方在欧盟, 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 欧元将有机会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为了维护美元的世界货币领域的统治地位, 美国正在构架并主控全球的碳交易市场, 试图取代区域化性质的欧盟碳交易市场^[22]。未来碳金融市场的竞争格局将可能发生变化, 进而导致碳交易市场格局的改变^[24]。

1.4 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趋势 1.4.1 碳交易市场具有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4个方面, 第一, 碳交易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之一, 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尝试推动各自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发展^[16]; 第二, 全球复合生态系统平衡性要求, 会推动各区域碳交易市场之间的信息、物质、能量等流通,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即全球化; 第三, 政府或机构之间合作的需要推动全球化。为了扩大区域碳交易市场影响力, 增加市场流动性, 提高市场效率,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碳交易市场间开始探讨通过协议等方式彼此衔接, 形成统一市场^[16]; 第四, 客观上的减排成本差异, 利益驱使碳交易市场的全球化。对承担着减排责任的国家来说, 减排的第一目标仍是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形成将提高碳商品的流动性, 并在不同国家间转移减排成本, 这将成为全球碳交易市场竞争的焦点^[25]。减排成本高的国家将试图通过国际贸易或者金融市场等渠道将减排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 而减排成本较低的国家则希望通过出售减排指标而获得碳资金^[26]。并随着减排成本由差异到趋同, 不同种类碳商品的竞争力将发挥作用, 出现互相折算的情况, 区域碳交易市场开始互联, 一个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可能出现^[26]。

1.4.2 碳交易市场具有金融化趋势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 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可达到3114万亿美元, 美国立法引入“碳限额与交易制度”, 突出其金融、信息和法律领域的技术优势, 目的是掌握碳交易的定价权^[15]。欧盟围绕碳减排权, 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 旨在同美国争夺全球碳交易的定价权^[27]。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行、欧洲投资银行以及碳交易所等)都已经积极部署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通过能力建设、设立和管理碳基金, 为项目开发提供贷款, 开发有关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初级衍生品, 增强市场的流动性等来活跃碳交易市场^[28]。

2 中国减排承诺与中国碳交易市场的特征

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求逐步建立碳交易市场,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并积极探索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2.1 中国碳减排承诺及兑现情况

《巴黎协定》明确了减排的总体目标, 在2030年CO₂排放达到峰值,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与CO₂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 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0×10⁹m^3[29]。数据显示, 与2005年单位GDP排放基数相比, 中国碳减排强度逐年降低, 其中2014年比2005年排放强度减少了56%, 森林蓄积量增加了2.68×10⁹m³,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11.20%, 成效显著(详情见表 1)。

2.2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特征 2.2.1 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具有阶段化特征

以《京都议定书》中的CDM项目为起点, 划分为两个阶段：清洁发展机制阶段(约2002-2011年)和试点交易阶段(2011-至今)^[23]。清洁发展机制阶段通常也称作为基于项目碳交易, 试点区域则是进行碳配额交易^[30-31]。2011年起, 先后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启动7个碳交易试点, 探索建立碳交易机制, 稳步推进制度设计、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工作, 取得了初步成效^[22]。在此基础上, 2016年1月国家发改委已经明确中国将在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2.2.2 中国基于项目的碳交易市场特征

《京都议定书》关于碳交易的项目类型包括联合履行(JI)的清洁发展机制(CDM), 中国所开展的CDM项目分为“京都规则”和“非京都规则”两种, 前者是发达国家企业、团体在中国开展的CDM项目, 后者则是中国企业、地方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投资的CDM项目^[32]。根据不同的减排类型, 中国CDM项目分为节能和高效、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燃料替代、甲烷回收利用、N₂O分解消除、HFC-23分解、垃圾焚烧发电、造林和再造林、其他项目等9大类^[33-34]。截止至2016年05月16日, 国家发改委批准项目数为5073项, 成功注册的中国CDM项目3807个, 已签发项目1481项。其中发改委批准项目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达3733项, 占总数的73.59%, 表明了政府在新能源方面的政策导向, 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空间。造林和再造林项目合计仅11项, 仅占总数的0.11%(表 2), 核证减排项目类型分布不均, 林业碳汇的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

区域方面存在各省份分布不均的特征。其中内蒙古已获得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s签发的182个, 位居第一。其次是云南(148项), 天津市最少(2项), 西藏目前还未开展相关项目。在减排量方面, 项目数量并不完全与减排量成正比。有的区域项目数量较少, 但减排量却较高, 如江苏省, 其签发CDM项目数量为45个, 位居11, 预计减排量却高达3.36×10⁷tCO₂e, 居首位(表 2)。

