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付同刚, 陈洪松, 张伟, 聂云鹏, 王克林
- FU Tonggang, CHEN Hongsong, ZHANG Wei, NIE Yunpeng, WANG Kelin.
- 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农民参与意识与响应——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为例
- Investigation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sense and response in the restoration of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 生态学报[J]. 2016, 36(24): 7951-7959
- Acta Ecologica Sinica[J]. 2016, 36(24): 7951-7959
- http://dx.doi.org/10.5846/stxb20150606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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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 2015-06-06
-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4-13
2. 中国科学院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环江 547100;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2. Huanjiang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Station for Karst Ecosystem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uanjiang 547100,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石漠化是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1]。早在1994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学部曾向国务院呈送《关于西南岩溶石山地区持续发展与科技脱贫咨询建议的报告》,并在2002年4月24—30日,组织12 位院士和专家对贵州普定、独山、广西河池、都安等县岩溶区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关于推进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的若干建议”的咨询报告[2];2007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制了“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大纲(2006—2015)”,明确了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建设的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2011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重点开发岩溶地区等典型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的动态监测技术、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技术。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实施包括石漠化治理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同时,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成因,土壤侵蚀机理,水源涵养功能等基础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3-6]。在相关政策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共同作用下,石漠化整体扩展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但是仍有局部地区不断恶化,防治形式依然很严峻[7]。在现今的石漠化治理过程中,政府及科研单位依然起主导作用,而农民群众作为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的主要参与者[8-10],其作用同样重要。研究表明,79%的石漠化表征的环境压力可由人口、人均耕地和农民的人地关系观念所解释[11]。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以及人们生态观念的单薄导致石漠化的产生和加剧[3, 12]。因此,在政府政策及基础研究的作用充分发挥时,如何提高农民群众在石漠化治理中的参与意识,并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成为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的关键所在。
