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创新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概念，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恶化促使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渴望和重视，生态创新的概念也随之流行起来。生态创新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产业转型升级的通道^[1]、企业商业机会的来源^[2]，从而得到了实践界和理论界的双重青睐^{[3, 4, 5]}，相关研究快速增长^[4]，并逐渐进入企业战略管理的主流^[6]，一个有力的证据是美国管理学会(AOM)成立了组织与自然环境(ONE)兴趣小组^[6]推动相关研究，并将绿色管理作为2009年AOM国际年会的主题。

与实践界和理论界对生态创新的青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有研究对生态创新概念的适用层次、理论定位、内涵与测量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模糊且缺乏一致性^[7]，从而限制了该概念的运用与推广，导致生态创新的研究发展缓慢。

(1)生态创新的适用层次存在模糊性，致使研究较为分散

生态创新的概念涉及全球、区域、国家^[8]、产业^[9]、企业^[10]等层次，不同层次的生态创新的内涵和特征存在差异^[11]，特别是全球、区域、国家、产业层面的生态创新更多涉及政策议题，而企业层面的研究则聚焦于战略与行为。

(2)生态创新的理论定位模糊，使得文献间缺乏对话，进而使研究结论概化性降低

现有研究未区分构念本身和前因后果的理论研究视角(如^[12])，特别是对其构念本身的研究视角定位不清——有的研究者将其归为创新管理领域，也有人将其归为环境管理领域，还有人将其归为社会责任研究领域。

(3)生态创新的内涵缺乏一致性^{[13, 14, 15, 16]}

一方面，不同的理论定位导致研究孤立，研究者往往根据自身的学科背景和偏好提出和使用不同的概念，如环保(技术)创新^{[9, 17]}、绿色(技术)创新^{[8, 12, 18, 19, 20, 21, 22]}和可持续(导向)创新^[23]等，进而导致后续研究难以检索到系统全面的文献以及研究结论发生偏差，比如董颖和石磊^[11]综述得出国外企业层面相关研究较系统，而杨燕和邵云飞^[7]综述却得出企业层面生态创新研究相当有限。另一方面，生态创新是一个高度情境化的构念，其绿色化的内涵会随着时代不断变迁^{[7, 15]}。

(4)生态创新的测量缺乏一致性

一是因为实践界和理论界对生态创新的理解缺乏一致性，进而影响了生态创新的维度划分与测量；二是因为生态创新很难从传统的创新行为或社会责任行为中分离出来，难以测量到真正的生态创新行为^[24]。三是因为生态创新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单一的测量工具难以捕捉到完整的企业生态创新行为^[24]。因此，生态创新的测量成为一个难点，急需相关研究突破。

针对上述生态创新基本理论存在的问题，且考虑到企业是生态创新的主体^[11]以及环境问题的重要来源^[6]，本研究将聚集于企业层面的生态创新，系统梳理企业生态创新的三大研究视角并找准其清晰的理论定位。接着，本文将从目标、内容、过程、结果四个角度梳理生态创新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3个值得商榷的衍生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将针对这些特征，区分其相近概念，并讨论和归纳其维度划分和测量的方式，力争为企业生态创新的过程、前因后果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生态创新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23]，Fussler和James在1996年出版的《驱动生态创新：创新突破和可持续》一书中首次对其进行了理论定义，而后关于企业生态创新的研究快速发展，并逐渐进入主流战略管理的视野。纵观这30年的相关研究，企业生态创新可以看成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环境管理理论与创新理论的交叉领域^{[6, 25]}，因此，通过梳理这3个理论内企业生态创新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找准其在理论研究中的清晰定位。