2.2.3 中国基于配额的碳交易市场特征

市场规模具有逐年增长特征。北京等7个省市碳交易试点中, 交易量由2013年的3.19×10⁵t增长到2015年的2.66×10⁷t, 交易额从2.05×10⁷元增长到7.02×10⁸元, 并呈现出进一步增长的趋势, 2016年预计交易量达到4.36×10⁷t, 交易额达8.16×10⁸元(图 3)。

各试点交易市场规模发展不平衡。湖北碳交易市场累积交易量和交易额最大, 高达2.96×10⁷t, 占比48.70%, 但是交易额为6.40×10⁸元, 仅占全国累积交易额41%, 较低的交易价格未使其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重庆交易规模最小, 仅为2.98×10⁵t, 占0.49%, 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图 4)。

各试点对核证自愿减排量纳入配额交易的限制条件不同。2015年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正式纳入交易履约体系^[35]。7个试点陆续公布了各自的《碳抵消管理办法》, 由于各试点对项目的技术类型、项目来源地、减排量的产出时间、抵消上限都进行了不同规定, 使得CCER入市交易的政策出现高低不一的门槛(表 3)。对于准入限制较少的试点地区, 比如北京和上海, CCER的交易量和履约抵消量比其他限制较多的省市突出。CCER的入市促进了交易, 也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市场价格, 使得各个试点市场自2015年以来的配额价格均有所下降。其中, CCER履约用量最大的上海市场, 碳配额的价格振幅最大, 最低月均价出现在上海(4.6元/t)。

交易活跃程度呈周期变化, 平均碳价格呈下降趋势。每年的6-8月为交易活跃期, 交易量和交易额处于年度最高点, 平均价格由2013年9月的78.46元/t, 降到2016年1月份的9.9元/t, 如图 5。

3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国情因素、动力机制与趋势分析 3.1 影响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国情因素及特征 3.1.1 现行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的特征

中国长期以来就对包括节能减排在内的约束性指标实施层层分解和责任目标考核, 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责任目标分解和考核机制^[36]。这种机制与碳交易市场中的总量设定和配额分配制度、履约和考核制度相比, 成效快, 成本高, 对政策依赖性大, 但履约得不到“出口”, 减排价值得不到价格体现^[37]。另外, 国内采用的是碳排放强度指标, 非绝对量指标, 数据采集于政府统计部门, 非第三方核查机构^[38]。碳交易市场如何与当前国内目标责任考核机制有机结合, 为履约寻找适合的“出口”, 考验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 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机制体制^[38]。

3.1.2 地域发展不平衡增加减排总量控制目标的制定难度

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 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同步增长, 与世界发达国家设立碳交易市场时期存在较大差异^[39]。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不确定性, 中国各区域发展不平衡, 且总体上处于仍具相对较为落后的大背景下, 使得各级政府部门设置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难度加大。合理控制引导碳排放增量, 尤其是推动结构性减排, 结合区域的主体功能区战略, 适当考虑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牺牲的短期经济利益, 成为地区政府博弈和考量的重要方面。

3.1.3 以政府为主导经济发展考量碳交易市场的公平性

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区域实现减排目标和协调发展, 政府部门均是第一责任主体, 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重压力下, 这也给区域碳减排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同时国有企业作为能耗大户, 其能耗指标和碳排放指标是计算在其所在地政府的账目上的, 但是其管理权不属于地方政府^[38]。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在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方面需要建立协调机制。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对等, 这可能会造成碳交易市场的不公平性, 这3个方面的关系协调结果最终会反映在碳交易市场制度设计方面。

3.1.4 外围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增加碳交易市场的构建难度

比如, 中国的价格形成机制未完全市场化, 如电价、油价等, 碳交易可能会使得高能耗企业增加运营成本, 而成本的增加必定会传导到产品价格中。在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配额的分配过程可能遭遇较大阻力, 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等^[9]。另外对于各类节能减排和推广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一系列补贴、减免税等政策, 碳交易制度如何与政策协调和衔接, 需要统筹考虑。

3.2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动力机制分析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 中国碳交易市场有与其他碳交易市场相通的动力机制, 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3.2.1 当前国内减排压力与产业结构转型, 需要市场机制有效结合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长快, 已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挑战。一度以行政措施为主的节能减碳, 取得显著成效, 但存在高成本减排和对积极减排的企业缺乏经济激励, 未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缺少经济上的处罚的弊端^[22]。全国碳交易市场首期纳入的电力、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工等正是去产能、去库存任务重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 是中国政府期望通过碳交易市场以控制碳排放为约束手段, 倒逼企业升级转型,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化解落后产能的逻辑提现。如何推动低碳服务产业发展, 协同治理大气污染, 体现碳排放空间的资源属性, 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 形成强有力的倒逼机制？是政府需要结合国际碳交易市场经验与中国国情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3.2.2 树立和维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需要强化气候行动, 兑现减排承诺