石漠化治理模式多种多样,位于贵州花江峡谷的“顶坛模式”,充分利用岩溶环境及适生植物资源,建立了“猪-沼-椒(经果林)”模式,在恢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了石漠化治理与经济的同步发展[13];位于广西果化县的“果化模式”,建立复合式立体生态农业,陡峭山坡封山育林,垭口发展保持水土功能较强的植物,山麓发展经济林果,洼地发展旱作粮食及种草养畜,不但改善了生态环境,更提高了经济水平[14];位于广西环江县的“古周模式”,建立了种草养牛的复合生态农业模式,引进“桂牧1号”牧草来代替玉米为主的种植方式,并用牧草养牛。种植牧草不用翻耕,既保持了水土,又获得了收益[15]。已有石漠化治理措施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果,但多为政府或科研单位主导参与的重大工程,对基层农民的意愿了解不够深入。除此之外,也存在农民自发形成的农业发展模式,但数量较少,且创新性差[16]。另外,石漠化治理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示范区内,而非示范区的农民对相关政策不了解,制约了示范区辐射面积的扩展,不利于石漠化的治理。因此,本文通过对基层农民的调查,了解其对石漠化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分析不同石漠化治理模式和农民群众参与意愿及条件,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及相关研究的进行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河池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地处106°34′18″—109°09′38″E和23°41′36″—25°37′16″N之间,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6.9—21.5℃,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1200—1600 mm之间,辖金城江区、宜州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南丹县、天峨县、凤山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等11个县(市、区)(图 1)。河池市喀斯特地貌的面积为2.18万km2,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65%,占广西喀斯特地貌总面积的24.34%,是广西喀斯特地貌出露面积最大的地区。由于受地质背景、气候因素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河池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石漠化现象,尤以都安县、大化县、环江县石漠化威胁最大[17]。因此,选择都安县、大化县及环江县为代表进行调查。环江县约53.23%的土地面积出现石漠化现象,并且轻度石漠化面积减小而潜在石漠化、中度石漠化、重度石漠化面积有所增加[18]。都安县石漠化分布面积约占全县土地面积的29.8%,占碳酸盐岩出露面积的93.47%,集中连片分布于县城的南部及北部地区[19]。大化县石漠化总面积为508 km2,占县域面积的18.1%。轻度石漠化与潜在石漠化、中度石漠化、重度石漠化与极重度石漠化分别占67.9%、23.0%、和9.1%[20]。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方法根据遥感影像及相关文献,并结合实地调查判断石漠化等级[17, 20]。在每个县选取轻度石漠化、中度石漠化及重度石漠化的乡镇各一个,共9个乡镇(表 1)。在每个乡镇,选择随机入户的方式,运用参与性调查的方法[21, 22]对农民进行访谈。访谈共分为3个部分:一是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等;二是受访者对石漠化的认识,包括对石漠化的了解程度及了解途径等;三是受访者对生态农业的认识,包括对生态农业的态度及接受生态农业的条件等。
县 County | 轻度石漠化 Light degree | 中度石漠化 Middle degree | 重度石漠化 Heavy degree |
都安县 | 大兴乡 | 永安乡 | 地苏乡 |
大化县 | 大化镇 | 六也乡 | 七百弄乡 |
环江县 | 下南乡 | 明伦乡 | 水源镇 |
所调查的数据均在Excel 2003及PASW Statistics 18.0软件中进行分析。农民石漠化治理参与意识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逻辑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调查问卷共154份,来自9个乡镇,33个屯。研究区居民居住较为分散,因此调查面积广,可以充分代表研究区整体情况。男性受访者93人,占总数的60.4%。女性受访者61人,占总数的39.6%(表 2)。轻度石漠化与中度石漠化地区受访者均为男性比例大于女性比例,而重度石漠化地区则表现为女性受访者人数略高于男性受访者。受访者总体上以30—40年龄段居多,所占比例为26.0%。轻度石漠化与中度石漠化地区50—60年龄段受访者最多,分别占24.5%和29.4%。重度石漠化地区与总体趋势一致,表现出30—40年龄段受访者最多(33.3%)。受访者以初中学历居多,总体上初中学历所占比例为44.2%。高中及以上学历较少,其中轻度石漠化地区高中及以上所占比例为28.6%,中度石漠化地区为13.8%,而重度石漠化地区仅为5.6%(表 2)。
基本特征 Basic features | 类别 Categories | 轻度石漠化 Light degree | 中度石漠化 Middle degree | 重度石漠化 Heavy degree | 总和 Total | ||||
频数 Frequency | /% | 频数 Frequency | /% | 频数 Frequency | /% | 频数 Frequency | /% | ||
性别 Gender | 男 | 34 | 69.4 | 33 | 64.7 | 26 | 48.1 | 93 | 60.4 |
女 | 15 | 30.6 | 18 | 35.3 | 28 | 51.9 | 61 | 39.6 | |
年龄Age | <20 | 0 | 0 | 2 | 3.9 | 2 | 3.7 | 4 | 2.6 |
20—30 | 9 | 18.4 | 9 | 17.6 | 9 | 16.7 | 27 | 17.5 | |
30—40 | 9 | 18.4 | 13 | 25.5 | 18 | 33.3 | 40 | 26.0 | |
40—50 | 8 | 16.3 | 8 | 15.7 | 11 | 20.4 | 27 | 17.5 | |
50—60 | 12 | 24.5 | 15 | 29.4 | 8 | 14.8 | 35 | 22.7 | |
>60 | 11 | 22.4 | 4 | 7.8 | 6 | 11.1 | 21 | 13.6 | |
文化程度 | 小学以下 | 8 | 16.3 | 14 | 27.5 | 8 | 14.8 | 30 | 19.5 |
