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了全球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人及其文化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国是一个由56 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各个民族在与自然相适应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都有着独到的认识，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生态观，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这种生态观对于保护生态环境而言意义重大。

各国学者都比较重视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的研究，但从独特的区域民族文化视角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研究则多见于民族学领域。国外主要有奥地利学者Nebesky^[1]、法国学者Stein^[2]等对西藏生态文化的研究。我国学者如南文渊^{[3, 4]}、索端智^[5]等致力于生态伦理的研究，试图从生态伦理的角度阐述藏族生态文化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何峰^[6]、傅千吉^[7]、薛三让^[8]等学者致力于藏族地区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得荣 泽仁邓珠^[9]、苏永生^[10]、赵珍^[11]等学者致力于藏族生态环境的保护研究。张晓东^[12]、马春晖^[13]、梁艳^[14]等人的硕士论文分别从苯教、藏传佛教、生态人类学等视角对生态文化进行了研究。20世纪90 年代之后，我国一些地理学者如王恩涌^[15]、侯仁之^[16]、张伟然^[17]等的著作开始涉及到人与环境的关系、地方文化、文化区域等，环境问题、民族文化等开始进入人文地理学家的研究范畴，并开始慢慢意识到文化对于人类生态环境的作用，迄今为止已出现的相关理论有：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然论、适应论、感应论以及文化决定论，它们对文化生态的研究有一定的可借鉴性^[18]。

新加坡著名文化地理学家兼亚洲问题研究专家Lily Kong 教授指出，“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必须关注最基本的人类对于环境的态度问题，以及他们受到信仰制度(包括文化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影响^[19]”。Economy 提出的环境改善行动认为，“要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寻找环境信念和态度的文化基础是很重要的^[20]”。可见，从独特的区域民族文化视角研究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并从地理学的角度思考生态文化与地理环境的作用关系是意义重大的。

以白龙江流域藏区舟曲县为例，分别对地处憨班乡、巴藏乡和东山乡的3个藏汉村寨HYG、GZB、ZJC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差异分析，试图从生态观的角度解释导致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并挖掘这种生态观背后特定的文化内涵，进而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这种生态文化与当地地理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指出藏族文化的生态观对于保护舟曲生态环境的借鉴性和重要性。

本文研究区为白龙江流域的舟曲县行政区域范围。舟曲县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东邻武都，北接宕昌，西南与迭部、文县和九寨沟接壤，地处南秦岭山区，东南至西北走向的岷山山系贯穿全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县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区^[21]，山高、谷深、坡陡、土薄、水流急，荒山荒坡水土流失、泥石流、滑坡严重，经调查统计，全县滑坡、泥石流灾害隐患134 处，危险系数较高^[22]。

2 010 年舟曲特大泥石流的发生，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相关学者调查研究显示，本次舟曲突发特大泥石流灾害，虽与当地的地表物质结构、短时强降雨、拦洪坝溃坝、5.12 地震等有关^[22]，不可忽略的是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破坏对于本次泥石流的发生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植被减少，这不仅降低了地表对降雨的滞蓄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坡面径流，诱发了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可见，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对于地处偏远、生态状况较差的舟曲来说显得很迫切也至关重要。

舟曲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藏族居民主要分布在半山、高山地区，藏汉混居较多，其中藏族占到全县总人口的34.34%,占县内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9.43%^[22]。舟曲县藏民族承袭远古羌笛、白马以及番而来，延续至今，清代改番称藏，统称藏族。舟曲的藏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与所处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文化，对生态环境有其独到的认知，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环境观，这种生态观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和族群环境中产生的，是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的^[23]，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重大的意义，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发掘其价值。

采用资料分析和指数分析这两种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舟曲县HYG、GZB、ZJC 三个藏汉村寨，对其生态环境进行了差异性分析，试图从生态观的角度解释导致这种差异性的原因。

马宁学者《甘肃南部林区族群生存文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以舟曲县3个藏汉村寨为例》一文对三个村寨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变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研究^[23]，在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对三个村寨的生态环境状况作了简要概括(表 1)^{[23, 24]}.