2015年6月, 中国对外发布了关于强化气候行动的“国家自主贡献”, 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作为实现峰值目标的重要举措。同年9月中国对外宣布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 进一步明确了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的时间表, 促使各级政府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抓紧做好各项基础工作, 确保兑现承诺, 推动运用市场机制, 实现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提出的CO₂排放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 并争取提早达到的目标^[22]。

3.3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碳交易市场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市场, 不仅具有全球化和金融化的两大发展趋势, 有自身的特点。

3.3.1 有序推进, 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 扩大交易体量与衍生产品类型

自《京都议定书》下建立碳交易市场, 最明显的趋势就是碳交易市场由单个国家向多个国家、全球参与的方向演进^[40]。中国将在2017年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 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从碳交易市场内部来看, 2017年所有参与全国碳交易的企业名单将确定, 这些企业的历史排放数据由第三方核查, 而且在这一年中, 中国将完成对碳排放权配额的发放, 基本具备交易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开始交易。

2020年后, 中国纳入碳交易的行业、企业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根据测算, 未来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年交易量大约将达到30-40亿t, 超过欧盟的20亿t^[41], 并且体量还将继续增加^[22]。碳交易将与金融产品的深度融合, 资本规模较大^[42]。若现货交易平稳、履约及时, 人才储备充足, 期货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金融产品类型, 碳期货会成为未来碳交易市场的重要产品之一^[43]。碳作为大宗商品, 在价格调整和规避企业风险方面都需要期货市场发挥作用^[44]。

3.3.2 碳交易制度将进一步完善, 交易模式和交易规则将与其他国际规则兼容

中国碳交易市场制度设计必定考虑中国行政特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及与其他碳交易市场的衔接性而制定^[45-46]。会适当考虑各省份或者区域的事情情况, 但是规则总体趋势必将趋于统一, 不断完善, 在总量设定和分配方面, 碳交易市场内的总量控制目标与各区域政府或者国家划定总量目标紧密相连, 配额的分配过程必定是分类指导, 兼顾公平和效率; 对于新进者和退出者给予特别考虑^[47]。履约和考核制度方面, 惩罚规则安排显得特别重要, 而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将考量市场的灵活性。交易制度更加复杂, 价格波动的概率加大。在MRV和登记簿支撑机制方面, 结合国际经验和国内试点经验, 为了有利于碳排放量的准确计量, 增加碳交易透明度, 监测报告核证必定是统一化和标准化^[48]。有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规则后, 会进一步推动与其他已经建立碳交易市场的国家和地区就全球碳市场的规则和机制进行磋商, 建立既适合中国, 又兼容其他国家规则的统一的碳市场规则^[22]。

4 讨论与结论

碳交易市场是促进全球复合生态系统碳素由气态向固态转移的重要市场机制, 以资本为导向, 对大气中的碳元素实现“开流节源”, 链接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进行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 对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具有高效性和低成本性。资本会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成本, 同时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利益、减排的融资需求、货币霸权等驱动着碳交易市场全球化和金融化, 会进一步促进区域性的碳交易市场建立(如中国碳交易市场), 并且彼此联系、兼容、交汇, 最终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碳交易市场或体系。与此同时, 《巴黎协议》共同愿景致使碳排放空间更加稀缺, 全球各区域的经济、技术等发展不平衡, 减排成本不同,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排放空间的掠夺^[16]。因此, 进一步研究适合于中国当前发展现状的碳交易市场体系, 维护大国形象, 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助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推动和发展国际碳交易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适合于自身国情的碳交易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中国经济增速快、碳排放增量大、能源依赖性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外围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等影响因素作用下, 碳交易试点市场发展呈阶段性特征、市场规模大且发展不平衡、交易价格呈现下降趋势等特征。中国对世界的承诺是以碳排放强度和森林蓄积量为主要表征, 中国采取的方式是扩大经济规模同时降低部门碳强度, 协调国内各省份的发展, 实现整体的碳排放强度下降^{[4, 10]}。另外, 积极促进林业及林业碳汇发展, 对发展低碳技术、碳汇生产技术、淘汰落后产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的减排核算体系不完善, 森林等碳汇经营、计量与监测方法学等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精度、广度都存在较大的误差^[49], 急需构建精度高(高频数据、物联网)、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学, 研发适合不同地域或植被类型的现代化生态仪器以满足市场的需要。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 碳交易市场也会进一步促进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等方面方法学的构建。

致谢: 感谢建师范大学祁新华教授对写作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