Education | 小学 | 5 | 10.2 | 11 | 21.6 | 16 | 29.6 | 32 | 20.8 |
初中 | 22 | 44.9 | 19 | 37.3 | 27 | 50.0 | 68 | 44.2 | |
高中 | 9 | 18.4 | 5 | 9.8 | 2 | 3.7 | 16 | 10.4 | |
大专 | 5 | 10.2 | 1 | 2.0 | 1 | 1.9 | 7 | 4.5 | |
本科及以上 | 0 | .0 | 1 | 2.0 | 0 | .0 | 1 | 0.6 |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了解石漠化的有24人,仅占受访者总数的15.5%。其中有7人对石漠化了解较为透彻(4.5%)。而从未听说过石漠化的受访者所占比例高达68.2%。从不同石漠化程度来看,了解石漠化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从轻度石漠化地区到重度石漠化地区依次减小,分别为26.5%、13.7%及7.4%。对于不知道石漠化的受访者的比例,不同石漠化地区表现为轻度石漠化地区(51.0%)<中度石漠化地区(72.5%)<重度石漠化地区(79.6%)(图 2)。
在所有听说过石漠化的农民中,调查了农民了解石漠化的途径,发现半数以上(52%)的受访者是通过电视途径知道石漠化现象的。政府宣传工作在石漠化知识普及中也起到一定作用,而通过报纸及其他途径获取石漠化知识的比例较少,仅为11%和7%(图 3)。
3.3 农民对复合生态农业的认知及接受程度种草养牛是一种有效治理石漠化的复合生态农业模式。而对于这种生态农业模式,在所调查的农户中,有48.1%的受访者有所了解,但多仅停留在其经济价值的认识上,并未对其生态价值有深入了解。也有48.1%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该种复合生态农业模式,更未能了解其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受访者中还有3.9%的人虽然不知道种草养牛这种农业模式,但听说过其他生态农业模式,主要包括种草养羊,养猪-沼气-果树等模式。受访者对生态农业的认知程度在不同石漠化地区差异不大,均表现为知道与不知道的受访者所占比例相当(图 4)。
虽然受访者中有近半数不知道种草养牛这种生态农业模式,但仍有62.3%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这种农业模式,而表示不可能接受的受访者仅占7.1%(图 5)。说明农户有意愿发展先进农业模式。不同石漠化地区,非常愿意接受生态农业模式的比例表现出轻度石漠化地区(12.2%)>中度石漠化地区(7.8%)>重度石漠化地区(3.7%)。而不可能接受生态农业模式的比例表现为轻度石漠化地区(2.0%)<中度石漠化地区(7.8%)<重度石漠化地区(11.1%)(图 5)。虽然有较多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生态农业模式,但是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较多问题。例如养牛需要投入较高成本,多数农户不能一下筹到成本;另外,成牛的销路问题也是农民考虑较多的问题;同时,也有农民担心技术问题。因此,如果实施生态农业,则农户希望有相应政策支持。26%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初期提供补助;34%的受访者希望政府保证收入;也有24%的受访者希望获得技术支持等其他优惠政策(图 6)。
3.4 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影响因素分析 3.4.1 农民基本特征的影响
选择农民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作为影响农民参与意识的因素,发现文化程度为影响农民了解石漠化的最重要的因素,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显著性检验值为0.056,在0.1水平上显著(表 3)。而性别和年龄对农民了解石漠化影响不大,显著性检验值分别为0.281和0.342。对生态农业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中,文化程度及年龄均达到显著水平(P值分别为0.001和0.022),而性别的作用不大(P=0.430)。是否能够接受生态农业模式则主要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年龄虽然影响不显著,但作用也较大(P=0.07)。文化程度在受访者的几种意识中均起到显著性影响,说明农民的文化程度对石漠化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素 Effect | 石漠化了解程度 Knowledge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 生态农业了解程度 Knowledg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 生态农业接受程度 Acceptanc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 ||||||
卡方 Chi-Square | 自由度 df | 显著性 P | 卡方 Chi-Square | 自由度 df | 显著性 P | 卡方 Chi-Square | 自由度 df | 显著性 P | |
截距 Intercept | <0.001 | 0 | <0.001 | 0 | <0.001 | 0 | |||
性别 Gender | 3.825 | 3 | 0.281 | 1.817 | 2 | 0.403 | 2.959 | 3 | 0.398 |
年龄 Age | 16.627 | 15 | 0.342 | 20.860 | 10 | 0.022 | 23.361 | 15 | 0.077 |
文化程度 Education | 24.588 | 15 | 0.056 | 29.057 | 10 | 0.001 | 33.214 | 15 | 0.004 |
选取同样地处环江县的3个乡镇,其中下南乡为生态示范区,明伦镇、水源镇为非示范区。发现下南乡知道石漠化的农民所占比例为69.2%,远大于明伦镇(18.7%)及水源镇(31.8%)。并且其中有15.4%的受访者表示对石漠化了解较为透彻(表 4)。而对于生态农业的认知程度,示范区知道生态农业的农民所占比例较高(61.5%),能够接受生态农业的比例也明显大于非示范区。