(1)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企业生态创新是环境责任行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思想是企业与社会是相互交织而非独立的实体存在，社会对企业行为与结果有某种期许，一方面，所有企业必须符合其所嵌入环境的制度要求，以获得制度合法性；另一方面，每个企业应该为其行为对社会造成的负面结果负责，以履行公共责任^[26]。因此，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尽可能最小化负外部性(少做坏事)、最大化正外部性(多做好事)。生态创新作为企业环境责任行为的一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27]。首先，生态创新明确强调企业提供的产品，相对于现有其他产品或方法，在整个生命周期使用最少的自然资源和释放最少的有毒物质^[13]，即具有更低的环境负外部性，这就使得企业必须与产业上下游企业合作。其次，生态创新是一种战略性企业环境责任^{[28, 29, 30, 31]}，将环境责任与企业核心业务(创新)整合，既能显著降低环境影响，又能创造商业价值^[32]，即追求企业和环境的“双赢”，试图破解“企业赚钱和从善如何两不误”的经典难题。但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企业生态创新的动机很难判断^[33]，即生态创新的环境收益可能是企业出于生态保护的“有意为之”，也可能是企业逐利过程中的“无心插柳”^[11]。

(2)环境管理理论

生态创新是一种环保战略。环境管理理论关注自然环境中的组织管理^[6]，强调企业如何选择环保战略以应对来自利益相关者的环保压力，因此许多 环境管理文献探讨了环保战略的分类(表 1)。

不难发现，这些分类都或多或少借鉴了Miles等^[34]4种基本应变战略(反应者、防御者、分析者、开拓者)的分类逻辑，不同环保战略从被动到主动形成了一个连续谱。通常研究者在讨论时，将4种战略简化为两种：积极主动(proactive)战略和被动反应(reactive)战略。在环保战略管理学派看来，不同的环保战略对应不同的生态创新类型^[35]：一种观点认为主动环保战略对应主动式生态创新(如清洁生产技术)，强调污染防治而不是污染控制^[10]；另一种观点指出采取主动环保战略的企业既有主动式生态创新，也有反应式生态创新(如末端治理技术)^[36]。由此延伸出生态创新的范围问题：狭义的生态创新特指主动式生态创新^[37]，而广义的生态创新则包括主动式和反应式生态创新^[38]。

(3)创新管理理论

生态创新是一种新的创新类型。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部分学者(如Green,Kemp,Rennings)从传统创新研究领域细分出来去研究生态创新，他们将生态创新视为一种新的创新类型^[46]，主要关注如何管理高生态效能(生态效能的理念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和环境污染创造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总体而言，创新管理理论视角下的生态创新研究又可以分为3个支流^[5]：第1个支流关注生态创新的概念框架，以分析引入环境维度而发生改变的业务流程。该支流多关注如何改变运营、销售、物流等核心业务以提高企业的生态效能^[47]，强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第2个支流关注绿色产品设计的工具和方法(如产品环境影响的生命周期评估(LCA)、生态标签等)，这些工具和方法特别适合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以降低环境影响的企业^[5]，但其往往不考虑生态创新的经济回报。第3个支流致力于识别绿色解决方案或设计准则，旨在为产品计划和工程人员定义最具生态效能产品标准和类型提供指南。该支流虽然为设计者提供了绿色设计原则，但是他们却未考虑这些设计原则如何根据企业不同的环保战略进行改变，其隐含的假设是存在一个最佳生态创新方案。

总之，在梳理清楚3个理论视角下的生态创新研究后，不难发现，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视角下，企业生态创新作为一种环境责任行为，关注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企业应该为其行为对社会造成的负面结果负责^[26]以及为增进社会福利做出贡献^[48]，回答了“生态创新是什么”这一问题。在环境管理理论视角下，生态创新是一种环保战略，关注企业如何通过产品、工艺和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将环境问题整合到公司战略中以获取竞争优势^[5]，回答了“生态创新具体表现形式及内容是什么”这一问题。而最后创新管理理论则认为生态创新是一种创新类型，关注生态创新行为如何更加有效的实施，从操作层面回答了“生态创新怎么做”这一问题。

在梳理清楚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环境管理理论以及创新管理理论视角下的企业生态创新的研究脉络后，其内涵与特征也逐渐清晰。如前所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强调目标和结果，环境管理理论和创新管理理论强调内容和过程，因此，将首先从目标、内容、过程、结果4个角度讨论企业生态创新的基本内涵特征，接下来拓展并讨论3个存在争议的衍生特征。