结合以上分析，采用模糊指数分析法，分别选取这3个村寨的生物丰度指数(BAI)、植被覆盖指数(VCI)、水网密度指数(WDI)、土地退化指数(LDI)和环境质量指数(EQI)5个指标对区域内生物、植被、水资源、土地及环境污染等情况进行分析，并按其优劣程度分别赋予1、2、3 的指数分值(表 2，其中，分值越高则表示相应指标状况越好：3 分表示遭到轻微破坏或者无破坏，质量良好；2 分表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质量一般；1 分表示遭到严重破坏，质量恶劣)，计算各村寨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cological Index，以下简称EI，其中，EI=0.25×BAI+0.2×VCI+0.2×WDI+0.2×LDI+0.15×EQI),综合评价这3个村寨总体的生态环境质量^[25]。

经计算，HYG、GZB、ZJC 3个村寨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别为：EI_HYG =2.45 > EI_GZB =1.8 > EI_ZJC=1.15,可见，HYG 生态环境质量最好，GZB 次之，ZJC 最差，计算结果与研究资料的定性分析结果相一致。

尽管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因素多样，但这三个村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背景类似，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差异较小，而村民对生态环境的观念以及行为直接影响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好坏。早期3个村寨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似，生态环境质量相差不大。后期，村民的不同观念和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HYG 的森林、水域等为当地居民提供生产生活必备的资源，出于感激，当地村民用苯教信仰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使当地的生态环境一直处于较好的状态；GZB居民对于生态环境的认知经历了从单向索取到主动保护的改变，使得居民在当地生态环境破坏后又开始了适当的保护，目前当地生态环境已有所改善；ZJC村民则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不够，不断对森林进行着单向无休止的索取，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23]。

综上所述，舟曲县这3个藏汉村寨村民对生态环境的观念和行为是决定其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舟曲藏族居民之所以对生态环境有着这样的认知和态度，是其长久形成的生态观决定的。

舟曲藏族的生态观与当地生态环境关系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图 1)。舟曲的森林、动物等为藏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大量的资源，满足其日常的生产生活需求；而藏民们或出于生存目的，或出于对生态环境这种贡献的感激，或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和信仰，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主动保护生态环境，使得当地生态环境长期处于较好的状态，这样，人们从生态环境中的收益也持续，使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循环。

图 1 舟曲藏民生态观与当地生态环境间的作用机理 Fig.1 Mechanism between Zhouqu′s Tibetan ecological view and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图选项

生态观是生态文化的外在体现，舟曲藏族居民之所以对生态环境有着这样的认知和态度，进而形成当地独特的生态观，归根结底是其生态文化决定的。因此，有必要对舟曲藏民的生态文化进行研究和发掘，以探究其产生这种生态观的原因。

舟曲藏族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苯教生态文化和藏传佛教生态文化^[4]。

苯教于8世纪中叶吐蕃东扩时期由青藏高原地区传入舟曲^[7]，是舟曲藏族的原始宗教。藏族先民当时生活的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社会条件极为落后，他们对于所处环境中的各种自然现象无法做出客观的解释，凭其直观的感受和幻想的思维，认为自然万物和现象都有神灵依附且受其控制。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认为神灵是自然环境的灵魂和主宰者，在他们看来，发生在其生存环境中的各种自然现象，均是神灵意愿的体现，人生活在神灵世界中，受到神灵的保护，如若触犯神灵，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神喜，则庄稼丰收，风调雨顺，无病无灾；神怒，则会发生雪崩、地震等，这些都会直接危害到藏民的生命及家园的安全^[12]。基于此，先民们对自然界有着既崇拜又畏惧的心理，对神灵虔心供奉、顶礼膜拜，定期祭祀，以便取得神灵的欢心，求其保佑丰衣足食，无病无灾。他们因此而崇尚自然，崇拜神灵鬼魂及其所代表的自然现象与万物，并在敬畏自然、崇拜自然的同时，也对自然万物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禁忌，如禁忌向河流湖泊倾倒废物，禁忌随意砍伐树木等。这些自然禁忌在当时法律还未产生的社会历史形态中扮演着不成文的法律角色，约束和规范着藏族人民的言行举止，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稳定发展，保护了生态环境的平衡。