类别 Categories | 程度 Degrees | 下南 | 明伦 | 水源 | |||
频数 Frequency | /% | 频数 Frequency | /% | 频数 Frequency | /% | ||
石漠化 | 了解透彻 | 2 | 15.4 | 2 | 12.5 | 0 | 0 |
Rocky desertification | 了解 | 3 | 23.1 | 1 | 6.3 | 3 | 13.6 |
听说过 | 4 | 30.8 | 0 | 0 | 4 | 18.2 | |
不知道 | 4 | 30.8 | 13 | 81.3 | 15 | 68.2 | |
生态农业 | 知道 | 8 | 61.5 | 6 | 37.5 | 13 | 59.1 |
Ecological agriculture | 不知道 | 4 | 30.8 | 10 | 62.5 | 8 | 36.4 |
知道其他 | 1 | 7.7 | 0 | 0 | 1 | 4.5 | |
接受程度 | 非常愿意 | 1 | 7.7 | 1 | 6.3 | 0 | 0 |
Acceptance of | 可以接受 | 10 | 76.9 | 10 | 62.5 | 17 | 77.3 |
ecological agriculture | 不情愿 | 2 | 15.4 | 4 | 25.0 | 5 | 22.7 |
不可能 | 0 | 0 | 1 | 6.3 | 0 | 0 |
在访谈过程中,发现了包括政府支持及农民自发形成的5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农民的讲述及对相关资料的查询,总结了几种模式各自的优缺点(表 5)。政府支持的模式通常具有高的水土保持效益,有利于石漠化的治理,但普遍存在成本高以及需要技术支持等缺点。例如下南乡的种草养牛模式,在得到政府及科研单位支持后,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对石漠化治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受访的村民表示若无政府支持则不情愿发展该模式;另外农民还非常担心技术及劳动力问题。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技术能力不足,同时农村劳动力受城市发展的吸引,大量流失[16],因此虽然有较多农民能够支持各种创新发展模式,但受实际条件制约而不能实施。农民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多为收入高,且操作简单的模式。这些模式通常能在短期内达到较高的收益。例如都安县永安乡,很多村民种桑养蚕,收入高且不需要大的技术投入;大化县六也乡很多村民从事手工品加工,投入成本低且容易操作。农民对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通常主动性较高,容易大范围普及。因此,政府应该在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种桑养蚕等农民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
发展模式 Development models | 乡镇 Towns | 类型 Types | 优点 Advantages | 缺点 Disadvantages |
种草养牛Grass-cattle | 下南乡 | 政府支持 | 减少水土流速,促进石漠化治理 | 幼牛成本高,牧草需要技术支持 |
种桑养蚕Mulberry-silkworm | 永安乡 | 农民自发 | 收入高,不需要技术支持 | 桑叶消耗大,需要大量土地支持 |
种植核桃Walnuts planting | 水源镇 | 政府支持 | 水土保持效益好 | 收益周期长 |
承包甘蔗Sugarcane | 地苏乡 | 政府支持 | 收入高 | 成本高,土地资源有限 |
手工品加工Manual processing | 六也乡 | 农民自发 | 灵活,门槛低 | 初级产品收益较低 |
虽然相关政策和理论研究均取得较大进展[2, 12, 23],但基层农民对石漠化的了解还非常匮乏(图 2)。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石漠化治理是关系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工程[24],其意义主要在于其生态价值,而基层农民更关注与其生活质量直接相关的经济价值,类似于石漠化治理等具有长期生态意义的事物,常被农民忽视;另一方面,研究区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表 2),而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民了解石漠化的重要因素(表 3)。像“石漠化”这种科学名词对农民群众来说理解困难。因此,要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其宣传石漠化的相关知识。农民群众对石漠化的了解程度随石漠化程度的加剧反而减弱(图 2)。这主要是因为轻度石漠化地区农民群众文化程度高于重度石漠化地区(表 2)。因此,要重点加强重度石漠化地区农民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才能使农民参与到石漠化治理中,促进石漠化的治理。
电视是农民了解石漠化最主要的途径,政府宣传工作的成效相对较弱(图 3)。而政府宣传工作更容易让农民懂得石漠化治理的重要性。有受访者表示,从电视上了解石漠化,多以娱乐休闲为目的,而政府宣传工作则会受到重视。调查中,也发现有受访者通过网络认识到石漠化的,但所占比例极少(仅2人)且以年轻人为主。这主要是因为网络作为新媒体虽然发展迅速,但在农村普及度较低,对宣传石漠化治理效果不大。因此,对基层农民宣传石漠化治理工作时,应保证电视传播的现状下,重点增加政府的宣传工作,而其他途径的宣传方式则可以减少投入。