(1)生态创新的目标具有“二元性”

生态创新追求企业与环境的“双赢”，同时兼顾企业经济目标和环保目标^{[14, 15, 32]}，因为企业是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创新遵循的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环境中心主义的逻辑^[49]，而是一种折中的科学研究范式，力求在环境利益与人类利益之间达到平衡。具体体现在，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相比，生态创新是一种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强调社会责任与核心业务整合以为企业带来经济回报；与传统的创新相比，生态创新将环保纳入到创新价值的评价中，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2)生态创新的内容具有动态性和多样性

生态创新是一个高度情境化的构念，其内容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7]。具体而言，一是生态创新的“生态”是相对企业所嵌入制度情境中的其他替代方法具有更低的环境影响^[16]，随着绿色化的内涵发生变化，生态创新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二是生态创新的“新”是相对企业^[16]而不是整个行业，因此不同企业的生态创新涉及内容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三是生态创新不仅包括产品、工艺等技术创新，还包括服务、管理、制度等非技术创新^[50]。

(3)生态创新的过程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51]

由于生态创新涉及多元化的知识^[52]且需要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环境影响评估^[46]，因此其研发对外需要供应商、客户的参与和合作，对内需要跨职能(如研发部和社会责任部)的合作^[52]。

(4)生态创新的结果具有“双重正外部性”——知识溢出和高生态效能^{[53, 54]}

这是传统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所不具有的优点。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相比，生态创新不仅强调了企业的环境责任，还给出了企业提升环境绩效以履行环境责任的方式——创新，因此会有知识溢出；与传统的创新相比，生态创新不单以经济绩效来衡量创新绩效，还将环境绩效纳入到创新绩效的评价体系中^[23]，这样经济行为对环境产生的负外部性会更低。

至此，这4个基本特征较为清晰地刻画了企业生态创新的内涵。同时，进一步深入讨论3个存在争议的衍生特征，将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企业生态创新的内涵，而且为这一概念的未来发展留下了一定空间。

(1)生态创新是不是都由规制驱动？以往创新管理的研究者认为规制推动是生态创新的一个独特特征^[54]，原因是生态创新的“双重正外部性”导致企业缺乏生态创新的动力。但最近的研究指出：一方面规制会推动采取反应式环保战略的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另一方面采取主动环保战略的企业会影响环保规制的制定^{[55, 56]}，也就是说环境规制与企业生态创新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共演关系。

(2)生态创新要不要考虑动机？

早期的研究者认为有意识的进行高生态效能的创新才是生态创新，那种无意为之的具有高生态效能的创新应该排除在生态创新之外，否则生态创新容易泛化。后来研究者认为能显著降低环境影响的创新就是生态创新行为，无需考虑企业生态创新的动机，一是因为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动机^[16]，二是因为很难从生态创新的结果去判断企业生态创新的真实动机，企业可能是出于逐利也可能是出于环保^[4]。

(3)生态创新应不应该包括末端治理(EOP)技术？

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生态创新特指主动式的生态创新行为(狭义的生态创新观)，强调污染防治而非污染控制^{[10, 37]}，将末端治理技术排除在生态创新的范围之外；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生态创新包括主动式生态创新和反应式生态创新(广义的生态创新观)，认为采取主动环保战略的企业会同时采用污染防治和污染控制技术^[36]；还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生态创新包括末端治理技术的开发但不包括末端治理技术的简单采用^[11]。

总之，生态创新是刻画具有高生态效能的创新的众多概念中最精确和最成熟的概念^[4]，其目标具有二元性——追求企业和环境的“双赢”，其内容具有动态性和多样性——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其过程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其结果具有“双重正外部性”。此外，进一步保留空间进行探讨生态创新是否都由规制驱动，是否需要考虑动机以及是否应该包括末端治理技术这三个衍生特征帮助人们进一步明确了生态创新的内涵。

