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1]。对于“生态环境保护”这个命题的名称、范畴和内涵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读。

生态环境保护在最近的中央文件及新闻媒体中多次提及(虽然具体表述略有差异)。作者理解这个用词是由“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两个相互紧密联系而又必须区分的并列板块组成的。对于“环境保护”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它主要是针对人为活动所造成的各种环境(大气、水、土壤等)污染及其相关影响从源头、过程及后果(末端)全程加以监控、保护和治理的活动。而对于“生态保护”虽然也存在许多共识，但对它的名称和内涵又存在许多不同的理解和说法。对于“生态保护”的名称，在不同的情况下就曾出现过“生态保育”、“生态修复”、“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和建设”等诸多说法，相应地对这些词的内涵也有许多重叠但又有差别的地方，需要进一步予以厘清。

对于“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也有几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识认为“生态保护”是应该包括在“环境保护”之内的，这里的环境应该是大环境，是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在内的。另一种认识则认为“生态保护”面对的主要是自然生态系统及其退化和恢复的演变过程，在对象、范畴和方法学方面和主要面对人工污染治理的“环境保护”有很大的不同。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看，环境污染问题也是一个生态问题，是“污染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那么是否也可以说“环境保护”也是“生态保护”的部分内容呢。如果撇开政府部门事权划分的角度而单从科学领域的角度来看，则把“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作为两个互有紧密联系但又有明显区别的并列领域看待，更加有利于加深对客观事物本身规律性的认识，也有利于对其解决途径的探索。

这里的范畴主要是指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对象而言。这个对象当然首先就是自然生态系统，即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水域和海洋等生态系统，包括构成这些生态系统的所有组分和物种。此外，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对象还必须包括一切人类活动所形成的人工生态系统，如农田、城镇、工矿及交通(含管线)用地等，对这些人工生态系统也必须用生态学的方法加以保护、治理和改善。

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内涵是指各个类型和层次的保护和建设活动。对于生态系统来说，如果它处于稀有人为干扰的比较原始的或良好的状态，则首要的活动应该就是保护(protection)，即通过各种人为保护活动使自然生态系统少受各种干扰影响而继续保存(preservation)其原生状态，为此而设置的各类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区(natural reserve)即属于这种类型。但是现在地球上完全未受人为干扰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不多了，大部分自然生态系统存在着一定的退化(degradation)现象，不能全面发挥其服务功能，因此必须对各种自然生态系统进行适当的培育(cultivation)措施(如抚育管理、促进更新等)。把生态保护和适当的培育措施相结合我们称之为生态保育(ecological conservation)。实际上，英语语义中的生态保护就是生态保育，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对待自然生态系统的处置行为。当一些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受到强烈干扰破坏而严重退化时，一般的生态保育已经不够了，需要加上更为有力的人为措施，如封禁、抚育，促进更新，人工补植(播)等，对退化了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ecological remediation，rehabilitation)，甚至必要时为了提高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对其群落结构和组成采用改造(reconstruction)或改良(amelioration)措施，如实际工作中的次生林改造、草场改良、湿地修复等。用所有这些措施最终目的是要恢复重建(recovery and restoration)自然生态系统。至于有一些地方其原生生态系统历史上早已破坏消失不复存在，甚至难于追溯，这时要么想尽一切办法人为地去建设一个与原生生态系统相类似的人工生态系统，或者因势利导改变土地利用方式，人为地新建(new establishment)另外一种与当地自然条件相适应的人工生态系统，用这种方法建成人工林、人工草场、人工湿地等等，这种情况在农耕及自然破坏历史很长的中国是必不可少的。

以上这些生态保护和建设活动都可以总括在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的概念内。但是还有一些活动并不是在生态系统层次内进行的，如物种(species)和种群(population)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biodiversity preservation)，其中野生动植物保护(wildlife protection)可以由现地保护(以物种保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及异地保护(如植物园、动物园)的形式来实现。不过物种保护往往涉及其生境(habitat)的保护，因此与生态系统保护也是密不可分的。种群或种质资源(germplasm resources)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可以用种质资源收集基地及种质资源库(种子库)的形式来实现。这些活动都是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要内容。