4.2 农民对生态农业模式的认识生态农业是治理石漠化的有效方法[25-27]。生态农业的直接实施者是基层农民,虽然有较多农民知道生态农业这种模式,但仍有将近一半的人不了解生态农业(图 4)。这主要是因为生态农业往往投入较高且需要较大的技术支持,因此大规模的实施生态农业还有一定难度。但是,若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增加对农民的补助且保障收入,多数农民还是可以接受生态农业模式的(图 5)。在访谈过程中,除收入是否有保障外,还有部分农民担心技术问题。农民群众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学习掌握新技术能力较差。因此,需要科研单位与政府部门相互协调,解决生态农业普及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对于不同石漠化地区而言,重度石漠化地区有更多的农民表示不可能接受生态农业模式,这也是受重度石漠化地区农民群众文化程度较低的影响。因此,生态农业实施过程中应重点加强重度石漠化地区的宣传工作。
4.3 农民参与意识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民了解石漠化的最重要的因素(表 3)。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很难了解石漠化的真正含义。对于生态农业的了解及接受程度,除文化水平外,年龄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年纪大的农民趋于追求稳定,对生态农业模式所带来的风险较为畏惧。由此可见,影响农民石漠化治理参与意识的主要是文化程度,其次是年龄,而性别影响不大。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要加强基层农民的文化教育,尤其对老年人,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其宣传石漠化治理政策。
生态示范区对提升农民参与石漠化治理意识有重大作用(表 4)。生态示范区往往是政府及科研单位重点关注的地区,其资金投入及宣传力度都远大于非示范区。因此示范区内居民在石漠化治理中的参与意识往往较好。例如,下南乡古周村为生态示范区,村民的参与意识较高,了解石漠化的群众所占比例为100%。多数受访者能解释石漠化成因、危害及自己认为最好的治理方法。不仅在示范区内,下南乡其他地区农民的意识都好于同处在环江县的非示范区乡镇。由此可见,生态示范区不仅能提升示范区内农民参与石漠化治理意识,也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农民的参与程度。
4.4 农村经济发展与石漠化治理虽然石漠化地区已存在较多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普遍规模小,普及程度低,农民收入仍以外出打工为主,且多为青壮年在外打工,老年人在家务农。多数家庭表示,若不出外打工,务农收入不能保证生存。这种现象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也不利于石漠化的治理,主要因为一方面劳动力的流失导致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地区不得不形成粗放的管理方式,导致收入降低[16];另一方面,老年人文化程度低,石漠化治理的参与意识差,并且实施生态农业的能力有限,不足以发展新型经济模式。调查发现,若家乡有工作,多数受访者表示更趋向于在家乡发展而不会外出打工。因此,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开展创新的农业模式,多种模式综合发展,吸引青壮年劳动力返乡,让农民在自己家有工可做,有较好的收入,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推进石漠化的治理。
基层农民群众的参与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喀斯特石漠化的治理,其他地区生态工程的建设同样要考虑到农民群众的参与,没有农民群众的参与,生态工程建设就不会有好的根基,生态问题治理往往事倍功半。因此,无论是石漠化治理还是其他生态工程的建设,都要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更好的实现生态工程的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5 结论虽然石漠化治理工程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在提升基层农民参与意识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一方面,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方法也需要改进;另一方面,政府对生态农业的补贴力度不够,并且忽视了农民关注的技术、劳动力等问题;另外,生态示范区的数量较少,辐射范围较小。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政府应该加强农村教育,宣传石漠化治理工程要用农民容易接受的方法和语言且重点放在重度石漠化地区;而对生态农业的发展,除了增加农民补贴外,更重要的是保障农民收入,同时提供技术指导;另外增加生态示范区的数量,让示范区带动非示范区,共同提高农民石漠化治理的参与意识。
政府支持的发展模式,虽然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治理石漠化,但普遍存在投入成本高和需要技术支持等缺点,实施难度大。而农民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虽然发展潜力大,但往往规模较小且受市场销路影响较大。因此,政府需要多关注农民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如种桑养蚕、手工品加工等,大力发展乡土产业,通过发展地方经济来治理石漠化。同时,科研单位应继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为生态农业提供技术支持。另外,农民群众要积极配合,提高参与意识。总之,政府、科研单位及农民群众相互配合,才能更好的治理石漠化问题,实现西南喀斯特地区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
致谢: 感谢杨静,王升,丁亚丽,王发,张慧玲等在农户调查及数据整理中给予的帮助。[1] | 王世杰. 喀斯特石漠化—中国西南最严重的生态地质环境问题.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 2003, 22 (2) : 120–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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