至此，得出了企业生态创新的内涵与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清晰辨析其与相近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特别是考虑到文献中经常把企业生态创新与绿色(技术)创新和环保(技术)创新这3个概念作为高生态效能的创新行为，导致概念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辨析相近概念显得十分必要。从目标界定、内容范围、研发过程的环境影响评估基础、使用主体等4个方面对这3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表 2)，这将一方面更为清楚的辨别企业生态创新的内涵，另一方面也清晰划定了生态创新的外延。

(1)3个概念目标界定不一样

生态创新明确强调经济和环境的二元目标，而环保创新和绿色创新对此未强调。例如欧洲委员会第六框架生态创新项目将生态创新严格界定为环保创新(具有更低的环境影响但不考虑商业价值的创新)与传统创新(具有商业价值但不考虑环境影响的创新)的交叉领域^[14]。研究者认为能显著降低环境影响的创新兼顾商业价值非常重要，因为生态创新除非能提供一种可行的生态产品并从传统产品中抢到一定的市场份额，否则对于可持续发展毫无贡献^[57]。同样，除非能证明生态产品在产品性能方面没有因降低环境影响而下降，否则不会在市场上取得长期的成功^{[58, 59]}。此外，生态创新的二元目标可以避免“反弹效应”，即单位产品环境影响的降低抵不过产品用量的增加反而使总污染量增加^[11]。

(2) 3个概念涉及的内容范围不同

生态创新比环保创新和绿色创新涉及的内容更丰富^[7]，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非技术创新(如服务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而环保创新、绿色创新更多侧重技术创新，因为这两个概念是由环保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演变而来。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欧盟委员会2004年发起环保技术行动计划(ETAP)，2011年又启动生态创新行动计划(EAP)作为ETAP的延续，明确指出EAP涵盖内容不仅包括环保技术，还包括生态产品和服务等。

(3) 3个概念对研发过程中环境影响的评估基础界定存在差异

生态创新明确强调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资源消耗评价，而绿色创新、环保创新对此未明确说明^[4]。考虑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可以避免企业环境污染在产业链上下游的简单转移，促使企业在进行生态创新时通盘考虑，重视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

(4) 3个概念使用主体存在差异

当提及高生态效能的创新时，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多使用生态创新、环保创新，而国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多使用绿色创新。而在提及环保技术、绿色技术、清洁技术、低碳技术等高生态效能的技术时，东西方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使用的术语没有明显差异。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在维基百科能检索到生态创新、环保创新、绿色技术、环保技术等词条，但是无法检索到绿色创新这一词条；而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上述词条，使用最多的是绿色技术、绿色创新，而不是环保创新和生态创新。

要检验理论，必须对构建理论的构念进行操作化，因此在明确企业生态创新的内涵与特征后，需要对生态创新进一步操作化——对企业生态创新进行测量，而维度划分是准确测量构念的重要前提^[24]。

企业生态创新的维度划分尚处于探索之中^[4]，总体而言，目前划分方式主要有两种思路(表 3)。

(1) 思路借鉴传统创新的维度划分方式

根据生态创新的形式分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60, 61]}，或者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62]，或者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管理创新^[63]，又或者生态技术创新或非生态技术创新^[50]；根据生态创新的强度分为突破式生态创新和渐进式生态创新^[64]。

(2) 根据生态创新的独特性对其进行细分

比如根据生态创新与企业核心业务的整合程度及生态效能提升潜力，Demirel和Kesidou^[65]将生态创新分为末端污染控制技术、整合清洁生产技术、环保技术研发；而Andersen^[15]将生态创新分为附加型(即末端治理)生态创新、整合型生态创新、产品替代型生态创新、生态组织创新、生态技术范式创新；根据生态创新的战略姿态分为主动式和反应式绿色创新^[38]。

维度划分的不确定导致企业生态创新的测量成为生态创新研究的一个难点。总体而言，从投入视角和从产出视角来测量生态创新是较为可行的两种方式^[50]。尽管这两种测量存在诸如未能涵盖生态创新所有内涵与维度(内容效度)等问题，可是从数据可获得途径的角度考虑，这两种方式不失为有效测量方式(表 4)。