还有一些生态保护和建设活动则超出了单个生态系统的层次。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要在多个生态系统镶嵌复合的景观、区域乃至全球层次进行的保护、调整、重建和新建的活动；另一种则是针对人工生态系统的调整、修复及新建活动。这类活动都带有综合治理的色彩，有时形成庞大的生态建设工程，如天然林保护(natural forest conservation)、 退耕还林(草)(cropland conversion to forest or grassland)、 水土保持(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荒漠化防治(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生态农业(ecological agriculture)、农林复合经营(agroforestry)、防护林体系营造(shelterbelt system establishment)、城镇园林绿化和城市林业(urban landscaping，greening and urban forestry)、工矿交通废弃(损害)地修复(rehabilitation of abandoned or damaged lands by industry，mining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等等。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需要采取的生物碳汇增储(bio-carbon sink storage)措施也属于这个范畴。所有以上这些活动构成了生态保护和建设应有的内涵(见附表)。

对以上这些内涵所构成的总体需要一个总的名称。在我国近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个名称经历了一些变化。1978年由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起始的生态建设工程最初并没有统一的名称。直到1998年由原国家计委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2]所定，所有这些内涵都归在“生态环境建设”的名下。当时的规划中所述及的内涵还不是很全面，但大家都接受了这样一个称谓，因而在实际工作中“生态环境建设”(eco-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曾被广泛应用^{[3, 4, 5]}。但后来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6]。有一种意见认为“生态”和“环境”两词的含意互有包容和交接，不宜联用。就连最初提出“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用词的黄秉维先生也反对用“生态环境”一词，认为它不够科学，和国际上的用词不接轨。但生态环境这个词当时已经用得很广泛，并已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了。就连中国科学院都设置了“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这样的机构。另一种意见则是针对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建设”两字，认为过于强调人为措施的作用，有削弱“尊重自然规律、依靠自然恢复”的倾向，为此建议不用或少用“建设”两字。这些问题在2003—2005年间曾经在学术界有过广泛讨论，但意见不一，没有得出结论^[7]。这之后不同部门在用词中产生了一些分歧。林业部门从2002年出台了“林业发展战略研究”成果，其中提出了“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文明”的所谓“三生态”理念，在此成果中把所有以发挥森林生态功能为主的林业活动统称为“林业生态建设”^{[8, 9]}，这也反映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速发展林业的有关文件中^[10]。在这之后，“生态建设”一词也在其他部门的工作中得到应用，产生了农业生态建设、草原生态建设、水利生态建设及其它相关用语。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把“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并列使用以表达“生态环境保护”的完整内容^[11]，这也反映在近三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的内容中。

但是，不同意使用“建设”两字的意见依然存在，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过忽视自然规律的作用，过于强调人为活动的偏向，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因此有一些人对应用“生态建设”一词持保留态度，主张只使用“生态保护”来替代。但是，另一方面，在一些实施生态保护的活动中(如天然林保护工程)，又出现了过于单纯依靠被动的保护而忽视加强抚育管理、修复更新和合理利用生态系统综合服务功能(指生产、调节、支持和文化功能)的偏向。因此，还有一些人对单独使用“生态保护”一词也持不同意见，认为“生态保护”不能概括生态治理活动的全部内涵，还带有某种消极因素。有许多生态建设活动，特别是在景观及区域层次的综合治理活动和在人工生态系统中所进行的那些生态活动都很难归入到“生态保护”的概念之内。

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用“生态建设”来概括所有生态方面的活动本来是可行的^{[12, 13, 14]}。“建设”两字在中国语义广泛，不仅指人为建造的过程，也可指完成某项事业或工程的进程，既可有工程实体的建设，也可有诸如队伍建设、思想建设的说法。“建设”不一定硬性与“construction”来对应，也可以译成“development”或“improvement”等词。生态建设作为一切改善生态的活动的总称，是包括保护活动在内的，甚至以保护作为前提。过去在生态建设中出现的一些忽视自然作用的偏差，是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偏差，是可以纠正的，并不妨碍“生态建设”一词的应用^[15]。但是考虑到以上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生态建设”可以和“生态保护”在不同需要侧重的场合分别使用，也可以把两者并用或联用。最近媒体上多次出现“生态保护和建设”，甚至“生态保护建设”的提法。只要大家乐于接受，约定俗成，今后就推广这种表述也是可行的。正像当年有人反对把“生态”和“环境”联用，但事实上人们还在经常使用“生态环境”一词，以表示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广义的环境。如今这个词语已多次进入中央文件及媒体报道，既包含了“生态的环境”，也包含了“生态和环境”的涵义，并没有引起什么不必要的理解分歧，已经可以约定俗成地被社会接受了，不必多虑这是否与国际接轨，希望在国际的语境中能逐步接受中国创造并应用的一些名词规范。中国政府创导的“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一词通过大家近2—3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国际上可接受的用词，甚至被联合国环境署所推崇，也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