这种自然崇拜和禁忌在舟曲藏族社会中世代相传，形成了苯教文化的生态观。这是藏民们崇拜自然乃至屈服于自然的思想的直接流露和表现，体现了古代藏族先民力求与自然融为一体，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主观意愿，均反应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充满着生态平衡的思想精神，是藏民族古代朴素而深邃的生态智慧的一种体现。

藏传佛教于八世纪传入白龙江流域^[7]，与原始苯教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并在周边地区传播开来。它注重“轮回”的思想，认为动物与人都具有佛性，无优劣之分，它们都要受到因果业报的支配，因缘而生，都是轮回生命流中的一份子，二者具有同一生长渊源。在这种理念的鼓舞下，藏族人民深受“业报因果、自作自受、众生平等、慈悲博爱”的宗教信条影响^[4]，从小养成保护动物、关心动物的习惯，珍爱一草一木，对维护当地生态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习惯和理念在当地世代相传，形成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生态观，倡导人类应该自觉保护周围一切生物，因为人类与其他生物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这种生态观对一切动物持仁爱之心，对人类生态环境的一草一木都加以保护，这对于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藏传佛教文化的“轮回”理念，还是苯教文化的“万物有灵”，实际上均是在强调“灵魂不灭”的思想，二者不谋而合，融为一体，使之具有强大的生态文化功能。不同的生态文化内容和信仰形式都体现着当地藏族群众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观念，其深厚的生态文化将其生态环境观体现的淋漓尽致。尽管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和不少不科学的成分，但是其保护生态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符合自然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具有深厚的现实意义。

人地关系一直是地理学传统的研究重点，而文化被看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契合点，被理解为人类在环境中形成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复合体^[26]。文化与地理环境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基础，文化是影响地理环境的无形的物质和能量。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深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与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构成地理环境影响文化生成的中介，从而形成多种多样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最终形成不同的文化。文化形成之后，又作为一种无形的物质和能量，反过来深刻影响地理环境，使人以不同的方式和强度作用于地理环境。

在地势高亢、幅员广袤、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土地珍贵的地理环境下，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先民只能因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所能提供的条件，形成以畜牧业为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其衣食住行完全依赖生长于高原上的动植物，把植物的果实、动物的肉奶等作为日常饮食的主要来源，把树枝树叶、动物皮毛等作为御寒取暖的原材料，生长于高原的各种自然资源都是藏族先民们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源，藏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需求的满足以地理环境中有限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因此，他们对高原生态环境的脆弱与自然资源的珍贵有着深切的感受^[27]。这种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他们不断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或出于适应地理环境的生存目的，或处于对所处地理环境这种贡献资源的感激，或出于对原始苯教和藏传佛教的信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与自然相亲相近的感觉，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使得当地生态环境长期处于较好的状态，这样，人们从生态环境中的收益也持续，使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循环。这种生态认知和思想观念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态观，逐步积累了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藏族生态文化。这种生态文化从青藏高原传入舟曲藏区并承袭下来，引导着当地藏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观念，维护其与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的思想平衡，使二者保持一种和谐的生态合作关系，在人类和自然之间起着很好的调解作用，从而影响着人类所处的地理环境。藏族生态文化与当地地理环境之间逐渐形成了双向同构的关系，相互影响，彼此作用^[28]。

文章采用资料分析和模糊指数分析两种方法对舟曲3个村寨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差异性分析，探讨了生态观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并从地理学角度阐释了藏族生态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舟曲藏文化的生态观对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主要结论有以下四点：第一，舟曲县3个村寨村民不同的生态观是决定其生态环境质量差异的关键因素；第二，舟曲藏族的生态观与当地生态环境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循环关系；第三，舟曲藏族的生态观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文化，这种生态文化主要包括苯教生态文化和藏传佛教生态文化，二者均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有深厚的现实意义；第四，舟曲藏族生态文化与当地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舟曲藏族的生态观尽管带有宗教的神话或迷信色彩，但其主动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等等，对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改善类似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变同一地区不同族群的生态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意义^[23]。解决藏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将藏族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将藏族传统生态文化中已经固化为习俗的地方与现代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确立新的生态文化观和行为价值导向，培养具有生态责任的环境道德和对生活习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致谢： 感谢西藏民族学院马宁教授对本文写作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