(1)从投入的视角来测量生态创新，使用的具体指标有研发投入(包括人员、设备、资金等)或环保投入。以投入指标测量生态创新的优点在于数据容易获取，而缺点在于反映的是正式的技术研发行为，而不能反映非正式的非技术生态创新行为。

(2)从产出的视角来测量生态创新，包括生态创新的直接产出、间接产出和影响。具体而言，首先，生态创新的直接产出指标有生态创新的数量、生态创新产品等。以直接产出测量生态创新的优点在于能测量到实际的生态创新情况，并且能洞察到生态创新的程度，其缺点在于需要足够的信息源，很难识别生态组织和工艺创新，生态创新的价值也很难衡量。其次，生态创新的间接产出指标有授权的环保专利(如没有独立的环保专利库，则可以通过对一般专利的环保内容分析来识别出环保专利)或出版的科技成果，以间接产出测量生态创新的优点在于可以对生态技术进行分类、对各种技术的新闻报道和细节进行关联，缺点在于测量的是生态发明而非生态创新，很难识别出生态组织和工艺创新。最后，生态创新的间接影响测量指标有资源效率和生产率的变化，以间接影响测量生态创新的优点在于产品价值与环境影响能关联，可以对数据在多个层次累加和描述环境影响的不同维度，缺点在于很难覆盖整个价值链的环境影响，且生态创新与生态效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

本研究聚集于企业生态创新，首先回顾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环境管理理论和创新管理理论视角下企业生态创新的研究脉络，厘清了其理论定位，接着辨析了企业生态创新的内涵特征与外延，最后进一步梳理了生态创新的维度划分与测量，为企业生态创新过程及前因后果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1)加强企业生态创新的驱动因素(前因)研究

企业生态创新具有“双重正外部性”，因此系统研究企业生态创新的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11]。具体而言，一是识别企业生态创新的不同驱动因素，现有研究多关注企业生态创新的外部驱动因素(如利益相关者压力)，而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内部驱动因素(如组织的资源和能力、战略导向等)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二是构建企业生态创新前置因素的整体分析框架，以呈现企业生态创新的驱动因素全貌；三是加强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生态创新驱动因素研究，以提高我国企业生态创新的水平和推动其扩散，因为不同国家间存在制度距离，使得嵌入其中的企业行为会呈现差异。

(2)加强企业生态创新后果的研究

企业生态创新对环境、产业、国家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对企业而言未必是有利可图的事^[10]。以往大量的研究探讨了企业生态创新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但结果是混合的，有正相关、负相关。假设企业生态创新与组织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是成立的，那么条件是什么？进一步的，企业如何从“双重正外部性”中实现价值获取？即企业生态创新的环境绩效如何转化为经济绩效？如何解决企业生态创新的知识溢出带来的独占性问题？这些都是企业生态创新后果研究的关键问题。

(3)加强企业生态创新前因与后果的组织理论解释

以往研究多运用经济学理论(如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理论)分析国家及产业层次生态创新的前因后果，而运用组织理论(如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基础观、高阶理论等)分析企业生态创新的前因后果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研究一方面应引入更多组织理论(如网络嵌入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等)来分析企业生态创新的前因后果，另一方面应整合多个组织理论以深化企业生态创新前因与后果的研究。

(4)加强企业生态创新的行为过程研究

现有文献对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发生、展开、价值获取等过程的研究及其有限，未来研究应加强企业生态创新的行为过程研究，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企业生态创新行为。具体而言，未来研究应加强企业生态创新的纵向案例研究以及多案例比较研究，以发现企业生态创新在不同阶段、不同行业(如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差异及其原因。

(5)加强新兴经济体的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研究，尤其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研究

企业生态创新是一个高度情境化的概念，而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基于欧美发达国家^[46]，因此未来需要更多以新兴经济体为背景的相关研究，以指导新兴经济体的企业生态创新实践。